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与《凡物流形》和黄老学

在新出土文献中，《凡物流形》是继《黄帝四经·道原》、《太一生水》、《恒先》之后又一篇思想性比较强的重要佚文，无异于一篇形而上学之作。其中的‘一’这一概念则起着枢纽和关键的作用。在这篇佚文中，‘道’字包括‘天道’在内仅三见，相比之下，‘一’字非常显眼，前后凡十九见（其中两例是以合成词‘一言’使用）。虽然其中说的‘执道’和‘执一’，就像在其他文献中所看到的那样，是可以互换使用的近义词。但在《凡物流形》中，很显然，‘道’已退居到次要的位置上，‘一’则是首要的概念。因此，为了充分把握《凡物流形》的思想形态，对其中所见的‘一’这一概念展开专门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在诸子学中，如果说不同的核心术语对于不同的学派来说具有标志性或分水岭的意义，那么‘一’就是能够把道家更具体地说是黄老学同其他学派划分开的一个标志性概念。（注：道家以“道德者”而知名，但仅就道和德之名而言，无法把道家与儒家区分开，而‘一’不管是直观形式还是实质，作为最高的概念，它直接就是道家的标志性概念（当然，这不是说儒家完全没有‘一’的思想）。在道家谱系中，‘一’的思想主要又是黄老学的产物，因此，我们更多地把它放在黄老学整体中来考察。）职是之故，要究明《凡物流形》中的‘一’，又需要把它放在道家特别是黄老学的整体中来观察。（注：有关黄老学的一般情况，参阅吴光氏的《黄老之学通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白奚氏的《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事实上，正是黄老学把一个常识性的在《庄子·天下》篇中也有这种用例（“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的普通数字的‘一’，变成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抽象度极高的形而上学概念。许慎的《说文解字》注释的第一个字是‘一’，他解释‘一’说的“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显然不是‘一’的本义。‘一’的本义是数目，是《尹文子》佚文中说的“凡数十、百、千、万、亿，亿、万、千、百、十，皆起于一”（见《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的作为“数之始”的‘数目’。许慎解释的‘一’，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一’，是经历了复杂思想变迁和演变之后的‘一’。从传世文献看，这是在《老子》、《庄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文子》、《鹖冠子》、《淮南子》等著作中经历过的‘一’；从新出土文献看，这是在《黄帝四经》（尤其是其中的《十大经·成法》、《道原》两篇）、《太一生水》、《恒先》、还有就是这里要讨论的《凡物流形》等古书中展现出的‘一’。

从思想形态说，黄老学的‘一’，既是‘道’的代名词，又同‘道’并列，并把宇宙、自然和人类高度贯通起来，独自支撑起了形而上学的大厦。人类直观上面对的世界是无限多样的事物。在自然领域中，它表现为无限的物理客体、个体和现象；在社会领域中，它则表现为无数的有意识的个人和无数的事务和活动。人类理性早就在追问造就世界多样性、杂多性的根源和统一本质。在古希腊，柏拉图把‘形式’或‘理念’看成是事物的共同本性，它是‘多’上之‘一’；普罗提诺（Plotinos）把万物背后的绝对的第一本原称之为‘太一’。（注：参阅普罗提诺的《论自然、凝思和太一：〈九章集〉选译本》，石敏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当然，普罗提诺对‘太一’的具体规定，柏拉图作为‘理念’的‘一’，同道家的‘一’是很不相同的。如前者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后者同‘多’之间的关系比较对立。）在先秦，黄老学把万物的本原及其统一的本质称之为‘道’，也称之为‘一’或‘太一’。从新出土文献也可以看出，儒家不太关心这方面的追问及其回答。当黄老学用‘一’（或‘太一’）解释世界万物的本质和统一性时，比之于‘道’来，最高的‘惟一’的‘一’，因其原本的数字之‘一’的意义，直观上它就能同自然万物的‘多’和人间百姓的‘多’以特殊的“数量关系”对应起来；而‘一’的原本的“数之始”的意义，一转就获得了“万物之始”的内涵。万物的‘多’，用天、地、人‘三材’的框架说，就是天覆盖的一切，地承载的一切和人参与的一切。在黄老学中，‘一’被设定为‘惟一’的最高生成者和普遍本性，而与之相对应的宇宙中的具体事物则被看成是‘多’。换言之，相对于宇宙中“万物的多”，‘一’则是万物的“生成者”和“统一者”；相对于社会中“百姓的多”，‘一’则通过‘圣人’（“余一人”）这一政治化身扮演统治和统一的角色。因此，黄老学思索和解决的思想主题可以概括为“一多关系”问题。按照黄老学中‘一’与‘多’关系的基本思想结构，我们搜集其用例，下面列出属于‘一’的系列的要素和与之相对应的属于‘多’的系列的要素：

现在笔者立足于已有的研究，（注：有关释文、编联和注释，参阅马承源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的《〈上博（七）·凡物流形〉重编释文》（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08年12月31日）、李锐的《〈凡物流形〉释文新编（稿）》（见孔子2000网，2008年12月31日）、顾史考的《上博七〈凡物流形〉简序及韵读小补》（见武汉大学简帛网，2009年2月23日）、王中江的《〈凡物流形〉编联新见》（见简帛研究网，2009年3月4日）、谷中信一氏的《上海博楚简〈凡物流形〉（甲本）译注》（见出土資料と漢字文化研究會編的《出土文獻と秦楚文化》第5號，2010年3月）等。有关思想方面的研究，参阅浅野裕一氏的《〈凡物流形〉的结构新解》（简帛研究网，2009年2月2日）、曹峰氏的《上博楚简〈凡物流形〉的文本结构与思想特征》（载《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王中江的《〈凡物流形〉的‘贵君’、‘贵心’和‘贵一’》（载《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等。）充分依据《凡物流形》中‘一’的材料，结合黄老学‘一’的思想史，从整体到局部、从局部到整体这种双向移动的视角，具体考察一下《凡物流形》中所见的‘一’如何被设定为（1）万物的生成者，（2）万物存在、活动的基础和内在根据，（3）圣人的治道以及（4）‘人心’修炼的目标和状态等这四个方面的构造，并通过这种考察看看它在黄老学中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