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有三百多口人，约有六十个家庭，但却有十多个家庭从事剃头这一行业，刘桂芝不是剃头行业唯一的女人，按照时间来说，她学得最晚，但是很遗憾，她们这一代剃头匠也是最后一代。樊爱民经常说的话就是：这个行业不光彩，社会地位太低，别说跟“商品粮”差得远，就是跟普通农民比着也差得远。确实是这样的，想当年，就是因为樊老爷子是个剃头匠才造成了樊爱民快三十岁才结婚，其他剃头匠的孩子基本上都是跟同行连理，这就是门当户对，我认识的剃头匠就有三个打了光棍。樊爱民还有个特点就是爱干净，即使穿着布鞋，鞋上也不会让人看出有任何灰尘；夏天也不会像其他村民那样穿着大裤衩和背心，而是规规矩矩地穿着裤子，上衣穿着衬衫；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梳着大背头。如果走在大街上，只看这身派头和行头，就不像个剃头匠，绝对被人误以为是位干部！很显然，现实总归是现实，他只是个剃头匠，不是位干部。樊爱民不喜欢剃头、讨厌剃头，只是为了生计学会了剃头，然后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这条路到一九九五年已经走了二十六年。樊爱民经常抱怨：
“小孩哭哭闹闹剪个头发实在费劲；年轻人都去理发店了，根本不往这来；女人们不剪头发，头发长长了等着卖钱呢；中年人连个内裤都不洗，味道实在太大了；我的主顾就数老头最多，但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那些糟老头，平时也不洗头，脑油味能把人熏晕，也不刷牙，一张口，哎呀，臭啊，还有嘴里的痰随口就是一吐，恶心不恶心哪！还有一个老头头上都生疮了还来剃头，你说我这咋给他洗头？洗完头之后，我都不知道从哪儿下剪刀？”
但这些人毕竟是他的顾客，樊爱民无论多么讨厌他们，也得忍受。还有一些人也很讨厌樊爱民这些剃头匠，比如他们去赶会就要架锅烧水，锅子可以带着，但是水还得找人借，集上的人一看是这些剃头匠来借水大老远就摆手，意思是说家里水井坏了，没水！如果是店铺，自然是不会让他们摆剃头摊的，烧起水来烟雾缭绕，还一股呛人的脑油味，收摊之后还会留下一滩头发渣！当然剃头匠们也有自知之明，绝对不会在集市中间摆摊，自觉地离那些门店远一些，就连熟食摊、食品摊也避而远之。有时候，集市上的地头蛇或者工商部门来收管理费，其他摊位收一块钱，但剃头摊就要收两块钱，理由是“影响市容，制造垃圾”。樊爱民也很憋屈，要是理论吧，就赶人，最后还是选择乖乖交钱。生存，必须要学会忍耐；生活，必须要学会忍受；好像也没有其他选择了，时间长了，已经无所谓什么叫“忍”了。除了时间，樊爱民并没有付出什么成本，而时间对他来说恰恰不值钱，剃头的价格实在太低了，一九九五年，小孩剃头三毛，大人五毛，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二十多块钱，生意不好的时候恐怕连管理费都要赔进去。按照常理讲，樊爱民两口子应该可以挣更多的钱，但实际上，集市上除了那些“散活”还有“庄活”，散活就是收钱的，而庄活就是樊爱民承揽的一些村庄的剃头活，这些村民通常不交钱，只交粮食。樊爱民每月都会到村里去一次，把老少爷们召集过来，一个一个挨着剃，但有时候，有些村民不在家，就到集市上去找樊爱民，樊爱民当然也不能收钱。庄活是剃头匠最早的营生形式，这些庄活都是樊老爷子承揽的，樊老爷子与那些村民关系都不错，后来传到了樊爱民手里，小的村收几十斤粮食，多的收一百多斤，养家糊口还是不错的，到这一年，樊爱民就发现在集上干散活比庄活更挣钱。不仅如此，干庄活的时候，每到收粮食的时候总是会出现扯皮现象，有的说那一次你没有按时来村，头发都盖着眼睛了，也有的说他有一次没有剃，得把粮食扣掉一部分。即使如此，樊爱民也没有舍得把庄活停掉，毕竟还要养家糊口，哪怕挣得少一点，庄活却相对保险一些。
剃头并不是一件容易上手的手艺，这一年刘桂芝一直都是充当洗头工的角色，观察樊爱民如何剃头，但有些活确实不好学，比如刮光头，多年之后她也没有学精，所以只能给小孩和相对年轻一些的人剪头，后来他们夫妻俩干脆就这样分工了，樊爱民专刮光头，刘桂芝专剪头。
生意不好，收入自然会低，但生意好了，着实让人受不了，这就是职业病。一站就是一天，村里的剃头匠的腿都是裸露青筋，一摁就是一个坑，久久不能恢复弹性。那个时候，樊爱民和刘桂芝尚值青年，只是偶尔感觉腿疼，但樊老爷子，这个干了一辈子的老剃头匠就是另一番情景了，腿疼起来，呻吟声十分渗人，就像待杀的猪一样惨叫着，有时候服止疼片也没有作用，一连好几天都下不了床，稍微好一些的时候，加上疝气病，两腿岔开走路，一瘸一瘸地。
樊爱民偶尔也会腿疼，忙了一天腿都发抖，他不只一次地说：
“我是最后一辈剃头匠，下一代人如论如何也不能再干剃头了。”
曾经因为这个话题还跟人吵过架。白毛老师的村也是樊爱民承揽的庄活，有一次白毛剪头发的时候与樊爱民闲聊，白毛问樊爱民多大开始学艺，樊爱民说：“十四岁”，不识趣的白毛说：“小义这孩子今年有十岁了吧”。言外之意是说，再过四年樊小义也可以学剃头了。话赶话嘛，谁都会这么想。樊爱民打开剪刀，准备接着剪，一听到这，脸瞬间变红了，就像受了莫大的侮辱一般，把剪刀一合，使劲往地上一掷，剪刀恰巧扎在土里！然后径直走到十米以外的一颗大树下，点燃一支烟，蹲在那里，一言不发。白毛已经意识到语言的冒失，再看看地上那把剪刀入土三分，身上起了鸡皮疙瘩。其他的村民也想不到平时很和气的老樊怎么会突然发那么大的火，竟然没人敢上前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白毛的头发才剪了一半，戴着白色的围布，一向高傲、耿直的他笑嘻嘻地走到樊爱民面前，递上一支烟，樊爱民头一扭，不接烟，也不理会白毛，白毛略显尴尬，笑呵呵地说：
“老樊，咱都认识好多年了，我怎么可能是那个意思呢，我的意思是现在小义这孩子学习这么好，将来肯定能考上大学，不能在该学习的时候去学什么手艺。”
樊爱民转过头，脸已经不那么红了，扔掉手里的烟，接过白毛的烟，白毛一看樊爱民接了自己的烟，立即拿起火柴划了划，帮他点着。其他村民一看，氛围有所好转，也都凑了过来。
樊爱民问白毛：“你确定没那个意思？”
白毛说：“我真没那个意思，你也知道我教过的学生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的，小义这孩子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带的班里最好的学生，我还指望他将来考上大学，到时候我脸上多有光啊。”
其他村民纷纷点头附和，白毛毕竟是有文化的人，这番话说的樊爱民心头乐开了花，刚才的愤怒已经一扫而光。樊爱民也从兜里掏出烟，一一让给大家，然后请白毛就座，拔起剪刀，擦了擦，继续为白毛剪头。
后来，樊爱民说他没文化，只有剃头这门手艺，离开这门手艺就不能养家糊口了，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唯一的希望就是让樊小义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当上“商品粮”。但是这样一个农民，并不知道社会已经变化了，不久之后满大街都是大学生，而那些所谓的“商品粮”也转了型。这一年的另外一个事件也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