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

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以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明确认知为基本前提和主要特点，这是由作为其指导思想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所决定的。正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具有了理论依据，而且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提供了实践遵循。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从时代条件和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和把握规律的自觉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一系列伟大实践中，以全新的视野继续进行理论探索，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第一节 规律揭示使命与方向

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支柱性范畴。对规律的把握，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遗产基础上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科学性的根本表征。作为实践的存在物，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不断探索规律、认识规律、尊重规律、运用规律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不仅揭示了无产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和责任，而且指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把握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话语特质，按规律办事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实践品格。

一、什么是规律

规律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专业学术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概念，也频繁见诸中国共产党的各类政治文件之中，那么，究竟什么是规律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规律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指的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其一，规律的发生具有客观必然性，不管承认与否，规律总是以其必然性起着作用，是不以个人或群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马克思认为：“毫无疑问，一切形式的人类生产都具有某些不变的规律或关系。”【36】“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37】其二，规律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不论是客观世界还是主观世界，任何事物都遵循其自身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写道：“规律无论对自然界中和人类历史中的运动，还是对思维的运动，都必定是同样适用的。”【38】“历史的进化像自然的进化一样，有其内在规律。”【39】其三，规律的呈现具有本质性，与纷繁复杂、变化无常的外在现象不同，能够称为规律的东西必然是在一定条件下反复出现的本质性联系，所以，列宁强调：“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40】毛泽东同志也指出：“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41】规律的必然性、普遍性、本质性三个基本特征共同决定了人们要想在变幻莫测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发现事物的规律，在杂乱无章的表面现象背后把握事物的本质，在波谲云诡的历史进程中透视社会的运行机制，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对规律的认识需要而且只能在不断的实践中才能完成，实践是人之为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在本质上就是探索规律、认识规律，并进一步将已经掌握的规律认识运用于实践，在充分尊重规律的基础上，能动地利用规律改造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过程。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规律观的基本内容。

二、对历史规律的把握是使命型政党诞生的理论前提

对历史规律的揭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创立的关键，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之所在，更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得以诞生的理论前提。恩格斯在著名的墓前讲话中科学总结了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42】可以说，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是马克思得以在批判吸收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最终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43】，也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并超越了其他理论思潮的显著特征。尽管几千年来人们一直苦苦思索历史之谜，但马克思以前的所有哲学家，在社会历史领域基本都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典型特点就是用头脑中臆想的联系代替现实的联系，结果要么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偶然的，既可能这样发展，也可能那样发展，毫无规律可循，把历史说成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要么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某种精神或意识的作用，特别是归结为少数英雄人物的思想动机，比如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由绝对精神决定的，这种绝对精神走到哪里，哪里就文明发达。而且在马克思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之前，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存在，他们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感，对理想社会有很多美好的设想，但由于没有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的有效途径，因而也就难以真正对社会发展发生作用。著名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指出，马克思“坚信人类历史是有规律的，这些规律是不会仅仅因为在某种理念驱使下的个人干预而改变的。……真正洞察历史发展进程的本质和规律，无需任何已知的道德标准的帮助，其本身就会向任何理性之人指明，哪一步才是他应该采取的，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进程才会最符合自己所在的社会秩序的要求”【44】。正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而且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指明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应当担负的使命。

恩格斯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45】。这个“新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新世界观”的科学性就在于其对历史规律的正确揭示与深刻洞察。具体而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规律的正确揭示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指明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与方向，从而为共产党人认清社会现实、把握历史大势、抓住变革时机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和恩格斯倾其一生致力于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在社会历史理论方面实现了革命性变革，在批判包括英雄史观、神创论等在内的唯心史观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系统阐述了历史的演进机制、历史的发展动力、历史的进步趋势、历史的曲折进程等。这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恩格斯反复强调：“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嘲弄历史，无视人类的发展，这完全是对方所为；而且又是基督徒所为；……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46】这也就意味着，与“嘲弄历史”、宣扬“神的启示”的唯心史观截然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47】。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道：“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8】可以说，马克思通过研究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即“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49】，通过研究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即那些使广大群众、整个民族和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以及“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50】，并进一步通过对思想动机与物质动因、英雄人物与人民群众、历史瞬间与历史过程等矛盾关系的辩证分析，最终揭示了支配历史进程的内在的一般规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尽管由于时代条件和具体国情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会呈现出多样性甚至可能出现暂时的曲折，但总的趋势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51】，这就为无产阶级政党在坚定理想信念、把握历史大势的同时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革命道路、确立变革时机提供了历史哲学依据。这也是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夺取十月革命之胜利的关键所在。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为无产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明确了责任与使命，从而为无产阶级组建革命政党、制定斗争策略、开展革命行动、坚定理想信念提供了实践遵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从宏观层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从微观层面探讨了人类社会的具体运行机制，尤其是对政党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重点阐述。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的发现拆穿了资产阶级所谓通过勤劳节约致富实则无偿占有工人阶级辛苦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之无耻谎言，指出了无产阶级受剥削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实质，指明了无产阶级才是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由此资产阶级之“吸血鬼”的丑恶嘴脸和无产阶级之“创造者”的历史地位得到了鲜明的昭示。由于追求剩余价值是资产阶级的本性，资产阶级又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们总是运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镇压和奴役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首先组织成为政党，只有组成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制定灵活的斗争策略，开展彻底的阶级斗争，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现无产阶级统治，建立共产主义，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是历史赋予无产阶级政党的神圣使命。由于一般的无产阶级群众不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认识不到自身的使命，所以其活动始终带有自发性质。要使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自发上升到自觉，就必须由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使命型政党来进行有效的教育与组织，因为共产党人在理论方面“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52】。这种理论上的先进性，这种对历史发展规律、方向和趋势的把握，不仅确保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性及其在革命实践中的领导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政党组织的自觉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

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能否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历史规律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代表性，事关执政党领导地位的稳固性，事关使命型政党领导革命实践的自觉性。因此，直到今天，深化对历史规律的认识、把握规律依然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话语特质，按历史规律办事也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一以贯之的实践品格，这就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视角对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指导思想的“精神武器”提出了具有原则高度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53】

第二节 党对革命、建设和改革规律的探索

对历史规律的认知与把握，既依赖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也离不开对历史和现实实践经验的反思。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一贯倡导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和理解，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一贯强调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和把握。可以说，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的风雨历程，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系统总结、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建设和改革规律的过程。

一、在战争实践中认识革命规律

革命规律的认识源自革命战争的实践，正是在认识与实践的循环往复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等基本国情，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基本经验，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系统回答和解决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54】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的历史，他说，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战争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正是在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的两次比较中，我们才逐步地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等，“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55】。这也就意味着对革命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只有在革命实践中才能认识革命规律。

其一，实事求是，在对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的具体分析中开辟革命道路。根据马克思当年揭示的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规律，“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6】，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条件，无论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都不容许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57】，为此，毛泽东同志特别重视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58】正是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发，毛泽东同志通过调查研究深刻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国情，考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和各地的农民运动，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阶段、步骤、动力、性质、领导权、指导思想、前途等基本问题，由此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59】。认清革命道路是前提，把握革命战争的特点才是关键，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于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深入研究了中国战争与革命的客观规律，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正是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路线、战略和战术。“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60】

其二，正确处理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在战争规律的辩证比较中制定革命战略。作为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但不同事物不同发展阶段的矛盾又各有其特殊性，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61】。要想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关键就在于正确处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从而把握革命的辩证法，制定出正确的革命战略。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62】具体分析国情、认清革命道路是前提，研究革命规律、制定革命战略才是关键，这是毛泽东同志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则。

其三，根据现实及时深化调整认识，在胜败实践的历史反思中总结革命经验。革命形势瞬息万变，如何根据战争局势进展及时调整战略战术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对革命规律的把握程度。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深入研究中日双方力量在战争进程中的消长变化，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并根据发展阶段及时调整战略战术：“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63】由此深刻揭示了抗日战争的规律。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也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认识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这是《实践论》的核心观点，也是总结革命经验、认识革命规律、指引革命方向的正确路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革命的“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64】。在革命实践中总结革命经验和规律，然后运用于新的革命实践，这是毛泽东革命哲学的一大特征。正是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毛泽东同志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重视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革命传统；另一方面又根据中国城乡发展的实际情况突破了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城市暴动论，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正如他总结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65】理论对规律的揭示越深刻，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引领作用就越显著，正是在革命经验的总结和创新中，我们才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胜利。

二、在艰辛探索中总结建设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生产力，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尽管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辛探索中走过弯路，甚至经历过严重曲折，但我们党依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66】。特别地，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系统总结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其一，以中国国情为出发点，走自己的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脱离自身国情而照搬照抄甚或盲目跃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超越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当时阶段，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困难，这一惨痛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只有以中国国情为出发点，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少走弯路。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67】这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初步揭示。

其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筹兼顾复杂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如何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发展生产力、推进经济的现代化成为首要任务。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68】，围绕这一基本方针，他强调要统筹兼顾好十大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等，由此阐明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但是后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偏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轨道。这也是后来邓小平同志果断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进行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他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科学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9】从而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知得以深化。

其三，以思想解放为引领，推动现代化建设实践。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受到历史遗留问题的限制，又面临全新情况的挑战，这就对党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必然的要求：“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70】为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正是以思想解放为引领，邓小平先后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回答了“姓资”“姓社”的争论，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破解了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简单对立，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国际环境，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等，进一步拓展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三、在辩证结合中把握改革规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持续实践探索中先后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酝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哲学方法论，深化了我们党关于改革开放的主体、动力、方向、路径、目标等的规律性认识。

其一，坚持党的领导与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坚持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的方向保障，这源自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71】。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紧要关头开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能成功应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无数艰难险阻和重大风险挑战，才能确保改革开放这艘航船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如果离开党的领导，就会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就会违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改革初衷。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是改革开放的动力源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认识和实践上取得的突破和成就，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无不得益于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可以说，坚持加强党的领导，才能为改革开放确保正确方向，才能做到“行稳”；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才能为改革开放提供不竭动力，才能做到“致远”。二者结合，才能推动改革开放“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这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方向与动力的辩证法。

其二，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可用，这就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实践探索中逐步推进。“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这符合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摸着石头过河”的基层探索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打开了局面，积累了经验，提供了依据，但也不是漫无目的的瞎摸乱摸，而是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要按照已经认识到的规律来办，在实践中再加深对规律的认识。改革开放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自下而上的基层探索，同样离不开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宏观规划。加强顶层设计，一方面“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72】；另一方面，“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73】。也就是说，改革要统筹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相互配合。宏观的顶层设计能为基层的探索实践提供方向和保障，基层的探索实践能为宏观的战略部署提供经验和依据，二者相辅相成，双向互动，共同推动改革走向深入，取得实效。

其三，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改革开放既是一个在目标指引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二者之间是理想和现实的辩证统一。问题是改革的起点，“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74】，问题得以解决，就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实现了改革的目标。当然，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改革局面的突破口。坚持问题导向不等于唯问题是举、将问题泛化，这就要求在改革过程中既要看到问题，又要看到成绩，既要发现问题，更要解决问题，实际上，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就是逐渐实现目标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坚持目标导向。直面问题是为了实现目标，实现目标首先要解决问题，改革开放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目标是美好的理想，但仅有理想是不够的，还必须以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断解决现实的问题，既对照长远目标，又解决现实问题，才能不断将改革开放推向深入。

其四，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坚持试点先行，才能获取经验，探索规律，把握本质，得出认识；坚持全面推进，才能将先行试点得出的正确认识进一步推广用于指导新的实践，在认识和实践的循环往复、良性互动中，不断将改革开放推向深入。这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实践与认识的辩证法。试点先行是从实践到理论，在实践探索中总结规律，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地方、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及时总结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全面推进是从理论到实践，运用正确理论指导全新实践，必须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要实事求是、善作善成。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一项循序渐进的事业，既要敢于突破，又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向前走，确保实现改革目标任务。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75】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必然要求，也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改革开放的内在规律。

第三节 新时代对“三个规律”认识的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原理，分析时代问题，指导中国实践，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产生历史性影响，特别是基于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性认知和规律性把握，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全新的战略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一、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76】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勇于直面党面临的执政挑战和突出问题，科学总结我们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围绕巩固执政地位、坚守执政宗旨、完善执政方式、提升执政能力等方面，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其一，加强党的领导，勇于自我革命，深化对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认识。党的十九大报告首先强调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77】。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历史和实践表明，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就要求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结果不只是党的事业不能成功，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78】因此，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基础上，必须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79】

其二，不忘为民初心，牢记复兴使命，深化对共产党执政宗旨的认识。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党的执政地位是人民赋予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宗旨。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不久之后他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党的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做出明确概括：“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80】由此可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时刻不忘为民初心，始终牢记复兴使命，彰显了对共产党执政宗旨的明确认知和切实遵循。

其三，扎牢制度笼子，正风肃纪反腐，深化对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认识。我们党历来重视制度建设，“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8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加强纪律建设，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先后制定和修订了100多部中央党内法规，出台了一批标志性、关键性、基础性的法规制度，为正风肃纪反腐奠定坚强的制度基础。为了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破解腐败这个党执政面临的最大威胁，新一届党中央从坚决反对“四风”，扫除顽瘴痼疾，到高悬反腐利剑，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从出台“八项规定”，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到践行“三严三实”，确定作风建设新标准；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常态化制度化，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开辟了党风建设的新局面，呈现了党风建设的新亮点，为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积累了宝贵经验。

其四，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执政本领，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认识。党的执政能力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82】这就对新时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全面要求，打铁必须自身硬，一方面要政治过硬，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理想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83】。另一方面要本领高强，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克服本领恐慌。党的十九大报告总结了党要增强的八种本领：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在精神上补“钙”的同时练就长期执政的能力本领，就能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围绕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聚焦发展主体、完善发展战略、明确发展方位、优化发展路径等，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其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主体的认识。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价值宗旨，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84】这一重要论述分别从历史与人民、党与人民、国家与人民的不同视角充分肯定了人民的历史主体、价值主体、改革主体之重要地位，在历史观上开辟了人民主体的新境界，在价值观上开拓了人民立场的新视野，在方法论上开创了群众路线的新方向，由此全面揭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总体人民观。

其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逐步形成并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实践指南和战略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相互促进、统筹联动，要协调贯彻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85】“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动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更好体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二者有机统一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

其三，辩证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方位的认识。抓住主要矛盾带动全局工作，是唯物辩证法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86】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既反映了我国社会需求和社会生产两个方面的深刻变化，也指明了解决新时代社会发展问题的根本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同时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87】正确把握这里“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为党和国家准确判断发展方位、科学制定发展战略提供了认识论前提。

其四，坚定不移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路径的认识。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实践，决定发展成效。习近平总书记顺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新要求，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构成了有机联系的内在整体。新发展理念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引领我国发展全局深刻变革的科学指引，体现了我们党对新的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的深刻洞察，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路径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世界大局和日渐突出的贫富分化、恐怖猖獗、难民危机、生态恶化、民粹泛滥、逆全球化等诸多风险，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共同应对人类挑战，围绕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国际秩序等问题，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一方面，正确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趋势的认识。如何看待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关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关乎党员领导干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的政治问题，更是一个关乎国家发展前途和外交战略的实践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审视社会发展趋势，强调：“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88】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辩证关系的全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89】这不仅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集中表现，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趋势的积极展望。

另一方面，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国际秩序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重要国际场合强调：“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90】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强调要打造一条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开辟了我国参与和引领全球开放合作的新境界。当今世界，“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已形成鲜明对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已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一带一路”倡议已得到沿线国家的广泛响应，这不仅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力，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国际交往秩序和人类文明前景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实践发展没有止境，对规律的认知和把握也没有止境。作为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要更好地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就要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深入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在洞察历史规律，总结革命、建设和改革规律，深化对“三大规律”认识的过程中，不断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