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跋涉的莽野——我的文学与故地的关系

张炜

我常常觉得，我是这样一个作家：一直在不停地为自己的出生地争取尊严和权利的人，一个这样的不自量力的人；同时又是一个一刻也离不开出生地支持的人，一个虚弱而胆怯的人。这样讲好像有些矛盾，但又是真实的。我至少具有了这样两种身份，这两种身份统一在我的身上，使我能够不断地走下去，并因此而走上了一条多多少少有别于他人的道路。

如果有机会为自己命名，那么我想把自己称为一个“胆怯的勇士”。

我的出生地今天叫做“龙口”——好像日本也有这样一个名字；我上次来日本时听说过，但没有去过，也不知道它是怎样的地方，与我的龙口有怎样的区别。在过去，中国的秦始皇时代设立了一个郡县，叫黄县。这个县城今天还在，不过它所管辖的范围已经大大变小了，小到过去的十几分之一（？）。龙口市的设置当时没有，只是隶属于黄县的一个小渔村。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有了龙口市，与黄县并列。六十年代，龙口缩为黄县的一个镇。八十年代初，黄县开始称为龙口市，当然它已经包含了过去的“龙口”。

龙口市今天的主要辖区是一片海滩冲积平原，只有市区的南部是山地，西部和北部濒临大海。占土地面积百分之八十的是平原。在过去，只有中间部分是发达的，南部的山区和近海平原不仅贫穷，而且荒凉。我这儿要说的是我的更具体的出生地，它就是渤海湾畔的一片莽野。当时这儿地广人稀，没有几个村庄，到处都是丛林。五十年代中期依靠国家的力量在丛林当中开垦了几个果园，但总体上看还是荒凉的。我出生时，我们家里人从市区西南部来到这片丛林野地也不过才七八年。当时只有我们一户人家住在林子里，穿过林子往东南走很远才能看到一个村子，它的名字很怪，叫“灯影”。

“灯影”在我童年的眼里差不多是人间的一座城郭。那里有过多的喧哗和热闹，这一切在当时的我看来简直有些吓人。而今天看它当年不过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小村，村民以林业农耕为主，多少捕一点鱼。

我们家到丛林里来本为了躲过兵荒马乱的年月，所以只搭了一座小茅屋。想不到我们就在这样一座小屋里一直住下去，并且不再挪动，我也出生了。我一睁眼就是这样的环境，到处是树，野兽，是荒野一片，大海，很少看到人。我的父亲长年在外地，母亲去果园打工。我的大多数时间与外祖母在一起。满头白发的外祖母领着我在林子里，或者我一个人跑开，去林子的某个角落。我就这样长大，长到上学。

我们家躲进林子的时候带来了许多书。寂寞无人的环境加上书，可以想象，人就容易爱上文学这一类事情了。我大概从很小时候起就能写点什么，我写的主要内容是两方面的，一是内心的幻想，二是林中的万物。心中有万物，林子里也有万物。这些，完全不是林子外的同龄人所能理解和知道的。这成了我的特长，入学后，这一特长变得越来越明显了，也就飞快发展起来。简单点讲，这就是我的文学之路的开始。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接受的一个越来越大的刺激，就是人，特别是成群的人对我的刺激。许多的人一下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世界里，不能不说是惊喜中又有些大惊慌。我从小形成的一个习惯，一个见解，这时候都受到了冲击。我习惯的是无人的寂静，是更天然的生活，是这种生活对我的要求。只有从学校回到林子里，才能恢复以前的生活和以前的经验，但这要等到假期。童年的经验是顽固而强大的，有时甚至是不可改变的。这就决定了我一生里的许多时候都在别人的世界里，都在与我不习惯的世界相处。当然，我的苦恼和多少有别于过去的喜悦，也都缘此而生。

说起来让人不信，我记得一直长到二十多岁，只要有人大声喊叫一句，我心上还是要产生突然的、条件反射般的惶恐。直到现在，我在人多的地方呆久了，还常常要头疼欲裂。后来我慢慢克服，努力到现在。但是说到底内心里的东西是无法克服的。我得说，在反抗这种恐惧的同时，我越来越怀念出生地的一切。我大概也在这怀念中多多少少夸大了故地之美。那里好像到处都变得可亲可爱了，再也没有了荒凉和寂寥之苦。那里的蘑菇和小兽都成了多么诱人的朋友，还有空旷的大海，一望无边的水，都成为我心中最好最完美的世界。

对比我的童年，我的成人世界是这样地不同。我对这个越来越吵闹的成人世界是反应强烈的。我当然不喜欢，不习惯，本能地要躲避和反抗。同时我也越来越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它的大多数时间，总是要充满了喧哗的。这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问题是每个人接受的过程和方法都不一样。我在接受的同时也充满了幻想和反抗，我对付它的方法就是不断地靠想象返回自己的过去，进入我的那片莽野。我觉得四十多年了，自己一直在奔向自己的莽野。我在这片莽野上跋涉了这么久，并且还要继续跋涉下去。我大概永远不能够从这片莽野中脱身。

这样，我的写作大约就分成了两大部分。一部分直接就是对于记忆中的那片天地的描绘和怀念，这里面有许多真诚的赞颂，更有许多欢乐。另一部分则是对欲望和喧闹的外部世界的质疑，这里面当然有迷茫，有痛苦，有深长的遗憾。我在这当中有一个发现，就是拥挤的人群对于完美的生存会有致命的毁坏。他们作为个体有时是充满了建设的美好愿望的，但作为一个群体是必定要走向毁坏的。我的这个悲观影响了我的表达，也影响了表达的色调和方法。

我觉得与人的交流和交往既是通向极大发现和惊喜的过程，也是引起最大沮丧的原因。人与人的交往奇累无比，许多时候是痛苦的、劳心劳神的。而与自然万物的交往则简单明了得多，容易得多。人在自然中的欣悦，简直是无以形容的。人离开了这种交往，就是陷于苦恼的开端。这儿我要举一些例子。如中国和东方的许多国家，其中的一大部分智者都出家了，当了和尚或者尼姑。他们那么聪慧，未必不知道人间的欢乐幸福，可是他们权衡之后，也仍然要放弃世俗生活。还有，西方的一些大智者、大文学家艺术家在闹市中过着一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也是对世俗生活的拒绝。其原理非常简单，就是说他们不是不爱人，而是被人人之间的繁琐悲伤折腾得实在是够了。

作为一个不自量力的人，我觉得身上有一种责任，就是向世人解说我所知道的故地的优越，它的不亚于任何一个地方的奥妙。一方面它是人类生活的榜样，是人类探索生活方式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它也需要获得自身的尊严，需要来自外部的赞同和理解。奇怪的是我有时甚至觉得它的尊严的取得必要加上自己的一份努力才行。基于这样的理念，我没有过多地回避，相反我是更深刻地介入了当前的生活。我的一大批文字正是因此才充满了呼喊之尖利的。将眼前这个世界与我心目中即过去的海边世界作一比较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大遗憾大觉悟，还有一些想法，也就产生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认为两个不同的世界是可以互相交融的，后来才渐渐发现这只是一种妄想。我只能永远地属于原来，而后来的世界我是无法真正地进入的。就是说，对于这个热热闹闹的社会而言，我可能永远保持着外来人的感觉。

我1975年发表了第一首长诗，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我记得那是写一个复员的老红军在海边上吹号的故事，是一首叙事长诗。海边上要开垦荒地，要兴师动众，所以也就有了一个在工地上吹号的人——他把垦荒多多少少当成了打仗。这是怎样可怕的一场战斗，开垦的结果是大片丛林不见了，我过去的莽野不见了，各种植物动物不见了，代之以农田之类——后来就是沙漠化，干旱，是惨不忍睹的环境。我当时不懂得后果的严重性，还觉得好玩，迷着他的大铜号。

如果是现在，我当然是作不出这样的诗的。那时吹号的人在莽野上，他与它一起组成了一个童话。我喜爱这童话，不知道这童话背后隐含的可怕的东西。

大约就是从那一场开垦开始，我的那个真实的世界被破坏了。现在它已经不成样子，树木稀少，尘土飞扬，人比树多得多。还有，大多数楼房也比树高得多。海也变浑了。我们现代都市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的母亲常对我回忆起往昔，回忆那时在莽林里迷路，还有拣不尽的蘑菇之类的事。她说，当时柳树林里的鸟儿太多了，它们每天夜里翅膀碰下的干树枝就是用不完的烧柴。其实这些我都记得一清二楚，母亲的叙说不过是加深了我的疼痛而已。我心痛我们的林子，我们蓝蓝的大海和洁白的沙滩。

这种痛，还有因痛而生的恨，是外地他乡的人无法理解的。想想看吧，一个人只有依靠幻想才能回到心爱的故地，这是多么悲伤。造成这悲伤的是纵横交织的一些人和事，好故事和坏故事。所谓的人事变迁，残酷与善良，动荡的岁月，就是这些组成了历史。我不得不写这样的历史，写这样的一些愉快和痛苦的故事。我的不懈的写作是基于这样的情结，它是关于维护一个人生来就有的一切的，那是幸福和美好的拥有。它是关于活着的理想，关于这个理想的强调。有人可能认为这又是许多人谈过的环境保护之类，当然，也包括了它。可惜还远远不止于它。我在谈人类生存的全部，谈人类追求完美的权利、执拗和本能，她的现在和将来。

也许美好的理想在我童年的眼中给放大了，但我心中的真实感受是不能剥夺的。说来有些可笑，我神交日久的日本朋友，还有西方一些朋友，当他们提出到我的故事发生地龙口去看一下的时候，我常常要产生一种莫名的羞愧感。我甚至多少害怕他们看到现在的龙口。不是说它现在一无是处，绝不是；而是过去的最美好的一切全都没有了。那个近似于童话般的世界没有了。人类生活是充满了不少苦难的，没有童话的世界是非常难熬的。失去了童话的地方，这在我看来还有什么可看的，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卡通”（cartoon）大国，“卡通”即充满童话童趣。可见日本尚有许多人向往童话。

我强烈地、不屈不挠地维护着我的故地。

在我看来，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片莽野，它由于变得狼藉，就和现在的故地连成了一片，变得眉眼不分。而过去它们是分开的，它们有所不同，并且是极大地不同。我还相信，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最初都和我原来的故地差不了多少，也都是绿意盎然的。也就是说，更早更早，大地也是连成了一大片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时的人可以在大地上随意创造，随意行走，并且永远欣喜愉快。不用说，我对于正在飞速发展的这个商业帝国是心怀恐惧的。说得更真实一点，是心怀仇视的。商业帝国的中心看来在西方，实际上在自私的人的内心——包括我们的内心。我之所以对前途不够乐观，是因为我们实在难以改变我们的内心。许多人，古往今来的许多人都尝试改变人的内心，结果难有效果。这说到底是人类悲观的最大根据。

东方国家的文化中有一种优雅的东西，那真是一种好东西。可惜，它在今天已被商业扩张主义给彻底戗害了。优雅是人类与自然智慧相处的结果，是人获得真正自由的表现。而现在的商业扩张主义对自由的包装，是多么虚假和脆弱。人成了单纯的商品的经济的动物，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商业扩张主义会在一切领域培养出一大批粗野的人，并最终让这些人统治我们的生活，那时的人类将最后告别“知书达理”的文明社会。

如上所谈的一切，很容易让人想到文学，想到文学的作用。不能说只有文学才有反省和幻想的力量，但文学的确是商业扩张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死敌。可见，文学家在今天不自觉地就成了浪漫的战士。而作为一个战士，我心中却装着莽野，一路踉踉跄跄地跋涉。但我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滑稽，就像我不觉得文学有什么滑稽一样。

在以金钱和性的欲望为中心的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活真的变得越来越危险了。在谈论这种危险的时候，我发现最真诚的人，仍然还是那些文学家，是诗人。其实我们要求这个世界的并不多也不过分，在自然环境方面能像过去的黄县/龙口一样就行了，像那时候，我们还有个“灯影”。战乱，贫寒，这些不能要。可是战乱和贫寒并不是美好的自然环境带来的。相反，历史上的大多数战争，还有贫困，都是商业和利益的争夺造成的。

我不仅希望文学家，而且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对这个疯狂的物质世界有一种强烈的反应，都不要与之合作。到了这样的时候，世界才能慢慢走向良性发展。现在的人对商业扩张主义是很顺从的，并且积极投身其中。这等于是在玩火。

没有对于物质主义的自觉反抗，没有一种不合作精神，现代科技的加入就会使人类变得更加愚蠢和危险。没有清醒的人类，电脑和网络，克隆技术，基因和纳米技术，这一切现代科技就统统成了最坏最可怕的东西。今天的人类无权拥有这些高技术，因为他们的伦理高度不够。我们今后，还有过去，一直要为获得类似的权利而斗争，那就是走进诗意的人生，并有能力保持这诗意。

文学的意义说到这里已经非常之清楚了。

文学家是一些一往情深的挑剔者，他们很关注人们与这个物质世界的关系，也很难与这个世界融洽相处。

我如果能像一个外人一样遥视自己，会看到这样一个图像：一个人身负行囊，跋涉在一片无边的莽野之上。对我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奔赴和寻找，往前看没有个终了……

（2000年11月，日本一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