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库柏小说中的边疆情结

对于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小说中的民族叙事和历史再现的评价，学界历来存在分歧。早期学者把库柏的《皮袜子故事集》解释为他通过远离美国社会现实的西部神话对美国历史所做的浪漫化处理。有学者认为库柏的小说所基于的是他本人亲历的历史和文化，有着一定的现实主义色彩。但关于其小说中的历史再现问题，叙述的效果似乎强化了白人占领美洲大陆势不可挡的趋势以及印第安人消亡的必然性。或者说，库柏的小说有意无意地给人一种假象，将这一进程呈现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这样一来，“皮袜子”系列小说可以有两种解读。其一，该作品把美洲土著人定格在美国人的乡愁和怀旧，为历史进步论提供了支撑，隐含了对于其所参与其中的整体社会进程所导致的业已消失的文化或生活方式的怀旧情绪，或“帝国主义的怀旧”（imperialist nostalgia），一种似是而非的情感，但这种情感释放具有一种意识形态功能，缓解整体社会进程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而带来的集体负罪感，通过把这种失落与对往日的怀恋进行联系，从而美化了那一段集体暴力行为的结果。在整体文化层面，这种乡愁和怀旧甚至会扩散为一种民族忏悔的集体无意识，“从而消除了暴力以及对于施暴本身所应负有的责任”[1]。在这里，帝国主义的乡愁并非否认或回避既定的行为后果，因为征服者和压迫者的行为证据尚未消失，而是通过史料的筛选，采取似是而非的天真或堂而皇之的行为将征服者的行为或民族国家的暴力文过饰非。所谓“帝国主义的乡愁”掩盖了殖民行为背后的历史现实，通过诉诸某种特殊的情感，来缓解历史现实所带来的负罪感。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库柏创作的正面价值，挖掘其作品中对土著居民的恻隐之心，他们认为《皮袜子故事集》潜藏着沉重的失落感，充溢着对土著人的理解和同情。

评论界对库柏小说的矛盾解读源自于对西进扩张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上的偏差。有一种共识是，在库柏的小说创作中，西进运动被视为美国历史中最核心的事件，同时又是19世纪土著文化史和美国历史中最具悲剧性和灾难性的事件，使得关于那一段历史的民族叙事陷入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其实，这种尴尬是源于历史的原因。在库柏的小说中，我们能够看到土著人与美国主流社会持久的对话，而他的小说也不单单是对进步历史的简单宣扬，也非回避历史责任和义务，而是通过美学形式准确地再现美国历史和民族心理的巨大创伤。早期论者往往把“皮袜子”神话视同为美国人对印第安人暴力和掠夺行为的负罪感的外露，如莱斯利·菲尔德（Leslie Fielder）就明确指出，这种负罪感对于理解美国文学是十分关键的，但库柏所采用的传奇（romance）体裁很难说实现了这种初衷，因为这是一种支离破碎得难以愈合的文学形式，因此无法达到缓解乃至消除民族创伤的目的。[2]库柏的小说将民族的创伤和悲剧从集体无意识中拯救出来，升华为共和国的良心。如果按照一些当代民族主义理论的观点（如法国民族主义理论家Ernest Renan），民族叙事的建构往往产生于“强制性忘却”，那么“皮袜子”系列中的最后两部小说则把读者带入了遥远的共和国历史的深处，对集体忘却的梦魇进行了正面处理。《印第安人迁移法案》颁布后的十年间，七万多土著美国人被迫离开家园，他们中间有三分之一死在大迁徙的途中，这段历史已成为土著美国人的噩梦。创伤不仅造成集体历史记忆的断裂，还赋予历史阐释以特别的含义。库柏的小说叙事、人物刻画、情节铺垫、历史背景和篇章结构都在探寻一种恰当的文学表现形式，准确再现民族创伤与民族叙事之间的张力，展露美国历史中暴力与苦难相互交织的情景，呈现了美国历史的另一个侧面。

其实，在美国人关于美国民族性的想象中，美国土著文化在关于民族认同方面占据着特殊的地位，特别是美国独立前后，殖民地亟须找到并确立自身合理性的东西，土著文化有助于确立其有别于英国的文化身份认同。由于19世纪初的美国社会民族统一与多元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寻求缓解这一张力的过程中，它试图在过去的历史经历中寻求一种合理的、共同的和连贯的文化遗产，以便确立文化的整体性，而土著文化恰恰是构成民族身份之特殊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来，在共同体的想象和建构过程中，强制性忘却是有损于美国人的现实原则和国家利益的。在共和国初期，殖民地人就曾设法通过与印第安部落的结盟来建构殖民地身份，并以区别于殖民地宗主国的方式来实现其独立和统一要求的。这一时期的民族叙事将土著社会纳入其中，也是建构民族历史叙事的一个策略。19世纪美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森·特纳的边疆学说认为美国体制和文化的特殊性源自于美国的边疆，这可以说是19世纪美国史学界在探索美国国民性方面提出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当然，特纳对于美国边疆特性（两元对立）的理解是有问题的。

库柏的民族叙事有着宽阔的想象视域，既包含着源于深邃历史洞察力的地域想象，揭示了19世纪美洲地理空间的政治张力。库柏的作品通过追溯美国地理版图上西部大开发的形成过程，来透视民族国家的空间政治。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空间信息载体，西进运动反映了美国的疆域变迁和发展历程，同时也隐含着领土扩张过程中的殖民暴力、地域纷争、种族矛盾和文化张力。“皮袜子”系列小说似乎旨在通过描绘一幅19世纪美洲社会的空间图谱，戏剧性地呈现了帝国话语和民族叙事相互交织的主题。美国西部作为一种元地理概念，负载着帝国想象和话语实践，将分散模糊的地理空间简化为一个政治统一体。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空间信息载体，这幅空间图谱以其特有的方式诉说了关于民族国家的地域想象、疆域变迁的历史故事。在美国历史上，空间政治曾是殖民者的拓疆工具,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从美洲大陆最初的东海岸核心区域到后来的西进运动，多元与统一的张力贯穿始终。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空间信息载体，一方面，西进运动反映了国家的疆域变迁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殖民暴力、地域纷争、种族矛盾和文化张力相伴相随。库柏的小说戏剧性地呈现了这一张力的历史渊源，揭示了民族身份建构中边疆、地理、殖民和身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演绎了帝国话语和民族叙事相互交织的主题。

19世纪上半叶，美国文学经历了全面的复兴，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作家、诗人、散文家和批评家，如库伦·布莱恩特（Cullen Bryant）、库柏、霍桑、梅尔维尔、斯托夫人、爱伦·坡、薇蒂尔、朗费罗、罗威尔、迪金森、惠特曼、梭罗、爱默生。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库柏的（《皮裹腿故事集》）五部作品的重要性在于考量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与这一进程所付出的代价，探索一种缓解创伤的途径。库柏的这种努力虽然并没有成功，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学、作家与时代的关系。

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执政期的第二次革命到美国内战结束（1830—1865），美利坚共和国面临了严峻的考验，这一时期的国家发展历尽坎坷。这一时期是西进扩张的鼎盛时期，南方奴隶制受到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地方主义意识形态甚嚣尘上，而北方强大的政治改革也在向前推进。多重力量相互角逐，导致矛盾最终激化，在美国内战中以极端的对抗和分裂的形式爆发了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安德鲁·杰克逊1829年就任总统后的三十年里，民主的理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其实，杰克逊执政期间的社会矛盾早在共和时期至美国内战前就已经存在，共和时期以来的美国历史充满了关于地域和领土的纷争，这些纷争大多与民族国家的身份定位直接相关，同时，涉及共同体的治理以及种族和族群关系。领土的变化对于种族和族群的影响的后果是严峻的。民族国家是包容性与排他性并存的产物，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如19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之后的美洲西部），这种张力是空前的，暴露出共同体的矛盾。

在库柏关于美国西部的小说里，边疆有着多重含义：不断推进的西部疆界、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文明与自然的分界、共同体与荒野的边界。一方面，西进运动昭示着在美利坚共和国国土上实施的疆界划分、极度理性化和强行统治的过程；另一方面，它还体现了美国的原罪即对印第安人实行的种族灭绝。在西进运动过程中，芸芸众生及其生活百态与18世纪美国革命的政治理想大相径庭，上演了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而库柏小说中的人物则是成为共和国早期历史的见证者。库柏的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时是在建构关于美国西部历史的集体记忆，因为这段共和国早期的历史正在被人们遗忘。小说中的历史人物、事件和场景重现了当时塑造美国国民身份的各种声音和力量，在这个人潮涌动、万象更新的历史形成期，窥探了历史的种种可能性。库柏作品中的历史场景和宏大叙事架构暴露了19世纪美国社会中的压迫性权力关系，以及他对未来的担忧。其实，库柏并没有如人所期待或如部分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去讲述一个美国民族国家的立国神话，而是关注那些几乎被人遗忘的美国人的集体创伤。随着民族国家的轮廓若隐若现地呈现，人们也逐渐淡忘了过去的伤痛。在追忆这些伤痛的过程中，库柏重新想象了凝固于集体历史记忆背后那些令人怦然心动和危机四伏的时刻，唤起人们对共和国历史的思考。

库柏的空间想象为小说中的民族叙事提供了宏阔的历史背景，详细了解这一历史背景的复杂性对于理解库柏小说的历史视域无疑是十分关键的。在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州之后，托马斯·杰弗逊总统选派美国陆军指挥官梅里韦瑟·路易斯（Captain Meriwether Lewis）找出一条通向太平洋地区的水上运输线。1803年6月20日，杰弗逊总统委派路易斯完成洲际旅行“发现之旅”的任务时，曾指示他的任务目标是探索密苏里河及其主要支流，以及可作为商业用途、横跨大陆的直接、实用的交通水路。为了实现洲际贸易通商计划，杰弗逊询问密苏里州、哥伦比亚河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形地貌图，并查阅了相关介绍性的资料，了解了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居民的情况，还让路易斯搜集土著部落的情况，以便进一步开展贸易，更好地教导和驯化土著居民，使他们能够适应国家的发展。杰弗逊的计划中包括两项重要内容：一是确立明确的通商路线；二是通过教导和驯化土著居民，对印第安人实施社会和文化影响，达到归顺和同化的目的。

路易斯安纳购地开启了大规模的美国西部移民潮。美国西部是一片多元文化、多族裔、多种族的地区。随着“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成功，美国的疆域扩大了两倍，也出现了各色血统、族裔、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包括西班牙裔、法国裔、白人、黑人、奴隶和自由人等。“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也导致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土著人迁徙政策，（主要是迁移到俄克拉荷马州）从国家层面对美国国家地理疆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新设计和规划，其目的是清理、整顿、界分和管理美国西部混杂的人口。从历史角度看，这样一次大规模的疆域规划和整理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试图将统治权力的格局对异域和异质文化进行统一规划、控制、驯化、皈依，从而纳入美国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圈。可以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对于生活在北美的居民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历史变故，也导致了北美权力关系的变化，开启了美国在西部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库柏的创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库柏在作品中赋予西部地理空间以一种伦理学意义，西部边疆的地理疆界、土地纷争反映了一种伦理性空间的不确定性。库柏小说中地理空间的不确定性具有具体的维度，对殖民时期美洲地理空间不确定性的描写则指向19世纪美国社会状况，强调地理空间的伦理维度是重要的历史遗产。库柏花费了大量笔墨揭示种族、阶级、地域纷争与民族叙事相互交织的张力，尽管美国西部有着地理空间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民族国家与土地私有者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地域纷争。库柏的小说不仅对于理解19世纪美国的“国家地理”至关重要，而且对于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身份的形成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缺乏历史根基，美利坚民族的政治基础必须立足于多元的文化土壤，民族国家的领土也需要经历“分离和巩固”来完成统一大业。因此，边疆始终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空间。

“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为考察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美国扩张背后的意识形态张力和民族矛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框架，其影响反映在美国文学对于领土扩张的焦虑和反思。在美国内战前，文学作品中充满了领土扩张的民族意识。在这层意义上，美国的民族叙事也是关于领土扩张和疆域界定的叙事。围绕民族身份的争论关系到究竟什么人、什么文化可以进入共同体的身份范畴，涉及广大群体的命运。美国文学对这些“想象共同体”的关注，反映了美国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张力与矛盾。通过考察这些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作家是如何在历史和政治语境中确立自身并参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的。民族叙事中关于领土和土地的再现体现了人们对于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和观念，也体现了美国人对于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的关注。美国文学从整个发展史上都可以说是在从不同角度界定土地和领土，表达了美国人关于民族国家的个体和群体的空间意识。这些关于土地的再现也构成了“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叙事的一部分，提供了区域和民族身份形成的厚度描写。“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条约文字也彰显了美国人关于领土、所有权、个人、民族身份等观念的丰富想象，条约的第三款将分割给个人居民的权利纳入到美国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同时规定他们有资格享有所有美国公民所能享有的权利、利益和豁免权。这一纸条约也影响了人们关于土地与国家的观念，影响了美国边界内部和外部成千上万的居民。对于美洲大陆的土著居民而言，民族身份更是与土地息息相关。大地滋养着世间万物，包括动、植物等一切有生命的事物，人类只是万物中的一个群体。印第安部落与西雅图的土地共生共长，对于这个民族而言，他们属于这片土地。他们从不以旁观者的姿态，而是用主人的身份去保护自己的家园。土地是神圣的，意味着人必须要尊重土地，就像尊重人类的祖先一样爱护、尊重自己的家园。这样一来，土地、家园、民族、国家、人民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张力，这种张力在库柏的小说中得以戏剧化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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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Renato Rosaldo,Culture and Truth: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Boston:Beacon Press,1989),p.70.

[2] Leslie Fielder,Love and Death in the American Novel(New York:Criterion Books,1960),p.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