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所有城市都免不了盛衰兴替，在时光中倾颓湮没，唯有君士坦丁堡堪称不朽，只要有人类生存，无论继承或重建，这座城市都将延续下去。

皮埃尔·吉勒（Pierre Gilles），1550年

1939年2月4日，BBC播放了叶芝（W. B. Yeats）诗作《航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的朗诵录音。七天前，叶芝去世，这是BBC对这位热情洋溢的爱尔兰人致上的敬意。清脆而短促的标准英语夹杂在收音机嘈杂的嘶嘶声中，庄重里透着几分阴森，断断续续地提醒着我们拜占庭从过去到今日的伟大与辉煌。铿锵有力的男声吟咏着叶芝的诗句，诉说着一个活在诗人脑海里，也继续活在我们想象中的地方——肉欲横流、奢华、难以言喻——这个“希腊风味”的名字蕴含着超越世俗的魅力，点燃了尘世的欲望。

因此我就远渡重洋而来到

拜占庭的神圣的城堡。

哦，智者们！立于上帝的神火中，

好像是壁画上嵌金的雕饰，

从神火中走出来吧，旋转当空，

请为我的灵魂作歌唱的教师。

把我的心烧尽，它被绑在一个

垂死的肉身上，为欲望所腐蚀，

已不知它原来是什么了；请尽快

把我采集进永恒的艺术安排。

一旦脱离自然界，我就不再从

任何自然物体取得我的形状，

而只要希腊的金匠用金釉

和锤打的金子所制作的式样，

供给瞌睡的皇帝保持清醒；

或者就镶在金树枝上歌唱

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情

给拜占庭的贵族和夫人听。

（查良铮 译）

伊斯坦布尔这种融合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多面向特质，使我和她结下不解之缘；这层关系至今已持续了四十多年。这座城市拥有三个名字——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与伊斯坦布尔——她的历史通常被区分为几个独立的时期：古典时代、拜占庭时代、奥斯曼时代与土耳其时代。但对我来说，伊斯坦布尔的文化、政治与情感力量来源于那些不受线性时间限制的故事。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可以将不同时代的人联结起来的地方。因此，我决定担负起这项艰巨、时而棘手的任务——运用实地的线索讲述这座城市从史前到当下的故事。

在伊斯坦布尔这座现代大都会的周围，偶尔可以瞥见历史的痕迹——购物街上那些古代石柱的底座、清真寺旁的喷泉、古代异教的神龛（先是成了基督教教堂，然后又成了穆斯林的殿宇）——一并存留至今，见证着这座城市接纳过的丰富多样的群体。伊斯坦布尔是跨越时间的存在，她同时被称为新罗马、新耶路撒冷、安拉的永恒之城（Allah's Eternal City）。八千多年来，超过三百二十代人在此生活、工作、游憩。在少数几处令人扼腕的缺漏背后，伊斯坦布尔的历史仍旧是绵延不绝的。这里的考古与文字证据极为丰富，许多资料时至今日才从地底出土或从档案中被发现。这些资料也成为我在书写本书时所仰赖的根基。伊斯坦布尔一直矗立在历史舞台的前沿，除了讲述那些显赫的人物以外，我也设法探寻一些普通人的生命经验，尽管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同样是创造历史的人。从语义、象征和哲学的层面来看，一座城市的意义，事关城市里的所有居民。因此你会发现，在这本书中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富人也有穷人，有强者也有弱者。

本书不是“包罗万象”的伊斯坦布尔历史大全，而是一趟个人的实地探访之旅，一场对城市构成要素的调查；尤其在检视到一些新证据后，我们可以发现伊斯坦布尔故事背后的普世本质。也许，这种做法可以让我们在理解一座城市的同时也理解我们自身。从时间，抑或是空间位置的角度讲，伊斯坦布尔一直处在中枢位置。这座城市其实无法自给自足——她的存续乃至于繁荣仰赖专业分工，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因此，我将注意力集中在形塑伊斯坦布尔的重大事件与概念，以及它对其他地区产生的影响上。我试着理解伊斯坦布尔（及其居民）存续千年所需的调适与发展，以及这座猛烈燃烧的熔炉又是如何迸出火花、点亮外部世界的。

公元前5世纪，通过希罗多德（Herodotus）的文字，拜占庭首次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当时这位“历史之父”以缅怀的语气提到一座由世上最有权势的男人建造的连接欧亚两洲的浮桥。当我撰写这本时间跨度两千五百年的书稿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Erdoğan）支持兴建的、首条连通欧亚大陆的海底隧道在伊斯坦布尔完工。2016年7月15日，军方派系发动政变，意欲推翻埃尔多安政府。许多坦克停放在连接现代伊斯坦布尔欧亚两端的博斯普鲁斯大桥（Bosphorus Bridge）上。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与阿塔图克国际机场（Atatürk Airport）被占领，而横跨欧亚大陆的穆罕默德二世大桥（Fatih Sultan Mehmet Bridge）也遭到了封锁。晚间，博斯普鲁斯大桥（这次事件后改名为“7月15日烈士大桥”）上的抗议民众遭开枪射击。天亮时，年轻的叛军士兵举起手，在分隔欧亚大陆的水路上方投降；之后有些叛军士兵被处以私刑。伊斯坦布尔是个如同得了热病一般变化多端的地方，其基调与行事将决定东西方未来的安全。

伊斯坦布尔拥有得天独厚的水陆交通位置，长期以来，她满足了人们在身心上对旅行、探索、联结与控制的渴望。这块如同犀牛角的陆地位于巴黎以东约2736公里，巴格达以北约2253公里，一直延伸至马尔马拉海。这座城市建立在欧洲最边缘的地方，放眼就能望见亚洲。她在古典时代开始崭露头角，当时的船舶科技已经发达到可以让更多的人、货物、战船与新奇观念进出此地。当人类开始按照某种史前的字词观念行动时，伊斯坦布尔便跟着繁荣兴旺。而我认为，文明也于此应运而生。来自印欧语系的“ghosti”，这个词衍生出了客人（guest）、主人（host）与鬼魂（ghost）这三个词，暗含了一种礼俗：在地平线上看到陌生人的身影时，我们不该用长矛或弓箭攻击他们，而应该冒险欢迎他们走进我们的家门——因为他们可能会带来新的理念、物件和“新鲜血液”。这个词后来演变成了希腊语的“xenia”（殷勤好客），指一种被仪式化的宾主情谊。这一理解将古代的地中海和近东世界联系到了一块儿。多亏出现了新的骨骼DNA证据，我们现在知道古代人的旅行不仅比我们想象的距离更远，也更有规律。如果文明是走到地平线外拥抱未知、建立联系、寻求与他人的相处之道的话，那么伊斯坦布尔就是可以满足（东方与西方）这一需求的绝佳场所。今日，我们愈加需要了解拜占庭人所谓“举世倾羡之城”的意义。

伊斯坦布尔的历史正在飞速成为现代的政治议题。除了最近的内部动荡与恐怖袭击事件，伊斯坦布尔的影响力也有效解释了我们整个生活的地缘政治样貌。伊斯坦布尔曾经支持世上最顽强的神权政治，也曾维护了基督教作为世界性宗教的支配地位。她曾让历代哈里发铩羽而归，之后却也维系了历史存续最久的哈里发国。除了麦加、麦地那与耶路撒冷之外，伊斯坦布尔被许多人奉为伊斯兰教逊尼派最神圣的地方。中东的身份问题、巴尔干半岛的冲突、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的分裂、土耳其在欧盟扮演的角色、俄罗斯的扩张、圣地的冲突、欧美的宗教争端、伊拉克与叙利亚（及以色列）的边界问题，以及逃离这两个国家的无国籍难民……这一切问题都源自这座拥有三个名字的城市的历史。可以的话，我们不妨把伊斯坦布尔称为解读国际事务的罗塞塔石碑（Rossetta Stone）。历代伊斯坦布尔统治者争夺的热点——大马士革、利比亚、巴格达、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开罗、高加索和克里米亚——也是我们关注的热点。我们在欧洲、近东、中东、远东与北非的许多祖先都曾是希腊、罗马、拜占庭或奥斯曼主人的盟友、臣民或奴隶。从小葡萄干到棉花，从浴室踏垫到弹道学，甚至人口的流通——旅人、俘虏与难民——长久以来都在“诸城之首”（Queen of Cities）的港口与道路进行交易。

伊斯坦布尔的位置也许形塑了她的历史，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则形塑了我们生活的世界，但伊斯坦布尔的实际地域规模却很难与她吸引来的传说中的敌人与英雄等量齐观：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the First）、匈奴王阿提拉（Attila the Hun）、成吉思汗、伊斯兰新军、帖木儿（Tamerlane）、伊凡四世（Ivan the Terrible）、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大英帝国……但是，伊斯坦布尔的意义远大于她自身的地界。作为一个隐喻、一个切实存在的场域，伊斯坦布尔出现在希腊戏剧中，也存在于《古兰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莫里哀（Molière）曾在作品中提及土耳其人，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则说起过奥斯曼人。伊斯坦布尔甚至还在007系列电影《大破天幕杀机》中作为故事的背景出现——在“洲际”思想的视野中，伊斯坦布尔是邦德故事的终极背景。土耳其人在描述他们城市的传奇时，总会使用一个特殊的时态——“正如过去所记”（as was remembered）。伊斯坦布尔是商业交易的场所，也是娱乐消遣的地方，故事在这里的分量，足以与历史并驾齐驱。我们可能不知道，伊斯坦布尔及其对文化的促进作用，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东西：“通用语”（Lingua Franca）这一说法、圣母崇拜、《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罗马（Roma）这个名称、叉子、护照、沙文主义（Jingoism）、某些白种人自称“高加索人”（White Caucasian）的事实、现代西方法律的基础——都是从伊斯坦布尔这个熔炉中冶炼出来的。希腊戏剧、罗马哲学、基督教文献、伊斯兰教诗歌——许多世界级的作品能保存下来要完全归功于伊斯坦布尔缮写室和图书馆、伊斯兰学校与修道院里工作的人们（不限男性，也有女性）；在丰富共享文明的记忆库这一点上，伊斯坦布尔可谓居功至伟。

今日的伊斯坦布尔，收旧货的小贩驾着马拉的货车，把堵在车阵中的法拉利远远抛到了后头。超级油轮从俄罗斯运载石油，巨大的货轮从马尔马拉海将奢侈品运往黑海。这些庞然大物给当地作业的渔民带来威胁。塞满乘客的火车与咆哮的巴士一天运载1000万名伊斯坦布尔居民进出市中心——若算上整个大伊斯坦布尔地区，人数还会更多。这个不断往外蔓延的地区依然支持着第一级、第二级与第三级的产业，非官方人口已达到1600万左右。这座现代都市现已延伸约160公里宽。海鸥在蓝色清真寺的尖塔上飞翔，就如过去在君士坦丁堡的教堂圆顶上方飞翔一样。是的，这是一座引人遐想的城市——一座有灵魂的城市——这座城市诞生于她所寓居的土地上，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伊斯坦布尔是欧洲最长寿的政治实体。她是一座集合都市，八千年来将星罗棋布的聚落与小城聚合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一幅雄伟而混乱的现代大都会的面貌。伊斯坦布尔有许多城区原本都是独立小城：迦克墩、克鲁索波利斯（Chrysopolis）、苏丹艾哈迈德（Sultanhamet）、普萨马提恩（Psamathion），还有科斯米迪恩（Cosmidion）与金角湾的希凯（Sycae）、佩拉（Pera）、加拉塔（Galata）——现在，这些小城就像水银般点滴汇聚成整个大伊斯坦布尔。近期，考古学家在古竞技场下方有了最新发现：他们挖掘到伊斯坦布尔在铜石并用时代之前的遗迹，发现这里可以追溯到比特洛伊的42层人类居住遗址还要古老的年代。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热那亚人、威尼斯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维京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都把这片介于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土地称为自己的家。在这里，我们觉得自己身处地球的中心，因为我们确实联结着四面八方的世界。

接下来我们要开展一项检视——一次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考古之旅，试图理解城市以何种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些方式我们可能已经遗忘，也可能习焉不察。撰写本书时，我曾行至帝国最边缘的地方，在格鲁吉亚寻找德马尼西（Dmanisi），然而这个地方现在只剩下一名孤独的僧侣，举目所及只有结满露水的山丘上浮着一缕轻烟；尽管如此，这里曾是拜占庭、波斯与亚美尼亚骆驼商队路线与丝路轴线交会的地方，而且此地最近也挖掘出欧洲最古老的人类先祖化石——高1.2米的男性与女性骸骨，他们或许是遭剑齿虎杀害；我来到土耳其与叙利亚无人看守的交界地带；忍受阿拉伯半岛的炙热与多洛米蒂山脉（Dolomites）的严寒。我曾爬进中国古墓，穿越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伊斯坦布尔丧失的争议领土地带，也曾遭遇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边境的狙击手，来自阿联酋的恐怖主义威胁，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n）与伊拉克的交界处、那个被铁丝网所分隔的世界里，见识到穆斯林中间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我在托普卡珀皇宫（Topkapı Palace）用餐时，外头的示威者遭到逮捕，于是我加入了示威者的行列，旋即在塔克西姆广场遭遇催泪瓦斯。我看到过土耳其国旗汇成的旗海染红了整座城市，500万民众在伊斯坦布尔最古老的港口附近聚集，反对2016年7月的政变，即使在太空也能看见这一大片红色。为了完成本书，我到许多地方进行研究。但真要了解伊斯坦布尔的故事，我们首先必须前往历史时间的边缘地带，前往史前时代，然后再俯瞰往后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