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三条路线形成的内外动因

法国哲学家保罗·马松奥赛尔最初提出比较哲学应当采取实证主义的方法时说，各种文明中均有哲学，但欧洲、印度和中国哲学是世界哲学中的三个主要思潮。他认为比较哲学既不是求同，也不是求异，而是求哲学中的相似之处，并认为这可以作为将来各种哲学之间相互学习、相互融通的途径。^[1]保罗·马松奥赛尔对于比较哲学的方法和内容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至今仍然有效是可以商榷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东方哲学的重视使得“比较哲学”一词在诞生之初就已经容纳中国哲学于其中。换句话说，“哲学”虽然诞生于西方，但如果否认东方哲学或中国哲学是一种独立于西方哲学而存在的哲学范式，那么“比较哲学”是否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学术领域便是十分可疑的。毋庸置疑，比较哲学的兴起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松动了自启蒙哲学以来盛行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有着密切的关联。自此以后，哲学不再囿于西方，而是开始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其标志性成果之一便是1939年在夏威夷大学召开的第一届东西方哲学大会，从新的视角理解比较哲学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并且开始了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一方面，文明的碰撞使得比较哲学的兴起成为20世纪的应然景象；另一方面，哲学自身诠释系统的演变也使得哲学比较有了更为丰富的价值和意义。哲学自身所蕴含的比较性也是比较哲学在现时代能够取得长足发展（虽然远未成熟）的重要推手。而所有这些方面都提示着比较哲学第三条路线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人类文明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多文化、多民族不断冲突、融合，在比较鉴别中相互取长补短的过程。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经济的日益一体化，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也日益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文化与政治冲突也越来越吸引着人们的关注。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理论，认为在冷战结束后的“新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2]。亨廷顿的论断在学界虽然尚有争议，但至少可以达成共识的是，文化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无法忽视的一种分裂力量。文化之间并不只是冲突的关系，亨廷顿也承认，“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3]。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和文明的冲突？而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差异和冲突中实现和谐、共存？这些问题正是当代比较哲学第三条路线得以提出的根本原因。比较哲学的第三条路线既不赞同那种“你好我也好”的文化乡愿主义比较，也不赞同那种“你死我活”的文化霸权主义比较，而是主张“我活你也活”“己达达人”的文化共生主义比较。因为无论是文化乡愿主义比较还是文化霸权主义比较，都无法真正揭示那些张力与隔阂背后所隐藏着的深层理念、思维方式与价值追求之间的差异与共性，从而也就无法真正化解不同哲学与文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只有通过文化共生主义的哲学比较，探究文化一元与多元、互斥与共生背后所体现的哲学理念，通过对话促成不同哲学之间的“互镜式”学习、融合、提升，才有可能在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水平上对不同哲学加以比较和会通，从而为新时期哲学创新开拓出更多可能性。^[4]

比较哲学之所以引起人们关注还因为哲学自身诠释系统的不断演变与对话。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曾说：“哲学是一门创造概念的学科。”“哲学的目的就是不断地创造新概念。”^[5]概念是哲学用以把握世界、诠释真理的途径，如果一个哲学家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哲学概念，那么我们也很难说这个哲学家有什么价值可言。^[6]正因为概念属于哲学家个人，所以不同的哲学体系往往会出现不同的哲学概念或诠释系统，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传统下的哲学对于同样的现象和问题的解释与回答往往也会呈现较大的差异。但也正是这些概念与诠释系统之间的差异为比较哲学奠定了思想基础。因为，哲学概念虽然是哲学家个人的，但哲学思想却是全人类的。不同时空的哲学家使用着不同的概念，但他们所面对的生活世界和问题域却常常是相似的，比如世界的本原、真理问题、如何实现公正和幸福等等。正因为相似的问题域中存在着差异性回答，哲学比较才富有意义，因为通过比较，我们拓宽了生活世界的可能性。安乐哲认为，“在比较哲学中，异比同更有意义”，“正是这种十分重要的差别才使人认识到，对某一种文化中的问题和困难，还存在着可供选择的其他回答，才能够为中西两种文化提供相互补充的机会”^[7]。随着全球化时代的降临，人们的生活视域变得愈发开阔，生存境遇之间的关联也愈发紧密，面对共同的生活世界，不同国家的哲学家、不同哲学背景下的思想者、不同学科体系中的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会议和学术交流中不期而遇，由此产生思想的交锋或共鸣，促使他们以一种更为客观和宽容的眼光去追究相同中的差异和差异中的相同，而非只是简单地对“他者”哲学表示赞同或否定，从而也就为比较哲学的第三条路线设定了理论场景，做了思想上的铺垫。

此外，哲学自身的内在比较性也是比较哲学得以发展的重要推手。对于哲学观念强弱的判定和价值秩序的重置，自古以来就缺乏统一的范式，不同哲学家往往会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标准做出不同的回答，由此引发的学者之间、哲学家与其他领域的思想家（如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之间的交锋和交融，自古希腊、先秦中国等轴心时代的原初哲学形态诞生以来，便一直贯穿在中外哲学演进的过程中。庄子坐而论道，评判百家；荀子非十二子，一家独尊。亚里士多德高呼“爱吾师更爱真理”；耶稣则宣称“让那死了的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跟着我来”。黑格尔虽然把哲学史比喻为死人的王国，但我们知道，正是这些思想的战争才是加深哲学思考、扩展哲学领域、形成哲学体系的重要推手和动力。“罗伯特·艾林森（Robert Allinson）曾提出过一个很好的问题：比较哲学和哲学本身有什么区别？既然所有的哲学或者是对以往哲学的反叛，或者是对以往哲学的补充，所谓的‘比较哲学’岂不是个神话？”^[8]但这句话如果反过来理解则恰恰说明哲学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带有比较的性质，没有比较，就没有哲学，比较的必要性蕴含在哲学内在本性之中。而随着哲学“资料库”的扩大，可比较的范围和对象越来越多，比较哲学也必须学会以一种更具开放性的方法和态度来面对这个“资料库”，跳出“死人王国”的窠臼，超越第一条路线和第二条路线，让哲学在更具开放的比较中创造更多的可能。这可以说是比较哲学第三条路线出场的哲学必然性。

正是在这些动因的合力推助下，比较哲学的第三条路线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和发展的空间。人们自觉地采用共生比较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不同文化的哲学理念或不同哲学体系、不同哲学概念之间的异同，自觉思考造成这些思想异同的社会、文化、价值与哲学原因，探索这些异同及其社会根源对我们当下哲学思考所带来的影响，寻求跨哲学、跨学科、跨文化的对话、融通、共生、互补。比较哲学的第一条路线与第二条路线尽管也追寻哲学之间的共通性，但在面临“内”与“外”、“我”与“他”的关系问题时，很难做到恰当的平衡。相反，第三条路线则为哲学的差异与相通预设了方法论前提，提出了前后一致的原则，从而为真正的比较哲学划出了更为合理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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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炳华，等.哲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74.

[2]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6.

[3]同①.

[4]在一定意义上，比较哲学的第三条路线也与杜维明近来所极力倡导的“合作式对话”有相同之处。杜维明力倡和实践“文明对话”，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共鸣。他认为对话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比较式对话”，比较相似和不同，但是这个路向愈发显示出方法论上的不足。为此，他提出“合作式对话”，除了对流派的差异与交融进行细致考察外，要基于相同的文本，进行不同的文化解读、解释、学习，对话者在介入文本、交互探讨的过程中发现各类思想传统中的丰富和深度。参见：李念，杜维明.让精神人文主义成为全球话语.http：//www.sohu.com/a/82115304＿119909。

[5]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迦塔利.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205.

[6]同②207.

[7]郝大维，安乐哲.孔子哲学思微.蒋弋为，李志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2-3.

[8]倪培民.探涉比较哲学的疆域.学术月刊，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