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兄弟盟誓，分治天下

第一节　一般大势

公元907年，统一的唐帝国在内忧外患中瓦解，此后的一段时期，史称五代十国。这段时期，北方地区兵连祸接，生灵涂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先后建立的几个国家，多以保境安民为职志，劝课农桑，人称“耕织岁滋，文物彬换”。

中原地区的分裂，削弱了中原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控制，这些少数民族乘机发展壮大起来，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与宋王朝长期共存，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各民族间通过战争的、主要是政治的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促进与加速中华各民族的沟通与融合的历史活剧。分治是这一时期民族生活与政治统治的主题。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结束北方战乱，建立宋朝。在以后的几年时间内，宋陆续灭掉南方的几个小国，其后即把统一的矛头指向北方。公元979年，宋太宗亲率大军征山西，平定内地最后一个政权——汉，使广大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再度归于统一。但遗憾的是，北宋王朝并没有统一全国，其周围始终存在着几个独立的政权。

夏国由党项族建立。党项族，大概是鲜卑与羌两个民族的后裔，所以文献称为“杂虏”。宋朝建国后，封党项族夏州政权的掌权者为太尉，其死后又赠封夏王。银州防御史之后李继迁则向辽圣宗称臣请婚，辽册封他为夏国王。李继迁之子李德明即位后，一面向宋朝纳贡求和，一面向辽朝请求册封，在辽宋之间寻求平衡。后来势力不断壮大，其疆域东到黄河，西至今甘肃敦煌西小方盘城，南到今甘肃环县北，北抵今内蒙古。疆域最后稳定时，有二十二州，加上实际领有的几个州，共有三十二州之地。1038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1227年，大夏向蒙古献城，大夏亡。它在历史上共存在了190年。

在宋的北部及东北地区是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契丹族是与鲜卑、乌桓族有渊源关系的民族。辽的版图相当于今东北、蒙古、河北及山西北部一带。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他就是后人所称的辽太祖。中世纪西方人称中国为Kitai，大概与此国名有关。947年，耶律德光在占领开封后，举行即位仪式，改国号为大辽。宋太宗灭汉后，曾想一举收复被辽占据的幽云十六州，但高粱河一战，宋军大败，辽军完胜。《宋史》称“败绩”，《辽史》则称“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982年（宋太宗七年），辽景宗逝世，12岁的圣宗即位，由萧太后摄政，内部“族属雄强”，可谓“主幼国疑”。宋利用这一机会，兵分三路，再度出征辽国，但旋即失败。1004年（宋真宗七年），辽萧太后率大军二十万南侵至黄河岸边。宋的新任宰相寇准力主真宗亲征，渡黄河北岸澶州（今河南濮阳境内），这种不退反进的政策，鼓舞了宋军的士气，也使辽军颇感意外。结果，双方达成了“澶渊之盟”，此后，宋放弃攻辽的计划，对辽取守势，辽在萧太后的治理下强大起来。

灭辽的女真族建立的是金政权。女真族即隋唐时的靺鞨。北宋初年时，女真族分为两部分，生活于辽阳一带、接受辽文化的称为熟女真，生活在今松花江以北江宁州（今吉林抚余）以东、保持本民族习俗的部落称为生女真。他们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狩猎、游牧生活，向辽纳贡，并保持经贸关系。在女真日益强大时，辽却日益腐败，江河日下。1115年正月初一，完颜阿骨打（《金史》称为太祖）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定都在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后乘辽衰落之际，向辽进攻。1125年灭辽。1127年，金军第二次南下时，俘虏了北宋的徽宗、钦宗两个皇帝（两个皇帝后死于五国城，即今黑龙江依兰），北宋亡。徽宗的九子康王赵构于1127年在南京的应天府即位，改元建炎，以后的宋朝称南宋。1234年，金朝被蒙古族灭亡。1279年，元灭南宋。

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古代各族人民以盟誓相互联接，分治天下，共同演绎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繁荣、开拓进取的文化局面。

第二节　亲情盟誓

两宋以及与之同时并存的几个少数民族政权，都是由诸多民族构成的，只是其统治阶级的主体族属不同。各政权间曾相互攻伐，企图用战争的方法去征服对方或统一全国，但最终均未成功。他们都意识到，只有和平相处，才能共生共存。于是他们在战争之外，通过外交途径——即政治谈判的方式解决战争不能解决的问题。为使这种外交谈判的结果具有法律效力，他们交涉后，还签订盟约。这种盟约类似今天的双边条约。

宋与各族政权之间，均签订过盟约，有的还签订过多次。

地处宋西北的夏，在宋初时常与宋对抗。宋虽然全力抵抗，终不能胜。李德明时期，与宋改善关系，宋真宗每年以“赏赐”名义，给其绢一万匹、茶二百斤、银一万两、钱三万贯，并重开榷场贸易，换得了西北边境三十多年的和平。1038年，西夏称帝建国后，双方关系一度紧张，双方在陕西进行了三次大战，每次都以北宋的惨败告终。西夏虽然能战胜宋军，但并不能占领北宋的领土，每次抢劫之后，就匆匆退走，双方的损失都相当惨重。《宋史·夏国传上》载：“元昊虽数胜，然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战争不仅没有给西夏带来财富，反而使其国力大为削弱，他们认识到与北宋和平相处远比战争获利更大。于是元昊派使者到宋，表示愿意息兵议和。宋的多数大臣认为，息兵可以减省军费，宋仁宗也厌倦了“对西鄙用兵日久”。双方都向往和平，于是转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双边的问题。经过双方使者多次交涉，1044年（庆历四年）达成协议：元昊向宋称臣，宋册封其为夏国王；宋岁赐西夏绢十五万三千匹，银七万二千两，茶三万斤；在边境地区重开榷场，恢复双边贸易。从内容看，双方均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战争的结束，使宋夏之间民间经济文化联系又密切起来，丰富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但夏的统治者经常违约，因为他们的誓言“要皆出于一时之言，其心未尝有臣顺之实也”。所以北宋一朝投注财力、兵力最多的地方是西夏而非辽。

在各族政权间签订的盟约中，信守时间最长、作用最大的是宋、辽之间的“澶渊之盟”。

宋、辽之间，除宋朝为了收复被辽占据的幽云十六州发动的几次战争外，绝大多数时间是和平共处的。至1004年，宋对辽的军事行动均以先胜后败而告终。但灭亡宋朝也不是辽的目的，况且远征宋境也非辽军所长，这在《辽史·兵卫志》里有明确的记载：“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材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所以，当宋朝提出议和时，辽痛快地答应了。这就是“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内容在《辽史·圣宗纪五》中有记载，宋“以太后（辽）为叔母，愿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见于其他记载的相关内容尚有两国沿边州郡，各守疆界，不得互侵，不得收容对方逃亡者；双方不得创建城堡，改移河道；两国恢复边贸。从以上内容看，盟约的内容相当广泛，涉及了两国的边界、边防、边贸、边民等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和平友好的互助同盟条约。对此盟约，大多数宋人是赞同的。1041年，当契丹又准备南犯时，负责与辽谈判不辱使命的是富弼。他后来劝神宗说：“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仁宗时期，辽以斡旋宋夏双边的紧张关系为由，又使宋答应每年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盟约中虽然不见“兄弟”字样，但在《辽史·兴宗纪三》有这样的记载，可以作为宋辽兄弟亲情盟誓的佐证，耶律宗真对大臣说：“朕与宋主约为兄弟，欢好岁久，欲见其绘象，可谕来使。”“澶渊之盟”维持了双方一百余年的和平。黄仁宇认为，“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着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着力量的平衡（《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澶渊之盟》）。

两宋与金之间也多次签订过盟约，最早签订的是“海上之盟”。面对金人的进攻，辽人尝说：“女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金的强大，唤起了宋联金灭辽、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欲望，便准备背弃“澶渊之盟”。1118年，宋派武义大夫马政以买马为名，从海上乘船到金探听虚实。此后，双方使者多次秘密接触，终于在1120年签订了宋金“海上之盟”。盟约就双方共同出兵夹攻辽及分割辽的土地等问题达成一致。

辽的灭亡，改变了宋金之间的合作关系。

金与南宋之间是打打谈谈，但多数时间是和平的。南宋与金签订过两个重要的和约：一个是1141年11月的“绍兴和议”，这次和议内容，除划定边界、宋向金贡银等物品外，还约定，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金史》卷七七《宗弼传》中宋派遣端明殿学士何铸等进誓表中，表述得相当清晰。进誓表中还有“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南宋遵守盟约，可是由于金朝政权内部人事变动频繁，对外政策也时常变动，所以，宋金之间多次发生战争，双方于1164年再度签订和约，这就是“隆兴和议”，除保持“绍兴和议”的内容外，还规定：宋对金不再称臣，改称侄皇帝。此后，宋金之间休战三十年。

第三节　友好往来

两宋与各族政权之间在缔结友好盟约后，虽偶尔有争执与战争，但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是和平、友好相处的。

在“澶渊之盟”中，辽与宋约为兄弟之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载：“初，契丹主宗真送其画象及隆绪画象凡二轴，求易真宗皇帝及上御容。既许之，会宗真死，遂寝。至是，契丹遣使再求……故命升（回谢契丹使张升）等谕令更持洪基画象来，即予之。”双方皇帝即位，皇帝、皇太后生日以及新年，都派致贺的使者。耶律洪基去世前，曾告诫耶律延禧说：“南朝通好岁久。汝性刚，切勿生事。”又告诫大臣说：“嗣君若妄动，卿等当谏止之。”（《契丹国志》卷九《道宗纪》）双方的皇帝、皇太后去世，也互相告哀、吊祭。如1063年3月，宋“仁宗皇帝崩，遣使讣于契丹”，耶律洪基“执使者手号恸曰：‘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辽史拾遗》卷一〇引邵博《闻见后录》）。“来祭（辽朝方面派使者到宋朝方面吊祭），以黄、白罗为钱，他亦称是。”（《辽史拾遗》卷一〇引陈师道《后山谈丛》）

宋辽双方的友好关系，直到女真族强大后灭辽的过程中，才发生了变化。

西夏与辽的关系一直很好。西夏常向辽进贡，例如，1067年10月，“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1068年—1069年、1073年、1079年都曾“来贡”。双方还是姻亲关系。当辽即将被金灭亡时，西夏还给予支持。如1122年，“天祚播迁，乾顺率兵来援，为金师所败。乾顺请临其国”。同年，耶律延禧“遣使册乾顺为夏国皇帝”（《辽史》卷一一五《二国外记·西夏》）。而辽与宋又约为兄弟之国。这种特殊的关系，使辽在宋夏两国关系紧张时能起到斡旋、沟通的作用。

由于战争所造成的民族大迁徙，形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格局。辽、金统治者不仅仰慕中原先进的文化，而且自觉地学习、接纳汉族的先进文化。辽与金的皇室、贵族都娶汉女为妻，通婚是促进民族融合的最好方式。在治理不同的民族时，他们也采用不同的制度，特别是对汉族的治理，都仿照唐宋制度。

辽境内生存着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两个民族：一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民族，一是以契丹族为主体逐水草而居的渔猎民族。根据这种状况，辽政权确立了蕃汉分治的二元政治体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正如《辽史·百官志》所说：“蕃不治汉，汉不治蕃，蕃汉不同治。”夏的官制与辽一样，也是蕃汉分治。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的融合，不同民族生活方式的差异逐渐消失，辽统治者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取消了治契丹的“国制”，而专行汉制。

金朝猛安谋克组织功能的变化与民族融合最具特色。猛安谋克是女真社会中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其成员是多民族的，除女真外，尚有契丹、渤海、奚和汉人等。最初是一种地方氏族组织，首领都称勃极烈。但随着女真族势力的强大、金政权的建立及向南方的发展，这种组织的功能一变再变，到熙宗以后变为既是军事编制，又是生产单位，同时也是地方行政组织，三位一体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这一组织的负责人，在战时称“猛安”“谋克”，带兵打仗；平时称“勃堇”，领导生产。这种组织的战斗力极强，辽人曾说过：“女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随着金政权势力的南进，猛安谋克的组织也在南徙。其本质是以军事部落移民来实现对新占领区的统治。在同一个地区，两种不同政治、经济组织的并存，为北方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特色。

猛安、谋克的南迁，客观上造成了各民族的杂居状况，他们“杂厕汉地，听与契丹、汉人昏因以相固结”（《金史》卷四四《兵志》）。婚姻是沟通猛安、谋克与汉族的最好方式，王室娶汉女为妃，普通吏民也与汉人互通婚姻。女真人“后来生于中原者，父虽虏种，母实华人，非复昔日女真”（《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三四），反之亦然。各民族间不仅互通婚姻，而且女真人穿汉服、改汉姓、使用汉语的情况也相当普遍。

南迁后，猛安、谋克的贵族很快学会和继承了北方汉族地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习辞艺，忌武备”，过着与汉人士子同样的生活。这种风气发展到后来，竟至于“虽贵家，刻苦为诗如寒士，喜与士大夫游”，整日“恶衣粝食，以吟咏为事”（刘祁：《归潜志》卷三）。这导致了应当袭猛安、谋克者不愿就，而“策论进士第”的情况。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改变，使猛安、谋克这种组织的军事功能、战斗能力逐渐削弱，徒留组织编制的形式而已。

第四节　共享传统

辽宋夏金时期，各族人民共享文化传统，不仅带来了空前的文化认同，也使本民族的文化得以提升。这个传统就是先秦、秦汉时期所创造的儒道文化及后来不断中国化的佛教文化。

辽统治者非常仰慕中原文化，并将中原文化融入了本族的文化中。自建国初，辽就引进儒学，用以吸引汉族地主及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实行统治。如韩知古，“太祖召见与语，贤之，命参谋议。……久之，信任益笃，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时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辽史·韩知古传》）。而儒学的引进也为契丹贵族造就了一批自己的知识分子和统治人才。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和耶律倍及其儿子耶律隆先、耶律道隐，都是这样的人才。但最初，他们是把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宗教引进的。公元918年，“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辽史·太祖上》），把孔子庙置于佛寺、道观之前。919年，耶律阿保机亲“谒孔子庙”，而“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辽史·太祖纪下》），表明对三者之中的孔子庙特别重视。

辽朝各代皇帝中，耶律隆绪、耶律宗真、耶律洪基对儒家经典的重视和学习最为突出。耶律洪基“尝听侍臣讲《论语》”，他的祖父耶律隆绪好读唐《贞观政要》，并说：“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近则宋太祖、太宗也。”他们以唐太宗等人为楷模，说明他们的当政精神是与儒家精神相符的、一致的。在契丹妇女中，也有“涉通经义的人”，邢简妻陈氏就以儒家经典教育子女，她的子女都以儒学闻名。耶律洪基时，有一个契丹贵族妇女，叫耶律常哥，她“自誓不嫁”，笔耕不辍地写作诗文，阅读史书以“见前人得失”。

在文学方面，耶律隆先“博学能诗”，有诗集问世。耶律倍“工辽、汉文章”，又有《乐田园诗》。在逃往中原地区时，他“立木海上，刻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辽史·义宗倍传》）。词句质朴，诗意悲凉。他还善画人物，保留下来的一些画作后来被选入宋秘府珍藏。耶律洪基的皇后萧观音工诗，善谈论，自作歌词；而且还善琵琶。耶律延禧的文妃萧瑟瑟“善歌诗。……帝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妃作歌讽谏”（《辽史·天祚文妃萧氏传》）。契丹皇族中，好文学、好音律、好绘画的人很多。在辽中后期，皇族不仅在群臣中物色诗友，且以诗赋考士人，大力培养士人对文学的爱好。辽的文学集唐、五代、宋文学的优点，并结合本民族的实际，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学。

夏、辽、金不仅接受、研习儒学，而且还接受了中原王朝重视史学的传统，留心史实，并有所著述。他们写史书，能坚持中原史学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

在儒学发展的同时，佛教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多次出使辽朝的苏辙对辽的文化有这样的记载：“北朝皇帝好佛法……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众。”（《栾城集》卷四一《北使还论北边事札》）由于当时崇佛，还刻了很多佛经（石经）。

金在灭辽并把宋赶出北中国后，不仅承继辽与北宋的文化，而且达到很高的水平。“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传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金史·文艺列传》）他们不仅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还接受了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好读史书，并编修辽史和记录当代当朝皇帝的起居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朝皇族亦多“敦崇儒术”。章宗时下诏“修曲阜孔子庙学”（《金史·章宗纪》）。此外，又创办各级学校，培养人才；开科举，以儒家经典取士。所以，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金史·文艺列传》），可以说文人辈出。章宗本人就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由于章宗时与南宋关系的改善，所以他与完颜亮的诗风完全不同。完颜亮作诗言志，文如其人：“大柄若在握，清风满天下。”章宗诗的意境则别具情调：“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扬花。”此外，金朝的绘画、书法、雕刻、音乐与舞蹈也有较大的成就。章宗时设立书画院，收集民间和南宋收藏的名画。张瑀的《文姬归汉图》是金朝难得的精品。金最有成就的书法家是任询，他“书为当时第一，画亦入妙品”。当时论者认为他：“画高于书，书高于诗，诗高于文。”元好问“七岁能诗。……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金史·文艺列传》）。

金人的原始宗教为萨满教，但在金立国后，接受了汉人、契丹人所信的佛教、道教，“奉佛尤谨”（《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不仅广建寺塔，而且“浮图之教，虽贵戚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女”（《大金国志》卷三六《浮图》）。在经典研究上，以华严宗为主；在实践方面，则以禅学为重。在金，道教也很兴盛，与“释教同”（《大金国志》卷三六《道教》）。不仅原有的教派得以发展，而且诞生了新的教派——全真派，由于他们与金政府合作，故“门人居天下者三之二”（《金文最》卷八一《宁海州玉虚观碑》）。

西夏统治者也和辽、金统治者一样喜爱汉文化，他们不仅读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孝经》《春秋》《诗》《书》等，还穿汉族的服装，用汉族的历法。其最独特之处是仿照汉字创制了西夏文字，称“国书”，并将儒家的《论语》《孟子》《孝经》等翻译成西夏文字。

北宋和南宋的学者也将佛学融入儒学之中，创造了理学的新境界，成为中华民族后期思想文化的新资源，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宋辽夏金是文化大聚会、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一次文化传统大辐射时期。各族人民通过各种方式自觉地共享文化传统，站到同一文化大旗之下。

辽宋夏金各族人民分治天下是中华民族的一次尝试，它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为基本思想资源和认同前提，以盟誓为基本制度，实施了空前的文化发展和文化融合战略，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