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大约十年前（20世纪80年代末），我曾对五四时期的科学思潮作过简略的考察，《科学的泛化及其历史意蕴》一文便是这一研究的初步结果 ^[1]。此后，虽几度拟对近代的科学主义思潮作进一步的研究，但都因其他研究计划的插入而作罢。1996年，我完成了《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一书。此后，我开始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近代的科学主义。

这些年，我一直认为，哲学之思应当关注形上之域，但形上的沉思不能疏离形下之域；形上与形下之间的沟通和互动，是避免流于玄学思辨的必要前提。正是基于这一看法，在20世纪90年代初结束了儒家价值体系的研究以后，我便转而考察近代的实证主义思潮：相对于传统儒学的价值体系，实证主义显然更接近形而下之域；也是根据同样的考虑，在对思辨的心学做了“形而上”的沉思之后，我的注重之点开始转向科学主义思潮：尽管科学的“主义化”往往伴随着形上化的过程，但较之心学，科学主义思潮与现实的经验世界无疑有更切近的联系。

近代以来，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如何定位的问题，似乎一再为思想家们所关注。科学的本质体现于世界的构造过程，正是在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的过程中，科学展示为人的存在方式。然而，人的存在并非仅仅只有一个向度，人敞开及构造世界的过程也并非仅仅指向科学的认知；科学主义将科学的世界图景视为唯一真实的存在形态，显然是片面的。人化世界作为广义的意义世界，既可以表现为科学的图景，也可以取得人文的形式。从宽泛的意义上看，人化世界无非是进入了人的知行之域的存在，人对世界的把握并不仅仅限于科学认知，意义的追问和探求总是有其多重向度。以解释、评价、规定等为形式的人文研究和探索，同样作用于人化世界的构造：正如科学以事实认知等方式融入了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的过程一样，人文的探索以意义的阐释等方式参与了化本然界为人化世界的过程。当人们追问宇宙的第一因时，形上之域就开始进入意义世界；当自然成为审美对象时，天地之“美”就不再是庄子意义上的不言之美，而是被赋予某种人文的规定；如此等等。以人化世界的形成、解释、评价以及规定为内容，人文探索从不同于科学的另一侧面，展示了人的存在方式。

作为人的不同存在方式，科学之域与人文之域无疑各有其合法性。无论是以科学世界消解人文世界，抑或以人文世界消解科学世界，均与存在的多重向度相悖。近代以来科学与人文的相分曾引向了二重知识、二重文化、二重领域的疏离和对峙，这种疏离和对峙不仅导致了文化的冲突，而且也引发了存在的分裂。在经历了漫长的分离和紧张之后，如何重建统一已成为无法回避的时代问题。科学与人文从分离走向统一的过程，既指向广义的文化整合，又意味着扬弃存在的分裂，恢复存在的多重相关向度；质言之，回归具体的存在。

本书所作的工作，主要是对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历史起源及其多重理论向度作一粗线条的梳理。尽管力图由此揭示其中的内在脉络，但由于各种原因，这种历史考察还远不能尽如人意。也许是缺乏专注于一域的沉潜之心，本书的内容未及精磨细琢，我的注意力又开始转向另一些领域——首先是伦理学的问题。虽然现在还很难预见这方面的工作将达到何种结果，但继“科学”的沉思之后，我确乎又有一种回归道德“形上学”的意向，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真与善、形上与形下之间的某种互动。

杨国荣

1998年6月

[1] 该文先刊于《哲学研究》1989年第5期，后收入我的文集（参见杨国荣：《理性与价值》，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