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心系丽江，情系泸沽湖

一、缘起与历程

时光荏苒。转瞬之间，从事纳西族、摩梭人语言文化心理研究已十余年了。2002年春节后开学，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迎来第一届高校教师进修班的11名学员，一位纳西族学员名叫和秀梅，是云南大理学院^[1]的教师。“纳西族”这一族称引起了我的兴趣，依稀记得这一民族有一种象形文字，似画非画，被称为文字史上的“活化石”。接触多了，也知道了更多的纳西族趣事，如美不胜收的丽江古城、娇艳无比的玉龙雪山、被称为人间天堂的香格里拉、色彩斑斓的纳西文化。于是，我开始关注纳西族的有关资料，了解了更多的纳西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不仅在文化方面，甚至在基础认知方面。

彼时，我们对亲属词研究刚起步。纳西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有何特点？和秀梅利用暑假回云南收集了数据，产生了我们的第一项研究——《纳西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兼与汉族亲属词概念结构比较》（《心理学报》2004年第6期）。2004年11月，我和刘丽虹、陈曦带着研究纳西族颜色认知的计划第一次踏上考察之旅：先从广州乘火车到昆明，下火车后乘汽车去大理，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前行，用了7个小时，晚上11点多到大理，当天宿于大理古城。第二天，游览了大理古城。陈曦与和秀梅开始在大理学院新校区做实验。我和刘丽虹在大理古城书店里买了一些纳西族的图书资料，走马观花式地看了洱海和附近的白族文化村。第三天一早，一行四人去了丽江。

汽车在公路上驰行，周围景色也在不停地变换。在大理附近，是“不是江南却胜似江南”的田园风光，随着海拔变化，土地变得贫瘠，田里的作物也发生变化。经过3小时车程，来到令无数游人神往的地方——丽江。雪山在阳光下清晰可见，天是蓝的，蓝得像蓝色的宝石；云是白的，白得像盛开的棉朵；空气清新，吸一口就感觉能使在都市生活里被污染的心肺都得到洗涤。在古城里，清一色的古建筑连成一片，石块路被磨得锃光发亮，清澈的河流弯曲地分布于古城中，鱼类在水里自在地潜游，一幅天、人、物和谐的景象。在这期间，参观了土司的木府和纳西东巴文化研究所，在玉龙雪山下的玉水寨，找东巴（东巴教的祭司）来做实验。第一次丽江行产生了第二批成果——《纳西象形文字识别中的形、音、义激活》（《心理学报》2007年第5期）、《纳西语颜色认知关系研究》（《民族语文》2008年第2期），并为从事纳西东巴文研究积累了资料。

2005年深秋，我和夫人余健庭女士，学生陈俊、沈强旺和谢书书一行5人第二次去了丽江。彼时，从昆明到大理已经有了高速公路，旅途变得快捷起来。到丽江后，游览了美不胜收的束河古镇，游览了森林与古建筑群融为一体的黑龙潭公园，游览了举世闻名的玉龙雪山、惊心动魄的虎跳峡和长江第一湾、安详静谧的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金碧辉煌的松赞林寺。特别是玉龙雪山，当来到她面前时，每一个人都被她的美丽惊呆了，在白云缭绕之间，玉龙雪山的主峰时隐时现，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发出“我来了”的呼喊，呼喊之余，又一起唱起了《青藏高原》。山风很大，云走得很快，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云雾全部散去，整个山峰矗立在眼前，空气是如此透明，感觉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山体，山顶的白雪熠熠发光，与湛蓝的天空交相映照。此情此景，令人终生难忘。后来，我又去过祖国许多地方，感觉丽江之美，华夏大地无出其右者。此次造访，不仅享受了一场视觉盛宴，而且完成了《语言和文化对空间认知的影响——汉族和纳西族大学生空间词相似性分类的比较研究》（《心理学报》2008年第7期）和《文化差异影响彝、白、纳西和汉族大学生对黑白的认知》（《心理学报》2008年第8期）两项研究。也是在这次造访期间，第一次听说泸沽湖，听到关于泸沽湖母系家庭和走婚的风俗，产生了去那里考察的冲动。2007年冬季，谢书书又单独赴丽江，在玉水寨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纳西东巴文字的性质及其认知机制》的数据采集，完成了论文《习惯的空间术语对纳西族和汉族大学生空间参考框架的影响》（《心理科学》2009年第2期）。

2008年春天，我和王建平、王娟、林娜一行4人又开始了第三次滇西北之旅。在丽江逗留两天后，直奔泸沽湖。彼时，正是山花烂漫的季节，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时而登上云雾缭绕的山巅，时而深入深邃的金沙江大峡谷，两岸的山峰高耸入云，浑浊的江水咆哮而下，沿岸少有开阔之处，使人担心一旦出现泥石流或塌方，真有插翅难逃的感觉。下午4点多，来到泸沽湖，天变宽了，一潭碧水映现在面前，那就是高原明珠、世外桃源——泸沽湖！湖水清澈见底，水草依依，偶尔会有猪槽船如叶般的在湖面上漂荡，所过之处留下一阵阵涟漪。洛水村沿湖边而建，商铺里有身着艳装的摩梭姑娘在照顾生意，听不见叫卖声，一切显得那样的安然静谧、怡然自得。一行人在湖边小饮，斟上半斤苏浬玛酒，点上一条泸沽湖的鱼和几盘湖鲜，几个人围坐在湖边桌子上，在落日余晖下悠然地欣赏着泸沽湖的美景和美味，不由得你不沉醉。大家觉得，要准确地描绘泸沽湖的美，只能感叹语言的匮乏了。

其间，我们乘猪槽船游览了洛克岛，到房东家的祖母屋吃过早餐，观赏了摩梭人的篝火晚会，完成了论文《Mosuos’ awareness of taxonomic relations in word associations，lexicon decisions and semantic categorizations》的实验，完成了论文《摩梭人亲属词的概念结构——兼与汉族、纳西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比较》（《心理学报》2010年第10期）的部分实验，回丽江时在宁蒗完成了《纳日人颜色词的概念结构——兼与纳西人颜色词概念结构比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的实验。其间，我们对摩梭人的家庭婚姻制度产生了浓厚兴趣。

2009年初冬，肖二平刚入学，她愿意以摩梭人的亲属关系为研究选题，于是一行7人又一次深入泸沽湖。与第一次不同，这一次选择从四川方向进入泸沽湖，途经成都、西昌、盐源，一路颠簸，晚上9点才到，在泸沽湖边住下，第二天便开始采访和做实验。彼时，泸沽湖酒店开张不久，热情的邓总不仅为我们打了折，还主动让酒店职工给我们当被试。泸沽湖的四川方面开发得晚，民风淳朴，找学生或成人做实验拒收被试费，使我们这些从市场经济大潮中过来的人还真有点不适应。此次考察为以后开展摩梭人亲属关系研究做了铺垫。

2010年国庆期间，我又与肖二平、王娟、和秀梅一行4人从云南方向去泸沽湖。我们造访了永宁镇，晚上在走婚时刻去过狮子山脚下仍在走婚的村庄。通过考察，肖二平完成了博士论文《摩梭人亲属关系的心理学研究》（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附带成果是《文化和情境影响亲属词的概念结构》（《心理学报》2013年第8期）、《摩梭家庭的亲密度与适应性研究》[《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摩梭人的父母教养方式——兼与汉族人的父母教养方式比较》（《教育导刊》2012年第7期）。

在两次去丽江基础上，王娟将东巴文运用于辅助幼儿的汉字学习，完成了《结合东巴文学习汉字对幼儿汉字字形记忆的影响》（《心理学报》2011年第5期）、《内隐学习中东巴文促进幼儿汉字字形记忆的研究》（《心理科学》2013年第1期）两篇论文，为东巴文的开发和利用做出了贡献。林娜将东巴文用于智障儿童的汉字学习，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在十余年的时间里，我们课题组有11人、22人次前往丽江和泸沽湖考察。记得刚买到《纳西象形文字谱》时，对方国瑜先生为此书付出的艰辛有长歌当哭之感。回顾走过的路，艰辛不言而喻，却无长歌当哭之感。艰辛固然艰辛，但艰辛中有愉悦，有回报，有慰藉。丽江和泸沽湖，那是心灵可以找到寄托和升华的地方！难怪美国探险家洛克（J.F.Rock，1884—1962）在弥留之际还写信给一位挚友说：“与其死在夏威夷的病床上，我更愿意回到泸沽湖的鲜花丛中。”李霖灿先生将自己的一缕白发委托友人埋在玉龙雪山下。笔者虽不敢同先哲们相提并论，但对丽江和泸沽湖却深有同感。

二、方向与坐标

对纳西族和摩梭人语言文化心理的研究由来已久，研究者不乏名学者。外国人中有《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的作者洛克，《么些研究》的作者法国人巴克（J.Bacot）；民国时期的研究者有方国瑜，其撰写了《纳西象形文字谱》。李霖灿编撰了《纳西象形标音文字字典》。东巴文化研究所对东巴古籍进行了翻译整理，于2000年出版了100卷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改革开放后，著名研究者就更多，如傅懋勣、周有光、白庚胜、郭大烈、杨福泉、王元鹿、喻遂生、和志武、李国文、木仕华、李静生、施传刚等。他们或从文字学角度，或从哲学、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和文化学角度，对纳西族和摩梭人的语言和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许多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那么，我们的研究从哪里开始呢？

我的研究方向是心理语言学。研究纳西族和摩梭人的语言文化心理应是主攻方向。与纯粹的社会科学不同，心理学采用实验法。因此，运用实验法研究纳西族和摩梭人的语言文化心理，应该能够发挥长处，体现优势。冯特在建立心理学之初就认为实验法不适合民族心理学，我对此持有异议。民族心理学研究要提高水平，就应该大力提倡实验法。实验法能够方便地操纵变量，有效地控制无关变量，精准地测量因变量，能够做因果关系的推论。那些认为民族心理研究不适合采用实验法的看法是片面的。

找准主攻方向之后，还应找到研究的“坐标”。研究的坐标就是理论。许多人认为，搞实验研究的人不需要理论，这是偏见。实验研究亦需要理论指引，缺乏理论的指引，研究者只有在漫漫的长夜中摸索。好的理论可以使人不犯或少犯错误。理论不一定都是真理。理论不过是对经验事实的解释，虽然好的理论亦能预言某些经验事实。理论能够激起人探究它是否正确的好奇心，能够使思维有一个看似正确的方向。理论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具有严格的局限，它只在一定时期、一定场合、一定语境中正确或有效。理论更替发生得也很快。被替代并不意味着被抛弃，理论中合理的成分被积淀下来，不合理的成分被剔除了。科学理论的发展是扬弃。重要的是，一种理论在发展期间，指引了那一段时间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因此，实验研究者应该养成对理论的爱好，那种忽视理论的研究者永远只能够在别人后面“跟风”、“山寨”。一个轻视理论的民族永远也不可能涌现出杰出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因此，研究纳西族和摩梭人的语言文化心理需要理论指导。

恰在此时，两个理论吸引了我，一是语言关联性假设（the hypothesis of linguistic reality），又称为沃尔夫假设（Whorf hypothesis）、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或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一是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évi-Strauss，1908—2009）的亲属结构理论（the structural theory of kinship）。这两个理论是我们从事纳西族、摩梭人语言文化心理研究的指引，它们像夜空中的北斗，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语言关联性假设具有悠久的历史。柏拉图说：“思想就是话语，判断就是说出来的陈述，只不过是在无声地对自己说，而不是大声地对别人说而已。”笛卡儿认为，语言是独立于人类智能之外的能力，语言不但是思维的符号，也是思维存在的证明。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思想的逻辑形式。语言既是认识活动的结果，也是认识活动的对象。语言有外在于人类自身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只有把语言看成是对人类共同的、客观的东西，才能够真正认识语言的作用。他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语言游戏这个术语意味着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说出语言就是一种行为的一部分，或者就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哲学必须直面语言，“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海德格尔更是认为，语言不是哲学的研究对象，而是哲学存在的根据，是人类存在的基础，是支配和决定人类思想的最后因素。思想是语言的自我显现，是语言自己在说话：不是人们在使用语言，是语言利用人们的身体在说话。在说的过程中，身体和工具是载体，思想则以语言的形式得以显露。他说：“存在在思想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之居所。人栖居在语言所筑之居所中。”列维斯特劳斯指出：各种社会关系都要靠语言沟通中的相互确认和共识，才能在社会生活中维持下来。亲属的相互语词称呼，构成实际亲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使用亲属关系语词系统的个体或群体，由于语词表达和指谓的特定关系，行为上受到了语词规定的约束。“亲属语词不仅是某种社会学的存在，而且也是说话的因素。”使用这些语词就等于“做”这些语词所规定的关系规则。个体在使用亲属关系语词时，实质上隐含着实行由亲属关系所要求的不同态度，如尊敬或亲近、权利或义务、亲情或敌意等。在语言学界，洪堡特是语言关联性假设的直接先驱。他认为，语言是思维的构成工具，语言和思维一体，无法分开。语言是世界观的体现。他说：“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也认为，语言模式决定思维模式。“语言和我们的思路不可分解地交织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同一回事”；语言影响讲话者的思维，“人并非孤立地生活在客观世界……而是多半受到语言的支配……‘真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知不觉地建立在人群的语言习惯上的”。

正如涓涓细流最终会汇成滔滔江河，语言关联性思想到了沃尔夫（B.L.Whorf）那里变得成熟。沃尔夫在对美洲印第安人霍皮（HoPi）语研究的基础上，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沃尔夫假设”。他认为，范畴和类型并非自然地存在，世界通过语言来组织。语言决定认知，是思想的塑造者。这一假设包括两个部分：（1）语言决定非语言的认知过程。学习一种语言会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方式。讲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有不同看法。这就是语言决定论。（2）被决定的认知过程对不同语言而言是不同的。不同语言有不同的决定认知的方式。语言结构具有无限的多样性，一种语言中确定的类别和区分定义为该语言所独有。不同语言的讲话者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这就是语言关联性假设。沃尔夫发现，不同语言词语的区分性不同。区分性指语言中某一特定领域中词的数量。语言在某些领域的区分性高，在其他领域的区分性则低。例如，汉语中描绘烹调方法的动词有50多个，在英语中只有10余个类似词汇。汉语亲属词也比英语复杂得多，汉语亲属词属于描述式，几乎为每一亲属都创造了一个称谓，英语亲属词属于类别式，如无论是伯父、叔父、舅舅、姑夫、姨父，一个“uncle”足够了。沃尔夫认为，不可能根据自然对事件和事物下定义，下定义必须使用语言中的类别。语言结构反映思维结构，语法差异对人的思维方式乃至整个世界观都有影响。

一般认为，语言关联性假设可以区分为不同层次：（1）强式，语言决定思维。语言范畴决定思维范畴。沃尔夫认为，思维依赖于语言背景，母语的语法结构制约人的思维结构。（2）弱式，语言影响知觉。语言塑造了讲话者的知觉空间，知觉的类别由语言的语义类别来界定。这被称为语言的间接效应。（3）最弱式，语言影响记忆。人在知觉和思维时，由于语言的参与，知觉和思维出现与语言的概念和类别相一致的倾向，这被称为语言的直接效应。人们最不能接受的是强式。对弱式的沃尔夫假设，即语言影响认知操作，人们倾向于接受。

我本人是在2000年左右接触语言关联性假设的。十几年来，在这一假设指引下，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以检验这一假设，包括汉语和汉字认知研究，双语和双言认知研究，语言缺陷对盲、聋、智障、口吃患者语言和认知影响的研究，颜色词、亲属词、称呼语、时间词、空间词、隐喻、歇后语认知研究，民族文字认知研究，等等。在研究基础上，对语言关联性假设进行了修正，概括为三句话：语言塑造大脑，语言影响认知，语言构建民族。

语言塑造大脑。脑是语言和认知的共同的神经基础。语言和认知通过功能可塑性和结构可塑性影响脑的进化和发育。经过语言塑造的脑又会反过来影响认知和语言。受时代的限制，沃尔夫未涉及语言与认知共同的神经基础——脑。既然语言影响大脑，语言影响认知就不言而喻。因此，必须考虑语言、认知、脑三者之间的关系，将理论的二元建构转换为三元建构。这样，可以使语言关联性假设建立在更加坚实的科学基础上。

语言影响认知。语言是认知的中介和途径。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的“眼镜”。语言不仅影响记忆，还影响知觉，甚至还决定思维。因为思维的基本单位是概念，判断就是概念之间的联系，知识就是由概念构建的复杂的网络。语言影响概念和类别，语言影响概念联系，语言影响概念结构，那么，语言影响思维就是不言而喻的。虽然不能够说思维完全由语言决定，但语言至少是决定思维的因素之一。重视音位分析和结合的拼音语言催生了西方人重视分析和逻辑的思维特点，具有象形和表意特点的汉字和属于整体性音节语言的汉语滋生了汉民族的具象思维和整体思维的倾向。虽然就人类整体而言思维先于语言产生，但对个体而言，语言是人出生以后所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客观现实和社会现实，语言对个体思维发展施加了重要限制。正如地球上的生物不可能摆脱地心引力制约一样，生活在语言社团中的人的思维也不可能不受语言制约。因此，亚里士多德才说：“人是会说话的动物。”列维斯特劳斯亦指出：“从先于经验的角度看，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从后于经验的角度看，它不再是任意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语言与认知就处在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中。人类将认知凝固化为语言，语言又对后来人类个体的认知发生影响。语言的先在性与后在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转化，既推动了认知发展，也推动了语言发展。

我们对语言影响认知做了进一步的精细化。语言究竟影响认知的哪些方面？语言究竟如何影响认知？语言对认知的影响至少可以包括下述方面：（1）语言影响认知方式，即习惯的思考模式；（2）语言影响认知的途径和过程；（3）语言影响认知的策略；（4）语言影响认知的难易；（5）语言影响认知的结果。语言影响认知的途径有：（1）通过语言标记影响认知。语言标记的存在使某些认知途径、过程和策略更容易被选择。（2）通过范畴和原型影响认知。语言的范畴和原型给认知结果的编码施加了某种限制。（3）通过参考框架、图形—背景、部分凸显等中介影响认知。（4）通过隐喻和语言象似性影响认知。（5）通过理论和情境影响认知。

语言构建民族。语言是凝聚一个民族的最有力的纽带。语言也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人类发展史表明，对一个民族而言，语言消失了，民族往往也就不复存在。语言中凝结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最集中体现。例如，汉族就是一个靠语言和文化凝聚起来的民族。汉族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在历史发展中大融合的结果。由于不同民族有不同语言，因此，不同民族对世界亦有不同的认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洪堡特才说：语言是世界观的体现。

呈现在本书中的论文，大部分都是在新的语言关联性假设指导下完成的。其中，许多研究为新的语言关联性假设提供了很好的诠释。

指引我们从事纳西—摩梭语言文化心理研究的第二个理论就是亲属结构理论。列维斯特劳斯是结构主义大师、人类学泰斗。亲属关系是他的重点研究领域。他说：“亲属关系使人类逐渐远离自然，并真正地同动物区分开来，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体系。”亲属结构分析应从亲属关系得以建立的婚姻关系着手，将亲属关系看成一种“社会关系”。他将亲属关系视作一个结构：“一个真正最根本的亲属关系的结构——一个亲属关系的原子，假如可以这样叫的话——是由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一个子女和丈夫从中娶到妻子的那个群体的一个代表（舅舅）所构成的。”父亲、母亲、舅舅和孩子是亲属结构中的四个基本要素。亲属结构包括与四个基本要素对应的四种亲属关系：（1）夫妻关系；（2）兄弟姐妹关系；（3）父母和子女的关系；（4）舅舅和外甥的关系。这四种关系形成一个“四方系统的关系网络”。亲属关系系统中呈现的各种亲属关系都由基本的“亲属原子结构”演化而来。亲属结构的基本要素间的四种关系实质上是由血缘关系、继嗣关系和姻缘关系相互交错地运作保障。血缘关系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性质，单纯生物学血缘关系并不能构成人类的亲属关系，还必须吸收具有社会意义的关系网络，即继嗣关系和姻缘关系，才能够确保人类社会的亲属关系以文化的特质存在并维持下去。

他指出，在亲属“四方系统的关系网络”中，又可以区分出两大系列亲属现象：（1）由不同称呼语词表达的亲属关系语词系统（terminological system）；（2）由亲属的相互态度构成的亲属关系态度系统（the system of attitudes）。亲属关系不仅需要靠生物学关系来维持，还需要靠语言的反复使用加以巩固。列维斯特劳斯指出了亲属关系的运作机制，具体如下：

交换理论。亲属制度的结构导源于社会集团之间的彼此嫁女。本着禁止近亲繁殖的原则，人类婚姻被视为围绕女性的交换体系，包含本集团向外集团输送女性，外集团也向本集团返还女性这一互惠原理。亲属结构得以存在和维持的最基本条件是男人之间进行女人交换的可能性。男人之间的女人交换，要严格受社会规范制约；它不只是两性之间的性交关系，而是一种有社会和文化条件限制的人际关系，是具有社会文化意义并履行社会义务的行为。

乱伦禁忌。婚姻交换的前提是乱伦禁忌。当人类从自然向文化过渡时，人际关系的最原始和最基础的社会规范，便是在两性关系领域奠定的亲属关系规范。亲属基本原子结构的最原始和不可化约的性质，归根结底是乱伦禁忌的普遍作用。亲属结构中舅甥关系以及乱伦禁忌的普遍性调节作用，正是为了保障亲属基本关系的存在和再生产，保障一个男人能够从另一个男人所提供的女儿或姐妹中获取女人，保障男人之间的女人交换得以存在和维持，使整个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再生产。乱伦禁忌是人类的普遍规则，是文化与自然相区别的最小限度条件。乱伦禁忌规定了男人之间进行女人交换的条件：不允许在同一家族、同一部落中进行女人交换，即不允许在同一血缘关系中发生男女之间的性交关系。这一规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累积了人类世代相传的珍贵经验，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乱伦禁忌同舅甥关系相辅相成。舅甥关系是为了保障同一部落的男人能够源源不断地从与之毫无血缘关系的另一个部落（舅舅的部落）中得到新一代女人。从舅舅部落得到的女人，保证了乱伦禁忌实行的可能性。通过乱伦禁忌的制定和监督，亲属关系的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乱伦禁忌与其说是禁止与母亲、姐妹或女儿通婚的法则，不如说是反映人们将母亲、姐妹或女儿交给他人的法则。正是男子最大限度地保有自己及其妻子之间亲属关系的愿望，才使社会不断地进步。

二元对立。列维斯特劳斯用二元对立的思想分析亲属关系。亲属关系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女性的对立，不如说是男性对女性所持有的两种关系的对立。如被让渡的女性（姐妹或女儿）与被获得的女性（妻子）的对立，是血族女性和姻族女性的对立。获得的集团必须还礼，出让的集团可以提出要求，这种互惠性结构是从这一原始对立中建构起来的。四种基本亲属关系也服从二元对立原则：夫妻关系与兄弟姐妹关系对立，父子关系与舅甥关系对立。如果夫妻关系好，兄弟姐妹关系就相对较差，如果父子关系亲密，舅甥关系就相对疏远；反之亦然。如果兄弟姐妹之间存在极其严格的克制，夫妻关系则缺乏克制；父子关系与舅甥关系是建立在男人之间的，在一种情况下以严厉为特征，在另一种情况下不严厉，或者以相互依赖或独立为特征。孩子对待舅舅和父亲的态度也对立：在父子关系亲密无间的群体里，舅甥关系严谨不苟；如果父亲是家庭的权威，舅舅就会受到无拘无束的对待。

当我最初接触到亲属结构理论时，感觉到的是一种无比的理论上的震撼！我不禁想到，与列维斯特劳斯相比，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如何的肤浅。人类社会发展要受两种生产制约：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可持续，人口的生产也要可持续。这样，家庭才可持续。然而，30多年的计划生育，造就了多少“非常6+1”的家庭结构。按照亲属结构理论，4个亲属原子少了一个（舅舅），4种基本亲属关系少了两个（兄弟姐妹关系和舅甥关系），彼此嫁女的交换无法进行；从理论上说，所有的家庭都要消亡，因为嫁出女儿的家庭无法迎来别人的女儿，此一代生儿子的家庭保不准下一代还生儿子。家庭处于一种“没的交换，拒绝交换”状态。例如，许多人将外孙称为“孙子”，许多人让外孙、外孙女称自己为“爷爷”（或“奶奶”），而不称自己为“外公”（或“外婆”），就是这种心态。独生子女成为一道特殊风景线。这些孩子从小在没有兄弟姐妹的家庭长大，接触的是父母和祖父母，缺乏与伯、叔、舅、姑以及表兄弟姐妹的交往，没有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很多整日里享受“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既无负责和共享的机会，也难形成负责和分享的能力；既缺乏“修身齐家”将来光宗耀祖的责任感，也缺乏“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心。其中一些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情商低下，德商较差，心理承受能力低。可以说，“80后”与“90后”的许多心理缺陷都与独生子女经历有关。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几千年的生育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不仅使中国出现了严重老龄化，还造就了一大批独生子女。有学者说，由于人口学家的误判，独生子女政策对民族的损害不亚于一场战争。损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文化上的，中华民族自夏代以来的父系文明受到了亘古未见的破坏与挑战。经济、人口的损失几十年后还可以恢复，文化损失却不是短时间能恢复的。

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为从事摩梭人亲属关系的研究指明了方向。长期以来，对摩梭人亲属关系的性质，一直就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它是原始母系制的孑遗，是母系制的活化石；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运用亲属结构理论分析，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从四种亲属结构的原子来看，只有母亲、孩子和舅舅3个原子，缺少父亲；从基本亲属关系看，只有舅甥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和母子关系，缺少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和其他社会不同，摩梭人不交换女人而交换男人，不交换男人的整体而只交换男人的部分，即通过走婚交换男人的性功能，交换男人的责任和权力。即交换仍然体现在摩梭人亲属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中，只不过是采取了特殊形式而已。

三、体系和内容

本书共分四编。第一编是“颜色词与颜色认知研究”，包括5篇论文，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考察纳西族和摩梭人的基本颜色词的概念结构，二是考察纳西族的颜色知觉和颜色记忆，包括对蓝和绿、黑与白的辨别和记忆等。第二编是“亲属词与亲属关系研究”，包括5篇论文，主要探讨纳西族和摩梭人的亲属词概念结构，揭示情境对亲属词分类的影响，探讨摩梭家庭的亲密度和摩梭人的父母教养方式。第三编是“纳西语言文字认知研究”，包括7篇论文，前4篇探讨纳西东巴文认知的过程和特点，后3篇探讨纳西东巴文的应用。第四编是“纳西族的空间认知和摩梭人的分类学关系意识研究”，包括3篇论文，前两篇探讨语言和文化对纳西族空间认知的影响，后一篇考察摩梭人的分类学关系意识。

巍峨挺拔的玉龙雪山、碧波荡漾的泸沽湖，孕育了如此丰富多彩的纳西—摩梭文化，使这一地带不仅成为世界级的自然旅游和文化旅游的胜地，也成为检验历史学、语言学和心理学假设的试验场。本书收录的文章，只是揭开了丽江、泸沽湖神秘面纱的一角，还有更多的奥秘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去发掘。

张积家

2016年3月28日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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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现已更名为大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