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民国初年的新闻事业

5.1　 复习笔记

【结构脉络图】

【重点难点归纳】

一、民国初年政党报纸的繁荣

1．政党报纸大发展的历史背景

民国初年新闻事业大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旧的禁令的废除。

（2）新的自由新闻法律体系在中国的建立。

（3）革命党对新闻自由的保护和推动。

（4）民国“暂行报律”事件的影响。

（5）国人与业界对报刊和报人的过高期待和自诩。

2．新闻业的短暂繁荣与政党报纸的泛滥

（1）新出版的报纸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新建立的各级政权机关的机关报。

（2）在这些报刊中，数量最多、发展最快的是政党报纸。

（3）为了在国会中争取更多的席位，具有实力的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大系统，竞相创办报刊作为自己的舆论机关。

（4）除了“同盟会—国民党”和“共和党—进步党”两大政党系统的报刊外，一些小政党、政治团体和个人也办起了不少报刊。

（5）和全国范围内的办报高潮相配合，这一时期在国内的一些主要省市，还办起了一批有专人从事新闻采访并向报社发稿的通讯社。

二、袁世凯统治下的新闻事业

1．袁世凯对各种报刊的控制和收买

袁世凯控制舆论和新闻界的主要手段有以下几点：

（1）创办御用报纸。

（2）收买报纸或报人。

（3）迫害和摧残反对派的报刊。

（4）通过立法手段，以总统、中央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各级地方政府的名义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逐步建立起一个为其封建军阀独裁统治服务的新闻法律制度。

2．报界的反袁斗争

（1）1913年3月20目袁世凯唆使赵秉钧派人在上海将宋教仁刺杀。为了瞒天欺世，在宋教仁事件发生前夕，就向各报转发了陆军部、内务部的命令，以防止泄露外交、军事机密为借口，宣告对各报拟刊载的新闻稿实行预检。

（2）同月，内务部通令各地报刊不得使用“万恶政府”、“政府杀人”、“民贼独夫”等字样，违者从严取缔。从此，报馆、报人被警告训斥、传讯罚款、搜查封禁、直至被捕被杀的事件接连不断，一大批国民党系统的报纸遭封禁。

（3）上海《民立报》从宋案发生的第二天起，每天以整版篇幅连续报道宋案的经过，广州创办了《讨袁报》，一些报纸也出版了反袁专刊。《国风日报》发表社论猛烈抨击袁政府“谋叛，暗杀，卖国”，是“杀人政府”。

（4）1913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办《民国》杂志和《甲寅》杂志，胡汉民和章士钊主持笔政，进行反袁宣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东渡日本，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又在海外其他地区创办革命报刊或将当地的华侨报刊改组为革命报刊，建立起反对袁世凯的宣传阵地。

（5）1916年1月22日，中华革命党人陈其美等人在上海创办的该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创刊，在国内树起了反对袁世凯的宣传大旗。

（6）著名报人梁启超写了一篇反对复辟帝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各报争相转载，影响很大。

3．袁世凯时期有关新闻事业的立法活动

（1）1912年12月15日，袁世凯政府公开颁布《戒严法》。在戒严地区内，驻军司令官有权“停止结会集社，或新闻杂志图书告白等之认为与时机有妨害者”，并“因其执行所生之损害，不得请求赔偿”。

（2）1914年4月2日，袁世凯政府制定与颁布了《报纸条例》，报纸的创办实行批准兼保证金制，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限制新闻事业的发展。12月5日，袁世凯政府又颁布了《出版法》。

（3）1915年7月10日，袁世凯政府以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修正报纸条例》。在1915年，袁世凯政府还颁布了《新闻电报章程》、《电信条例》、《著作权法》等法律。

（4）在制定新闻法的同时，袁世凯还继续使用在其统治地位巩固之前一些惯用的法律手段，即在制定其他法律时加入一些钳制新闻事业的规定、发布总统命令以处理一些临时性或局部性的问题等。

三、北洋军阀控制下的新闻事业

1．新闻事业的复苏

袁世凯死后，北洋各系军阀陆续掌控中央政府。多元化政治和地方区域政治的发展，中央政府的力量被削弱，中国迎来了自由主义思想的高潮，这一高潮与政治军事上的混乱局面并存，对新闻业的再次繁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仅报刊的种数呈上升趋势，发行量也逐年上升。这种增长得益于以下几点：

（1）中央政权的软弱。

（2）经济在夹缝中的发展。

（3）交通、邮政、电信系统的进步。

（4）思想、文化、教育的情况也有利于报刊的发展。

2．北洋政府对新闻事业的管理

（1）在新的新闻法律的制定方面，这一时期的北洋政府没有大的进展。民国成立后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中国新闻业的法律大多颁布于袁世凯时代，基本上构成了一个由专门法、相关法、综合法互为补充的报刊法律法令制度体系。

（2）在对新闻出版业的管控方面，袁世凯死后的一段时期一度有所缓解。

（3）在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基本上仍依托既定的一些法律如《出版法》等，对新闻出版业进行管理。一些新出台的条例或规定，也开始被援用。

（4）一些新出台的条例或规定，也开始被援用。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法制不健全，因此现实中无法做到依法行事。

（5）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报刊业的发展。世界上最先进的轮转印刷机引入中国，报刊由政论时代转到新闻时代，广告和发行收入的增加。这一时期的中国报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

四、新闻业务的变迁和著名采访记者的诞生

1．新闻业务的变迁

（1）民国初年，中国的新闻事业有过短暂的繁荣。但并不是实实在在的繁荣。

①报业的技术力量并没有质的飞跃，报业缺乏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②有关新闻业实行现代化经营管理的观念，没有受到重视。

（2）在政党、政客普遍投资办报的大气候之下，当时的新闻界还出现了一些怪现象。

①涌现了一大批以敛财为目的的报纸。

②出现了一些“马路小报”和“鬼报”。

（3）主流报刊在新闻业务活动上的进步和变化

①新闻通讯开始崭露头角，受到更多的重视。报纸开始了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的转变。

②副刊有了大的发展。鸳鸯蝴蝶派小说在报纸上大行其道。

③图片报道有了改进与发展。

④通讯社开始发展起来。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是邵飘萍创办的新闻编译社和胡政之参与筹办并担任主编的国闻通讯社。

2．民初的名记者

由于政论的萎缩和新闻通讯的兴起，民初还诞生了一批以新闻通讯著称的记者。主要有黄远生、邵飘萍、刘少少、徐彬彬、张季鸾等。

（1）黄远生（1885—1915）

黄远生民国初年出现的名记者最杰出的代表，他以深厚的中西学基础、高超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卓越的采访写作技巧成为民初新闻记者的巨擘，被誉为“报界之奇才”，与刘少少、徐彬彬（凌霄）有民国初年新闻界“三杰”之称。

辛亥革命后，1912年黄远生在北京创办并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开始了记者生涯。其后编辑梁启超主办的《庸言》月刊，并担任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和《亚细亚报》的特约记者，还常在《东方杂志》、《论衡》杂志、《国民公报》上发表文章。

其新闻通讯题材重大、内容翔实；分析深刻、见解独到；文笔生动、亦庄亦谐，在中国新闻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黄远生提出了著名的“四能”说，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1915年，黄远生在旧金山被刺客暗杀，他死后，其友人将他发表过的文章编为《远生遗著》。

（2）邵飘萍（1886—1926）

邵飘萍是民国时期非常著名的新闻记者，以善于采访著称，常能访到独家新闻。

曾任《申报》特约通讯员。1912在杭州与辛亥革命时期著名报人杭辛斋合作创办《汉民日报》，因不时抨击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和卖国罪行，1914年报纸被查封，邵被捕，经营救出狱。逃亡日本，入日本法政学院，并组织东京通讯社。1915年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邵飘萍返回上海，应邀任《申报》、《时报》及《时事新报》主笔，抨击袁世凯称帝。袁倒台后，邵接受《申报》聘请，担任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负责撰写“北京特别通讯”。1916年7月，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1918年10月在北京创办《京报》，任社长，开始独立办报生涯。1919年因触怒段祺瑞政府，报纸被查封。1920年下半年，段下台，邵回北京恢复《京报》，使该报成为北方很有影响的大报。1926年，邵飘萍在北京被反动军阀杀害。

（3）刘少少（1870—1929）

刘少少是民初北京的著名记者，有“怪杰”之称。他曾协助杨度主办《中国新报》。1909年回国后，应邀任北京《帝国日报》编辑，取“少年中国之少年”之义，以“少少”为笔名，撰写政论，在新闻界崭露头角。武昌起义后，一度返湖南，任共和党报纸《湖南新报》和杨怀中、徐特立等教育界人士主办的《公言》杂志的编辑、记者、主笔。北京《亚细亚日报》初创时，被聘为主笔，主写时评。袁世凯称帝阴谋暴露后，他拒绝了袁世凯的收买，走避天津，并发表文章反对帝制，遭到通缉。1918年应聘到北大任教，研究道家学说，刘少少一生在政治上较为保守，然其为文独辟蹊径，庄谐杂出，时有新意，为一部分旧知识分子所欣赏。

（4）徐彬彬（1888—1961）

徐彬彬是民初著名的新闻记者和剧评专栏作家。

于1916年继黄远生任上海《申报》、《时报》的驻京特派记者，长期为两报撰写北京通讯和随笔。长于文学，娴于经史，因而他撰写的通讯文笔优美而又富于情趣，深受读者欢迎。20世纪30年代起，徐彬彬长期担任天津《大公报》副刊主编，在《凌霄随笔》、《凌霄汉阁笔记》等栏目连载文史短文，30年代以后徐凌霄又任《大公报》副刊、《戏剧周刊》、《北京》副刊和《小公园》的主编。他用彬彬笔名采写的通讯，以内容隽趣、文笔晓畅著称，尤其是他熟悉民初一些政治要员的身世经历，所写通讯常能运用有趣的内幕材料，以此深受读者欢迎。著有《凌霄随笔》、《凌霄汉阁随笔》、《凌霄一士随笔》等，与黄远生、刘少少一道被称为“民初三大名记者”。

（5）林白水（1874—1926）

1901年6月，任《杭州白话报》主笔，1903年与蔡元培合办《俄事警闻》，之后又参与创办《警钟日报》。1917年起，先后在北京创办《公言报》、《新社会报》、《社会日报》等报，自任社长兼总编辑。

早年倾向革命，袁世凯当政后，任总统府秘书兼直隶省督军署秘书长。袁世凯倒台后，又被委任参政院参政。1917年起，开始专注于办报。此后到1926年，是他发表政论、时评、小品文等作品最多的时期。所办《新社会报》曾因报道吴佩孚搬运飞机炸弹及盐余公债黑幕等消息，被徐世昌查禁，1922年又因刊登揭露曹锟贿选总统的文章被查封，他也一度被捕。出狱后即将《新社会报》改名《社会日报》继续出版，1926年因刊发时评激怒军阀张宗昌的心腹政客，被张宗昌枪杀于北京。

（6）张季鸾（1888—1941）

曾师从关学大师刘古愚，后留学日本，创办《夏声》杂志，1911年归国，任《民立报》编辑。1912年初，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秘书，曾为中山先生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他在报上秉笔直书，被袁世凯逮捕，囚禁三个月。袁世凯死后，出任《中华新报》总编辑，又因揭露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立满蒙五路大借款合同消息，再陷囹圄，后经各方营救获释。1926年后，因与吴鼎昌、胡政之一起接办天津《大公报》，任主笔，其名气才开始日渐变大。张季鸾既有中国士人的流风余韵，又有现代报人的广博知识，成为当时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代表。

（7）胡政之（1889—1949）

1907年，他自费留学日本，回国后应聘任上海《大共和报》翻译、编辑、主笔，1915年任该报驻京特派记者，以消息快捷受到报界关注。1916年，安福系财阀王郅隆接办天津《大公报》，胡政之受聘为该报经理兼总编辑，曾亲自采访段棋瑞“马厂誓师”等重大新闻，蜚声于时。1918年欧战结束后，以《大公报》记者身份采访巴黎和会，是采访该会的唯一中国记者。后在上海组织国闻通讯社，在天津任新记公可《大公报》经理兼副总编辑。成为报界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