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民族叙事的张力空间

民族叙事是融合了特定时期、地理、空间、观念和书写的时空综合体。透过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想象、表意方式和神话建构，可以探讨帝国话语与民族叙事的互动关系。这样一种考量试图在美国国民性问题的讨论上做些尝试，不再拘泥于民族国家内部（领土和疆界），而是着眼于动态的考察，关注由内及外、由外向内、内外交织的运动。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19世纪美国文学中，民族叙事的构造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张力的过程，反映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构成中相互交织的文化和政治关系。在民族叙事的框架下，美国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想象、表意方式和神话建构可以围绕共同体的身份、书写、叙事来讨论。1823年（《门罗宣言》）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美国国家现代化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美国经历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领土扩张、海外殖民，同时，这一时期也是美国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国际地位迅速攀升并开始进入世界体系、民族叙事和帝国话语并行不悖并主导美国政治文化的特殊时期。19世纪，美国社会的发展史也见证了国家叙事与帝国想象相互交织的过程，二者之间的张力贯穿始终，使社会发展的各阶段都携带着帝国话语政治的印记，不仅彰显了美国社会观念的变化（这些观念包括宪政共和主义、清教伦理、天定命运、边疆理论、西进运动、美国例外论、多元文化与异质文化的悖论关系、统一与分裂、进步与变革等），而且反映了美国人的疆土意识、帝国想象和身份意识。

本书着眼于美国文学中帝国意识与民族想象的话语实践，揭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叙事之间的张力如何作用于文学创作本身，探讨文学作品与帝国话语政治的关联性。处于民族建构和帝国想象的特殊历史语境下的美国文学生产，直接或间接地承载着民族叙事的重任，复制、折射或强化现代共同体的秩序和观念。在美国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叙事和帝国话语的交织和互动构成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奇特景观。当然，在想象民族国家统一体的历史建构中，帝国的存在是一个极为棘手，有时甚至是令人尴尬的事实。作为民族国家的起点，民族叙事彰显了民族国家作为一种集体想象和叙事策略的结果。在美国历史中，民族身份建构与帝国话语之间有着一种持续的悖论关系。在关于民族国家的叙事建构中，帝国的强暴、征服和扩张与民族国家的发展相伴而生、密不可分，甚至并行不悖，构成了美国历史上一段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揭示政治秩序形成过程中发生的暴力。美国早期的西部定居和扩张都依赖于帝国扩张和殖民征服的理念。帝国的暴力成为令人不安的历史记忆，导致沉重的集体负罪感，因此帝国想象彰显民族身份话语建构中的文化矛盾。帝国想象对于美国人的疆土意识、美国例外论、进步史观、西进运动、美国国民性的再现、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族文学的形成都至关重要，而由此形成的张力凝聚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沉淀在文学作品之中。在美国文学中，民族国家的构想滋生了帝国版图的想象，也增加了对进步主义历史观的疑虑，反映了美国民族文化的深层矛盾和情感焦虑，这种情感渗透在原本乐观、自信的爱国主义话语之中，困扰着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探讨美国文学与民族国家历史命运之间的关系，对于把握美国民族性与文化身份的内在张力、揭示文学的社会功用、在文化政治和历史语境下重新解读文学经典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美国历史上，民族国家和帝国的宏大叙事蕴含了“想象的共同体”与多元文化构成之间的张力，民族叙事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国家内部的文化与族群多样性，这种张力贯穿于美国历史的各个时期。一方面，美国人在对新大陆的拓荒和殖民经历中，需要重新想象民族国家的统一体；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得不面对多元文化的格局。由于社会构成的多元性，民族统一的愿望变得十分强烈，这种需求往往会克服甚至压制多元化中的分裂倾向，强调统一性，即使政治、文化层面迫于各种压力需要不同程度地赋予多元话语以一席之地，但这在很多情况下是作为权宜之计而发生的。作为现代国家的美国在族群政治上始终面临一种两难的选择，国家不仅需要在认同问题上建构、维持和巩固一个全体国民共享的民族认同，而且需要承认、保护或支持族群各自的身份话语。与此同时，作为民族国家的总体叙事，国家需要避免族群固化自身的认同，特别是当民主与帝国捆绑在一起时，向心力的维持和诉求就会成为刚性需求。毫无疑问，这种两元对立的话语模式就会有较高的社会风险。在美国历史上，这种对立模式的确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损耗和精神重负。帝国想象和民族叙事之间的张力也反映在作家不同时期的创作中，对作家身份意识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美国文学展现了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复杂的文化和政治问题，彰显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张力，这种张力本身也是美国历史遗产的一部分，并以或隐或现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暴力是国家主体的行为特征，也是常常需要被压抑、掩盖、粉饰、消除的因素，被消除的要素构成了民族叙事的盲点。例如，民族国家历史起源的叙述往往可以通过预设读者对“民族”集体身份的默认将其纳入历史主旋律之中，而共和国那段触目惊心的历史记忆却被遗忘。显然，这种关于共同体的预设掩盖了历史的断裂和文化多元属性。民族叙事要求人们认同和接受美国的立国原则和核心价值，却忽略或“忘却”了帝国的建构在民族认同过程中所造成的代价。美国文学也不断地暗示记忆与忘却、延续与断裂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中的痕迹，揭示了共和国历史中无法抹去的张力和冲突，也谕示了民族叙事与帝国想象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是美国国民身份的悖论。在这样的语境下，文学承载着特殊的政治任务。如果说文学作品有意回避或“忘却”帝国历史中的暴力的话，事实上，这段被放逐的历史却依然潜藏在集体无意识之中，并以独特的方式在文学作品中浮现出来。文学反映了民族叙事的创痛，也渗透着帝国想象的修辞和隐喻，这种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的断裂成为了民族记忆挥之不去的愧疚和民族文学无法回避的主题。

本书的论题首先考虑的是美国民族叙事中民主与帝国的关系。要深入探讨这个论题，仅限于美国文学本身的考察显然是不够的，需要从政治学、美国史、地理学、地图学等跨学科领域进行分析，从理论上解析帝国话语与民族叙事中所包含的民主与帝国之悖论，在不同学科交汇的场域对相关史料、观念、理论、文本进行辨析。通过考量这一论题，笔者希望能为作家与文本的案例分析提供一个政治批评框架，也希望通过这一尝试，抛砖引玉，引起学界的关注，共同来破解这个论题。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民族的方法》中谈到如何将文学与民族主义研究结合起来时，也谈到帝国与民主的关联性。安德森在《比较的幽灵》（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一书中指出，一旦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与国家联姻，便有可能转化而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事实上，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以缔造国家为结果。资本主义是一种滑稽的民族主义，民主与帝国二者并非水火不相容。“民族主义不是意识形态，没有普遍性的内核。每当涉及民族主义议题时，需要先置入具体语境之中。当一个民族的情绪膨胀到具有侵略性时，我们须得警惕。当民族沦为弱势群体时，又得换个角度看待他们的民族情绪。”[1]安德森所提到的民族国家的两面性特别适用于讨论美国问题。

本书所讨论的民族叙事更多地指向民族叙事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来源于民族国家的构成，即民主与帝国、统一与多元、内部与外部的紧张关系。在美国政治思想史与19世纪以来的美国文学中，关于帝国的政治话语与美国民族叙事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呈现方式：并行不悖，相互渗透和相互矛盾。在19世纪美国文学中，爱默生、亚当斯、惠特曼、梅尔维尔、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在他们各自的创作中，都有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思考。在美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或作家的不同创作阶段，这种关系的表现方式都会有所变化。在共和国创建时期，杰弗逊总统关于民族国家的构想就是在殖民关系语境下、特定的历史时刻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提出了确立“自由帝国”理念之上的宏大构想。19世纪30年代（特别是从1823年的《门罗宣言》开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是美国国家发展的加速期，西进运动、对内殖民和海外扩张经历了一个连续推进的过程。在这一时期，美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开始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民族叙事和帝国修辞或并行不悖，或相互渗透，或互为印证，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以极其显赫的方式浮现出来。这一时期总体上应该说是共和国之初杰弗逊提出的“自由帝国”理念的延续。其实，民主与帝国作为民族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两个方面，从一开始就相互纠缠在一起，形成后来美国政治、文化中持续的悖论。也正是因为这种纠缠不休的局面，我们看到了美国人在共同体问题上对帝国或隐或现地存在所持有的暧昧态度，这种态度反映在美国历史上既承认又否认帝国历史存在的这一事实之中。

当然，“自由帝国”理念的提出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首先，这个概念不同于大英帝国关于自由的理念，如贸易自由作为自由帝国的基石，殖民制度、坚船利炮与自由贸易、移民自治、自由主义与殖民地改革运动、自治原则、“文明的使命”、福音传教与征服开化、印度与贸易通道、全球贸易与战略防卫体系等。对于年轻的共和国而言，杰弗逊并没有或复制大英帝国的野心，他有的只是部分地承袭欧洲帝国的传统，同时加入美利坚共和帝国的内在需求。无论如何，“自由帝国”理念延续了大英帝国的政治矛盾性。这一点，就连杰弗逊总统本人也供认不讳。杰弗逊也意识到民主体制、自由理念和共和原则与帝国潜在的功能和需求有着不可调和的紧张。历史证明，这种张力造成了民族文化心理上的断裂。对于这种矛盾体内在张力的担忧和对帝国命运的忧虑，始终困扰着美国历代政治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这种普遍的关于共同体的焦虑在当时的文学艺术作品中都有所体现。19世纪上半叶的“哈德逊河画派”（Hudson River School of Landscape Painting）画家的代表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的《帝国的进程》（The Course of Empire)和约翰·盖斯特（John Gast）的《美国进步》（American Progress）就是两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在这些作品中，19世纪普遍存在的对共同体命运的担忧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民族国家的历史也是民族叙事与帝国想象相互交织的历史，二者之间的张力体现在美国人的疆土意识、民主理念、帝国想象和民族身份之间。虽然这几个方面分别属于不同话语范畴（地理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但关于“帝国”和“民主”的概念有一个共同点，即兼容性与排他性并存。帝国的构造和刚性需求可能会把这种排他性和压迫性推向极致，而民族国家的界定则更是包含着领土化、去领土化和再领土化的过程。对民族叙事或帝国话语的微观权力力学进行细致的考察，或可发现民族叙事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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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王炎、［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民族的方法》，载《读书》，2015年（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