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穆宗大阅与俺答封贡
明穆宗在位的六年中，在边务方面，有三件颇有影响的大事：其一是用边臣，指隆庆初年对大臣，特别是对守边督抚大臣的信任；其二是大阅，指隆庆三年（1569）九月，明穆宗在北京举行阅兵，检阅京军；其三是俺答封贡，指隆庆五年三月，明政府册封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为顺义王，从此双方通贡互市。本文试图通过对这几件大事背景、概况的叙述，探求嘉靖、隆庆朝与北方蒙古族的关系。有不妥之处，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 历史的回顾——明朝北边紧张局势的形成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民族有分有合，有胜有负，可是彼此间经济文化的联系以及互相依赖和不可分割的倾向却日趋加强了。蒙古族是我国北方较大的少数民族，在明以前近一百年的时间内，曾建立过统辖整个中国的元朝，对祖国的历史做出重要的贡献。洪武元年（1368）八月，蒙古贵族从大都退回到蒙古草原，结束了对中原的统治。但是，元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耳”[758]。从此，我国北方出现了明朝与蒙古族统治者之间长期对峙的局面。洪武三年，元顺帝之子爱猷识里达腊在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嗣位，仍以元为号，史称“北元”。建文四年（1042），北元崩溃。在此前后，蒙古草原上逐渐形成了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大部。鞑靼地处今克鲁伦河、鄂嫩河流域至贝加尔湖地区，势力较强。瓦剌主要活动区域在今科布多河流域至准噶尔盆地。兀良哈在今老哈河和辽河流域，元亡最早归附明朝。鞑靼、瓦剌时战时和，并不断侵扰明朝的北部边境。
明政府为了加强北部边防，在东起鸭绿江，西至酒泉，绵亘数千里的长城线上列镇屯兵，先后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复、甘肃、蓟州、山西、固原九个重镇，时称“九边”。九边的中坚是宣府、大同。洪武时，曾在长城以北置大宁、开平、东胜三卫，作为宣大的外围军事据点。明成祖迁部北京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加强北部边防。他对蒙古各部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怀柔相结合的策略。所谓军事打击，就是曾六次出兵漠北，其中五次是亲征。成祖五出漠北，得失互见，但从总体上看，基本遏止了瓦剌和鞑靼的南下骚扰。所谓政治怀柔，就是接受瓦剌、鞑靼的朝贡，并赐予其首领封号。如永乐七年（1409），封瓦剌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十一年，封鞑靼首领阿鲁台为和宁王。什么原因促使瓦剌、鞑靼接受明朝的册封呢？原因是元朝的建立，已把蒙古草原与中原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政治上、经济上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不可分割的历史趋势不因元亡明兴所出现的暂时对立而减弱。在经济上，蒙古各部对于中原地区的粮食、丝织品和锅釜等金属制品是不可一日或缺的，蒙古族统治者不断发动各种规模的掠夺战争来搜取他们需要的物资；同时，即使双方在交战的情况下，蒙古人民也还要悄悄地与守边士卒交易。边卒往往“以斧得裘，铁得羊肘，钿耳坠得马尾，火石得羔皮”[759]。显见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对蒙古各部具有吸引力。在政治上，蒙古贵族接受明朝的封号官职，深感恩荣，这有利于他们的统治，同时也能借此标明正统，雄制诸部。但是，明成祖也有失误的地方，即为了奖赏靖难有功的兀良哈，将大宁地赐之，以偿功劳。不久，兀良哈“阴附鞑靼掠边”，大宁也就反过来成为蒙古族南下的通道。宣德五年（1430），明朝又徙开平卫于独石，正统期间，再迁东胜卫于永平。这样洪武时所设宣大外围军事据点皆失，鞑靼、瓦剌可以挥戈长驱而入，直抵宣大，甚至威胁北京，正统至天顺时，主要是瓦剌的侵扰。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从此，明朝军事积弱的局面形成。成化后，主要威胁来自鞑靼部，明朝失去了河套地区。弘治时，达延汗重新统一蒙古，称小王子，移驻鄂尔多斯草原，南下抢掠更加频繁。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嘉靖时期。
达延汗有三子势力较强，即阿尔伦、阿著和满官慎。达延汗之后，阿著、阿尔伦之子卜赤相续为小王子。卜赤“控弦十余万……乃徙幕东方，称土蛮”[760]。阿著有二子势力强大，一为吉囊，一为俺答。“吉囊分地河套，当关中，地肥饶。俺答分开原、上都，最贫，以故最喜为寇。”[761]俺答所部有众十余万，精锐三万，马四十万，橐驼牛羊百万，满官慎八营也臣服于他。嘉靖二十一年（1542），吉囊死去，其子吉能等散处势分。于是俺答雄于诸部，除小王子（土蛮）外，均受其约束。从嘉靖中期起，俺答已成为明朝北边主要的对抗力量。
鞑靼与明朝的战争使双方经济都受到破坏。俺答拥兵大举入犯，“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蓟昌，或直抵京畿”，给这些地区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仅嘉靖二十一年，俺答率兵南下侵掠山西马邑、朔州等十卫三十八州县，就杀抢男女三十余万人，牲畜二百余万，毁尽公私庐舍八万多间，蹂躏田禾数十万顷。[762]明军为了防秋，每年也要出塞烧荒、捣巢。烧荒，指“每年冬十月初间，以草枯为始，本境统领官军出境焚烧野草，使鞑贼不能南牧”[763]。捣巢，指明军乘蒙古各部不备发动突然袭击。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大同总兵刘汉督兵自镇河口出塞，“捣虏帐于灰河，斩首二十八级，夺高驼一百七十余只……自后各镇往往乘间出剿”[764]。正如王崇古所说：“虏连岁入犯，固多杀掠，乃虏亡失亦略相当。又我出兵捣巢赶马，虏亦苦之。”[765]因此，蒙、汉人民都非常厌恶这些战争。《万历武功录·俺答传》说：
它说明蒙古各部人民迫切要求与中原王朝友好相处；在蒙古人民的推动下，俺答汗开始了重要转变。明世宗则民族偏见很深。如朱元璋曾在南京建帝王庙，绘元世祖忽必烈像，亲临祭祀。嘉靖时，北京也如南京例修建了帝王庙。但不久，世宗命令从南、北两京帝王庙中撤掉元世祖像，不准祭祀[767]。其种种措施激化着本来可以缓和的民族矛盾，与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族人民之间日益加强联系的客观趋势背道而驰。嘉靖二十年七月，俺答汗派遣使臣石天爵、肯切款大同阳和塞求贡。世宗以“假词求贡”“虏情叵测”为由，“绝彼通贡”。结果石天爵遣返，肯切被扣留。二十一年闰五月，俺答再次派石天爵、满受秃、满客汉为使臣，自大同镇边堡款塞求贡。结果被大同巡抚龙大有诱捕。石天爵与肯切被杀于市，传首九边。嘉靖二十五年五月，俺答又派堡岘塞等款大同左卫塞求贡，边将坚持石天爵之事，杀害来使。对此，世宗置若罔闻。当时，宣大、山西、保定总督翁万达主张通贡，《明史·翁万达传》记：
他一疏再疏，被世宗斥为渎奏，于是“通贡议乃绝”。明世宗既反对通贡，又无筹边实策，致使俺答连年入犯，终于酿成了“庚戌之变”。
庚戌年是嘉靖二十九年。这年八月，俺答纠集所部进犯，越宣府，走蓟州，入古北口，掠怀柔，围顺义，至通州，薄近都城。当时内阁大学士严嵩主张“寇饱自扬去”，任俺答抢掠。俺答此举的目的：一是进行掠夺；二是凭借武力迫使明朝接受通贡的请求。《明史·鞑靼传》上说：“方俺答薄都城时，纵所虏马房内官杨增持书入城求贡。”[769]《明世宗实录》也说：俺答退出京畿后，“自宣府求贡。入春，请求益数，屡叩宣大各边陈款”[770]。嘉靖三十年春，明政府派兵部侍郎史道赴宣大总理通贡事宜。史道很有作为，迅速促成宣大、陕西开放马市。大同的情况，《明世宗实录》记：
宣府的情况，《明世宗实录》记：
陕西的情况，《明世宗实录》记：
从上面记载可以看出，蒙古各部首领对改善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具有诚意。首先，马市的开放使双方停止了战争。“是以西起延、宁，东尽宣大，环境数千里……便无三五零骑侵扰近边者……边境父老咸谓百余年来所未有。”[774]其次，蒙、汉人民均获利益。史道说：“马匹牛羊，彼之有也；菽粟布帛，我之有也。各以所有余贸所不足，使虏中大小贫富皆沼我之有，而我边镇之人亦无不受其利焉。”[775]但是明世宗和严嵩一伙很快改变囯策。严嵩提出：“今征兵四集，正宜决战以挫虏锋，不宜任其挟，只以示弱。”[776]嘉靖三十年八月，世宗命史道回京，中止马市。从此，蒙古各部认为“中国不可足信，复时时剽掠境上”[777]。尽管如此，俺答“乃持求通中国一念，耿耿不息”[778]。据《明世宗实录》所记：
此后，俺答多次请求开马市，均被拒绝。于是战火再起，终嘉靖之世，北疆一直处于刀光剑影、硝烟弥漫之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从明初洪武开基，迄嘉靖末年，明王朝与蒙古部族政权抗衡了近二百年之久，其间虽有封贡互市，但为时很短，边患未从根本上解决，而且愈演愈烈，嘉靖时达到了高峰。它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明初国力强盛，故能遏止蒙古各部的侵扰。中期以后，政治腐败，军事积弱，瓦剌、鞑靼相继挥戈南下，形成严重边患。明朝只有加强军事实力，起衰振靡，才能在解决北边问题时掌握主动权。第二，战争最终不能割断蒙、汉人民传统的友好关系，蒙古地区与中原王朝联系的日益加强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明政府必须改变政策，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这两个问题，明世宗都没有解决，而留给了他的继任者明穆宗。
二 穆宗大阅——明朝军事振兴的契机
明朝皇帝自英宗以降多下品，权柄或操之于宦官，或委之于阁臣。明穆宗则不同，登极后，立即亲政，“君主万方”，表现出要有所作为。他革除了嘉靖朝诸多弊政，平反了大量冤狱，相对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他整饬吏治，限制豪强，注意蠲免，又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激化中的阶级矛盾；特别是他抓住有利时机，因势利导，妥善地解决了明王朝与蒙古各部之间长期的对立，“边陲宁谧”，《明史》评价说他在明中期皇帝中“可称令主”[780]。事实上，万历初年张居正的改革，乃是隆庆年间各项政策的继续和发展。隆庆时影响较大的阁臣有徐阶、高拱和张居正。徐阶是嘉靖老臣，内阁首辅。庚戌之变中，主张接受俺答通贡的请求。隆庆二年七月致仕。高拱曾任裕王府（穆宗即位前称裕王）讲读，嘉靖四十五年三月入阁，因与徐阶争阁权，隆庆元年五月致仕，三年十二月起复，为内阁首辅。张居正也曾任裕王府讲读，穆宗通过太监李芳“数从问书义，颇及天下事”[781]。张居正于隆庆元年二月入阁，在阁臣中居最后一位。他与徐阶、高拱都保持密切关系，地位不断上升，到隆庆末，几与高拱并驾齐驱。隆庆朝阁权之争很激烈，但在处理北方鞑靼问题上还能协调一致，其中又以张居正事功最著。穆宗大阅就发生在徐阶去位之后，高拱起复之前，故张居正赞襄最多。
穆宗即位时，北方边患仍在发展。隆庆元年三月，土蛮犯辽阳；五月，俺答略大同；六月，俺答侵朔州；九月，俺答再扰大同，破石州，掠孝义、介休、交城、文水、太谷、隰州，战火遍及山西中部。同时，土蛮进犯蓟镇，掠昌黎、抚宁、乐亭、卢龙，游骑直至滦河。严峻的现实，使穆宗君臣不得不把北部边防问题放在诸事的首位。张居正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仆内奉宸扆，外忧边境，一日之内神驰九塞，盖不啻一再至而已。”[782]他在给穆宗的奏疏中也说：“臣为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庙堂之上所当图画者亦莫急于边防。”[783]明穆宗也未遑他务，于元年十月下诏书，命廷臣商议战守方略。当时，朝廷上下“众言盈廷，群策皆举”。这是嘉靖朝未曾有过的政治局面。如何加强边防？张居正说：“今之上策，莫如自治。”他认为只要坚持自治，“不出五年，虏可图矣”[784]。穆宗接受了张居正的建议，也多次强调“制御之方，自治为要”[785]。所谓自治，就是整饬武备，加强自身的军事实力。实际上这已成为穆宗即位后，在政治军事方面有所建树的核心方面。
穆宗抓的三件大事，其中第一件就是“属任谋臣”“择任贤俊”，即选拔最优秀的军事将领充任北方边防总督、巡抚、总兵官等职务。隆庆元年十月，升王崇古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延、宁军务（四年正月，改调总督山西、宣大军务）。隆庆二年三月，升谭纶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隆庆元年十月，召福建总兵戚继光入京协理戎政，第二年五月改命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听节制。谭、戚是明代著名的军事家，抗倭战争，战功卓著。王崇古也曾参加抗倭战争，立有战功；嘉靖四十年调任宁夏巡抚，亲历行阵，善修战守，功劳显闻。张居正在给他的信中称赞说：“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公所谓非常之人也。”[786]此外，如李成梁镇守辽东，方逢时为大同巡抚，可以说委任得人，足当一面。世宗用人，往往“倏智倏愚”，“忽功忽罪”[787]。穆宗用人则一经委任，信而不疑。无论是谭纶、戚继光，还是王崇古、方逢时，都多次被人弹劾，穆宗始终不改变初衷，对他们正确的主张，即使有人非议，也支持到底。如谭、戚认为镇守蓟辽的方略应区别于南方的抗倭战争。在南方必须采取“大创尽歼”“杜其再来”的方针，而北方则宜“坚壁清野，坐制侵轶者”。他们提出“筑敌台三千，起居庸至山海，扼守要塞”。这是明朝继成化后又一次修长城。在建台过程中，“流言京师，转相传播，谓建台无益阻虏”。谭、戚对此惶恐不安，不知所措。张居正则复信表示支持，称赞“筑敌台守险，可以远哨望，运矢石，势有建瓴之便，士无露宿之虞，以逸待劳，为不可胜，乃策之最得者”。同时，指斥那些流言制造者是“幸灾乐祸之人，妒人有功，阻人成事，好为异说，以淆乱国是”。穆宗更明确批复：“修筑墩台已有明旨。纶宜坚持初议，尽心督理，毋惑人言。如有造言阻扰者，奏闻重治。”于是流言始得平息。其后“台工成……边备大饬，敌不敢入犯”[788]。王崇古、谭纶、戚继光等都注重练兵，经过近两年的整顿，边防初见成效。所以张居正在隆庆二年八月说：“一时督抚将领等官，颇称得人；目前守御，似亦略备矣。”[789]
明穆宗抓的第二件事是大阅。大阅是一种军礼，亦称阅武，指皇帝亲自检阅武装力量。洪武、永乐、宣德、正统、天顺、成化几朝都搞过，规模不大。成化十一年（1475）后，明朝有九十四年未行此典，张居正在隆庆二年八月提出在京师举行大阅，检阅京军。其目的是借此整顿京营，“一以试将官之能否，一以观军士之勇怯。有技艺精熟者，分别赏赍，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同时扩大影响，“此一举动，传之远近，皆知皇上加强武备，整顿戎事，亦足以伐狂虏之谋，销长萌之患，诚转弱为强之机也”[790]。张居正的建议曾受到部分言官的反对，明穆宗排除异议，断然决定举行大阅，并限期一年整顿京营。
隆庆三年九月二十日，大阅在京城北郊举行。据《张太岳行实》记载：
大阅虽说是一种形式，但在整饬军事方面收到明显的效果。首先，京营战斗力量有所加强。京营，又称三大营，由在京卫所及各地番上班军组成，是明朝军事的主要力量。京营积弱始于正统。嘉靖时，陈时明曾说：
大阅前，京营仅存八万，且多老弱冒替。整顿后，参加大阅的精锐已有十二万。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万历初年，所以《明史·兵志》上说，惟万历初年，三大营“营务颇饬”。其次，大阅振奋了军心、民心。庚戌之变，严嵩等不准京军出战，任俺答抢掠，军心、民心为之沮丧。穆宗大阅，亲临校场，“不惟京营生气，而边海之区，咸知朝廷锐意武事，喁喁然亦思所以自效矣”[793]。从隆庆三年九月起，至五年三月俺答封贡前，鞑靼各部虽不时南下骚扰，皆未得大逞。如隆庆四年四月，俺答进犯大同、宣府，波及山西，被明军拒却。同年八月，俺答等再次大举入犯宣大，由总督王崇古、谭纶主持军务，“边境得无事”。后来，王崇古在与俺答通贡的谈判中，即以大阅为例，宣扬明朝军事的振兴，促进了谈判的顺利进行。所以，大阅标志明朝军事积弱局面开始扭转。从此，明政府在处理北方鞑靼问题上，改变了被动局面，逐渐取得主动权。
三 俺答封贡——明朝北边紧张局势的缓和
明穆宗在振兴军事的同时，为缓和北部边防的局势，对蒙古各部的政策也相应做了调整。首先，对板升的政策有了转变。“板升”是蒙语，当时人解释为“房屋”“城”“堡”之类。它是蒙古地区以汉族为主要居民的区域。汉族居民的来源：一是蒙古各部每次入侵中原抢掠去的人口，天长日久，在塞外定居；二是宣大、山西等地部分军民不堪忍受明政府残酷的政治、经济压迫，逃亡塞外谋生。所以板升的出现是明中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大批汉人到蒙古地区后，给蒙古人民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蒙、汉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到嘉、隆时期，“开云中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所居为城郭宫室，极壮丽”。俺答等部在经济上也日益依赖板升，“虏数万，仰食板升收获”[794]。板升内部也逐渐分化为上层和下层。上层实际上是新贵族，如赵全、李自馨等。他们一方面依附俺答，巩固对板升的统治；另一方面帮助俺答练兵习武，并充任向导，深入内地烧杀抢掠，在蒙古各部与明王朝的抗衡中获取利益。所以张居正说：“西患在板升。”[795]嘉靖时，明政府对板升居民虽也下招徕之令，但实效甚微。有些从板升归来的居民，边防将士不加安抚，往往“诬为奸细，阻来之路”。穆宗即位后，采取多种招徕政策，“如有率众来归者，厚加抚恤”[796]，降人“不分老幼男妇……动支官银，分别査给为宁家之资，仍复其身”[797]。隆庆二年八月，逃民白春五人，“已各有部落，产畜饶富，至是闻风各率众来归”。明政府当即予以奖赏[798]。王崇古说，仅山西、宣大三镇，“一岁之间归降数逾二千有奇”，其中“不独华人接踵而來，夷种亦多举帐效顺”[799]。板升的分化，使赵全等上层分子陷于孤立，俺答也不得不进一步考虑改善与明朝的关系。
明朝对俺答等部政策的调整主要表现在把汉那吉事件中。《明穆宗实录》记载：
如何处置把汉那吉？明朝内部“朝议纷然”。王崇古、方逢时主张接受把汉那吉。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等以敌情叵测，反对收留，并提出当年桃（一作姚）松寨事件应引为教训。桃松寨是俺答子辛爱之妾，因与部下私通，于嘉靖三十六年八月前来归附。总督杨顺上疏世宗引以为功。不久，辛爱以武力相加，杨顺胆却，一方面放桃松寨逃跑，另一方面又把去向通知辛爱。结果，桃松寨被辛爱抓获，即行残害。穆宗、高拱、张居正都支持王崇古、方逢时。张居正说：“往年桃松寨事，庙堂处置失宜，至今齿冷。今日之有，又非昔比。”他认为“此事关系至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801]。把汉那吉不同于桃松寨，是一部之长，有军事实力，对其他各部也有影响，故穆宗下诏，给把汉那吉以优抚，封为指挥使。这时，叶梦熊再次上疏：“把汉那吉之降，边不宜遽纳，朝廷不宜授以官爵。”为了平息异议，使朝廷上下一致支持王崇古的决策，穆宗指斥叶梦熊“妄言摇乱，命降二级，调外任”[802]。最高统治集团如此协调一致，为最终解决北边问题提供了重要保证。
经过王崇古、方逢时的调解，把汉那吉与俺答重归于好。隆庆四年十二月，俺答为了改善与明朝的关系，实现多年的贡市愿望，把赵全、李自馨等执献明朝。明朝也劝说把汉那吉重回俺答部。双方在改善关系中都主动向前迈出一步。
明朝与鞑靼关系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封，指封俺答为王及封其昆弟子侄为官；二是贡，指俺答及其部下向明朝入贡；三是互市，指俺答及其属部在限定日期、限定货物内，与明朝择地通商。俺答表示，“若天子幸封我为王，藉威灵长北方诸酋，谁敢不听？誓永守北边，毋敢为患”[803]。王崇古主封、主贡、主互市。隆庆五年三月，穆宗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首领也先后获封为都督同知、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千户、百户等官职。至于通贡互市问题，穆宗下诏，命兵部召集廷议。廷议中，定国公徐文璧、吏部侍郎张四维等二十二人赞同通贡、互市；英国公张溶、户部尚书张守直等十七人反对；工部尚书朱衡等五人赞同通贡，不赞同互市。兵部尚书郭乾“淆于群议，不知所裁。姑条为数事，以塞崇古之请，大抵皆持两端”。通贡以勉强的多数通过，互市则未通过。反对派的理由是“开市有先帝明禁”，也就是说嘉靖时拒绝马市开放的政策不能改变。张居正对此十分气愤，他说：“封贡事乃制虏大机大略，时人以庸众之议，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遂欲摇乱而阻坏之。国家以高爵厚禄畜养此辈，真犬马不如也。”[804]高拱态度也十分明确，立即发内阁旧藏成祖封瓦剌、鞑靼诸王故事，拣付兵部。他针对嘉靖时期的政策说：“昔嘉靖十九年（1540）北虏遣使求贡，不过贪求赏赉与互市之利耳，而边吏仓卒，不知所策。庙堂当事之臣，惮于主计，直却其请，斩使绝之，以致黠虏怨愤，自此拥众大举入犯……三十余年迄无宁日。遂使边境之民肝脑涂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弃而不耕，屯田荒芜，盐法阻坏，不止边臣重苦莫支，而帑储竭于供亿，士马罢于调遣，中原亦且敝矣。此则往岁失计之明验。”而今日封贡互市有两点好处。第一，封贡“不惟名义为美，而可以息境土之蹂践，可以免生灵之荼毒，可以省内帑之供亿，可以停士马之调遣，而中外皆得以安”。第二，互市“较之往岁呼关要索者万倍不同……我若拒而不受，则不惟阻其向顺之意，又且见短示弱……故直受而封锡之，则可以示舆图之无外”[805]。高拱的话可以说是高瞻远瞩。这就是说调整政策必须考虑到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三月下旬日讲毕，穆宗表示立即执行封贡之议。于是“廷臣知事由宸断，异议稍息”。王崇古的意见被通过了。六月，在议陕西三边与河套吉能等部通贡互市时，又遇到阻力。陕西三边总督戴才提出吉能通贡“随附俺答一路，总进为便”；互市“第可行之宣大，而不可行之陕西”。高拱当即复书戴才，“仆则以为三边、宣大似难异同，不然则宣大之市方开，而三边之抢如故。岂无俺答之人称吉能而抢于三边者乎？亦岂无吉能之人称俺答而市于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之名而固未尝不抢也，三边有抢之实而未尝不市也。故兹事也，同则两利，异则两坏，愿熟计之也”[806]。明穆宗则严斥戴才“受三边重任，套虏应否互市，当有定议，顾乃支吾推诿，岂大臣谋国之忠？姑不究，其令从实速议以闻”[807]。在穆宗压力下，陕西三边的通贡互市也得到解决。总之，在处理俺答封贡的问题上，王崇古、高拱、张居正和明穆宗同心协力，配合默契。吏部侍郎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他在给王崇古的书信中说：“今日贡议之成，虽诸相赞诩斡旋，其实宸断居多。”[808]明穆宗这个皇帝比世宗较少民族歧视，主张“华夷为一家”“胡越一体”，应当“并包兼育”[809]。他的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俺答封贡在明朝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首先，这件事结束了蒙古各部与中原王朝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对立局面。隆庆五年五月，俺答会集各部头目打儿汉等宣誓说：“我虏地新生孩子长成大汉，马驹长成大马，永不犯中国。若有哪家台吉进边作歹者，将他兵马革去，不着他管事。散夷作歹者，将老婆孩子、牛羊马匹，尽数给赏别夷。”[810]明朝也申令禁止捣巢、烧荒，停止招徕逃民，使板升的汉族居民就地生产。从此，“三陲晏然，一尘不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811]。这是二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形势。万历时，继王崇古之后，方逢时、吴兑、郑洛等相继为山西、宣大总督。他们都能维护隆庆时的民族政策，在边方颇有威信。蒙古方面，俺答晚年厌兵，又好佛，戒杀掠，对明朝非常恭顺。万历九年，俺答去世，继承王位的先后有乞庆哈（即黄台吉）、扯力克、卜失兔等。他们在忠顺夫人三娘子的配合下，继承俺答传统，与明朝友好修贡，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
其次，俺答封贡也促进了蒙、汉两族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战争结束后，蒙、汉人民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经济文化交流也日益广泛。隆庆时的互市不同于嘉靖时马市。马市是官市，“官给马价，市易胡马”，不准军民生儒闲杂入市。互市有官市，也有私市。私市是“官为开集市场，使与边民贸易”[812]。于是交易扩大到民间。明政府鼓励商人就市。商人易获马匹，可卖与政府，“如官司不用，听给执照与商，令其入关贩卖，不许关津留难”[813]。王崇古还派遣官员偕同商人到临清、张家湾、河西务等地易换缯布、水獭皮、羊皮金等货物，增加交易品种，加强了内地与边区的经济联系。隆庆六年冬至，王崇古派使臣向蒙古各部颁发《大统历》，蒙古各部又请求续市，“以为富者以马易缎帛，贫者亦各以牛羊毡裘易布帛针线，不谓无利。顾一岁市数日，焉能遍及”[814]。于是在王崇古的主持下，山西三边及延、绥又开月市，每月市一二日。互市和月市深受蒙、汉人民的欢迎，成为连结两族人民友好关系的纽带。当时张家口堡市场十分繁荣，“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815]。天启时，总督王象乾也说：“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中原。”[816]
为了使蒙、汉关系进一步发展，明朝政府还派四夷馆翻译丛文光等先后到蒙古各部传播文化。俺答对丛文光十分欢迎，“大愉快，如获百朋”。丛文光“乃日与诸虏传授番文，校对字意，讲忠孝大义”。蒙古各部纷纷延纳，“闻风慕义，尊文光以师礼”[817]。俺答还多次向明政府请《金刚经》及喇嘛僧，明朝一一允诺。喇嘛僧坚参扎巴等被派往俺答所部，也受到热烈的欢迎和礼遇[818]。俺答受佛教影响较大，曾西迎西藏黄教首领三世达赖喇嘛锁南坚错，并把他介绍给张居正。张居正与锁南坚错互送礼物，也互通书信。这些统治者间的友好往来，客观上也有利于加强各族之间经济文化的联系。
最后，俺答封贡再一次确立了蒙古各部政权与中央政权的从属关系，从长远看，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有重大意义。如果说清朝后来在康熙等皇帝统治下，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做出了贡献，那么早在清朝以前，俺答封贡就已经为这一历史趋势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清人魏源指出：“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819]明穆宗、俺答汗、高拱、张居正、王崇古等对祖国历史的贡献同样是不应该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