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假美学的“真”和真美学的“假”
人是理性的动物，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以各式各样的课程，用人类文化全部的知识系统训练我们，其目的就是强化我们的理性。因为人和动物的区别，首先，就是人是理性的动物。但是如果仅仅把我们训练成纯粹理性的人的话，这种人是片面的。我们不老是讲人要全面发展吗？绝对的、极端理性的人，理性到不管干什么都很科学，科学到一切要符合定律，一切能够用数据来运算、遥控，真要是这样，就不太像人了，只能是机器人。柏拉图曾经把诗人，除了歌颂神的，都从他的“理想国”里驱逐出去，在他心目中，最理性的人就是数学人。数千年来，为什么人类难以接受他这样的理念呢？因为这就涉及人的另一个特点：不仅仅是理性的动物，而且还是情感的动物，这样的人才全面。一个人如果没有感情，既不爱父母，也不爱家乡，又没有朋友，即使得了数学博士学位，得了诺贝尔奖金、经济学奖，富甲天下，这样的人还是片面的人，不能算是全面发展的人。上个世纪，西方人用一个比较刻薄的说法来形容一个距离我们很近的民族，这个民族在做生意的时候，太理性了，太会赚钱了，太不讲感情了，他们说，这实在不能算是人，而是“经济动物”。
从人的全面发展上来讲，光有理性的教育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美”。德育是理性的，智育更是理性的，体育更是讲究科学理性的，最后加个美育。美育的“美”，往往有些误解——美育就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吗？不，这仍然属于道德理性，美育主要是培养人内心的情感的，主要是以非理性的情感为核心的。这对人的全面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以至就有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就叫做“美学”。在英语里，本来这个词aesthetics，意思是很丰富的，概括地说，就是与理性相对的以情感为核心的学问。从表层来说，是感知；从中层来说，是情感；从深层来说，是智性。从性质来说，包括正面的美，也包括与之相对的丑。这才是人类感性的全部。但是，这个词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日本人把它翻译成“美学”，在古典文学时期，大致还算可以。因为那里的文学一般是追求美好的心灵和环境的，以诗意的美化为主的。但是，文学艺术并不完全是审美的，也有审丑的。在当时，在我国文学史上，就是宋玉所说的东家之女，丑得不得了。在戏曲里有三花脸，在西方戏剧里也有小丑。但是，在当时，这似乎并不是主流，因而，这个矛盾给掩盖住了。实际上，到了19世纪末，法国象征派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拓展了以丑为美的境界，“美学”这个翻译就显得不够用了。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放一放，等到后面讲散文的专章中具体再说。
审美情感，具体来说，就是贾宝玉看到林黛玉时那种奇妙的不讲理的感觉。贾宝玉问林黛玉有没有玉，林黛玉说你的玉是稀罕的物件，一般人是没有的。贾宝玉就火起来了，这么好的姑娘都没有玉，就一下子把玉扔掉了。读者知道，他的玉扔掉后，他的魂就没有了，这种行为就是非常率性的、任情的，这种情感完全是非理性的，但是，是非常可爱的。贾宝玉的可爱就在于他的非理性，就是不讲理，不管利害。你们是学理科的，是崇尚理性的，同时你们又来听我讲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来熏陶你们的感情。听了我的话，你们才有希望变得可爱，变得比贾宝玉可爱。（掌声）
今天要讲的课题就是：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首先，要有丰富深邃的理性。像这个大楼门厅里吴健雄女士的塑像，她是得过诺贝尔奖的，她在物理方面的高度理性在世界上领先，但同时我看到她的塑像充满着女性的温柔，不仅仅是物理学家的严峻，并非仅仅符合柏拉图的理想。我们感受到她脸上的母性，产生一种温情之感。她不是“假小子”、“铁姑娘”、“女强人”那样的女性。我们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荒谬：女性的美不在于她是女人，而是一种准男人。现在更可怕了，有一种“女强人”，恨不得让她长出一点小胡子来。如果诸位男孩子娶到“女强人”做老婆的话，那个日子可能就不太潇洒了。（笑声）
言归正传，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一方面是理性，一方面是情感。这样才全面。可我们人类往往偏重理性而轻情感，用一度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一手硬一手软。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人类从一开始就承受着大自然的严重的生存压力，随时随地都有种族绝灭的危险，于是能够提高人从自然界获得生活资料的效率的实用理性就自发地占了上风，因而情感就压抑到潜意识里去了。这样的人，就是原始人、半边人。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感到不满足，这样光是吃饱了，睡足了，不是和猪一样了吗？不行，要把那压抑了的一半找回来，这就有了艺术，在宗教仪式中、在歌谣中、在想象中把人的情感解放出来。
情感的审美是非常奥妙的。要说明这一点，为之下个定义，非常困难。由于人类有声语文符号的局限性，又由于事物属性的无限丰富，不可能有绝对严密的定义，何况事物都在发展，一切定义对事物的历史进程都只能是疲惫的追踪。为讲情感的审美的内涵作界定是费力不讨好的。故研究问题，不能从定义出发。
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小处入手，或者文雅一点，从微观的分析开始，从经典的文学作品中直接进行抽象。经典里积淀着中华民族智慧和情感最精华的部分。那是一个宝库，经历了千百年历史考验，被世世代代的读者认同，至今仍然有无限的魅力，如恩格斯说的希腊艺术那样，至今仍然是我们艺术“不可企及的规范”。经典艺术文本无限丰富，我们用随机取样的办法来试一下。比如一首唐人绝句，我们来解读一下，看看它的独特感情、它的锦心绣口究竟是怎么回事。诸位在中学时代或是小学时代都念过的、普通平常的贺知章《咏柳》：
对这样简单的艺术品进行解读的目的是说出这首诗的好处来。这个问题表面上很简单，可真正要做起来，还真不容易，用无限艰难来形容，也不算夸张。这首诗写出来有一千多年了，艺术生命仍然鲜活。它为什么好？怎么好？就是大学者，专门研究唐诗的，头发都白了，解读起来也不一定能够到位。有的权威人士，连门儿都摸不着。有一位权威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咏柳〉赏析》。（注：袁行霈：《〈咏柳〉赏析》，《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99页。）他很有勇气来回答这样一个难题。
他说它好在：第一句“碧玉妆成一树高”，写的是一个“总体”印象。第二句“万条垂下绿丝绦”，是“具体”地写柳丝很茂密，这就反映了“柳树的特征”。第三句“不知细叶谁裁出”是设问。第四句“二月春风似剪刀”是回答。为什么这个叶子这么细呢？哦，原来是春风剪出来的。那么它的感染力在哪里呢？他说，第一，它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柳树的特征”。第二，“二月春风似剪刀”，这个比喻“十分巧妙”。我读到这里，就不太满足。我凭直觉就感到这个比喻很精彩，这个不用你大教授说。我读你的文章，就是想了解这个比喻怎么巧妙，可是你只说“十分巧妙”，这不是糊弄我吗？（众笑）第三，他认为这首诗好在它不但歌颂了春天，而且赞美了“创造性的劳动”。这一点，我就更加狐疑了。一个唐朝的贵族，脑子里怎么会冒出什么“创造性的劳动”？读唐诗，难道也要想着劳动，还要有创造性？这是不是太累了？（众笑）别看“劳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说法，其中还真包含着一点值得钻研一番的学问：作为work意义的“劳动”是近代从日语转来的。中国古代的“劳动”是以劳驾为核心意义的。（注：王力：《汉语史稿》（重排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603页。）这位教授是1950年代的大学生，他心目中的劳动，是带着当年创造世界（财富）乃至创造了人（身体和精神）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味，是与“劳动者”、“劳动人民”、“劳动力”、“劳工”、“劳农”、“劳动节”相连接乃至与“阶级”、“革命”、“民主”、“专政”等词和概念相涵容、组合、互摄互动，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强烈的政治精神取向意味的现代“劳动话语”。（注：参见刘宪阁：《革命的起点——以“劳动”话语为中心的一种解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等编：《“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汇编》（1），2002年，第397—418页。）
这样解读，完全是主体观念的强加，只有在中国的20世纪50年代，在大学中文系受过苏式机械唯物主义和狭隘功利主义文艺理论教育的学生，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为什么会这样傻呢？因为，他相信一种美学。这种美学的关键认为，第一，美就是真。只要真实地反映对象，把柳树的特征写出来就很美、很动人了。但这一点很可疑，柳树的特征是固定的，不同的诗人写出的柳树不都一样了吗？还有什么诗人的创造性呢？第二，这是一首抒情诗。古典抒情诗凭什么动人呢？（众：以情动人。）对了，凭感情，而且是有特点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感情。这叫做审美情感。要写得好，就应该以诗人的情感特点去同化柳树的特征，光有柳树的特征，是不会有诗意的。反映“柳树的特征”这样的阐释是无效的。第三，是不是一定要蕴涵了创造性劳动这样的道德教化，这首诗才美？如果诗人为大自然的美好而惊叹，仅仅是情感上得到陶冶，在语言上得到出奇制胜的表述，这本身是不是具有独立的价值？是不是不一定要依附于认识和教化？第四，最重要的，这就是方法，这位教授的“赏析”的切入点，就是艺术形象与客观对象之间的统一性。统一了，就真了；真了，就美了。其实，“赏析”的“析”，木字偏旁，就是一块木头；边上那个“斤”，就是一把斧头。斧头的功能就是把一块完整的木头，剖开，分而析之，把一个东西分成两个东西，在相同的东西里找出不同的东西来，也就是在统一的事物中找到内在的矛盾，这就是分析本来的意义。但是，这位教授，不是分析内存的矛盾和差异，而是一味讲被表现的对象与文学形象的统一，不把文本中潜在的矛盾揭示出来，分析什么呢？连分析的对象都没有。
拘泥于统一性还是追求矛盾性，这是艺术欣赏的根本问题。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但马克思主义，而且解构主义也是如此。因而从《咏柳》里看到的是艺术和客观对象的不同，而那位教授所信奉的“美是生活”、美就是真的理论，却只能看到二者的一致。他害怕看到《咏柳》里边的形象和客观的柳树的不同。因为，拘泥于真就是美，不真，就不美了。他的辩证法不彻底，羞羞答答。他不敢想象，柳的艺术形象里边有了不真的成分还可能是美的。其实，诗的美不仅仅是客观的真实，而且是主观的真诚。而主观的情感越是真诚，就越像贾宝玉见到林黛玉那样有价值。但是，主观的情感和客观的柳树是两个东西，怎么让他变成统一的形象呢？这就需要假定，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想象。想象就是一种“假”（定），因而艺术的真，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用一句套话说，就是真与假的统一。
抒情诗，以情动人。当一个人带着感情去看对象的时候，他是不是很客观、很准确？不是有一句话吗，不要带情绪看人，带情绪看人，就爱之欲生，恶之欲死。月是故乡明，他乡的月是不是就暗呢？情人眼里出西施，哪来那么多西施呀？癞痢头的儿子自己的好，如果是人家的，癞痢头就可能很可怕。反过来说，如果不是情人，同样的对象，仇人眼里出妖魅。（众笑）带了感情去看对象，感觉、感受、体验与客观对象之间就要发生一种“变异”。关于这一点我专门写过一本书，叫做《论变异》，花城出版社，1987年出版。不要以为我在做广告，二十年前的书，现在已经买不到了。（众笑）
不动感情，是科学家的事，科学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鼻子和身体的感觉，宁愿相信仪表上的刻度，体温是多少，脉搏是多少，不能跟着感觉走，因为感情不客观，会变异，只有把感情排除掉，才科学、准确、客观。文学和科学最起码的区别就在这里。如果说柳树是到了春天就发芽的乔木，这很客观，很科学，但没有诗意。如果带上一点情感，说柳树真美，这也不成其为诗。感情要通过主观感觉，带上一种假定和想象并发生变异才能美起来，才有诗意。本来柳树就是黝黑的树干、粗糙的树皮、嫩绿的小叶子和细长的柳枝而已，诗人却说不，柳树的树皮不是黑的，也不粗糙，他说柳树是碧绿的玉做的，柳叶是丝织品，飘飘拂拂的。柳树的枝条是不是玉的和丝的呢？明明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是绝对真的、客观的。那么，他为什么这样写呢？要表达感情。表达感情就要带上一点想象、一点假定，才能让它更美好一点。绝对的真不是诗，为了真实地表达感情，就要进入假定的想象。真假互补，虚实相生。清代焦袁熹《此木轩论诗汇编》说：“如梦如痴，诗家三昧。”恰恰是这种“如梦”的假定境界，才可能有诗。清代黄生（1622—1696？）《一木堂诗麈》卷一说：“极世间痴绝之事，不妨形之于言，此之谓诗思。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以假为真。”清代叶夑（1627—1703）《原诗》内编说：“唯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这里的关键是想象。这和英国浪漫主义诗论家赫斯列特所强调的imagination是一样的，不过比他早了一个世纪。没有想象，感情就很难变成柳树的艺术形象。所以说，进入想象就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的境界；相反，想象就是假定的。假定的境界，有什么好处？想象超越了客观的约束，情感就自由了：我说它是丝的，就是丝的；我说它是玉的，就是玉的；我说它是剪刀裁出来的，就是剪刀裁出来的。高尔泰先生的美学思想就是这样的，叫做“美是自由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