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永乐、宣德二帝
明太祖朱元璋开基创制之后，经过四年的“靖难之役”，历史进入了“永宣时代”。永，指永乐，是明成祖朱棣的年号。朱棣是朱元璋第四子，明朝第三位皇帝。在他之前，还有建文帝朱允炆。但朱棣从建文帝手中夺得皇位后，革去建文年号不用，将建文纪年系于洪武。宣，指宣德，是明朝第五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朱瞻基是朱棣之孙，他上面还有明仁宗朱高炽，在位不足一年，史家往往“仁宣”并称。所以洪武以后、正统以前的30多年时间，可以概括为“永宣时代”。永、宣二帝都是雄才大略的有为君主，在位期间因循损益，创制立法，对有明一代影响深远。
一 “靖难之役”及其合法化
明太祖朱元璋实行封藩制度，除太子朱标外，其他诸子均封为亲王，并给予亲王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特权。其中分封到北方边塞的秦、晋、燕、宁、辽、代、庆、肃、谷九王，控制军队尤多。朱元璋分封诸王的初衷是“分茅胙土，以藩屏国家”[684]。但从历史经验看，分封制很容易出现“尾大不掉”的问题，正如山西平遥县儒学训导叶伯巨在奏疏中所说：“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685]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朱元璋也曾采取过一些措施，如申明诸王“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686]，但这些措施显然难以防止诸王坐大。朱元璋晚年曾对皇太孙朱允炆说：“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朱允炆则道出了自己的忧虑：“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朱元璋无言以对，问允炆道：“汝意何如？”朱允炆回答：“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甚则举兵伐之。”朱元璋说：“是也，无以易此矣。”[687]这段对话反映出朱元璋晚年对分封的态度有所变化，意识到强藩与朝廷的关系“不可不虑”，但此时的他既无精力也无办法去应对了。
在边塞九王中，以燕王朱棣实力最强、韬略最深。朱棣生于元至正二十年（1360），洪武三年（1370）封为燕王，洪武十三年就藩北平，时年二十一岁。朱元璋为了削夺淮西勋贵的军权，用亲王控制全国各地军镇，这给了朱棣施展才能的机会。洪武二十三年，朱棣在与北元的一次战役中兵不血刃，出奇制胜，迫使北元平章乃儿不花率部归顺，在朝廷上下的声望大大提高。《明史》本传称他“智勇有大略”[688]，又说他“威震朔漠”，就是指这次战役。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因太子朱标早薨，遂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皇位。是时，朱元璋次子秦王朱樉、三子晋王朱亦已先卒，燕王朱棣居长，又有韬略军功，对朱允炆构成很大威胁。
朱允炆即位后，倚任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力图解除诸王对皇位的威胁，相继罪废周王朱橚、湘王朱柏、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由于燕王朱棣势力强大，未敢贸然对其下手，而是先做了许多准备工作：派张昺为北平左布政使、谢贵为北平都指挥使，让他们暗中监视燕王动静；同时，又以防边为名，将燕府护卫兵都调往塞外。建文元年（1399）六月，朱允炆觉得部署停当，时机成熟，遂密令张昺、谢贵逮捕燕王。对于建文帝的意图，燕王朱棣早就有所察觉，他一面“佯狂称疾”，麻痹朝廷耳目，一面暗中铸军器、练兵卒，准备与朝廷决一死战。朱允炆下达逮捕朱棣的密令后，朱棣很快就得到消息，并做好起兵准备。建文元年七月四日，朱棣将张昺、谢贵骗到王府擒杀，其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等率兵连夜攻夺九门，完全控制了北平城。朱棣遂援引祖训，以“清君侧”、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名，发动“靖难之役”。
朱棣与朱允炆之间的叔侄大战，历时三年多。最终朱棣攻入南京，夺得皇位。建文帝的失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失之于“急”。从历史上看，但凡继位君主，虽有维新之意，但登极之初都不大事张扬，只是在新旧权力转移趋于稳定后再步步推进。建文帝在即位之初，权威尚未确立，而朱元璋不得变更祖训的教诲言犹在耳，就大刀阔斧地推行“维新之政”，这既贻燕王以口实，同时也失去了众多的支持者。其次，失之于“弱”。建文帝大力提高文臣地位，而武臣受到冷落，在与燕王的战争中，武臣效忠者少，观望者多。在步骤上，齐泰主张先对野心勃勃的燕王动手，而黄子澄则主张先削周、湘、齐、代、岷等藩王。建文帝采用的是黄子澄的意见。其实周王等人虽有劣迹，但构不成对朝廷的威胁，先削周王等藩，不仅使燕王加快了反叛准备，而且造成宗藩整体恐慌，从而使朝廷失去了其他藩王支持。当燕军兵临京城时，打开城门迎降的是谷王朱橞和李景隆。前者是宗藩的代表，后者是武臣的代表。建文帝失去洪武朝两个最有实力的政治集团的支持，皇权的基础也就相当脆弱了。最后，失之于“文”。建文君臣毕竟是书生，未曾经历战阵，治国缺乏政治经验，用人失当，军事策略也一误再误，直至败亡。而燕王朱棣工于权谋，老于行阵，坚忍持久，屡挫不蹶，始为困兽之搏，终而一掷获胜。在这里斗争双方领袖的政治、军事素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藩王与朝廷抗争，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实力上都处于劣势，鲜有成功者，朱棣取得成功算是特例，充分显示了朱棣的雄才大略和超乎常人的智慧与能力。
朱棣即位之初，面临最大的困扰，是时人对他“篡逆”的指责。“得位不正”成为他挥之不去的阴影。史载：朱棣进入南京的时候，志得气满，直奔皇宫。当时翰林院修撰杨荣拦马相问，“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689]朱棣是极聪明的人，杨荣的点拨使他清醒，于是他立即前往孝陵拜祭，然后才进入皇宫。朱棣即位后，首先采用“瓜蔓抄”式的严酷刑杀，以震慑朝廷上下。但是他也知道，靠刑杀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要改变形象，还需要从两方面行事。一是打“祖训”牌，并利用文人为他伪造历史，使他发动的“靖难之役”合法化。二是通过创业建功，来确定自己的历史地位。永乐年间两次重修《明太祖实录》，就是使“靖难之役”合法化的最重要举措。
中国古代有修实录的传统。实录是编年体史书，一般由继位之君纂修前一个皇帝的实录。《明太祖实录》初修在建文朝。重修《明太祖实录》在永乐元年（1403）十月，以解缙为总裁。永乐九年至十六年，又以胡广、胡俨、黄淮、杨荣为总裁，三修《明太祖实录》。初修、重修实录今天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有三修实录传世。实录三修主要是朱棣要为自己“靖难之役”的合法性制造根据。这里涉及三个问题。
第一，朱棣嫡出问题。吴晗先生曾考证出马皇后只生二女[690]，但他对其他嫔妃为朱元璋所生之子，都视如己出，关爱备至。这一点应该在建文初修实录中有所反映。二修实录对这点有了重要变更，变更的结果是马皇后生有二子，一为燕王朱棣，一为周王朱橚。既然二修实录没有流传下来，推断的根据是什么？因为当时总裁官解缙写有另一部书《天潢玉牒》，内言马皇后生有朱棣和朱橚。解缙既修玉牒，又总裁实录，写法应当一致。这可谓朱棣与内阁炮制出来朱棣嫡出的第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有明显的漏洞，那就是按照传统的皇位继承制度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既然朱棣是嫡子，朱标非马皇后所生，是庶子，那么为什么朱元璋即位时要立朱标为皇太子呢？这个版本显然经不住推敲，也难以经受后世历史的检验，所以数年后又有三修。三修实录今天流传下来，我们看到是马皇后生有五子，长子朱标、次子朱樉、三子朱、四子朱棣及五子朱橚。这是朱棣嫡出的第二个版本。这个版本的关键是皇位继承首先是嫡子，嫡子中朱标、朱樉、朱都已去世，朱元璋临终时在世的嫡子又以朱棣最长，自然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果然这一说法奏效，清朝官修《明史》就采用了三修实录的说法。所以今天仍有不少学者依据清朝官修《明史》认为朱棣是马皇后所生。那么朱棣的生母究竟是谁？根据明南京《太常寺志》孝陵神位的记载应是妃。[691]太常寺是明代管理祭祀礼乐的机构，记载应当可信。该书同时还记载懿文太子朱标、秦王朱樉、晋王朱生母是李淑妃。南明弘光时期，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人为此事进入孝陵寝殿探寻究竟，果然如此，而且妃神位，居马皇后之下，李淑妃等妃嫔之上。近代以来，学界比较多的人都认同朱棣生母是妃。由于朱棣制造自己是嫡出的说法，朱棣生母妃的有关事迹竟然无从了解。
第二，三修实录连篇累牍记载明太祖、马皇后褒扬燕王和曾欲立燕王为太子的话语。特别洪武三十一年四月晋王朱去世后窜改尤多。如三修实录记载，太祖因燕王为诸子之长，又富才智，以周公期之，给予军事重权，命其统率诸王节制诸将，相机度势，用防边患，乂安百姓。这些记载悉经阁臣窜改，或出伪造。
第三，三修实录把建文帝写成穷奢极侈、荒淫无度、嗜杀成性的暴君，并把建文年号从帝系中革除，竟然在明太祖死后还有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的荒唐提法。
总之，《明太祖实录》经过三修，朱棣的“篡逆”罪名被洗刷得干干净净。他以“嫡子”身份，继朱元璋之后成为明朝第二代君主。
二 永乐年间的治政举措
朱棣登上皇位后，指责建文帝变乱祖制，宣布建文年间改变的所有官制，都恢复洪武旧制。实际上，他虽然高举“祖训”的旗号，但并未拘泥于“祖训”，其治政举措突破“祖训”者颇多。
内阁制度的确立，就典型体现了朱棣对“祖训”的因循变革。
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罢丞相后一度设置四辅官。不久罢四辅官，选用翰林官协助他处理各衙门章奏，又设殿阁大学士侍奉左右，咨询道理，商榷政务。这种辅政形式被建文帝继承，黄子澄、方孝孺都是以翰林官身份参与议政。朱棣即位后，在恢复“祖制”的旗号下，改建文官制仍为洪武官制，其中包括翰林官制。不过朱棣改动的是翰林院的编制，至于用翰林官辅政的形式则不仅没有变更，反而制度化、固定化了。《明史·成祖本纪》记载：朱棣即位两月后，选翰林院侍读解缙、黄淮、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先后入直文渊阁，并预机务。文渊阁地处内廷，阁臣又在大内就餐，于是称内阁。值得注意的是解缙等七人，都不是朱棣的藩邸旧人，而是建文的臣子，在攻下应天前，他们中多数人都曾誓言为建文殉难，但是不久就趋降迎附。解缙七人又都是江南籍贯，朱棣将七人置于身边，在当时对争取建文朝臣、稳定局势、安抚江南士人都有影响。但是其中还有另意，那就是用建文臣子打“祖训”牌，为自己制造舆论更具有说服力。
内阁最重要的职事，是“预机务”，即参与议政。朱棣是一个勤政的皇帝。他除早朝处理朝政外，又增加了午朝。午朝事简，朝毕，常与内阁成员从容议政。其实这也是朱棣标榜的一种文治气象。实际上朱棣依然如同朱元璋般视文臣为“粉饰藻绘”的工具，当阁臣与他意见相左时，从容陈论就变得不那么从容了。永乐朝七位阁臣命运并不一样。胡俨任职一年即出为国子监祭酒，不预机务。解缙后得罪朱棣，被谪外任。以后又因成祖外出，他私自回京觐见太子，获罪入狱。永乐十三年（1415）解缙被害死狱中。杨士奇、黄淮曾受成祖之命辅导皇太孙，朱棣北征，又命辅佐太子居守，也曾获罪下狱。胡广卒于永乐十六年。自始至终在朱棣左右的是杨荣和金幼孜。尽管如此，内阁作用仍不可低估。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朱棣死于北征归途榆木川。当时决定“秘不发丧”的是内臣马荣、孟聘与阁臣杨荣、金幼孜。杨荣又和内臣海寿驰报皇太子，二十多天后，皇太孙赶至军中，才宣布发丧。朱棣之死是突发事件，当时军中公侯甚多，内臣却止与内阁商议定策，说明内阁的地位在永乐后期已经举足轻重了。
永乐朝另一项重要举措，是将都城北迁，形成了两京制度。
朱棣对自己长期生活过的北平，自然有着特殊的感情，这里是他的“龙兴之地”。永乐元年（1403）正月，他改北平布政使司为北京，二月，改北平府为顺天府，与京师应天府相应，同时设北京行部。朱棣即位后把藩邸旧臣和最早归附的北平布政司官员多安排在北京，一方面有利于稳定建文遗留下来的朝臣，另一方面也流露出他根基在北。此后他不断从全国各地有组织地向北京地区移民，充实人口，发展经济。永乐四年闰七月，朱棣正式宣布营建北京。第二年七月，徐皇后在南京去世，梓宫暂时停放，表明朱棣迁都之意已决。七年二月，朱棣亲临北京，谋划营建其山陵。五月在昌平开始动工，封其山为天寿山。十一年陵成，命名长陵，已去世六年的徐皇后，此时才下葬。
从首建山陵可以看出，“靖难之役”虽然已过七年，明太祖、建文帝的阴影还笼罩着他，死后难以面对自己父亲明太祖，恐怕是他决心迁都的因素之一。另外朱棣都于北京，死后葬于北京，其子孙必然随之，这样他就成为明朝又一次开基创业的君主。台湾学者朱鸿在《明成祖与永乐政治》一书中指出“由此而观，定都北京是成祖肯定其历史地位，使其篡夺得之的政权合法化之最重要的工作”[692]。这个分析是恰当的。
此后朱棣为迁都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永乐九年，有三十万人在工部尚书宋礼的指挥下，开始了南北大运河的疏浚工程。运河的沟通，有助于解决南粮北调的问题，为国都北迁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永乐十四年，朱棣再度下诏营建北京，第二年工程全面展开，从营建宫殿到重修城垣，历时三年的时间。永乐十九年正月，明成祖正式定都北京，称京师，应天府为南京，称留都。从此明朝两京制的格局形成。两京制并非明朝创立，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明朝两京制的特点是在留都也设有一套完整的中央机构。这套中央机构以后经仁、宣两朝到英宗正统初年形成定制，对明朝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另外北京是辽、金、元的故都，“地势雄伟，山川巩固，四方万国，道里适中”[693]，建都于此，对巩固开发北疆极为有益。
在评价永乐皇帝时，宦官制度和厂卫设置也是不可绕过的话题。
宦官制度是中国古代君主体制的衍生物。明朝设置宦官始于明太祖。今人在谈到明太祖时，比较多地强调他鉴于汉、唐两朝宦官专权的教训，对宦官管理很严。其实明太祖对宦官还有另一面的认识。随着明朝家天下的建立和稳定，朱元璋对宦官的需求和依赖也越来越多。所以到了洪武后期，宦官人数不断增加，宦官机构不时添没，洪武三十年（1397），已有十二监、二司、七局。另外差派宦官公干的事情也不断发生。特别是在明太祖多次杀戮功臣后，他对朝臣愈来愈不信任，而对宦官的倚重愈来愈多。
明朝大量使用宦官开始于永乐年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报功。建文帝在推行“维新之政”时，对洪武年间刚刚抬头的宦官势力进行打压。所以宦官在靖难之役时多倒向当时的燕王，并为他通风报信。至于燕王府的宦官更是出生入死，忠于朱棣。朱棣即位后出于报功的思想，重用宦官。如郑和原姓马，靖难之役时在北京郑村坝立有战功。此时赐郑姓，升为内官监太监。二是建功。朱棣为了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急于建功，但是官僚队伍中总是发出不同的声音。他用兵安南，有人站出来反对；他亲征漠北，也有人出来谏止，当他第四次出征漠北时，连他亲信的大臣户部尚书夏元吉也出来谏止；他迁都北京，反对的人更多；他希冀远方万国来朝的盛况，但时时有人以得不偿失上疏谏止。朱棣感到可信任、可使用的人才太少了，最忠实的还是宦官，于是出现了《明史·宦官传》中所说的“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694]的情况。
永乐朝重用宦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宦官组织的衙门化。首先朱棣在洪武朝宦官编制的基础上调整为十二监四司八局。当时宦官组织以内官监地位最尊，“内官监视吏部，掌升选差遣之事”[695]。明朝人称十二监四司八局为“宦官二十四衙门”。根据明朝制度，设于禁紫城内的如内阁等官僚机构，均不得称“衙门”。孙承泽《天府广记》云：“明之官署，办事于内者曰直房，办事于外者曰衙门。”[696]这里“直”字，同今天的“值”字。官员到紫禁城内办公，称入直，即入内值班。而办事于内的宦官组织却被世人俗称“衙门”。这种称谓的出现，标志着宦官组织经洪武、永乐两朝演化完成了衙门化的过程。以后士大夫反对宦官的大有人在，但很少有人反对宦官衙门。说明宦官组织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已相对稳定。
二是宦官承担重要的差遣。有的出使国外，有的在军事活动中充当监军，有的负责重大工程，等等。永乐朝宦官确实也不负朱棣的信任，为朱棣建立辉煌的政绩做出重要贡献。如郑和，从永乐三年奉明成祖朱棣之命开始下西洋，至今海内外称为盛事。又如侯显在永乐初年为司礼少监，后升太监，曾经陆行数万里出使乌斯藏（今西藏），使明廷与乌斯藏的关系大大加强。侯显还出使国外，多次调解邻国之间的争端。《明史》本传称：“（侯）显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697]再如阮安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家和治水专家，对北京的城市建设贡献良多。《明史》本传记：“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营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正统时，重建三殿，治杨村河，并有功。景泰中，治张秋河，道卒，囊无十金。”[698]总之，永乐朝是明朝极盛时期，宦官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
三是东厂的设置。《明史·宦官传》说东厂设立在永乐十八年（1420）[699]。其实考之当时官私著述，都没有永乐十八年设东厂的说法。这很可能是受王世贞《中官考》的影响。王世贞在明代名气很大，不仅官至南京刑部尚书，而且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他最早提出“永乐十八年”说。但他也解释说此事不见于正史、会典。正史当指实录，会典当指正德时的《大明会典》。王世贞根据的是成化十二年（1476）内阁大学士万安的一道奏疏，奏疏中称“东厂之设自文皇帝，至于今五十六年”[700]。从成化十二年上推五十六年，恰好是永乐十八年。万安的奏疏今实录收载，系于成化十八年，疏文也不是五十六年，而是五六十年[701]。我认为成祖为了刺探官民隐事曾设缉事太监于宫外，但当时并无东厂之称，故官书不载。我们知道永乐时为营建北京，贮藏物料，在北京建立不少厂库，东安门北可能就有存放物料的厂地，缉事太监于旧厂址办公，因在皇城之东俗称东厂，久之成为宦官缉事太监组织的正式称谓。这就如同成化年间的西厂，原址为皇城西面的灰厂一样。朱棣迁都是当时的大事，也引发了不少问题。一是臣僚中有许多人反对迁都。二是营建北京需要大量的财力人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此外，就在迁都北京前后，朱棣正在准备第三次出兵漠北，筹划郑和第六次下西洋，而安南用兵仍在持续，老百姓的负担实在太重了。永乐十八年二月，山东蒲台县民在女首领唐赛儿的率领下造起了反。这次暴动最后被镇压，送往京师的所谓“妖党”就有三千多人，但是唐赛儿却不见踪迹。朱棣怀疑唐赛儿削发为尼，或混入女道士之中，为此牵连不少尼姑道姑。从筹划到正式迁都的过程中，明成祖设缉事太监，即后来称之的东厂，一方面是针对臣僚中的反对派，另一方面是针对迁都引发的社会矛盾，特别是侦缉以神道设教倡乱的“大奸大恶”。或事出一时权宜，但永乐后仍相沿不改，遂成有明一代制度。
锦衣卫的设置比东厂要早。明朝军事编制的基本单位是卫所，设于京师的卫所称京卫，京卫中又有上直卫，亦称亲军卫，锦衣卫是亲军卫之一。锦衣卫与其他亲军卫有所不同。第一，一般亲军卫长官指挥使由世袭武官充任，而锦衣卫则不一定，多由皇帝最信任的官员担任，地位尊荣。第二，锦衣卫权力大，职掌包括直驾、宿卫、巡察、缉捕、刑狱等事。第三，一般京卫下设镇抚司，掌本卫刑名。而锦衣卫则在洪武十五年分设南、北镇抚司，南司掌本卫刑名，北司专治诏狱。所谓诏狱，就是由皇帝直接过问的特殊刑案。洪武二十年，朱元璋罢北镇抚司刑狱，诏内外刑案送刑部审录。朱棣即位后，恢复了北镇抚司，专典诏狱。北镇抚司往往凌驾于国家法司之上，具有法律之外的缉捕、刑讯、定罪、行刑等权力。前面我们提到的解缙，就是死于锦衣卫北镇抚司狱。缉事太监（东厂）办事，统领的校尉多由锦衣卫差拨。以后东厂与锦衣卫的职事同为侦探机密，办理大狱，二者常常结合办事，合称“厂卫”。厂卫制度的建立，使君主集权进一步强化。
永乐年间，还有一件文治盛事，特别值得一提。这就是《永乐大典》的编纂。永乐元年（1403）七月，朱棣命解缙等人主持将中国古代典籍“备辑一书”。第二年十一月，书成，朱棣赐名《文献大成》。然而不久，朱棣发现“采择不广”，又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同解缙等重修。当时参加编辑、缮写、圈点工作的有三千多人，至永乐五年十一月完成，朱棣赐名《永乐大典》。全书22877卷，另有凡例、目录六十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永乐大典》所采古书达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戏剧小说、农艺、工技等。全书编辑方法是以《洪武正韵》为纲，分类依次收载，所收书籍一字不易，完全按照原著整段、整篇乃至整部抄入。它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类书。该书初藏于南京文渊阁，永乐迁都北京后移贮宫中文楼。嘉靖年间，明世宗又命人重录副本，正本藏文渊阁，副本藏皇史宬。明末，正本散佚，仅存副本。入清后，副本亦有散佚。乾隆纂修《四库全书》的时候，曾经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500多种。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副本部分毁于火，余被劫走。目前存于世界各地的仅为810卷。朱棣即位之初组织如此众多的文人编纂《永乐大典》，表现出他存有稽古礼文之志。但是除此之外，还另有良苦用心。清代学者孙承泽指出：“至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销垒块，此实系当日本意也。”[702]这就是朱棣的潜意识，但是他客观上确实完成了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
三 仁宣时期的治政举措
明成祖去世后，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年号洪熙。他在位仅十个月，便去世了，继位的是明宣宗朱瞻基。宣宗在位十年。仁、宣二帝在位的时间，加起来也只有十一年，但却是明朝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调整时期。明朝从明太祖开基创业，到洪熙、宣德年间，已经经历了近六十年。明太祖、明成祖为明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但其中也有不少惨痛的教训，如何上承洪武、永乐两朝开创的局面，下启明朝治平之象，是时代赋予仁、宣二帝的任务。
仁、宣二帝虽然即位于承平之时，但是不同于明朝后来那些长于深宫的帝王。朱高炽是朱棣的嫡长子。十七岁时，被明太祖册立为燕世子。靖难兵起，朱高炽奉命留守北平。当时“将士精锐者皆从（燕王）征，城中所余老弱不及什一”[703]。建文帝派李景隆率五十万军队直扑北平。朱高炽从容布置防守，并且深入到军民之中嘘寒问暖，鼓舞士气。等到朱棣回师，里应外合，大获全胜。朱棣夺取皇位后，朱高炽被立为皇太子。永乐七年（1409）以后，朱棣因北征和筹划迁都，长期驻跸北京，朱高炽在南京监国，积累了处理政务的丰富经验。朱瞻基是朱高炽之长子，自小聪慧过人，读书时特别留心古今兴衰，历朝治乱。永乐八年，明成祖亲征鞑靼，由户部尚书夏原吉辅佐年仅十三岁的朱瞻基留守北京，学习处理日常政务。夏原吉办事干练，朱瞻基自然获益匪浅。朱瞻基十四岁时被立为皇太孙，此后常随成祖左右，抚军历政，讲论治道。永乐十二年，他还随同明成祖一起亲征蒙古。明成祖对他十分器重，曾预言朱瞻基将成为一个“太平天子”[704]。应该说朱瞻基的这种经历，对他即位后推行合乎时宜的政策，大有裨益。
仁宣时期的第一件大事，是除掉觊觎皇位的朱高煦这个心腹大患。朱高炽是朱棣长子，自幼端庄沉稳，熟读儒家精典，待人宽厚，明太祖曾称赞他“有君人之识”[705]。但是明成祖对朱高炽则另有看法，觉得朱高炽身体肥胖，不善骑射，与自己差别较大，对他一直不喜欢。次子朱高煦文武兼备，尤以骁勇知名，在靖难之役中曾救明成祖于危难之中，立有战功，明成祖对他十分赏识，称其“类己”[706]。朱高煦也颇为自负，意图取代其兄的世子地位。朱棣即位后，未命朱高炽到南京，也未宣布立世子为皇太子。淇国公丘福和驸马王宁揣摩朱棣的心思，多次向朱棣建议，立朱高煦为皇太子。朱高煦更是有恃无恐，觊觎储位。内阁则力主立嫡长子朱高炽为太子。朱棣曾征求阁臣解缙的意见，解缙回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朱棣闻言没有表示意见，解缙又说道：“好圣孙。”[707]朱棣大喜，于是在永乐二年二月册立朱高炽为皇太子，同时宣布册封次子朱高煦为汉王，三子朱高燧为赵王。
后来朱高炽长期监国，历尽艰辛，但是储位并不稳固，不过最终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其中原因有三个：一是朱高炽处处表现出诚敬孝谨，朱棣抓不住他有什么大的过失。二是内阁的支持。内阁的影响力在于他们维护的是传统既定的皇位继承法，维护的是明太祖早已确定朱高炽为燕世子的事实，朱棣要改变传统和既成的事实也是很难的。三是太子妃张氏和其子朱瞻基对朱高炽地位的保全也有重要作用。太子妃张氏是一个颇有心计的女人，侍奉公婆非常恭谨，甚得明成祖和徐皇后的欢心。朱瞻基更为明成祖所钟爱，明成祖保全朱高炽，与长孙嗣统不无关系。《明史·宣宗本纪》赞曰：“仁宗为太子，失爱于成祖，其危而安，太孙盖有力焉。”明成祖是一个多疑的君主，虽然他保全了朱高炽的皇太子地位，但是也引发了他对一些阁臣猜疑。解缙终因朱高煦之谮，被害而死。黄淮和杨溥（当时官洗马）等人，以辅导失职为名系狱十年。杨士奇也一度受牵连被系狱。这段经历对朱高炽和阁臣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明仁宗即位后，曾经召见杨士奇等人说：“监国二十年为谗慝所构，心之艰危吾三人共之。”[708]
汉王朱高煦一直没有放弃争夺皇位的念头。初封汉王时，其封地在云南，朱高煦长期不肯到封地去，吐露不满说：“我何罪，斥万里。”[709]明成祖只好让他留在身边。永乐十三年（1415），明成祖将其封地改为青州（今山东益都），朱高煦依然不肯就藩，因为他知道，离开明成祖身边，谋取皇太子就毫无希望了。以后他企图夺储的行为逐渐暴露，特别是在明成祖筹划迁都北京的时候，他谋划封国南京，引起明成祖警觉，于是在永乐十四年削去朱高煦两个护卫，令其立即就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仁宗去世后，朱高煦以为少主新立，企图重袭“靖难”故事，指责朝廷违背父皇“祖训”，重用的夏元吉为奸臣，于是以清君侧的名义在宣德元年（1426）八月举兵反叛。当时杨荣以当年建文帝命将伐燕之事为鉴，率先提出明宣宗应该御驾亲征，尚书夏原吉力赞此议。明宣宗在阁部大臣的建议下，统军亲征乐安。汉王朱高煦猝不及防，被迫出城投降。朱高煦被囚于北京西安门内囚室，三年后处死。明成祖第三子赵王朱高燧，在永乐年间也曾有夺储野心，在朱高煦反叛失败后，迫于形势，主动上表交出护卫军。高煦之变能够迅速解快，未引发政局大的变动，一方面表现出明宣宗以史为鉴、办事果断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仁宣时期形成的智囊团和衷共济，有很强的应变能力。
在制度建设方面，仁宣时期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举措。
首先是内阁制度的完善。如前所述，内阁制度形成于永乐朝。明成祖朱棣曾对解缙等阁臣说：“天下事朕与若等共计之，非若六卿止分理。”[710]初步形成了内阁议政、皇帝决策、六部执行的权力分配模式。但在永乐年间，阁臣品秩并不高。仁宣时期，阁臣官秩不断升迁，如黄淮、金幼孜、杨士奇、杨荣都升殿阁大学士，加官尚书或侍郎，进公孤衔。阁臣的职事也从过去比较空泛的“参预机务”，转为以“票拟”为主的议政形式。票拟，也称拟票、票旨、条旨、调帖，即代皇帝草拟对臣下章奏的批答意见。“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上进”[711]。票拟之辞，经皇帝批准后，易红书批出，即成圣命，称“批红”。当时“纶言批答，裁决之辞，悉由票拟”[712]。由于内阁通过票拟参与议政，影响决策，所以阁臣的地位日益突出。杨溥是在明宣宗即位后进入内阁的，不久黄淮与金幼孜乞归。内阁由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三人组成，当时人称“三杨”。永乐年间，六部尚书中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都是干济大臣，当时人称“蹇夏”。夏元吉是朱棣死后才被释放出狱的，蹇义也曾因辅导朱高炽监国受牵连系狱。明仁宗时，蹇、夏二人重新起用，在六部尚书中地位最尊，委寄尤隆。宣德三年十月，明宣宗认为蹇、夏年事已高，下令两人不再负责部内具体事务，朝夕侍奉在身边。蹇、夏也同德协心，匡翼宣宗。当时蹇、夏也参与票拟，票拟也不专属内阁。三杨和蹇夏堪称仁、宣二帝的智囊团。
从这个智囊团的组成，可以看出仁、宣时期政治上不同于永乐时期的一些特点。一是这五个人均为永乐时期保储有功的文臣，仁、宣二帝对他们依赖甚殷，其影响力超越武将。明朝历经六十年，至此完成了从重武偃文到文官政治格局的转变。二是这五个人都有长期从政的实际经验，具有稳健明智的特点，志在守成。三是君臣关系和谐。三杨和蹇、夏各有所长，蹇义简重善谋，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古守正，夏原吉含弘善断，而杨溥性格内向，操守很好，孚有众望。当时仁、宣二帝遇事多与他们商量，事涉用人，多采纳蹇义的意见；事涉军队事务，多听取杨荣的意见；事涉礼仪制度，多征求杨士奇的意见；事涉民壮差调，多咨询夏原吉的意见。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智囊团，“仁宣致治”的局面才得以出现。
其次是巡抚官的设置。明初地方三司分权，互不统属，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是也造成事权不一，效率迟缓的弊病，遇有重大问题往往不能迅速处理。于是出现了中央派遣官员“巡抚”地方的制度。永乐时虽然也曾派中央高官分巡各地，但只是临时的差遣，“事毕复命，即或停遣”[713]，不成制度。宣德时期，“巡抚”之名已经确立，并由临时差遣变为专门设置。巡抚官首设于苏、松、两浙地区，随后江西、河南诸省渐次设置。宣德五年（1430），明宣宗命周忱、于谦等六人以侍郎衔出外为巡抚，自此周忱巡抚南直隶二十二年，于谦巡抚河南、山西十八年，余者也多是长驻久任。巡抚的任务因时因地而有不同侧重，如督理税粮、总治河道、抚恤流民、整饬边防等。但总体上又具有协调地方三司，监察官吏、抚军安民的共同职责，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监控，提高了行政效率。以后，巡抚逐渐固定以都察院正官系衔，与正统后出现的总督合称“督抚”，共同成为位居三司之上的方面大员。不过终明一代，督抚一直具有中央钦差的身份，尚未发展为严格意义上的封疆大吏。宣德时巡抚大都是当时的干练之才，他们了解一方利弊，为政讲求实效，又得到宣宗和内阁支持，在地方上多有建树。
此外，宦官制度的变化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宦官机构的职能有所调整。明初宦官衙门中内官监地位最尊，至此下降，司礼监的地位提高，成为二十四衙门之首。司礼监设有提督、掌印、秉笔和随堂等太监。提督太监分管内廷事务，掌印、秉笔、随堂太监分管外廷事务。所谓“外廷事务”，主要是批红。批红，本来是皇帝的事情，但是从宣德后期起一般事务有时由司礼监代行批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司礼监批红在制度上是有所限制的。正常情况下，凡章奏，司礼监必须奏送御览，大事由皇帝亲批。皇帝的批文要书写在章奏的当中，称“圣批”。宦官批红与圣批不同，一是宦官所批为庶事，二是批前要经内阁调帖（票拟），三是司礼监众太监分批，不专属一人，四是批文书写于章疏边旁。其中内阁调帖为关键，故宦官批红又称之为“调帖批”。未经内阁调帖，宦官擅自批红，视为非法，六科得以封驳。宦官拥有部分批红权，表明宦官权力进入议政决策领域。内阁和司礼监逐渐成为皇帝的左右手，他们权力消长，对宣德以后政治有极大影响。
第二，明宣宗注重对宦官的教习。洪武、永乐时期都有教习入宫小宦官的事例，但不成制度。宣德元年，明宣宗设专职官员负责教习小宦官读书。第一个专职官员是当时行在翰林院修撰刘翀。宣德四年又命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陈山专门教授小内使读书。从此教习小宦官读书成为明朝的一项固定制度。小宦官读书的地方称内书堂，正统以后由司礼监统管。入学小宦者的人数常在二三百人，主要读《内令》《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令》是指明太祖在《皇明祖训》中有关宦官管理的规定。内书堂以翰林学士执教，目的是培养一批通文墨的宦官。以后明代内阁有许多著名的大学士，都有教习宦官的经历。内书堂纪律极为严格，对违规宦者的惩罚也相当严厉。入内书堂读书的宦者要经过挑选，是宦官中极秀慧聪明之人。他们与自宫宦者不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官僚贵族和边方土司子弟，因家族伏法牵连被阉入宫。这些人通过内书堂培养，进入内府“官”的序列，最终可谋得太监职位，此为宦官“正途”。明代二十四衙门的高级宦官及各亲王府的太监，多出身正途。内书堂制度一直存到明末。后世史家多认为内书堂的设立，是明宣宗的一大弊政。笔者不这样看，为什么士人读书是好事，而宦官读书就是坏事？教习小宦官的制度是明代内廷管理规范化的一种表现。从后来的历史看，恰恰是内书堂出身的宦官正派的较多。从总的来看明代宦官整体文化素质比其他王朝宦官素质要高。其实清朝康熙皇帝也认为教习宦官读书是一件重要的事，他就曾在西内蕉园设翰林官教习小宦官，此项举措到乾隆年间废止。
仁、宣二帝在治国上的主要特点，就是当年夏原吉向明成祖朱棣提出的“专修内治，不事远略”，即把主要精力用在国内事务的治理上。
首先是整顿吏治。当时吏治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额外添设官吏大增。明朝各级官府设置皆有定员，额外添设官员称为“添注官”。永乐朝多事兴作，内外各衙门官员，因各种差派大量增设，地方上添设尤多，到仁、宣之初，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府州县官吏比额定增加了一倍多，出现了官冗吏滥的现象。二是官吏利用朝廷各种兴作和差派的机会，枉法贪赃，中饱私囊，贪风日盛。三是各级官府之间扯皮事情增多，遇事相互推诿，行政效率锐减。仁宗在即位诏书中即把“惩贪裁冗”作为内治中的首要大事。仁、宣之初，地方吏治整顿相当严厉，犯赃官员或戍边或罢黜为民，不称职的官员则降用。为了裁汰冗员，当时还采用了“记名放回”的做法，也就是对不称职的官员，保留官员身份，不再任职，让他们回归故里。从明仁宗即位至宣德二年五月，记名放回的官员就有四千多人。宣德三年开始，宣宗把整顿吏治的重点放在两京中央机构。在阁部大臣的推荐下，他起用顾佐为都察院都御史、邵玘为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负责整顿吏治。其中顾佐最为著名，“廉公有威”，时人比之“包孝肃”[714]。根据记载，顾佐上朝，如果身穿红袍，意味着要弹劾官吏，朝官都为之紧张。顾、邵二人在宣宗和阁部大臣的支持下，用法严厉，中外贪风有所扼制。宣德五年，明宣宗又把整顿吏治的重点推向地方，亲自赐敕，委派廷臣出任地方重要府份的知府。所派知府多由中央部、院大臣推荐，是当时朝中办事干练、刚正廉明的官吏。如苏州知府况钟，《明史》本传说他在任上“蠲烦苛，立教条”，“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715]。仅宣德五年，就有像况钟这样的三十四名廷臣被赐敕出任知府，占全国府份的四分之一，对改良地方吏治有所作用。宣德七年，宣宗颁布《御制官箴》三十五篇，“凡中外诸司，各著一篇，使揭诸厅事，朝夕览观，庶几有儆”[716]。要求官吏明白职守，勤政爱民。
其次，为了舒缓民困和樽节费用，仁、宣二帝及时调整了对蒙古和交阯的政策。经永乐五次北征后，蒙古各部力量已经削弱，仁宗即位后对蒙古采取以严守备边为主的政策，并恢复与鞑靼部阿鲁台的朝贡关系。宣德时北边偶有摩擦，主要还是来自阿鲁台的骚扰。宣宗也曾三次巡边，但未形成大的冲突。宣德九年（1434）八月，瓦剌部脱欢告捷，阿鲁台被其攻杀。次月，阿鲁台之子阿卜只俺来归。所以终宣德朝北边总的来说比较安定。“郡县交阯”是永乐年间的一件大事，明朝为此耗兵耗饷，但未彻底解决问题。对于郡县交阯，明仁宗早有不同于朱棣看法。宣德时杨士奇曾对宣宗说：“士奇侍仁宗皇帝久，圣心数数追憾此事。”宣宗也说：“皇考言吾亦闻之屡矣。”并言皇考每谈到郡县交阯，则“形诸慨叹”[717]。明宣宗与乃父主张相同，即位后表示两三年内逐步放弃交阯。当时朝中一批大臣拘牵常见，认为不可“委弃祖宗之业”，反对放弃交阯。内阁赞同明宣宗决策，对放弃交阯起了重要作用。宣德二年十月，明军在安南军事进展顺利，黎利遣人进前安南国王陈日煃三世嫡孙陈暠表，请立为陈氏后，停战的契机出现了。明宣宗因其求封之请，决定立即从安南撤兵。他说：“论者不达止戈之意，必谓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718]一场迁延岁月、徒耗国力的战争，终于结束了。这是明宣宗当时明智的抉择。
最后，仁、宣二帝重视民生，注意舒缓民困。他们在减轻长期以来苏松及江南地区官田重赋方面，在对灾荒地区百姓的即时蠲免赈济方面，在对流民的安抚方面，都有一些积极措施，与永乐后期比，民困得到了舒缓。有一点应特别指出，当时朝中有一些大臣谀颂明朝已经是“太平之政”，仁、宣二帝及内阁都保持有清醒头脑。明仁宗对这样的阿谀不以为然。杨士奇则说“远近犹有艰食之人”，说明朝政还有缺失，不能称为“太平之政”[719]。明宣宗即位之初，也是这样。宣德二年（1427），陕西发生旱灾，百姓饥寒交迫，他一方面下令蠲免赈济，另一方面反省自思，作诗志愧，诗中说：“吾闻有道世，民免寒与饥。循己不遑宁，因情书愧辞。”[720]他不把自己统治时期看成“治平之世”。这在古代帝王中也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对于国家大政，仁、宣二帝的看法也不完全相同。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明宣宗自幼深得明成祖宠爱，常常伴随在明成祖身边，自然对明成祖的深谋远虑有更深的领悟。在迁都北京的问题上，明仁宗即位后出现反复，洪熙元年（1425）三月，明仁宗以物资供应、运输耗费巨大为由，下诏复都南京，北京仍旧称“行在”。但是复都南京的行动尚未实施，仁宗即已去世。明宣宗即位后，既不改变乃父的两京称号，又维持乃祖时已经形成的两京格局。实际上他常住北京，北京虽名为“行在”，而有“京师”之实。朱瞻基以这种舒缓的办法，把明成祖迁都之举确定下来。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诏北京诸衙门去“行在”二字，南京诸衙门加“南京”二字，北京作为正都的地位完全奠定。又明仁宗在即位诏书中明令停罢下西洋宝船。明宣宗则不同，他更欣羡成祖时四方各国来朝的盛国气派，认为通番并非毫无意义。待到宣德五年（1430）六月，他命郑和、王景弘重下西洋。船队于次年十二月出海，宣德八年六月返回。郑和在回航途中病逝。宣德十年正月，朱瞻基病故，明初官方大规模海外远航也就结束了。
对于仁宣时期的治政举措，史家曾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治世”。如清朝官修《明史》云：“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72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亦云：“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庶几三代之风焉。”[722]当然也应看到，仁宣时期也潜存着一些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如边备松弛、军伍空缺、屯政不理，导致北京防御潜伏着危机。
四 永宣时期的边疆经营
明朝在洪武时期逐步完成了对边区的接管，永乐时期，边区的经营开发则进入了一个大发展阶段。《明史》称永乐朝“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723]。意思是明成祖在边区的经营开发管理方面做出显著成绩。
在明朝的云南、贵州两省、四川南部以及湖广、广西西部，居住着苗、瑶、彝、僮（壮）、傣、白、布依等许多少数民族。经洪武、永乐两朝的经营，明朝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体制基本确立。这些地区的省级机构与内地一样，设都、布、按三司。少数民族聚居区基层管理主要依靠土官，亦称土司。土官大多为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一般世袭其职，但必须经过中央批准。土司的职责是谨守疆界，缴纳赋税，进贡土产，维护驿道，有事时则要出兵供朝廷调遣。其中贵州建省是永乐年间对西南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元朝，贵州地区分属湖广、四川、云南三个行省。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独立成省，建立布政司，形同内地。贵州建省实为明朝最早改土归流之事例。永乐时期，注意对西南各民族实施怀柔政策，在当地整肃吏治，减轻赋役，兴办学校，并移内地军民前往屯种，使西南民族聚居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
永乐时期对今天东北地区的经营成效显著。元朝曾在这里设辽阳行省。洪武时期明朝已接管了元朝对这一地区的管辖。朱棣即位后，更积极地经营东北。永乐元年（1403），明朝政府在今东北地区设置建州卫和兀者卫。永乐七年，朱棣下诏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统辖奴儿干地区卫所。都司治所设于距黑龙江入海口约200公里的特林地方。管辖区内居民以女真人为主，具体又分为南部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北部的野人女真。此外还有吉里迷、苦夷、达斡尔等族，多以渔猎为生。都司西部也包括了兀良哈三卫等一些蒙古人。各族首领、酋长多被明朝委以都督、都指挥使、指挥使、千户、百户等官，称“附塞之官”。明廷还在元朝驿站的基础上，开通了奴儿干通往内地的驿路，其干线经由辽东都司直抵北京。明成祖及明宣宗曾数次派太监亦失哈等人前往奴儿干地区巡视。永乐时，明朝在广宁、开原等地开设马市，各种土特产品均可在市上交易。马市的开设促进了各族人民间的经济往来，对东北地区的开发极为有利。
西北地区是明初与蒙古抗衡的一条重要战线。洪武时征伐北元，多次由西路出兵，并在今甘肃西部、青海北部，直至新疆东部设立了一系列的羁縻卫所。明朝在西北的经营主要以哈密为据点。由于哈密地当“丝绸之路”要冲，永乐四年（1406）设立哈密卫，封其首领为忠顺王，部下头目任卫指挥、千户、百户等职。明成祖希望通过对哈密的经营，巩固对蒙古的西侧防线，同时使其起到“西域之喉襟”的作用，“以通诸番之消息，凡有入贡夷使方物，悉令至彼，译表以上”[724]。从此哈密及其以西地区，如亦力把里（今伊宁市）、于阗（今和田）等部，都与明朝建立了比较固定的朝贡关系。
今西藏地区在明朝称乌斯藏。在这里居住的藏族崇尚佛教，宗教领袖也是行政长官。明初，朱元璋派人入藏招抚，承认元朝对当地僧俗首领所加的称号。洪武四年（1371），明廷设朵甘卫指挥使司，六年设乌斯藏卫指挥使司，七年升二卫为都指挥使司。乌斯藏都司管辖今西藏自治区的大部分，朵甘都司管辖今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和青海、云南、甘肃、四川的藏族居住区。除两个都司外，又设有宣慰司、招讨司、元帅府、万户府、千户所等羁縻机构。各级机构的官员例由藏族部落首领充任，但其任免权则归明朝中央政府。朱棣即位后，相继派司礼监宦官侯显等人持节入藏，与各部落、各教派的上层人物广泛接触，推行政教合一的僧官制度。僧官分法王、王、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剌麻各等级。永乐朝共封授了大宝、大乘两个大法王和阐化、护教、赞善、辅教、阐教五个地方之王。以后宣德朝又封大慈法王。他们各有封地，互不统属。当时每年都有大量的番僧来朝，甚至留居京师。大宝法王哈立麻曾到南京，朱棣亲自接见他并设宴款待。大乘法王昆泽思巴，在永乐十一年（1413）也被召至北京。
永乐年间，在乌斯藏喇嘛教中出现一个新兴的教派——格鲁派，因其僧侣戴黄色僧帽，俗称“黄教”，创立者为宗喀巴。宗喀巴，本名罗桑札巴，宗喀（今青海湟中）人。幼时出家于甲琼寺（在今青海循化），十六岁进藏深造，先后在前后藏各地投师求法。当时喇嘛教各派戒律松弛，在社会上影响力下降。宗喀巴因而进行宗教改革，要求僧人恪守戒律，同时加强对佛教经典的研究，以其闻思理智服众。格鲁派的建立时间，以永乐七年（1409）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发起大祈愿法会为始，以后影响逐渐扩大。朱棣派钦差召宗喀巴入京，宗喀巴命其弟子释迦也失代行。释迦也失于永乐十二年进京，受到礼遇，两年后回藏，明廷赐予丰厚。此后黄教与明中央朝廷之间关系日益密切。永乐十六年，宗喀巴让释迦也失在拉萨北建色拉寺，供奉朝廷赐予的佛像。宣德九年（1434），释迦也失又一次进京，被封为大慈法王，为藏地三大法王之一。正是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黄教很快成为乌斯藏第一大教派。永乐时期，还开通了自雅州（今四川雅安）至乌斯藏的驿路，对内地与乌斯藏之间的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明朝边区经营中，漠北蒙古问题占有重要地位。明初，蒙古贵族在漠北虽然建立了北元政权，但是内部纷争不已，加之明朝的不断打击，到洪武后期已经面临分崩离析。大体分为三大部分。其一是游牧于漠北东部和辽东边外的兀良哈部，最早归附明朝，明朝设朵颜、泰宁、福余三羁縻卫以统之。其二是原北元后裔所控各部。建文四年，非元裔的鬼力赤夺得汗位，去元国号，仅称蒙古，明朝则称之为鞑靼。其三是蒙元时的漠西蒙古斡亦剌部后裔崛起，明朝称之为瓦剌。瓦剌与鞑靼互争雄长。在以后的历史中，鞑靼和瓦剌成为明朝主要的边患。朱棣对两部采取的是“招抚”与“打击”相结合的策略。永乐初，鞑靼知院阿鲁台杀鬼力赤，仍立元皇室后裔本雅失里为汗。明廷派使臣郭骥前往招谕，希望“相与和好……彼此永远相安无事”[725]，郭骥被杀。永乐七年（1409）十月，明成祖以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总兵官，率精骑十万北征鞑靼。丘福孤军轻进，在胪朐河（今克鲁伦河）陷入重围，全军覆没。朱棣大怒，于次年亲率五十万大军北征，大败鞑靼军于斡难河（今鄂嫩河）上，本雅失里西奔瓦剌，后为瓦剌所杀。阿鲁台则向明廷称臣纳贡，明成祖封之为和宁王。
此前瓦剌向明朝贡马请封，明朝封其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鞑靼败后，瓦剌转而强大。永乐十二年（1414），朱棣第二次北征，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击败马哈木等三部的军队，暂时抑制了瓦剌势力的膨胀。但不久鞑靼阿鲁台再度强大起来，又对明朝形成威胁。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明成祖又三次亲征漠北，希望与鞑靼部阿鲁台决战，一劳永逸地解决蒙古问题，但是没有实现。朱棣本人在最后一次北征归途中忽然病发，死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永乐北征应视为洪武建元以来统一战争的继续，虽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但仍然维持着强势的局面。
五 永宣时期的对外交往
自汉唐以来，中国与周边各国一直存在着友好关系，到了元朝，因一度四出用兵，使这种友好关系受到损害。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为了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外推行睦邻政策。朱棣即位后，基本上继承了洪武年间的对外政策，不同的是他对发展与各国政府的关系和海外贸易具有更大的热情。
在发展与各国的关系中，明朝最重视的是与朝鲜的关系。明建国之初，朝鲜尚称高丽。当时明朝最先向高丽派出使臣，建立外交关系。由于退居沙漠的北元也极力争取高丽，高丽国王王颛态度暧昧。其子辛禑继位后更是亲近北元，与明廷疏远，并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发兵侵略辽东。辛禑的做法不得人心，五月，主张与明朝友好的都统使李成桂发动兵变，废辛禑，立王瑶。洪武二十五年李成桂又废王瑶，自立为王，迁国都于汉城，国号朝鲜。此后李朝延续了四百三十多年。靖难战役期间，李朝采取中立态度。朱棣即位后，立即遣使以即位诏告谕朝鲜。他曾对朝鲜使臣说：“外邦虽多，你朝鲜不比别处。”[726]表明了两国的特殊关系。迨至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两国关系更为密切，使臣往来频繁。两国之间的经贸活动在实际运作中也已突破了朝贡体系，发展到民间贸易往来。
明朝与日本关系比较复杂。元末明初，日本正处于南北朝时期，除两个对立的朝廷外，各地还有许多割据的地方势力——守护大名。各大名为了掠夺财富，除互相争战外，还组织武士、浪人和商人，结成武装集团，到中国沿海地区劫掠骚扰，被称作“倭寇”。朱元璋原希望和日本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开展官方贸易，因而屡次遣使至日本，要求严禁倭寇来侵，但这些外交努力均不得结果。洪武二十五年（1392），日本南北统一。建文三年（1401），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中国史料中多称源道义）派遣使臣来中国，至此两国恢复邦交，建立正常的睦邻关系。朱棣即位后，两国使臣频繁往来，并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即明朝政府给予足利幕府贸易勘合（凭证）百道，约定十年进贡一次，每次限二百人、船两艘，不得携带军器。虽然勘合约定十年一贡，但实际上并未受此约束，日本往往以朝贺、谢恩、献俘、告讣等各种名义遣使问聘。足利义满也能配合明朝抑制倭寇的侵扰，朱棣称赞说：“日本王之有源道义，又自古以来未之有也。”[727]足利义满死后，其子足利义持继为幕府将军，最初尚能遵守其父对明朝的政策，永乐九年以后，则受一部分朝臣影响，认为向明朝进贡是国之耻辱，遂切断了与明朝政府的关系。此后日本虽有使臣持勘合来朝，大多是由地方官员派遣。在这种形式下，倭寇问题也就不可能彻底解决。永乐十七年，倭寇两千余人攻掠辽东望海埚（距今辽宁金县70里），被辽东总兵刘荣（即刘江）指挥的军队全部歼灭。至此倭寇大惧，不敢轻易来犯，海上也较为平静。永乐年间朱棣对日政策既以礼怀柔之，又以武备防御之，从而取得对日关系的主动权。中日关系切断后，真正受影响的是日本，所以到宣德七年（1432），日本当国者足利义教开始改变足利义持的对明政策，两国恢复了中断二十二年的关系，至此，勘合贸易关系稳定下来，明朝对来华人数、船数及其各种限制也有所放宽。
朱棣即位之初，在今新疆以西的中亚地区崛起了一支新的势力，即由突厥化的蒙古巴鲁剌思部贵族帖木儿建立的帖木儿帝国，首都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首府）。明朝与帖木儿的交往，始于洪武二十年（1387），以后贡使不断。但帖木儿野心很大，企图效法成吉思汗建立庞大的征服国家。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遣傅安出使撒马尔罕，被帖木儿扣留。朱棣即位后，曾遣使诏谕，帖木儿则声称要朱棣“称臣纳贡于帖木儿”[728]。永乐二年（1404）冬，帖木儿欲率十万大军攻明。朱棣闻讯后，即敕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练士马，谨斥堠，计粮储，预为之备”[729]。由于帖木儿死于征途，其侵明计划也就未能实现。帖木儿死后，其孙哈里继承汗位。哈里不愿与明朝为敌，于永乐五年遣使贡献方物并送傅安回国。此后哈里不断遣使入明，朝贡关系逐渐稳定下来。帖木儿第四子沙哈鲁领有哈烈（今阿富汗西北部），与哈里不和，双方战争不断。朱棣曾遣使往谕，表示对沙哈鲁与哈里“一视同仁”，希望他们“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双方遂停止了战争。从此哈烈和其他诸部也不断遣使来贡。永乐时，除傅安再度出使撒马尔罕外，著名的使者还有陈诚。陈诚三次出使中亚，著有《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等书。沙哈鲁也在永乐十七至十八年向明朝派遣过一个庞大的使团，使团成员也著有《沙哈鲁遣使中国记》。此后明朝一直与中亚各国维系着睦邻友好关系。
在明朝，今越南分为两个部分，北部称安南，南部称占城。洪武年间，安南、占城都与明朝保持着朝贡关系。当时安南国王系陈氏。洪武后期，安南国相黎季犛专权，擅自废立国王。建文元年（1399），黎季犛杀戮陈氏宗族，改名胡一元，称太上皇，其子黎苍改名胡奃，为安南国王。永乐元年（1403）四月，胡奃派遣贡使朝贺朱棣即位，并称安南王陈日煃早死，家族绝嗣，自己是陈氏外孙，为众所推，权理安南国事，并请求明廷赐封他为安南国王。朱棣“不逆其诈”，封胡奃为安南国王。第二年，老挝军民宣慰使送陈日煃之弟陈天平至京，诉其实情，真相大白。朱棣命御史李琦等赴安南，责胡奃篡逆之罪。胡奃上表，请迎天平还国，“以君事之”。永乐四年春，朱棣遣使者以兵5000人护送陈天平还国。进入安南境，胡奃设伏兵劫杀陈天平。朱棣闻之大怒，遂命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大将军充总兵官，平西侯沐晟、新城侯张辅为左、右征夷副将军，讨伐安南。朱能未入安南而病卒，遂以张辅为总兵官。永乐五年五月，明军擒获黎季犛父子，安南尽平。史载当时诏令访求陈氏子孙而无可继立者，群臣遂请开设郡县。六月，朱棣正式颁布“平安南诏”，改安南为交阯，设布政司、都司、按察司，统辖十七个府、四十七个州、一百五十七个县。其要冲处又设十一个卫，三个守御千户所。军队隶属广西，民政归属交阯。安南自唐末独立以来，至此又复入明朝版图。但这只是朱棣的一厢情愿，此后安南数次爆发反明斗争，局势一直难以平定。到宣德年间，明宣宗决定放弃交阯，两国又恢复了正常的朝贡关系。在这方面朱元璋似乎胜过朱棣一筹。朱元璋曾把安南定为“不征之国”，告诫后世子孙不可“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不到八年，朱棣就把这些教诲丢置脑后。经过二十多年血的代价，明朝对安南的政策才又重新回到《皇明祖训》的起点。
永宣时期对外交往中最重大的事件，无疑是郑和下西洋。明成祖为什么派郑和下西洋，是今天郑和研究中争论颇多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1）寻找建文帝。（2）联络各国牵制帖木儿帝国。（3）宣扬明朝国威。（4）发展国际贸易。（5）“宣德化而柔远人也。”（《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这是郑和自身说法。（6）朱棣自身说法。永乐七年，朱棣派遣郑和出使时下发诏旨称“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礼安份，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其实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发生，往往是政治、经济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像郑和下西洋这样一个历时近三十年，牵动政治运作之方方面面，影响及于亚非广大地域的事件，更不可能是单一因素下的产物。以上诸说各有支持其说成立的事实依据，但又都不能独自全面地解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或许只有把这些观点综合来看，才能得出一个较为全面的结论。
笔者认为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传统礼制朝贡体系发展的极致，具有政治性和贸易性的双重特点。所谓政治性，是指明朝自认为是“天朝上国”，海外诸国接受明朝的册封才可能有贸易往来。这种藩属关系一经确定，明朝也就有了对这些国家的担当，即明朝有责任保护它们，有责任体恤它们，有责任怀柔它们，它们之间发生矛盾或冲突，明朝有责任加以调停，化干戈为玉帛。如郑和下西洋期间，明朝就曾多次调解占城与真腊，暹罗与占城、苏门答腊、满剌加的矛盾乃至军事冲突，要求各国“辑睦邻国，无相倾越”[730]。所谓贸易性，是指明朝建国以后，经过三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永乐年间，“仓廪充积，天下太平”[731]，国力趋向极盛，实为当时世界经济大国。故而在对外交往中不期求外国进贡多少珍品，反而赐赉优渥，即通常所说的“厚往薄来”。与朝贡相伴随的还有互市。当时互市在京师和指定的港口进行，由官方控制。在互市中，明朝坚持与各国平等交易，甚至给予优待，免征商税。郑和所到之处，也与各国进行平等交易。这种礼制朝贡体系得到各国的认可。明朝在当时正是靠这种礼制朝贡体制维持着在亚洲的核心地位。这里没有霸权，没有领土要求，有的是各国共享太平之福。
郑和在15世纪初能够进行规模巨大的远航，绝非偶然，是有其历史条件和原因的。第一，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并不是封闭的，对外政策的主流是开放，历代王朝大都致力于发展与邻国的关系，鼓励人们向世界未知地区积极探索。宋元以来更是注重发展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乘船出海的中国人日见多了起来，海船建造技术与航海技术大为提高，海外地理知识也日益丰富，这就为郑和的海外航行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第二，明朝经过洪武年间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了永乐时代已进入极盛时期，这时国力雄厚，武力强大，库藏充实，这就为郑和的海外航行，提供了物质条件。第三，明太祖时国家初建，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社会经济亟待恢复和发展。所以明太祖主要致力于国内的励精图治。明成祖即位以后，随着国内形势的转变，眼光开始移向海外，要求扩大对外关系，以远播明朝声威，并招致各国来朝来贡。正是有了这种比较开放的政策，才有了郑和的海外航行。
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征服海洋的壮举。它发生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比哥伦布到达美洲早87年，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82年，比达·伽马到达印度卡里库特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郑和下西洋的规模是无与伦比的。如第一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62艘，官兵27800余人。郑和船队以宝船为主构成，此外，还有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多种船只，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郑和的宝船大者长44丈4尺（合138米多），阔18丈（合56米）。有9桅、12帆，“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732]。而达·伽马去印度仅有4船、约160人，哥伦布去美洲仅有3船、80余人，麦哲伦去菲律宾仅有5船、260余人，与郑和的船队无法相比。郑和七下西洋，打通了从中国到东非的航路，把亚、非的广大海域联成一气，这是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成就。
郑和下西洋，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和平交往，发展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郑和下西洋是和平进行的，没有征讨和杀伐；有之，完全是出于自卫。郑和船队所到之处，首先向国王、头人等进行礼节性的访问，宣读皇帝诏书，赠送大量物品，然后即展开贸易活动。如在古里，按当地习惯交易，货物议价以拍掌为定，自后价有贵贱，再不改悔。又在祖法儿（在阿拉伯半岛南岸），其国王遣头目遍谕国人，皆以乳香、苏合油之类来交换丝绸、瓷器等物。郑和的船队总是满载货物往返，主要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携出的手工业品有丝绸、瓷器、铁器、铜钱，等等。携归的土特产品不少是奇货重宝及珍禽异兽等，如珍珠、珊瑚、宝石、香料、麒麟（长颈鹿）、狮子、鸵鸟之类。与郑和同行的马欢在《纪行诗》中说：“归到京华觐紫宸，龙墀献纳皆奇珍。”[733]所以郑和的船有“取宝”之名，被称为“宝船”。
自郑和下西洋后，亚非各国多遣使来中国建交及进行贸易，络绎不绝于途。如永乐十三年（1415），东非麻林国遣使来献麒麟，一时轰动京师。麒麟被中国视为吉祥之物，明成祖亲御奉天门受礼，文武大臣莫不称贺。永乐十五年，苏禄东王、西王和峒王三王各率人抵京，凡340余人，受到明成祖隆重接待。永乐二十一年，忽鲁谟斯等16国使者来京，凡1200人，一时朝廷使者盈满。据不完全统计，在永乐年间，有60个国家245次访问中国，其中浡泥、满剌加、尼八剌（今尼泊尔）、苏禄（今菲律宾群岛）、锡兰（今斯里兰卡）、古麻剌朗（今菲律宾棉兰老岛）等6个国家的8位国王9人次访问中国。其中浡泥国王、苏禄国东王和古麻剌朗国王在访问中国时不幸病故，分别葬于南京安德门外、山东德州北郊、福建福州西湖南面茶园山。他们的墓葬是中国与上述国家关系的历史见证。郑和下西洋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此后，中国到南洋去的人日益增多，不少人侨居国外，把中国进步的生产技术和手工业品带到南洋各地，对南洋的开发起了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