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新峰诸兄编纂天有老师论文集既毕，谬以序言相属。我从未想到过担此重任，然睹卷思人，往昔片断记忆叠积目前，似有不可辞者。没想到的未必不会发生，世事往往如此。笔端枯涩，言不尽意，能附天有老师大作以流传，岂非幸事。

1982年我进入北大历史学系读本科，天有老师刚刚硕士毕业留系。那时候他基本上还属于“青年教师”，与我班接触不多。1989年我上了博士，由原硕士导师余大钧先生继续指导，专业方向依然是元史。但余先生没有博导身份，于是我又被挂在方向临近的明史博导许大龄先生名下，成了广义上的“许门弟子”。“许门”中的大师兄，正是天有老师。许先生身体欠佳，时而住院，每次同门探病，天有老师一马当先，众弟子鱼贯进入病房，资历最浅的我通常都走在最后面，几乎成为一道固定的风景。因为有这层师兄弟关系，我们的联系逐渐密切。天有老师不久之后做了系领导，对我十分提携。我博士毕业留系任教，与他的推荐大有关系。我打算开设本科生专业选修课，他担心我经验不足、准备不充分，主动提出和我合开“元明史专题”。他从系主任岗位上卸任之际，又提名我接任新一届系副主任。这些都属于古人所谓“知遇之恩”的范围，已非同门情谊所能局限。

天有老师执掌历史学系系务的时间是1991年到2002年，先任一届副主任，又连任两届主任。这段时间，我系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步履维艰，办学条件差，工作待遇低。与我同时或前后留系的青年教师，或出国，或“下海”，纷纷离开岗位，我也是频繁默念“有口饭吃就行”的六字口诀，才勉强坚持下来。天有老师在这样的环境下挑起重担，带领全系平稳地度过了困难时期，维持了北大历史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为新世纪以来学科建设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回想当时，尽管压力巨大，工作繁重，可他永远表现得不慌不忙、泰然自若，气度令人折服。时过境迁，我阴差阳错地坐到了天有老师曾经的位置上，逐渐感到其实受他影响不小，尤其是在处理矛盾、协调关系方面。每当遇到棘手问题，也还是难免设想他会怎么应付，可惜阴阳相隔，已经无从直接请教了。

天有老师研治明史多有创获，这部论文集汇聚了他的主要研究成果。此外，还有专著《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和编著、史料整理若干种另行于世。面对资料繁剧、头绪驳杂的有明一代历史，天有老师善于从大处着眼，廓清迷雾，把握主要线索，“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这种以简驭繁的治学风格，恰恰是其深厚功力的体现。他对明代国家运行机制、历史发展线索和历史地位的深入思考，从不同方面触及了明史领域的诸多重大问题，对于后辈学者具有长远的启发作用。所遗憾者，在学术生涯的鼎盛时期出掌系务，大大耗费了他的时间和精力，天又未假以年，本来其成果当远非此数编所限。好在天有老师培养的诸多弟子，大都已成为明史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薪火相传，正无穷期，则斯人虽逝，亦可谓不死矣。

忆及三十年前，天有老师的成名作《明代东林党议》付梓，先师许大龄先生亲为撰序（见本书上编附录）。其序斥去一般序文的陈套俗语，高屋建瓴，画龙点睛，提出了明代历史分期的“四分法”，又对东林党议的时代背景和发展线索进行了宏观概括，与原书彼此叩鸣，相得益彰，堪称学术专著序言之典范。一次我陪侍许先生左右，大胆以上述感受面陈，先生颔首微笑，不以为谀。如今物是人非，为天有老师遗集作序的重任落于我身，既未能峻拒，只好强抑浅陋，略书数语。琴瑟不闻，鼓缶是听，许先生和天有老师有知，当哂其不自量，而闵其不得已也。

是为序。

张帆

201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