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城市化到政治失序

1964年，查尔斯·蒂利出版了一部后来成为经典的著作——《旺代》（The Vendee）。作者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对比了法国西部两个不同的地区对于发生在巴黎的剧烈革命所作出的不同反应。作者发现，城市化的程度是造成两个地区革命或反革命行动差异的主要原因。[1]撇开作者其他重要的理论贡献，《旺代》第一次在城市发展、工业化等社会变迁与政治不稳定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将城市化的解构与重构力量视为历史转型和集体行动的一个重要机制。《旺代》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关系到人口变动、关系重组与制度变迁的城市化，或迟或早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制造紧张关系，从而为政治不稳定“埋下”祸根。自《旺代》之后，有关“城市化与政治不稳定”的研究成果大量面世，理论不断更新，研究方法日臻完善。总体而言，已有的文献倾向于从三个路径——城市偏向、城市主义和政治排斥——来解释城市化与政治不稳定之间的关系；相应地，方法论也大致发展出三种类型，即城市主义、生态主义与历史主义。

中国是“城市化与政治不稳定”的一个例外现象。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人口的密度不断提高，社会关系逐步多元化，财富积累产生了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等等。不过，尽管城市化导致了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在城市空间的激烈变化，城市的社会秩序基本保持良好，没有发生持续的、具有政治目的的大规模社会抗争。从过去几十年中国问题专家研究的主题来看，也能够从一个方面支持上述例外论的事实。那些以社会抗争研究见长的学者集中于以下经验观察：从20世纪80年代的农民抵制税费负担、90年代以来的城市工人抵制国有企业转制问题，到从9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至今的农民工对抗非国有企业的集体行动，以及城市中产阶级为了捍卫生活质量而发起的环境保护运动，等等。但是，这些抗争缺乏持续性和创新性[2]，大多是基于“规则意识”而非“权利意识”上的集体表达。[3]

基于中国案例而进行的分析，解释路径大致上没有超出前面所提及的三种类型，方法论的运用偏重城市主义和生态主义，历史主义方法的运用则较为少见。少量研究成果侧重于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如户籍制度、劳动法规等。但是，解释大多是微观的和局部的。既然中国例外是一个重要谜团，已有的学术工作又不够理想，我们就应该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之上寻找替代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