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作为世界发展典范的中国及其面临的问题^[1]

我认为，此时是中国思考它与世界关系的一个重要时间点，G20峰会将于2016年9月初在中国杭州召开是原因之一。在这个背景下，关于中国在建设国际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会有很多讨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显然在这一很短的时间内，我无法进行充分的讨论。但我想我可以从援助和贸易两个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相对富裕的国家，在国际援助上有它所关心的问题，这很正常。在国际贸易方面，具体来说在如何开发工具、如何更好地利用贸易机会、将名声不佳的全球化转变为积极变革的动力等方面，中国是一个领导者。

各方面期待中国为G20提供一个领导作用。这种领导作用开始于2009年的英国。英国所起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领导作用。当时，我们确实需要那个领导作用。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全球经济正处于自由落体式的下行状态，在英国首相戈登·布朗的干涉下，2009年4月的会议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世界经济下滑。

现在世界已经改变了，一些欧洲的思维模式不太适用于中国。例如，欧洲经济体一直痴迷于削减债务占GDP的比率。当英国的债务占GDP的比率达到70％时，戈登·布朗被指责抵押了整个英国的未来。人们不应该忘记，当英国开始建设福利国家和国家卫生服务体系时，它的债务占GDP的比率是225％，因而70％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一个极大的区别是当时的欧洲正在增长之中，它有一个增长哲学。欧洲有降低比率的信心。当哈罗德·麦克米伦告诉英国人“你的处境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时候，英国的债务占GDP的比率高于130％。现在中国的债务占GDP的比率也有点高，不过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问题。中国也不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问题。这与我的朋友印度储备银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所关心的事不同。拉詹一直在考虑银行体系获得充足资本的问题。公共债务问题是一个不同的问题，特别是因为公共债务在很大程度上与提供的公共服务有关。我认为，在许多方面，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公共服务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如教育、医疗等）来驾驭经济增长。

我认为，世界能从中国领导作用获得的最大收益就是向中国学习。中国提供了许多经验，但实际上没有被注意到，有时我认为这些经验甚至在中国也没有得到认可，所以我们应该强调这一点。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毕竟，中国是历史上“地处中央的国家”。我来自印度，这是一个西方的王国，不是主要事件的发生地，主要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这里！正如中国道教思想家曾提到的：“一个像佛陀这样伟大的思想家怎能在西方王国出生？如果一个伟大的想法出现，它应该出生在中国。”所以我认为，这是大家需要正视的历史，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中国一直建立在教育和启蒙的基础之上。在某些方面，关于佛的问题是非常模糊的。因为佛陀也是启蒙人物，虽然来自西方王国，但他被纳入中国的儒、释、道体系之中。

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国已经发生的变化。开始时在采纳市场经济上犹豫——毛泽东虽然相信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但不相信市场经济——这也给后来人留下了改革的机会，即1978年的改革开放。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卫生部门的作用被低估了，虽然现在已不再是这样，不过好在教育部门的作用从未被低估。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农业增长速度比世界上任何历史时期都快。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人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开始了显著的工业化进程。然而，这一进程无疑是由受过学校教育的有技能的劳动力驱动的。我认为对这一点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唯有如此，才能清楚世界其他国家包括印度应该向中国学习什么。世界变化很快。中国人突然能够生产世界上的任何商品。这就像亚当·斯密所说的，这是一种技能形成。如果你们有基本的技能、受过基本的教育，那么当你们面临挑战时，就可以解决它。随意挑选一种商品，中国人都可以制造。中国是怎么做到的呢？因为中国人能够阅读和学习，并了解什么是质量控制，这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国家从来没有实现过。

日本也属于这一类。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的重点就是发展教育。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和日本这方面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我认为理解中国这个“中央王国”的一种方式是观察公元604年的日本人。那时日本人在圣德太子（日本第一位女皇推古天皇的摄政王）的统治下，宣布《十七条宪法》，其中要求任何决定都要通过咨询，这是（英国）《大宪章》出台600年前的事情了。圣德太子的一个抱怨是：由于佛教是通过韩国来到日本的，大量的中国佛教文献在日本是未知的。所以虽然他因为《十七条宪法》而被铭记，但他最应该被记住的是他组织了对中国佛教文献的最大规模的翻译活动。由于有这样的联系，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教育扩张中也有很多中国的痕迹。

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中走出来后就朝（现在）这个方向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首先在农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明显，在中国，教育不仅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且是工业变革的推动力。我认为，如果不把中国工业革命与中国的教育发展成就联系起来，就不能理解中国的成功。虽然这不是关于印度的讨论，但是如果说印度在发展过程中有什么经验需要铭记的话，就是下面这一点：在拥有受到良好教育和身体健康的劳动力群体之前，印度实现工业化是不现实的。印度可以生产的商品数量非常有限。虽然印度人在全球贸易中也做得非常好，比如制药、信息技术和汽车零部件，但是不像中国，你拿给中国一个商品，要求某个工厂生产，几年内在中国就可以做到批量生产。在这方面，巴西的进展相当缓慢，墨西哥学得也相当缓慢，但中国却可以很快大规模地生产出产品。所以这是我理解工业世界的一种方式：从一个很小的故事看出背后的大故事，但这只是基本知识。另一方面，教育本身也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使更多的人识字和社会更加开化；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也将得到保留。从1979年到2002年期间，尽管中国人的预期寿命迅速提高，但如果不是这一期间中国的卫生健康系统还不够健全，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会更显著。

现在我知道，中国人都会对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提出一些批评。如果没有这些批评，中国就不会很好地秉承它的传统。但这背后的大背景就是，在中国发生的学校教育变革从来没有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发生过，学校教育影响了工业生产、社会生活、预期寿命和其他一切事情。学校教育也影响着出生率。我记得《纽约时报》说过，把荣誉归于一孩政策是一个错误。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家庭的生育率高于5。但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的十年中，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从5下降到3以下。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变化？显然这不是计划生育政策所致，因为它还没有实施。其实根本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接受教育和就业。其内在的联系是这样的：过多的怀孕和照看孩子对年轻女性而言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劳动，所以任何增加年轻女性关于家庭事务决策权的机会都会导致生育率下降。这种现象在跨国比较中也可以看到。我们在印度做了详细的研究，比较了超过450个地区的生育率变化状况，结论也是如此。只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生育率下降：女性所受教育和女性的有报酬的就业。

中国女性生育率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就已经大幅下降。当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时，中国女性的生育率已经是2.8，现在是1.7。而在1968年和今天之间有一个缓慢的变化。在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实施前的十几年里，中国基础教育水平大幅提高。

印度的一些邦已经降低了生育率，我所在的西孟加拉邦是1.6，这个比率稍低于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较低的生育率与女性的教育和有报酬的就业直接相关。

那么，现在这些问题是什么呢？请让我先说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接下来再说两个重要的问题。

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是：我不相信任何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可以解释一个国家会突然卡在那里。整个比喻是错误的，如果你想知道，我很乐意谈论它并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不相信它。我不担心中国的增长速度放缓问题。1995年中国的GDP是整个世界GDP的2％，而2015年是12％。如果现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慢下来，那将是惊人的。它（经济增长）不是一种细菌传播，可以被看作能够实现的事。我并不认为消费存在瓶颈。中国的消费一直在稳定增长，只是相对于快速增长的收入来说，消费收入比似乎正在下降。自1983年以来，几乎每年我都会到中国来。中国的消费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我在任何其他地方几乎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瓶颈问题；它肯定不是供给侧的瓶颈问题——任何商品，中国人都可以生产出来。这是一个经济调整的问题，它需要税收制度、财政政策、激励结构和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在这些问题上我可以使用我的一些技术经济学来分析，但我不会这样做。我真的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可以使消费收入比迅速上升。

接下来我将谈到两个重要问题，对此我没有答案，这主要是因为我不知道答案。一个问题是：中国人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功地以世界没有见过的方式实现了经济发展，但是，中国能否将高收入转化为辅助社会发展的动力？我在这里提出疑问。拿一个像泰国这样比中国贫困得多的国家来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是77岁，泰国人是78岁；中国婴儿的死亡率是11，泰国是11；中国孕产妇的死亡率是1.7，泰国是1.4……我还可以继续列举出许多这类例子。现在泰国遵循的教育政策与印度和佛教有关。但是，我想问的问题是，中国结合良好的市场政策、对经济的良好理解，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在经济上变得更富足了，为什么中国在社会（发展）某些方面的表现反而不如泰国？现在，有一些问题，没有人比卢迈教授更明白问题的所在，诸如学前教育、学校营养等。所以寻找答案的一个方法就是观察社会部门的影响力，但这里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是否可以更多地利用现有的经济成就（促进其社会发展）？

第二个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并且我始终百思不得其解。我认为中国的生育率降低是因为中国女性。中国女性取得了其他国家女性无法实现的成功，但是对于男孩的偏好在中国为何仍然如此强烈？这是一个特殊的因素。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是怀男孩的概率明显高于女孩。30年前我花了些时间才从医学角度搞清楚这个问题。粗略地说，怀孕时性别（男女）比例为108比100。但是他们出生的时候，性别比例却是105比100，或者是95个女孩比100个男孩。^[2]在德国、英国、美国及其他地方都是这个比例。这一比例在94到96之间波动，大约是95。在印度，它是92.6，但是在中国，却是84.7，这完全是由于选择性堕胎所致。既然中国女性在教育和就业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为什么中国仍存在异常的出生性别比例？在印度或其他国家，人们通常认为女性并不被如此看重，她们不能像中国女性一样在生活中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毫无疑问，这里有一个文化问题。即使韩国的出生性别比例（90.9）也在印度以下。印度各地的出生性别比例也有差异，这很奇怪。如果你去东部和南部，如阿萨姆邦、孟加拉邦、奥里萨邦、安得拉邦、卡纳塔克邦、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这个比例是欧洲水平的，在94到95之间。如果你再看看北部，如克什米尔邦、哈里亚纳邦、旁遮普邦、拉贾斯坦邦、中央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莫迪先生所在的古吉拉特邦，这些邦的出生性别比例低得多，低于90，有时甚至低于中国的84.7。为什么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例与印度最落后的地区相似，而不是和印度比较发达的地区一致呢？为什么促使中国女性决定小家庭模式的同样理性思维却没有改变她们偏好男孩的生育模式呢？

关于中国出生性别比例较低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每次我来到北京大学，我都想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也了解了一些情况。我希望下次我再来的时候能够得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这不是一个惊喜测试，而是一个我留给北大的同人们帮我解决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亚洲都很重要。尤其奇怪的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出生性别比例也都略低于欧洲。为什么？我们能观察到的其中有文化因素，但中国在过去克服了许多不同种类的文化障碍，为什么不能克服这个障碍呢？我给你们留下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发生在一个已经取得伟大成就的国家里。在发展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取得了与中国同样的成就。我认为中国在20国集团中的主要贡献将是中国这么一个超级人口大国却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中国，印度的经济改革就不会发生。虽然有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在前，但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任何人都阻止不了。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之后，整个印度的议题就发生了变化。

所以我认为中国真的很重要。这两个问题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很重要，因为世界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很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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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文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于2016年2月25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构建包容高效的国际发展援助与合作体系”国际研讨会上所做的主旨演讲。阿马蒂亚·森的发言首先由卡沙·凯尔卡（Kasha Kelkar）根据录音整理成英文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唐琦把英文演讲稿译成中文，最后刘民权教授、夏庆杰教授对翻译稿进行了校对并为本文加了标题。

[2] 本章后面所指的性别比例皆是指每出生百名男婴的出生女婴数，与通常用女婴数量为100时所对应的男婴数来表示出生性别比例的方法恰好相反。——编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