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贯穿于这一系列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体现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内在特性和根本精神，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逻辑。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

以人民为中心，是支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理论原则。它是从理论中概括出来的抽象性准则，汇聚了理论的根本价值，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立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灵魂”。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48]

研究的“根本立场”决定着研究的目的、方法和价值取向。在我国学术界，有学者在对当代经济学的研究中提出研究“去政治化”问题，强调研究应停留在资源配置层面，而不必考虑制度变迁和社会经济关系问题。说到底，这就是研究立场问题，即研究到底是“为了谁”“替谁说话”“为谁代言”的问题。如果经济学的研究只是追求学理上和逻辑上的满足，那么，这种研究就会远离实际，失去其应有的意义和价值。任何社会观念的上层建筑，都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及由它所决定的政治制度的反映，“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49]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不可能“去政治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组成内容，它的研究不仅反映着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反映着与统治阶级利益相一致的作为社会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讲立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50]那种排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经济关系意义，试图进行“纯学理”研究的做法，是有悖于历史和现实的。

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应自始至终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彰显其内在特性和根本精神，反映其发展方向。在理解和把握这一原则时，必须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关于“人民”的理解。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对“人民”做过深刻阐释，他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51]。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对我们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人民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的政治代名词，包含了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广大劳动群众。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以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广大劳动群众为中心，就是以这些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中心。

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和重点，体现在基本理论、结构体系、现实问题等方面，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规定的结果，而是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并通过它把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放在首位所产生的作用，以及它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实践活动的检验而得到人们的认同。以人民为中心，强调的正是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以人民为中心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通过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科学解答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也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的过程。由此可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其科学性就在于它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具体化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理论和实践。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离开人民就没有意义和价值。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时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52]这一关于社会主义文艺本质规定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学，“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53]的问题。首先，要认识到人民至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曾多次提醒过全党，共产党的路线，就是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路线。在党的七大的闭幕式上，他还特别强调，“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上帝”。[54]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就是要反映以人民为主体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其次，要为民谋利。人民性的重点就是人民利益[5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现人民性，就是基于人民、为了人民、向着人民、对人民负责、让人民获益。一方面，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态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关注人民的呼声、人民的需求、人民的期待，研究涉及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世界观、人民的精神渗透在研究之中；另一方面，要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目标，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后，要以人民满意为唯一标准。人民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体力量，同样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之谋利益的主要对象，因此，把人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成效的最终评判者是必然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必须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把人民满意与否作为衡量发展成效的根本尺度。人民至上、为民谋利、人民满意衡量标准，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重大原则的具体表现。

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原则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一原则是从我国基本国情和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实践中提炼和总结的规律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对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进行探索，在理论认识上的一个重要飞跃。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讲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必须讲解放生产力，要把这两个方面都讲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与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首先说明了社会主义发展必须讲效率，即“讲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56]，“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57]。但是，在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蕴涵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注重公平的意义。公平是现存经济关系的观念化表现，是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就我国现实的经济关系而言，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平必须是与效率相一致的公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说明了在追求效率中要注重公平，即在发展生产力中必须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革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统一，一方面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说明只有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也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既注重生产力的发展，也注重生产力的解放，这样才更利于人们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资源配置与资源的开发、利用的统一。就资源配置而言，效率既取决于主体的活动能力和活动工具，也直接决定于其活动方式，更取决于人的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决定效率的动力因素即人的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通常是由公平决定的。一个社会公平的程度越合理，这个社会成员的贡献便会与他的所得越趋于一致，他的劳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公平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来提高“效率”的，公平成了效率的根本保证。就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言，效率也必须统一于公平。现代社会面临越来越大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不能仅仅追求效率而不关注公平。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生产力，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仅仅追求效率，而看不到生产力发展中的环境保护、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就会出现大量不公平现象，如代内不公平和代际不公平，这些不公平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给社会造成的动荡和破坏也是深远的。我国生产力发展中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如果只追求效率而不注重公平，也必然会受到干旱缺水、水土流失、沙尘暴等灾害的惩罚，将损害更多人的利益。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既追求效率又注重公平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决定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始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如果不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重大原则，就会失去对现实经济建设的指导意义。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重大原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既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系统，包括本质关系和具体实现形式，也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经济关系和生产力是密不可分的，研究经济关系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发展，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又是为研究经济关系服务的，是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促进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当代中国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经济事实”，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着力探索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规律。对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曾经走过弯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不仅仅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同时还有解放生产力的问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58]。就解放生产力而言，在现阶段讲的是改革问题，是生产关系的调整问题。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习近平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59]。这就是说，解放生产力就是要解决好改革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协调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生产力与经济社会关系整体相联系的问题。就发展生产力而言，讲的是经济发展问题。尽管通过改革解放了被束缚的生产力，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和提升，但它不是发展生产力本身，发展生产力有自身的规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不仅要研究经济关系本身，也要研究生产力，不仅要研究发展生产力，还要研究解放生产力。正如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的：“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60]只有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要求，它体现在全部理论之中。没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重大原则的贯彻，不可能形成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也不可能揭示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更不可能确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战略，搞清楚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主题，全面推进“五位一体”的建设，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也只能是一句空话。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表现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这一根本任务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61]新中国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彻底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历史面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改革开放，我国的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我国的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二，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钢产量由解放初期的第26位跃居现在的第1位，原油产量由第27位跃居第5位，发电量由第25位跃居第2位，我国货物贸易额由第6位上升到第1位。201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6.21亿吨，比解放初期增长了5.5倍。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变化。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解放初期的44元提高为2015年的11422元，增长近260倍。201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30万亿元，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6.4%。[62]新中国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成绩，说明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思维逻辑和历史逻辑。

三、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原则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曾多次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63]。公有制为主体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时，也反映了经济改革的现实要求，即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不成熟性必然要求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是我国改革开放成败的标准。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64]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

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是基于我国的具体实际而产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做出了对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公有制认识的思想突破，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首先说明了公有制在这种所有制结构中所居地位的主体性质。积极探索公有制为主体的有效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公有制为主体，也说明了公有制经济存在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之中。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是受公有制经济引导、制约的。因此，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65]“两个毫不动摇”说清楚了公有制为主体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的重要性。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是检验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标准。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66]。共同富裕既不是平均富裕也不是同步富裕，它是指全体人民在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上的普遍富裕。共同富裕的本质意义就在于，它不仅强调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而且强调“共同”，即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富裕的普遍性。没有富裕的“共同”，是贫穷的社会，没有“共同”的富裕，是不公平的社会，贫穷的社会和不公平的社会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才能使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因此，习近平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67]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根本价值取向。

公有制为主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离开这个经济基础来谈共同富裕，不仅不能正确理解共同富裕的科学意义，而且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因为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才能维护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才能使全社会共同富裕的愿望早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人民谋发展、谋利益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将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一重大原则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

第一，必须将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一重大原则贯穿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理论的研究之中。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实践中形成的这两大理论，通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来促进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通过着力解决收入差距问题，避免两极分化，使发展成果真正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从而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通过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通过制度保障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方向。

第二，必须将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一重大原则贯穿于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的研究之中。只有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推进经济发展实践，才会坚持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消解发展方式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效益下滑等现象，破解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等经济发展难题，不断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

第三，必须将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一重大原则贯穿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的研究之中。经济发展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只看增长率，必须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实现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有效维护公平正义，有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如果不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原则，就无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第四，必须将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一重大原则贯穿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理论的研究之中。“四化”

发展是一个深度融合、整体互动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相互关联中发展的，它们的作用也不是单独发挥的，而是在融合、互动、协调中实现的。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四化”道路，坚持“四化”同步发展的方向，就必须处理好“四化”与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关系，处理好“四化”与政府治理的关系，处理好“四化”与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关系。对“四化”理论的把握和研究，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

第五，必须将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一重大原则贯穿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研究之中。当前中国经济放缓，看似有效需求不足，其实是有效供给不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从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在于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深入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重大原则。

总之，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重大原则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性质、出发点、过程和落脚点，它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指导和规制作用的。丢了这一重大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就迷失了方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重大原则，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经验，它必然会成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理论逻辑力量和思想创新动力。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史无前例的体制，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革命。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实践的伟大创举，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灵魂”，开拓了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重要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这一重大原则，关键就在于它反映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是将市场经济的种子播撒进社会主义的土壤，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极大地增强了国民经济的生机活力，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行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邓小平就曾对“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有所论及。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68]邓小平的这一论述揭示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运行“方法”所具有的体制性的规定。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更为清晰、简洁地阐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基本制度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69]这一后来成为名言被人们反复引证的论述，对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规定做了更为明确的说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一方面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离析，形成抽象意义的市场经济范畴，另一方面又强调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新观念。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70]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显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改革，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自始至终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路径。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依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对政府和市场关系做出了科学定位，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足以说明这一点。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这必将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决定性作用”并非“全部作用”，这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必然要求，必须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才能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不仅进一步明确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而且也进一步提出了完善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路径，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地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上研究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在把握好政府和市场这两方面的优势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问题，他强调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71]。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说到底就是政府和市场如何准确定位的问题。就市场而言，如何将它的职能定位在提高经济效率上，以价格决定机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经济效率；就政府而言，如何将它的职能定位在宏观经济引导上，从顶层设计把握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从宏观调控角度引导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等，既不缺位，也不越位、错位。只有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能够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应有作用，使政府发挥其宏观调控和监管的积极作用，才能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健康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沿着正确轨道持续发展。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重申，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又一重大的理论突破和实践的推进，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并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诸如市场秩序不规范、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竞争不充分等问题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不仅如此，还必须在对新发展理念、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驱动创新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问题的研究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保证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牵引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成败，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形成的科学性、准确性。遥望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前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原则既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引航之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指路明灯。

五、对外开放原则

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到城市、由点到面的全面而深入的展开，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形成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区域梯次开放的格局，实现了从贸易到投资、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领域不断拓展的开放格局，呈现了从数量小到数量大、从质量低到质量高的开放新趋势。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5年底，中国共设立21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了149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63个国家级出口加工区、45个国家级综合保税区和17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这些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成为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和对外开放的发展。2015年，我国实现服务进出口总额7130亿美元，按同口径比较，比上年增长14.6%。其中出口2881.9亿美元，增长9.2%；进口4248.1亿美元，增长18.6%。[72]这些经济成就充分证明，对外开放是一国的强盛之路，它的含义已远远超出“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73]，而扩展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一个“战略问题”[74]，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7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外开放原则是根源于事实和发展过程的，是从我国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实践中提炼和总结出来的规律性成果。在当前我国对外经济形势出现重大转变，国内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资源能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依靠拼优惠、拼资源的“三来一补”加工贸易模式已经不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现在已经站在了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起点上。这个新起点包括：全面推进双向开放，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同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健全对外开放新体制；秉持亲诚惠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开展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国对外开放的目标就在于，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投资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深深地融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中。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反复强调，我国自己的实践和别国的实践都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在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的今天，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更要矢志不渝地坚持对外开放、与时俱进地扩大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今天，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76]在这样一个世界环境下，中国“将继续深化各领域改革，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让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77]，“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78]。“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战略”等成为中国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构想。中国需要世界，坚持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秘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世界也同样需要中国，坚持对外开放，世界也可以从中国得到所需商品和服务，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舞台。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更大发展空间必将在对外开放中得到拓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和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深刻说明了对外开放已经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之中，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国对世界的贡献，都和实行对外开放分不开。只有坚持对外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得到真正发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才有可能实现。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所指出的：“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79]

对外开放像一根红线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之中，推进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及其实践指导。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了使中国在聚精会神搞建设的过程中，在把立足国内、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的同时，打开大门，更好地学会充分利用外部条件搞建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我国的经济结构与核心竞争力，从而不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动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中国就能面对世界展开双翅，飞向更加广阔的长空。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重大原则，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使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新发展理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理论、“四化”相互协调理论，以及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理论、共同富裕理论等，真正以实践发展为依据而得以完善，并使实践以理论创新为指导而得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