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候，我唯一挂红灯的科目叫作“陶渊明研究”。它甚至连选修课都算不上，仅仅是考查科目。但因为那位精神矍铄的老教授非常严格，所以我们每天都紧张兮兮地背诵着这位晋朝诗人的田园诗。之所以挂科，源于我在痛苦的背诵过程中想到了一个极其怪异的问题：这位千年前的诗人如果知道有一天，一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为了得到毕业证书，不得已背诵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他该作何感想？
翻开他的著作，里面分明写着“好读书，不求甚解”之类的话，与所谓的“钻研学问”形成了对比。再看，这名诗人也不见得一直“悠然”，他明明是想当官而不可得，因为既想建功立业又不想面对官僚主义的世界根本不存在。又再看，这名诗人最后穷得连酒都没得喝，饥寒交迫活活被饿死。
但这一切，在所谓的“研究”当中都没有得到展现。换言之，一切抽象化、符号化、概念化且附带价值判断的学问都不能让我们深入诗人真正的内心世界，无法对诗人的喜怒哀乐产生共情。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去做所谓的研究？这不分明是对诗人活生生的侮辱吗？
这个想法折磨了我很久，以至于我不得不找个朋友去倾诉苦恼。但他只是瞪大了惊奇的眼睛，对我说：“别扯淡，赶紧背去！据说这门课每年都有人不及格。”
那一刻，我发现果如鲁迅所言，人们的情感是不相通的。那些将我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想法对别人来说根本就算不上一件事儿！他们在意的只是生活策略而非精神指向。但转念一想，数千年前陶渊明辞了县令回家当农民时，大约也有人在背后偷偷议论：“这家伙脑袋一定是秀逗了！”在陶渊明活活饿死时这些人也一定会说：“你看，我当初怎么说的？被饿死了吧！”
除去才华不提，大约陶渊明于官场的不自由和我这位挂科生于学问的不自由有着共通之处：我们都承受着某种精神上的苦痛，而这种苦痛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不存在的。
那么，这种精神苦痛最终是否有所指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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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我在丹麦心理学家伊尔斯·桑德笔下看到了“高敏感人格[1]”这样的字眼，于是很快对号入座。但近十几年的生活经历，并没有让我感受到伊尔斯·桑德所说的高敏感人格的优势，相反，这种难以精确形容的精神苦痛不仅让我产生了更多的困惑，而且让我抑郁、焦虑、神经衰弱，并且伴随着一系列的恐惧症和强迫症。
精神病理学和心理学解决不了我精神苦闷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随着神经症的发作，逐渐被掩埋至深处，直到今天。
按照心理学家拉扎鲁斯[2]的理论，神经症的产生会存在一定的压力源，当然，比起大部分人来说，我的压力源似乎更为隐秘，不是因为我童年有什么可怕的经历，也不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我猜测——我的思维方式和其他人不太一样。这种“异端”思维让我在大学时候挂了红灯，也让我进入社会后心力交瘁。
比如工作。自打成为当年班里“陶渊明研究”唯一一名挂科生后，我对所谓的学问已经深恶痛绝，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象牙塔的生活，回到小县城工作。奇怪的是，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面对指标、面对考核、面对领导，我都感到无可言表的痛苦和压力。当我试图在家人面前表达这种痛苦时，老爸的那句话总让我哑口无言：“你看，别人也是这样干的！”
对，为什么别人和你一样干，就你如此痛苦？那问题一定出在你身上。
但是，我已经来不及细究所谓的问题，恐惧症和强迫症已经将我折磨得生不如死。我这里所讲的恐惧症，并不是指害怕坐电梯或公交车，强迫症也并非指走路非得走直线，或者必须得来回确认是否关紧了房门。事实上，恐惧症和强迫症像一对孪生姐妹，我会毫无缘由地害怕，那单纯是一种生理反应，心理学上称之为“恐慌发作”。但这种生理反应最终上升为强迫观念，像条毒蛇一样藏在我脑子里。对常人来说早就习以为常的事情，对我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比如孩子发烧了、邻居家吵架了，甚至马桶漏水了，对我来说不啻天塌了下来。与此相对的，我惊讶地发现自己伪装的能力极强，领导交办的事干得比谁都认真，不是为了升职或加薪，仅仅是为认真而认真（不应对别人的期待对我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内心有两个自我在逐渐地撕裂，一个是被神经症折磨得无路可走的我，一个是在令人厌恶的岗位上拼命努力的我，越想阻止，分裂的疼痛感越明显。我感到自己陷入了一个心理怪圈，身心早就不由自己控制，当恐惧来袭时，我恨不得立刻死去。每个深夜，我总是睁大眼睛看着漆黑的天花板，内心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救救我，不管是谁，请救救我……
但是，人类的情感是不相通的。
于是，29岁那一年，我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医院的精神科（记住，不是心理科），开始填写SDS（抑郁自评量表[3]）和SAS（焦虑自评量表[4]），里面有许多的选项，比如是不是经常会有轻生的念头，让我好一阵踌躇。根据测量结果，我患上了轻度抑郁和中度焦虑。
原来如此！但这不是我早就知道的结果吗？医院只是确认了它们的存在。
“那么，怎么办呢？”我问医生。
“平时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注意放松。”医生说。
“有什么药能治这种病？”
医生这才抬头看了我一眼。
“你这种程度还不需要吃药，毕竟是药三分毒，开点助睡眠的中药给你如何？”
我木讷地点点头，提了一大袋帮助睡眠和肠胃消化的中药回家了。到家后，我甚至不敢将这个结果告诉家人，更别提单位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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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认为我无须吃药，大概是凭那两张测量表得出的结论。但测量表体现不出我的痛苦，这和教授研究陶渊明估计是一回事。事实上，后来我了解到，神经症这种疾病虽然有许多医院能够救治，但成功率并不高，其原因就是神经症极其特殊，医生和病人自上而下的关系对病症的治疗毫无作用。像森田正马[5]、克莱尔·威克斯[6]这些专家之所以有一套较好的办法，是因为他们本身就经历过重度神经症的痛苦，所谓病人医病人，就是这个道理。
在没有任何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知识的背景下，我企图寻找神经症发作的深层次原因。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只要揪出原因，改变它、消灭它，这些该死的症状应该就会迅速消失。
最终我得出一个结论：我所在的环境完全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成就感和价值感。
也就是说，只要改变环境，做自己想做的事，过上自由的生活，估计情况就会有所改善。问题在于，我不是陶渊明，面对贫寒的家境，面对父母的期望（你看，又是期望），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我曾认为我只是缺乏勇气，并为此深深鄙视自己。我试图做出一个完美的方案，既不辜负父母、能养家，又能改变环境。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世间没有这样的“两全法”。发现这一点后，我的焦虑情绪更加严重，思来想去，我发现自己之所以改变不了环境，并不是环境本身的问题，而是我缺乏意志力。如果我的意志力能够再强一些，对自己更狠一些，就一定能成功。我列了无数的计划，案头上摆满了卡耐基、拿破仑·希尔以及许多成功学作家的书。按照他们的理论，人生就是这么简单：制订目标，按照目标行动，最终目标达成。初期，这些书似乎让我充满了力量，但这股能量像兴奋剂一样很快被耗尽。于是我又妄图靠吸引力法则和宇宙能量来改变自己，病急乱投医，我开始听信那些玄之又玄的理论。这一切不仅没让我的恐惧症和强迫症有所改善，反而使之越来越严重。我一旦从那些理论中摆脱出来，投入现实生活中，一切都不会有任何变化：宇宙还是那个宇宙，我还是那个我。最后，我不仅失眠，体重迅速下降（最低时连50公斤都不到），还得了急性肠胃炎，肚子时不时刀绞一般地疼痛。
每当我走在街上，看着行人欢声笑语时，总是自问：为什么只有我的生活会过得如此灰暗？而当我这样自问时，时间又过去了四五年。我还没做任何改变，青春就已经悄然溜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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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有数百个理由能够让我去死，但活下来的理由无非是父母尚在，孩子还小。只是以这种理由生活，也仅仅是活着而已。当然，最绝妙的理由还有一个：本人比较怕死（毕竟我得的只是轻度抑郁症）。有时候我很羡慕一些人，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功利当中，紧紧抓住自己的利益不放。他们在生活策略中乐此不疲，而我却试图寻找一切事件背后的意义所在。
直至有一次我无意中读到一句话：人生充满苦难。
这句话出自美国作家斯科特·派克的《少有人走的路》一书。对我来说，它不亚于一声惊雷。斯科特·派克这句话的要义是：人生的苦难无法逃避，苦难本身就是人生的要义，因此，痛苦才是正常的人生姿态。
在这句话的启发下，我开始思考“自我认知”和“思维结构”对人的影响，并且惊讶地发现，让一个人痛苦的原因绝不单纯，这个世界对我们不友善的同时，我们自身也成了帮凶。我第一次发现了一个明显的事实：被恐惧症和强迫症折磨了那么多年的我竟然还活着，这本身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非但没有给自己任何褒奖，还一直施以冷眼、嘲讽，用各种方式表达对自己的失望和厌恶之情，这是多么大的罪过！
为了整理这一切，我早年写下了文章合集《请珍爱这样的自己——一个抑郁症患者的内心独白》。没有想到的是，这本原本只是为了记录自己感悟的书竟然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原来，承受精神苦闷的人并不只我一个，那不是单纯的神经症和抑郁症所能囊括的内容，我寻找了那么多年，竟然在释放自己时得到了回应。对我来说，这是多么大的恩惠！
遗憾的是，当初我只把自己当成唯一的读者，所以内容比较零乱。如果我把这些感悟梳理一遍，让它更成体系，是不是也能帮助那些曾经像我一样在黑夜中睁着眼睛求救的人呢？
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理由！
2018年12月10日于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