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民的音乐家”

在中国，有很多音乐界杰出代表被称为“人民的音乐家”，聂耳、冼星海、施光南、王洛宾……他们心系人民，代表人民，为人民创作，热情地讴歌人民、赞美人民，为人民的音乐事业奋斗终身。而在这个光荣的序列里，贺绿汀作为其中的一员，则有其自身无可比拟的独特“魅力”。

今天，我们再度审视和体悟贺绿汀的一系列音乐作品时，有一种气息始终不变并为我们所深刻认识，那就是他所有的音乐作品都凝结着对人民的爱，存有本真的朴实和真挚，当然，更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些作品的形成要具备与人民群众共同生活的经历，是艺术家自身体验生活的最高精神追求，它能够把生活凝练成语言，把情感汇聚成旋律，并且在走进人民心灵的历程中留下印迹并传唱世间，如邓小平所说：“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时时刻刻感受到的是他贴近群众、赞美生活、讴歌时代的炽热感情，因为他的音乐创作始终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和对乡情乡意的深深眷恋催生了《牧童短笛》的响起。严农曾在其文章中写道：“白键黑键在他灵活的手指下跳跃，钢琴上流出的乐章，将人们带到青山绿水的江南，陶醉在牧童骑着牛儿吹着短笛的田园牧歌中，享受着笛声和鸟鸣飞向绿野的欢快。”为民族命运哀叹和愤怒，对长期生活在动荡社会的人民的担忧使他接连创作了《乡愁》《十字街头》《怨别离》《荒村夜笛》《春天里》等悲怨、忧郁的作品；最值得评价的是他在抗战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创作的作品，如《游击队歌》《嘉陵江上》《保家乡》等描写中国人民不屈不挠、高扬雄健的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贺绿汀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身份以及责任意识都使他在革命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每一时期的作品都有明显的主题、浓浓的斗争情怀和鲜明的时代性，他从作曲家内在的意识出发，把音乐当作战斗的武器，鼓舞前线人民，同时也用具有特色的乐曲记录了那段难以忘却的历史。

抗战爆发时，贺绿汀实现了一个音乐家应有的价值，他创作的《谁敢夺我一寸土》和《全面抗战》与前线的战士们一样富有强烈的爱国之情，因为对军民有广泛的接触和深刻的了解，才会激发一名音乐家的创作热情；因为有着更深的体验，才会达到作品的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他经常下部队、下基层，对战士的需要有所了解，并且渴望为战士服务。因此，边区军民的生活和斗争、新型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便是他在这个阶段创作的最主要的内容；“为兵服务”、音乐的通俗性、对部队歌舞剧形式的探索以及用专业作曲技法对传统的民歌进行改编，则构成他在这个阶段最显著的创作特色。

然而，事实并不如想象那般简单，在实际中面临很多问题，当时的中国农村普遍能够接受的音乐种类局限于秧歌剧、话剧、小歌剧、齐唱、合唱等，农民或者农村干部大多接受不了“洋”的东西，可担架上的贺绿汀坚持为群众写作，而且力求精益求精，这对当时深入群众一线的管弦乐团的演奏和创作提出了挑战。延安地区的人们无法接受交响乐，认为曲高和寡，无法听得懂。贺绿汀针对李德伦的种种忧虑做了回信，他在信中这样说：“现在我们有很多人不知道交响乐是怎么回事，把管弦乐说得很神秘，其实我们现在是刚刚开始拉一、二、三，这不是什么曲高的问题，而根本就是能不能成为音乐的问题，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我们必须有较高的技术，才能使演奏有音乐感。”在那样的环境中，对于没有任何音乐鉴赏能力和音乐理解能力的对象来说，服务性的音乐普及确实遇到一定的困难，当时的音乐工作者最终的目的不是作曲，而是为了实现音乐的战斗价值功能。对于表演与欣赏之间的桥梁，必须要搭建得牢固。同时，贺绿汀也要保证西方音乐不会远离大众，他及时提出要提高音乐工作者的能力水平问题。在农村，有一个最好的契合点，就是民间音乐的客观环境。贺绿汀天天与做民间音乐的同志在一起，号召音乐工作者向他们学习，并且把会唱民歌、有音乐才干的同志吸收到乐团中来，于1948年7月1日成立了“人民文工团”。这一方面促成互融学习的氛围，另一方面在客观情况下，也让当时的音乐工作者受到了保护，避免他们遭到“左的思想”的批判。

他曾在“首届海内外江南丝竹创作与演奏比赛”的祝词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音乐工作者必须和人民相结合，必须把自己的创作扎根在人民生活的深处。因为音乐本来就是人民的创造，音乐工作者如果脱离了人民，他在创作上就不可能有什么前途。音乐越有民族特点，就越为人民所欢迎。一旦失去这个特点，不仅会受到人民的冷遇，甚至会‘敬鬼神而远之’，而且早晚要被淘汰。这两点是谁也不能不承认的客观事实，并且都是已经为包括江南丝竹在内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存在所证明了的。”而在他的音乐作品中，同样可以体会到这一鲜明的观点。

《学文化歌》(见图1-1)是贺绿汀作曲、荒草作词的一首歌曲。这首曲子采用了降b调，四四拍的节奏型，篇幅短小，歌词具有号召力：“学文化、真正好，会写会算会看报；世界大事全知道，做起事情困难少，学文化，怎样学？张友池有个好方法；边读边写边学字，边学生字边用它……”《学文化歌》的艺术特点较为突出，曲式为乐段体起、承、转、合结构，主题为降B宫调式，以同音重复为特征，便于工农出身的干部和战士学习；第二句为主题乐句的变化重复；第三句运用民族调式交替转向F宫；第四句转回降B宫调式。尾声将节奏拉长，以表现解放军官兵学文化的坚定决心。该曲的特点在于主题简单，便于记忆；且结构严谨，采用民族调式交替手法，丰富了调式色彩，使乐曲在统一中求得变化。

《学文化歌》的曲式如下所述。

这种以中国民族调式为主的乐曲类型，能够让更多的人朗朗上口，更加便于学习。而在贺绿汀创作的众多作品中，这首曲子完全是在陈述人们的学习生活现状，能够看到人们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贺绿汀有针对性的创作较好地体现了他的音乐教育观，通过音乐的形式号召国民去学习，使人们在音乐中得到巧妙的学习方法。因此可以说，回顾其音乐创作的历程，他始终在人民的身边，为人民而创作，他的作品通过艺术形式来走进社会深处，既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又凝聚了一代人的内心憧憬与向往，更呈现出各个时期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音乐家的内心世界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呈现。“解放后，在每个关键时刻，他都迅速以他的笔，表达人们对建设的热情，像《新中国的青年》《十三陵水库大合唱》等，鼓舞人们为创造一个幸福的新社会而献身。”“文革”刚一结束，他就为纪念周恩来创作了大型合唱歌曲《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那一年，贺绿汀已经75岁。

一部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而且它还能融进人们的生命，在岁月沧桑的变幻中，成为永不磨灭的记忆。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便彰显了音乐作品的价值。当时，这首歌曲不胫而走之后，战士们为了抄学这首歌曲，经常要往返几十里的山路。据戴鹏海回忆，关于这首歌有一个故事，是他亲眼目睹的：“1986年春天，我随贺老夫妇去南宁。5月16日那天，贺老夫妇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约顾问张声震等同志陪同，到设在武鸣县的广西少数民族歌手训练班去听他们演唱自治区10个少数民族的各路民歌，演唱结束后，穿着节日盛装的各族青年歌手，按照他们的民族习俗，边走边齐声唱着深情的民歌，依依不舍地把客人送下楼，以表示惜别之意，然后是拍照留念，歌声却还在继续。就在这时，年过70、满头银发的张老(他当年是壮族地区红军中传奇式的英雄，每逢打仗，他总是素装白马，手握双枪，如入无人之境地冲在最前面)，突然对着学员即兴说了一段充满感情的话。他说：‘我参加革命很早，没有读过什么书，可是喜欢唱歌。当年唱贺老的《游击队歌》的时候，也不过像你们这样大。几十年过去了，唱过的歌也不知道有多少，可是只有两首歌记得最牢，一首是《国际歌》，还有一首就是贺老的《游击队歌》。’说着说着，他就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几十位学员和陪同贺老的人受到感染，也跟着唱了起来，边唱边有节奏地鼓掌。随从的摄像记者马上抢拍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场景，并在第二天的广西电视台新闻节目中播放。此情此景，我至今还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贺绿汀在音乐创作上的成绩斐然，在音乐理论研究方面也卓有建树。他提到：“艺术是人类思想情感的一种具体表现。因为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变迁，所以各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感情亦各不同，因而产生各时代不同的艺术，所以艺术家的作品虽然是他个人创造出来的，然而实际上他不过是时代的代言人，或新时代的预言家，因此，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不单要有成熟的技巧，还必须有极具敏锐的时代感受性，能够抓住时代的中心。他不仅是民众的喉舌，而且负有推动新时代前进的使命。”其音乐理论研究的特点之一是非常注重联系实际、结合实际，简言之，即与人民的音乐事业密切相连，始终坚持“音乐理论研究服务人民音乐发展”这一核心要旨。对于产生于劳动人民生活中的民歌，他持有保护和尊重的态度。1941年，贺绿汀在新四军主持鲁迅艺术工作团音乐干部训练班工作时编写了和声教材并亲自讲授。他在教材中明确指出：“现在，这本小册子印出来了，我想对于青年音乐干部和从群众中生长出来的音乐运动，也许还是不无帮助的。”他经常对青年一代的作曲家们说：“你写的作品，如果连现在的人都听不懂，甚至不愿听，又焉知将来的人一定听得懂，而且一定会受到他们的欢迎呢？这岂不是有点先验论的味道吗？”1954年，在中国音协会议上，贺绿汀提出对待民族音乐应具有科学研究的精神，应对人民的事业保持负责任的态度。贺绿汀认为，一切音乐理论研究都应该为人民的音乐事业而服务，切忌高高在上脱离实际，为理论而研究理论，如果这样，那理论研究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不能为音乐事业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应该说，在音乐理论研究方面，贺绿汀的研究是有其深刻性的，但更为人们所敬仰的不只是他的理论研究体系，还包含他对待理论研究的态度——对人民事业负责的态度。

今天的我们，对于“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而奋斗”这样的标语既熟悉又陌生，仿佛多年来它始终回荡在我们的耳边，然则真实内涵已渐渐为我们所忽略。“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而奋斗”，在我们看来有些遥远、俨然高高在上，然而这句话之于贺绿汀，却是其为之终身奋斗和努力的信条，他一直在默默践行这句话，而他的点滴行动都已被人们记在心里，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或许让贺老感到欣慰的是，他听过很多关于他的评价，是出自别人的口中和笔下，而他之于自我的信条却从未考虑过他人的评价。在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后的近半个世纪里，贺绿汀始终将自己定位在祖国音乐教育“排头兵”这一突出的位置，并真实地以一名“排头兵”的身份去完成国家、民族和人民赋予他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