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长三角区域发展报告(2015-2016)（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培育项目））
- 刘志彪 吴福象
- 15582字
- 2020-08-29 20:05:33
第2章 长三角从价值链转向创新链的战略转换
刘志彪
摘要
我国进入了以结构再平衡、增长动力转变等为特征的新常态发展过渡时期后，增长动力的重塑就成为最为紧迫的任务，这也意味着向结构调整和机制转型要动力、要速度，将成为向新常态过渡时期中经济政策的目标和主要取向。考虑到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对“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等政策目标具有诸多特殊的重要功能，同时又因为过去我国外向型经济红利主要是从制造业获取的，与此对应的服务部门始终是以本地化和封闭化形态发展的，因此未来服务业在全球化规则的导向下，其发展的空间极其广阔，潜力巨大，服务业必将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新动力和主引擎。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需求的减少，以及欧美国家以制造业复兴为目标的“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和要素成本的大幅飙升等，都是中国以制造业全球化为特征的增长进程遭遇严重困扰的重要原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迫切需要在第一轮制造业全球化的基础上，及时寻找、启动和利用第二轮全球化的动力。这一产业替换动力毫无疑问来自目前还被体制高度束缚、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现代服务业身上。
基于上述认识，本章分析了经济全球化中推进增长的产业动力问题。我们描述了从基于全球价值链（GVC）的制造业全球化转向基于全球创新链的服务业全球化问题，以及在此过程中的产业发展引擎重塑的路径和策略。[1]
一、1.0版经济全球化：增长动力衰减与经济失衡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尤其是1992年浦东开发开放和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在低端制造业加入GVC进行国际代工的过程中表现尤为明显。这个结论不难从近20年来我国制造品进出口贸易的大幅增长，以及制造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一系列指标中得出。
我们把基于GVC的制造业增长模式描述为1.0版的经济全球化。这个阶段的经济全球化有几个基本的特征：利用廉价的生产要素进行国际代工；吸收FDI发展加工贸易；主要从事GVC低端加工、制造、生产、装配；推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和政策；等等。应该清醒地看到，在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之后，过去中国在1.0版的经济全球化下攻城略地、无坚不摧的制造业附加值贸易活动，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更换发展引擎，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1.0版的经济全球化下，以外需为主的制造业低附加值贸易活动，无法应对要素成本持续的、大幅度的上升趋势，容易出现持久的经济下行和衰退。众所周知，过去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是我们的竞争利器，但是现在它正面临着要素成本大幅度上升的巨大压力，低价竞争的市场优势正逐步趋于消失，不断地让位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竞争优势平台没有随着发展进程被逐渐提升，即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幅度没有不断地超越要素成本的上升幅度，因此企业不能消化掉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从而导致产业竞争力衰减。
第二，在1.0版的经济全球化下，以外需为主的制造业低附加值贸易活动，可能会抑制我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可能性。创新活动以及所伴随的技术进步是提升生产率的主要途径，也是消化和吸收要素成本上升压力的主要方法。但是依托于制造业国际代工的增长方式，只能依靠低成本优势竞争，难以演化出创新驱动的发展格局，因为我国过去制造业的低附加值贸易活动，做的是发达国家早已研发好、设计好的外包订单，自己成为别人的零部件供应商，收取微薄的加工费用。虽然这在发展的早期是必须付出的学习成本，但其副作用也很大。主要是它从起点就让中国企业失去了自主创新的欲望和动力，而且，一旦进入这一体系，很容易被跨国企业“俘获”和长期锁定在GVC的低端且难以摆脱，为未来自我产业转型升级设置了障碍。中国的自主创新必须基于自身庞大的内需，只有依靠自己的内需，才有可能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而基于外需进行国际代工，无论是在经济学的逻辑上，还是在世界各国的实践中，都被证明是一条走不通的产业升级道路。中国经济如果要实现转型升级，就必须把利用国内低端要素进行国际代工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转变为基于国内外市场需求的自主创新模式，否则就不可能转轨为创新驱动型国家。
第三，在1.0版的经济全球化下，以外需为主的制造业低附加值贸易活动，受制于外需萎缩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战略牵制，因而难以有大的作为。这些年除了国内生产要素成本大幅度上升、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外，在1.0版本的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也受到了来自外部条件恶化的严重阻遏。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大幅度减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纷纷调整其全球化战略取向，推行以制造业回归复兴、“制造业出口倍增计划”等为目标的“再工业化”战略，推行各种抛开WTO原则、以提高要价或排斥中国加入为目的贸易投资协定（如TTIP、TTP等），这些都使中国以低端制造业出口为导向的战略难以为继。
1.0版的经济全球化，正在使中国经济运行进入持续下行和衰减的通道。这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其中与国情相关的特殊之处，主要有两点，必须予以强调。
首先，1.0版的经济全球化出现增长动力衰减，与中国国际收支政策以及与此有关的泡沫经济兴起有直接的关系。这涉及中国制成品出口、外汇储备、货币发行，以及对制造业发展环境的影响等一系列复杂的宏观经济问题。简要来说，一方面，在1.0版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家吸收了大量的FDI，制成品贸易出现了巨大盈余，由此外汇储备目前已经高达4万亿美元的规模。因国际收支政策失衡，以及外汇实际使用中的各种内外部问题，这些外汇并没有被用于进口国内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和服务上，而是绝大部分都投资了美国国债和其他有价证券。这相当于处于发展中阶段的中国把紧缺的资源和要素让渡给了外国使用。另一方面，因外汇占款的需要，央行按市场汇率被动地投放了相应数量的人民币，这些人民币要在国内市场流通。在持续二十多年的贸易盈余中，即使按照大约1∶7的平均汇价，中央银行也至少投放了近30万亿元人民币！在通常情况下，投放的巨额人民币不可能被某个实体产业所吸纳，而最有可能为虚拟经济体系所吸纳。在中国资本市场长期不振的前提下，这些投放的人民币相当一部分都进入了过去没有被商品化的房地产领域，由此推动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崛起，以及其交易价格的一路飙升。以房地产为主体的资产价格连续翻番，像一个无底的黑洞，不断强力地吸收社会的主要资源，不仅抑制了民众消费的空间，抑制了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效果，而且成为制造业企业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1.0版的经济全球化出现增长动力衰减，与中国制造业增长的融资模式以及与此有关的泡沫经济兴起有直接的联系。而这又涉及中国依赖地产融资的增长模式、土地财政，以及对制造业发展环境的影响等一系列复杂的宏观经济问题。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世界奇迹，是在金融长期抑制的体制下发生的，是在分税制不利于发挥地方政府发展功能的前提下创造的。地方政府为吸引制造业FDI所需要的配套资金，往往通过出让土地、以土地作为抵押物融资的方式来实现。[2]地方政府往往利用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权力，一方面在推高土地价格的过程中获取更多的非税收入和银行贷款，另一方面又在推高房价的过程中进一步推高土地出让价格，从而取得更多的发展资本和发展利益。[3]这种依赖于土地财政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在制造泡沫经济的同时，又提升了制造业发展的实际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也抑制了服务业增长，如很多服务企业根本就无法在房价高企、租金昂贵的城市中生存。
在1.0版的经济全球化中，出现了许多严重的经济失衡，它们也是产业发展动力衰减的重要的环境因素或者直接的原因。比较大的结构失衡主要是两个：一是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之间的失衡；二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
就第一个失衡问题来说，这些年来，随着国家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中国持续的、庞大的经常账户顺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其占GDP的比率已连续多年低于3%，外部失衡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问题的重点现在转向了内部失衡。这主要表现为：一是产能与需求失衡，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二是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之间失衡，导致内需被抑制和严重的社会矛盾；三是投资、消费、出口三者之间失衡。[4]很明显，这些失衡都是收入分配恶化的直接结果。而收入分配的恶化，又与在1.0版的全球化下，制造业外向化过度发展的格局有直接的关系。原因有三个：一是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的中国制造业，缺少与大买家进行讨价还价的市场势力和必要资源，因而只能获取微薄的加工费；二是制造业需要密集的资本投入，在收入分配上自然偏向于资本所有者，在资本所有者为外资的条件下，利润的大头都自动地流向了发达国家；三是过度发展的低端制造业必然导致产能过剩和压价竞争格局，劳动者地位恶化。
再看第二个失衡问题。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五个重大的风险因素，即增长减速、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价波动、货币泛滥，这些风险无一不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严重失衡现象有密切的联系，有些还是其直接结果。这种严重非均衡现象，可以归结为“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
其中，“实体经济不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尤其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以造船、钢铁、平板玻璃、水泥等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为甚；二是要素成本上升速度太快，直接导致实体企业严重亏损、破产倒闭，大批企业家不看好实业甚至放弃实业，转向泡沫经济行业。
而“虚拟经济太虚”则主要表现为“四个高”：一是利率高。不断上升的利率已达到制造业可以承受的极限。一方面实体企业贷不到款，或无贷款意愿，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也不敢把款贷给产能过剩、利润微薄的实体企业。二是汇率高。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大幅度升值，直接导致了出口企业的大面积亏损倒闭。同时高利率诱惑国外热钱借道流入国内市场套利，推动了国内资产价格的严重虚高，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实体企业的生存。三是资产价格高。后果前已有述，主要是拉高M2和利率，这是制造业企业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四是债务率高。企业和地方政府目前的负债，严重的问题不在于债务水平，而是在于债务的结构，即我国地方政府主要是对商业银行负债，负债的实物构成中很多是回报率倒挂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负债的抵押物主要是价格虚高的土地资产，因此这种负债结构极有可能诱发系统性的、大面积的金融危机。
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外向化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将会显著缓解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推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平衡协调发展，使失速的经济恢复动力。
二、服务部门崛起：推动2.0版经济全球化的新力量
2.0版的经济全球化，一个主要内涵是要在过去制造业发展的基础上，主要依托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加速推进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的全球化发展。这一内生增长模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主线。
从实践上看，目前我国已进入现代服务业高速发展的轨道。这为我们做出上述战略性判断提供了充分的事实依据。近十年来，我国服务业增速与制造业增速的差距，虽然鲜有前者超过后者的情况出现，但是两者间的增速之差在逐渐收敛。2012年第二产业在GDP中的占比达45.3%，第三产业占44.6%，二者的差距历史上首次缩小到1个百分点之内。2013年GDP为56.88万亿元，同比增长7.07%，其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比43.9%和46.1%，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越第二产业。2014年上半年，第三产业的增速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处于“稳步上升”状态。
我国服务业发展跑出了加速度，主要有以下三个具体的因素在起作用：
第一，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服务业尤其是消费性服务业显示出了强大的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在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中，受到影响比较大的是全球制造业需求，因为制造业产业关联度高，需求价格弹性相对大，因此经济危机会深刻地、大幅度地影响全球制造业大国中国的经济。相反，服务业尤其是消费性服务业的需求价格弹性小，市场需求相对稳定，一般不受经济波动的太大影响。即当服务业占据经济总量的份额不断上升时，在经济发生波动时，因为服务业就业容量大且具有稳定经济的功能，因此可以吸收从其他部门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从而缓解经济增速下降的负面冲击，自然而然地成为反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力量。[5]
第二，现阶段我国的有效内需主要由服务业构成，一般制造业产品都处于严重的产能过剩状态，“去库存”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现在产能不足的部门，几乎都是服务部门，如优质的医疗、教育、养老、住宅等服务，尤其缺乏产业升级所迫切需要的高级知识技能密集型服务，即所谓的高级生产性服务。因种种原因，中国制造业对高级生产性服务投入的不足，是导致中国产业升级进程缓慢的主要的决定性变量。中国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主要是扩大了市场主体对服务业尤其是传统服务业的需求。未来随着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有效实施，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高级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会剧增，其增长空间要比传统制造业大得多。
第三，在外部需求萎缩的条件下，某些天然具有本地化需求属性的服务业部门得到了迅速的扩张，同时由于服务业跨国转移和贸易也是当前经济全球化新的显著特征，服务业的全球化发展有效地推动了服务业比重的上升。表现为：一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活动，需要获得全球化的贸易、金融、通信、物流、运输等服务，这些服务业也出现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浪潮；二是信息网络技术在世界服务业中的应用，使服务业摆脱了“本地化”需求特征，其“可贸易性”越来越强，从而为服务贸易、服务外包等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6]尤其是国家这些年采取了许多措施，大力支持各种面向全球市场的高技术、高附加值服务外包，使这一新兴的“绿色产业”逐步成为我国产业升级的新支撑、外贸增长的新亮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引擎和扩大就业的新渠道。
服务业内生化增长以及全球化发展趋势，不仅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是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矫正经济失衡的主要政策抓手，而且可以为世界提供发展机会，为别的国家创造就业岗位。[7]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有以下几方面的好处。
首先，可以极大地缓解国内经济失衡。一是服务业比重高，能相对地缓解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失衡状况。因为，服务业中无论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还是技术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在收入分配上都天然地偏向于劳动者。这与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有很大的不同。我国在制造业快速发展且占比具有绝对优势的时期，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一个显著后果表现为居民的收入增速持续地低于GDP的增速。二是能充分发挥服务业的就业“蓄水池”功能，同时发挥制造业提升生产率、创造国民经济效益的功能。从农业、制造业的结构调整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都会自然地进入服务业。过去我们把工业当做就业“蓄水池”的政策是有误的，工业其实是创造国民经济效益的部门。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上升，会不断地把排斥出来的劳动力推送到服务部门。三是有助于调整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率。目前中国短缺的产业不是一般制造业，也不是“铁公基”等基础设施，而是与民生幸福有关的优质教育、基本住宅、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等。放松政府对服务业的不必要的行政管制，将产生巨大的扩张内需的投资机会，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投资回报率。四是有助于扩大消费。对制造品的消费比较充分而对优质服务品的消费不足是目前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大力发展服务业有助于解决优质服务的供求矛盾，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8]
其次，可以极大地缓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解决此失衡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思路，取决于是大力发展还是坚决抑制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一是通过对金融活动的严厉管制，以及抑制市场主体的金融活动来适应实体经济的要求，如通过对利率进行严厉管制来应对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上升的势头，严格禁止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的创新行为以防止风险等。这其实是“削足适履”。二是通过创新增加高质量的金融资产供给，平抑因金融资产的长期短缺而导致的虚拟经济过火的势头。这是可行的“阴阳平衡”战略。
当前要反对的是主张通过抑制金融活动来均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矛盾的所谓改革思路。这不是改革而是倒退。从虚拟经济“过火”的角度看，根本的原因不是我国的金融业发展过度了，而是我国金融服务业不够发达，金融市场不够健全，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稀少，投资者投资渠道单一。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是一个优质资产长期短缺的国家。现在我国早已从商品短缺的状态全面进入了优质资产短缺的新阶段。这种短缺表现为现代服务业供给的短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且长远的。
一是优质金融资产的长期短缺直接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化。只有资产短缺才会导致价格狂飙。比如，正是因为优质资产短缺，上市公司才会成为重要的“壳资源”，从而股价被高估，房地产也不再是居住的房子，而是可以炒作的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资本市场大发展，让更多的优质企业和资产进入资本市场，才有可能满足人们对优质资产的需求，居民才会有更多投资渠道，才能彻底解决资产泡沫问题。
二是如果产能过剩行业不能重组为优秀企业旗下的优质资产，劣质资产不能被淘汰，优质企业不能通过购并途径壮大，那么就意味着长期累积的产业结构矛盾无法通过市场机制缓解。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迄今为止至少已经出现过六次较大规模的收购兼并浪潮，它是发达国家纠偏产业结构的有效机制，也是优质资产向优秀企业集中的主要途径。而我国工业化到现在已经进入了中后期，却没有出现过一次像样的兼并收购浪潮，故投资活动所累积的误差越来越大，偏向的产业结构成为干扰发展方式向集约化转型的主要力量。
三是优质金融资产的长期短缺导致我国缺乏稳定的长期资金。目前我国基础设施领域主要依靠商业银行的短期贷款长期化使用，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占比接近60%，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已经很危险的信号，蕴藏了巨大的风险。其实中国是一个资金并不短缺的国家，但是我们不缺的是短期资金，非常缺乏稳定的长期资金。下一步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就需要大量长期稳定的建设资金，尤其是股权性资金。因此改革中增加长期投资资金的供应，特别是增加股权性资金的供应，就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取向和战略议题。
四是优质金融资产的长期短缺是我国货币始终面临超发压力的主要根源，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处于粗放化格局的直接原因。因为我国的存量资产无法通过市场筛选出优质金融资产，不仅存量无法盘活，而且增量资产也无法优化，直接导致经济体系存在一方面不断吸收新增资源和流动性，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沉淀资源和货币的现象。这一矛盾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累积到一定程度，就表现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严重非均衡，从而有可能首先引发商业银行支付危机并最终引起严重的经济危机。
所以，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加高质量的金融资产供给，是缓解金融资产短缺的主要途径，它不会给经济金融运行带来风险，只会化解现在严重的潜在风险。真正给经济带来风险的，是放任资产短缺引发严重泡沫经济的行为，是假借金融创新，把低质量的金融资产经过包装装进金融市场的虚假创新行为。为此我们应该从中国经济运行的困境、转型升级的基本要求以及中国处于资产短缺新阶段这三个角度，来深刻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现代服务业开放发展的思想和要求。这才是全面解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非均衡问题的要害、关键和方向。
需要强调的是，从1.0版向2.0版经济全球化转型，并不是说只要发展服务业，而不要发展制造业了。制造业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离开了制造业的发展，只会造成服务产业的产能过剩，并形成新的经济泡沫和导致经济危机。以制造业为基础发展现代服务业，服务业才能具有扎实的市场需求基础，才能利用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制造业。
同时必须强调，制造业发展不能仅仅是规模的扩张，也不能只强调单纯对高端客户进行升级。仅强调规模扩张会造成进一步的产能过剩。仅仅强调高端客户升级则会把产业升级引入歧途。因为，如果制造业升级不是瞄准全球40亿人口的中低收入者的大众市场，而是去做1亿高收入人口的小众市场，那么一方面，我们将过早地与发达国家进行正面的较量和竞争，凭中国企业现有的技术实力、管理实力、资本实力等，我们不一定有胜算；另一方面，丢掉我们的市场竞争优势，去做我们没有比较优势的事情，也不符合经济学理性。因此转向2.0版的经济全球化，一是制造业升级要更多地体现为生产率的提升，根本目标是通过生产率提升抵消综合成本上升趋势，与竞争对手比试低成本效率；二是在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以性价比优势占据世界中低端市场，并以此为主要的产业升级目标；三是要把一部分由于生产率提升而转移出来劳动力，经过国家引导的职业培训后引入各类服务业，利用成本优势发展质优价廉的服务业，同时与发达国家企业竞争，发展服务贸易，承接服务外包业务，抢占世界服务市场的制高点。
从理论上看，以制造业生产率提高为目标进行产业升级，会对服务业发展（具体来说是服务业占比）产生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它会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对服务需求产生积极作用，即通过收入效应提升服务业的比重；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率高的制造业出口比例高，因此又会通过制造品的出口效应，增加制造品的出口比重，同时抑制服务业占比的提升。因此，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对服务业占比提升的综合效应，我们并不能事先确定，而要看这两个效应在一定时期内孰强孰弱。[9]在目前中国现实的经济运行中，问题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生产率的上升幅度不能抵消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幅度。这一趋势抑制了制造品的出口效应，同时收入的超前化增长使本地的服务业消费和内需得以扩大，反而使服务业占比得到了迅速的上升。但是这一趋势对中国服务业在全球的竞争力有负面的影响。因此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提升产业生产率。
针对我国已经进入现代服务业高速发展期的现状，目前一些理论和政策对此存在误判。如某些理论将服务业高速发展与金融危机内在地联系起来，认为金融危机是由于本国“去工业化”后服务业的高度繁荣所引起的。此观点对面临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任务的中国危害甚大。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一是与搞制造业还是搞服务业没有任何关系，制造业的产能严重过剩也会引发金融危机；二是与金融资本的趋利本性无关，只要是资本，就一定是趋利的，不趋利就变成了慈善事业。总的来说，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主要与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机制的不良设计和失控的运行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那种把实体经济等同于制造业、把服务业等同于虚拟经济的政策取向和做法，就是上述认识的具体体现。在现阶段，把制造业界定为实体经济，认为反危机政策就是要全力发展制造业，同时认为服务业是虚拟经济必须抑制的观点也是十分有害的。制造产品和服务产出都能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它们之间的区分只是有形与无形，而非实体与虚拟。实体经济与泡沫经济的区分，要看这个部门的“杠杆率”运用水平，经验证明，杠杆率大于20倍，一般就是泡沫经济，即使是生姜、大蒜等产品，也会变成泡沫经济。因此服务业不一定就是虚拟经济，同样，制造业的“杠杆率”过高，产能发展过度，也会引发经济危机。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这种观点把资源错误地引导到产能已经严重过剩的制造业，那么将会导致下一轮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我们不要因为强调制造业重要，就轻视服务业。我们应该反对的是服务业过度金融化。我国新一轮的稳增长政策如果把资源重新砸向产能过剩的制造行业，会引发巨大的经济风险。其实如果把资源投向同样具有实体经济性质的现代服务业，则更容易实现稳増长、调结构与促民生的目标。
三、从GVC到GIC：2.0版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路径
2.0版的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主要内涵，是要在加入GVC的基础上，逐步全面地嵌入全球创新链（Global Innovation Chains，GIC），使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轨道发展。这是中国产业从简单的、低附加值的实体活动向以制造业为基础的“非实体性的现代服务业活动”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实现新一轮全球化战略的现实路径选择。
GIC是指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搜索可利用的知识资源、关注资源使用权并且具备高度开放性的价值网络创新模式。[10]过去的技术创新大多发生在企业创新网络、区域创新网络和国家创新网络中。随着技术创新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信息、通信、交通等技术支持下，开始突破区域和国家界线，积极地寻求外部资源为己所用。企业间人员频繁的跨国流动所导致的技术知识的流动，以及用户、供应商、大学或科研机构人员对创新活动的深层次参与，使创新从企业内部的部门间协作，扩展到外部甚至国家之间的不同主体间的网络合作。
粗略来看，加入GVC与嵌入GIC虽然都是采取全球化视野和开放的态度，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起点，后者是前者战略的转型升级，但是在战略内涵上两者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目标不同。加入GVC进行国际代工，是基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加速形成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而嵌入GIC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建立与世界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联系，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和利用知识资源和先进生产要素。新一轮全球化趋势，就是要“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其中，高水平引进来，就是要有效地引进和利用全球科学知识资源，构建全球创新网络平台；大规模“走出去”，也是为了在“走出去”中就地利用国外的知识、人才和技术。总之，是要使企业快速而低成本地完成复杂性创新，实现国家的战略意图。
第二，决定因素不同。加入GVC进行国际代工，是由中国经济数量扩张的战略取向决定的，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开放实现更大规模的GDP、制造业附加值、进出口贸易、财政收入等；而向GIC升级，是由中国经济的提质增效、创新驱动战略所决定的。过去，通过增加内部研发投入获得技术优势，就可以在市场上获得超额利润。在新的全球化创新轨道中，关注对外部资源的有效利用，才有获得技术绝对优势的可能性。同时，更多的技术知识要求跨领域、多专业综合，也增加了企业囊括创新所需全部人才的难度。
第三，产业内容不同。加入GVC进行国际代工，产业发展内容主要是处于GVC底部的加工、装配、生产型的制造业成长；GIC升级，就是要从GVC底部向处于两个高端的经济活动攀升，即向研发、设计和网络、营销、品牌、市场等“非实体性活动”即现代服务业升级。
第四，集聚经济活动的力量不同。加入GVC进行国际代工，需要的是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以廉价的生产要素和制造成本作为吸收FDI和全球订单的“洼地”，一旦低廉价格的优势不再，原本集聚的经济活动就会随之转移、散去；而向GIC升级，生产要素价格的低廉性被交易成本是否低廉所取代，交易成本是否低廉更加重要。能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费用、优化吸收创新要素的平台和环境，能不能创造全球人才云集的高地，才是竞争成败的关键。
第五，需求推动的方向不同。加入GVC进行国际代工，利用的是外国对本国制造品的需求，即依托的是外需；而向GIC升级，利用的是中国对外国先进生产要素的需求，即依托的是内需。美国等内需旺盛的国家的实践证明，内需规模越大，对其利用越有效，转向创新驱动发展的条件就越充分。
第六，行为主体间的关系不同。加入GVC进行国际代工，中国企业的交流对象主要是外包订单的发包者，这些发包者要么是连接终极市场需求的大买家（处于采购者地位的跨国企业），要么是掌握核心技术的生产商。发包者是价值链的治理者，自己始终处于竞争性零部件供应商的地位，其创新一般也是模仿性的技术学习。而向GIC升级，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科研院所、政府组织、非营利机构及个人等）之间虽然表现为相互间的长期正式或非正式合作与交流关系，但是创新目标却是由中国企业设置，创新过程由中国企业控制，创新成果的产权由中国企业掌握，因此它是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
第七，后果不同。加入GVC进行国际代工，降低了中国企业进入世界市场的风险，降低了其学习成本，拓展了中国企业的学习渠道，使其可以在加工制造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其他能力，如网络、营销、设计等，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增长奇迹。而向GIC升级，为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提供了一条快速提升创新能力的途径。企业嵌入GIC，可以低投入、低风险地利用全球最新的知识资源，充分发挥后发优势。[11]GIC融合内外资源，进行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也必将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从而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过去我国在GVC下发展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创新也是发展的基本动力。但是这种创新大部分是模仿式的、平面式的，它以高强度投资为特征。而新常态下，政府抓经济发展工作的重点、突破口就是及时地转向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创新驱动的重点、抓手、突破口就是科技与人才工作；科技与人才工作的重点、抓手、突破口就是科技创业。科技创业，就是让科技资源通过一定的途径，经过一定的时期，转化为新的资源，或者是创造新财富的过程。它不是简单的搞投资项目，也不是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研发活动，但是最终的落脚点却是要通过创业成为一个企业，进而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产业。显然，把科技创业作为链接中国科教资源优势与创新驱动战略的行动变量，对于嵌入GIC战略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我国过去的快速发展主要靠人口数量的优势，而取得人口红利主要靠勤劳；现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而人才资源优势凸显，但取得人才红利必须靠智慧。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意味着推动增长的引擎必须转向，也意味着它同时会带动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型：一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它不仅要求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主导产业，而且要求现代服务业成为支柱产业。二是企业结构的转型，即，使科技企业成为主体。三是技术进步模式的转型，最早的是国际代工型的技术进步，之后是技术模仿型，现在要转向自主创新型。一句话，就是要通过科技创业和人才来发展经济，而不是简单地通过扩大投资、资源和环境损耗来发展经济。
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模式有不同的发展理念和发展路径。过去我们在GVC下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往往是通过建设各种产业园区（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制造园区、高新技术园区等）来发展出口型制造业。主要办法是以低廉的要素成本、良好的基础设施加上优惠政策吸收外国资本。这种发展经济的办法，与“十三五”计划时期我国在创新经济中强调的科技创业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战略思路和路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目标上，前者是在中国制造，而后者是由中国创造；
第二，在性质上，前者是依赖型经济，而后者是开放的自主经济；
第三，在动力上，前者是FDI主导型的外生驱动力，而后者是本土企业创新驱动的内生动力；
第四，在要素上，前者是以引进资本、机器设备、技术为焦点，而后者是以人力资本投资和人才制度创新为焦点；
第五，在抓手上，前者重点是对出口导向的开发区的建设，而后者则是以科技创业、建设创新平台和综合创新环境为突破口；
第六，在政策上，前者主要是针对物质资本的引进实施包括土地利用、税收、信贷等在内的各种优惠政策，而后者则是针对人力资本创新，进行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鼓励和诱导；
第七，在结果上，前者一般只能取得较低的附加值，而后者必然获得高附加值。
应该指出的是，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下，嵌入GIC的创新型经济与加入GVC的外向型经济之间并不冲突，它们之间是高度依存的。创新经济不是一种简单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而是一种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我们一方面要利用中国庞大的内需，以及逐步构建的创新促进平台，形成吸收国内外先进生产要素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要趁着资本大规模地“走出去”，利用“逆向外包”原理，就地吸收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和人才[12]，让这些先进的生产要素进入中国并为中国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作贡献。
四、结论与相关的政策性建议
中国经济从旧常态、非常态进入新常态、正常态，最重要的问题是产业增长动力机制的重塑。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创新链，意味着中国产业发展动力从依赖要素低价优势、依赖制造业出口导向和高强度投资驱动，转向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的产业重构、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具体来说，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依托对传统制造业的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推进以现代服务业开放化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二是要通过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依托内需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在主动嵌入全球创新链的过程中，中国可以用其庞大的内需吸力和资本大规模“走出去”的机会，虹吸全球更优质的先进生产要素，使更多的全球智慧和资源为我所用。
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创新链，推进单纯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开放化的创新驱动型经济，对政府的工作即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抓手、突破口，是依托于内需吸收全球的科技资源和优秀人才，而这又取决于如何发展科技创业。政府在促进科技创业中的主要任务是优化科技创新创业的环境。这集中体现在建设优质的载体平台和提供卓越的服务两个方面。一是在推动科技创业创新的载体、平台建设方面，要打造集特有功能、特殊政策、特色运作于一体的创业创新领头区域，培育创新型产业的核心孵化基地，把现有工业园、科技园的生产功能基地向人才基地、创业基地、创新基地转型，同时要搞好科技创业园区各种硬件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基础上，要注重鼓励发展包括创业辅导、融资服务、市场开拓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体系，提高创新创业企业的成活率、成功率。二是在科技服务功能上，政府要注意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和范围内，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如在投融资、信息交流、中介服务、政府投入等方面建立健全的服务体系，优先促进研发中介、创业孵化、知识产权、风险投资、人力资源服务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创新链，推进单纯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开放化的创新驱动型经济，对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核心——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制造业国际代工转向依托于GIC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首先需要政策制定者树立一些崭新的发展理念，这些理念与过去在GVC下发展制造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对于建立和完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机制却起着关键的作用，必须予以强调。例如，在GVC中发展制造业强调的是有形的实物产品，而转向GIC发展现代服务业，就需要有无形产品高于有形产品、软件控制硬件的现代发展理念。再比如，前者在理论上需要的是物质资本概念的支持，在实践中只需要承认物质资本的决策支配权和剩余索取权，而后者则必须深化和拓展对资本的认识，把人力资本概念引入产业发展政策中：一是要尊重科技人员的智力劳动，允许人力资本可以与物质资本一样作价入股，以此激励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二是要允许对人力资本进行适度的折旧，以补偿其高强度的智力资本投资和消耗。又如，在体制上，要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尤其要打破对服务业的行政垄断，鼓励服务企业之间展开效率竞争等。
注释
[1]这些年，我在努力思考中国全球价值链战略的升级问题。在这一系列论文中，我提出了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国内价值链，以摆脱依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参见刘志彪：《重构国家价值链：转变中国制造业发展方式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4期；刘志彪、张少军：《中国地区差距及其纠偏：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视角》，《学术月刊》2008年第5期；刘志彪、张杰：《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等等。这两年来，我发现国内价值链只是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创新链的过渡形态，它是扩大内需的结果，也是从出口导向经济走向创新驱动经济的中间变量。具体可以参见刘志彪：《战略理念与实现机制：中国的第二波经济全球化》，《学术月刊》2013年第1期；刘志彪：《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战略选择》，《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等等。
[2]地方政府不是以税收、债券为主要的资金来源，而是以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贷款作为主要的建设发展资金，这种融资机制虽然在我国发展的起步阶段不可避免，但它显然是引发泡沫经济的内在基础。
[3]参见刘志彪：《我国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与债务风险：形成机制与化解策略》，《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4]参见张明.服务业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焦点.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414-73720.shtml.
[5]参见刘丹鹭：《服务业发展能熨平宏观经济波动吗？》，《当代财经》2011年第6期。
[6]1993年世界服务贸易额就已经达到10300亿美元，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超过1/4。当前服务贸易占到了全球贸易总额的大约1/3。“十二五”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攀升，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占比分别为10.3%、10.8%和11.5%。2014年1-9月，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速高于货物贸易增速6.9个百分点，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达到12%，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7个百分点，呈现持续提升的势头。
[7]参见江小涓：《服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理论分析》，《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
[8]参见江小涓：《服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理论分析》，《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
[9]参见张平、余宇新：《出口贸易影响了中国服务业占比吗？》，《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年第4期。
[10]全球创新链是一个崭新的经济学概念，它的研究视角接近全球创新网络和企业创新网络的研究视角。在全球范围内搜寻知识资源为己所用，建立与外界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联系，最大限度地提升网络价值，是全球创新网络的主要研究内容。企业创新网络的范畴放大至全球，就是全球创新网络。参见马琳、吴金希：《全球创新网络相关理论回顾及研究前瞻》，《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年第1期。
[11]国内外很多企业的实践也证实了全球创新网络的高效。例如，思科公司虽然未像朗讯公司那样对贝尔实验室投入巨大人力财力进行内部研发，但它凭借积极搜索外界的创业公司，通过对外部资源的商业化，保持了与朗讯公司同步的惊人能力。参见亨利·切萨布鲁夫等主编：《开放创新的新范式》，陈劲等译，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2]参见张月友、刘丹鹭：《逆向外包：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新战略》，《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