樊小义确实有点着急了，合租的同学有的回了老家，有的找到了工作，还剩樊小义一人。半个月之后，他突然接到一个同学的电话说他们公司正急着招业务人员，樊小义什么都没有问就说：“干”。然后，他主动联系那家公司的人事经理，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并说明介绍人是谁。
樊小义的那位同学毕业之后回了南城老家，经熟人介绍进了食品公司，后半年是食品的旺季，人事部决定大批量招人，便让他联系了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同学。樊小义与人事部约定会面时间，便买了火车票，而此时他兜里仅剩七十块钱，火车到了南城的时候已是晚上十一点，樊小义为了省钱便在火车站广场躺了一夜。他说这段经历的时候，依然感觉很心酸，但他又说那一晚他睡得很香。
第二天便去面试，在公司卫生间洗洗油乎乎的脸、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当然他被录用了，公司提供食宿、出差还有补助，工资结构是六百底薪加销售提成，樊小义很满意。等到第七天的时候又过来了两个同学，他们四个人在一起，甚是欢喜。
后来，樊小义便跟随老业务员出差，表现依然十分优秀，当月就拿到了两千多块工资，第二个月拿到了四千多块的工资，没有找到工作的同学纷纷找樊小义借钱，樊小义也很慷慨，或多或少都会支援一点。
二零零七年底，我放了暑假，而杨军华和樊书金的生意正处于旺季，生意出奇得好，根本没空闲聊，到腊月二十六樊小义才回到家。毕竟是已经毕业了，有了一定的收入，给父母买了好多好吃的，还买了一台洗衣机，年货他也全包了。
可是樊爱民却高兴不起来，现实和期望差距太大了。樊爱民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考上所谓的“商品粮”，现在呢，竟然是一个业务员，一家私人公司的业务员。樊爱民所谓的“商品粮”其实就是当官，起码也是事业单位的职员，而樊小义却说：
“咱家的祖坟上可没有冒青烟，都啥时代了，能找份工作就不错了。如果时光倒退二十年，像我这样的大学生真的是国家干部，倒退到十五年前，我也可以进到政府部门。现在真的不同了，大学生太多了，本科生都用不完，像我这样的大专生都烂大街了，别‘商品粮’不‘商品粮’的，不种地能有“粮”吃就不错了！”
樊爱民竟然哑口无言，嘴里喃喃道：“要是樊爱军还活着，现在肯定是‘商品粮’。”在樊小义之前，樊爱军的学历是最高的，也很有上进心，但是却早早死了，如果他还活着，很有可能是“商品粮”。
樊爱军的死虽然跟樊爱民没有多大关系，但是现在，作为一个家族的老大，他有责任振兴“樊家”，樊家若出一个大人物，他脸上就很有光，无论这个大人物是他的弟弟、他的儿子还是他的侄子，那么后辈在大人物的支持下，再出几个大人物，这就叫“人才辈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么，整个家族就算是繁荣昌盛了！所以，樊爱民很失望，对樊爱军失望，对樊小义也失望。而他的几个侄子更是不争气，就像樊小伟那样，学什么唢呐！樊爱民常说，等到孙子辈的人再去奋斗，即使成了“人物”，他也已经躺在地下了！
豆腐杨和鞋匠张总是劝樊爱民，说：“你曾说过只要孩子比你强就心满意足了，现在看来樊小义就是比你强啊，你一辈子不是掂镰刀就是掂剃头刀，到头来挣多少钱，樊小义跑跑腿、动动嘴就比你挣得多。”
听到这话，樊爱民很不乐意，便说道：“业务员和县长每月都挣三千块钱，但是身份能一样吗？”
豆腐杨说：“咱们这一辈子干不成的事，下一代人也不一定能干成，不能把咱们的愿望强加到下一代人身上。培养一个人物至少需要三代人，无论你能不能看到，他们肯定都在进步。”
樊爱民一听，也感觉有道理，但是心里的疙瘩一直就解不开。每当有人问樊爱民：“你儿子是干啥工作的呀？”他都会说：“在一家很大很大的公司当领导呢！”如果再追问具体干啥工作的，他便说：“管理方面的，管几十号人呢。”如果这个人不识趣，继续往下问，樊爱民就会很生气，干脆不理他了。
二零零八年初，学校安排了一个月的实训，我被分到一所高中当宿舍管理员，我时常告诫学生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免得将来后悔，你们现在学的每一个单词，看得每一页书，做得每一道题都会有回报。
实训结束之后，我也进入了毕业倒计时，撰写毕业论文、做论文答辩，然后就是学校举办了毕业典礼。舞台上有舞蹈、有唱歌还有领导讲话，而舞台下，个个泪流满脸，有的低头啜泣，有的拥抱相泣，有的独自抹着眼泪，世界那么大，我们有缘相聚，但散了之后，可能再也无缘相见。毕业典礼之后，我们又到教学楼门前照了毕业合影，一声“茄子”之后，失落感一下子涌上心头，心里无论有多么不舍，但还是要分开。晚上，又举行了毕业聚会，觥筹交错就像心与心的碰撞，有一大多半的人都喝醉了，整个酒店充斥着毕业的狂欢和离别的伤悲。
我把书卖了，把被褥也卖了，把带有明显书生气和学生符号的衣服也都扔了。樊小义打电话说：“哥是过来人，听哥一声劝，第一份工作很重要，宁愿在家闲着，也不要轻易找一份不合适的工作。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这话绝对是有道理的，哪怕专业不对口，你也要找一份教师工作。找工作，不要急！”
我记下了他的话，然而没有关系、没有钱，也没有高学历，想进事业单位谈何容易！在网上投简历，与我主动联系的要么是课外辅导公司，要么是招业务员的公司，我都没有去。我也天天给学校打电话询问是否招人，可得到的答复都是否定的。
找工作的事情哪能不急呢，关键时刻还得需要母校帮助，我联系了镇中学的教务处主任，他给了我试讲的机会。虽然试讲，有点紧张，但还是通过了，我就顺其自然地去了母校。
那时候的母校，已经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了，农村的生源明显不足，镇上的另外两所初中都招不满人，谁还愿意到这所破旧的学校来呢。曾经教过我的老师，要么退休，要么去了县城的私立学校，剩下不到两三位，其他的老师都是这几年新招的。
当我把找到工作的事情告诉父亲的时候，他说：“当老师好，当老师好啊，以后好好工作吧。”
七年前我在这里上学，七年后我在这里任教，时间过得真快！没课的时候，我时常在校园里闲逛，看看我们曾经睡过的床铺、曾经上课的教室、曾经用过的课桌、曾经买饭的食堂，它们似乎没有任何改变，但又感觉和以前不太一样。每天早晨，学校的广播依然播放着我熟悉的歌曲，仿佛在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低头向山沟
追逐流逝的岁月
风沙茫茫满山谷
不见我的童年
我抬头向青天
搜寻远去的从前
白云悠悠尽情地游
什么都没改变
大雁听过我的歌
小河亲过我的脸
山丹丹花开花又落
一遍又一遍
我也经常回家，村民们也都很客气地说：“程老师回来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也经常到镇上去找樊书金和杨军华去玩，吹吹牛，聊聊天，但是他们老是讽刺我：“学问太深，说话文绉绉的，你是白领，我们是……我们没有领儿，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