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一）供给侧结构性减速观点

这类研究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引起的结构性减速，因此将会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刘世锦等（2011）预测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可能下一个较大的台阶，从10%以上的增长率下调至7%左右，建议主动进行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转型，而不应该强制性地保持高速增长目标导致经济过热。刘世锦（2014）认为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随着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驱动的投资高增长的结束而终止。类似的，李稻葵（2014）认为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投资和出口两大传统增长点正在褪色，而新增长点尚未完全爆发。

蔡昉（2013a，2013b，2014a，2014b）采用人口结构的视角，认为中国经济过去长期维持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红利”，但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于2010年达到峰值，二元结构逐渐消失将降低劳动力的配置效率，挤压生产率的提高空间。所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供给方因素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下降，在通过改革消除制约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性障碍后，在一定时期内仍可以取得较高的增长速度。基于这一逻辑，蔡昉（2014a）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风险是较低的潜在产出能力和较强的需求水平之间的错配，在潜在产出能力降低的情况下采用需求刺激政策理论上会导致通货膨胀，甚至会累积成为泡沫经济。之后，蔡昉（2016a，2016b）认为周期视角忽视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因而对中国经济减速存在严重误判。黄泰岩（2014）提出1978年后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周期，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第三次动力转型，需要重新设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才能释放增长动力。在其他结构性观点，如，张立群（2014）指出经济增速换挡集中反映在市场需求约束增强和成本水平提高上；刘伟（2014）认为自然经济增长率将出现新的长期回落趋势，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使得要素投入驱动型增长不可持续。

一些研究通过增长核算为供给侧因素导致的经济增长下行提供了经验证据。陈彦斌和姚一旻（2012）、刘元春和陈彦斌（2013）采用标准的人力资本和增长核算模型，对1979—201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核算，发现当前经济增长放缓是由劳动力和TFP这两种增长要素的大幅度衰减导致的：2008—2010年劳动力和TFP的平均增速分别是0.36%和-0.73%，比2000—2007年分别下降0.33和0.35个百分点，也比1979年以来的长期均值低1.5和3.1个百分点。陈彦斌等（2013）指出增长主义发展模式是当前中国增长困境的根源，即从“增长崇拜”演变成了“增长依赖”，而以保增长为导向的宏观经济调控无法从根本上摆脱长期增长困境。此外，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较为综合地提出中国经济减速是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分配结构组成的三重结构性冲击造成的，涵盖了结构主义的代表性观点。

（二）需求侧周期性减速观点

林毅夫（2012，2013）依据“新结构经济学”主张的因势利导框架，认为当前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产业差距仍然相当大，中国仍可继续发挥借鉴或采用发达国家成熟技术的后发优势，经济发展潜力非常大。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仍然是周期性的，可通过投资来解决，并且在投资带动下，中国工资水平将随着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自然会随之增长，未来几年保持8%增长的潜力是完全存在的。在论证上，林毅夫（2013）也采取历史和比较方法：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77年的韩国和1975年的中国台湾地区，后三个经济体分别保持了20年左右9.2%、7.6%和8.3%的增速。因此，从以上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看，中国仍有保持年均增长8%的潜力，且能继续高速增长20年。林毅夫（2013）认为，中国基础设施的不完善限制了产业升级，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实现，应该投资基础设施促进产业升级。为此，政府应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投资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经济周期研究者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讨论。刘树成（2012）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09年，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10轮平均长度为5年的经济周期，于2010年进入新一轮即第11轮经济周期。从潜在经济增长率来看，“十二五”时期，适度经济增长区间可把握在8%～10%，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中线可把握在9%。其主要依据是1979—2009年，我国适度经济增长区间可视为8%～12%，潜在经济增长率中线为近10%。出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将经济增长区间的上限下调2个百分点。刘树成（2013a）修正了之前的周期性观点，认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了下移，未来5年经济增长率为8%～9%。刘树成（2013b）更进一步认为本轮经济增速下滑是趋势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提出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为7.5%～9%（刘树成，2013c）。

（三）两种观点的比较与评述

上述两种观点的主要分歧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关于投资。结构性减速观点持有者认为投资占比已经处于很高的水平，进一步增加投资的空间有限，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增长时代已经结束。此外，基础设施投资还可能不利于增长动力从投资转换为需求。而林毅夫则认为中国产业升级将对基础设施提出更高的要求，基础设施升级过程仍需要大量的投资，政府应该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关于需求与供给的互动机制。结构性减速观点持有者认为需求方因素难以作用于供给方因素，必须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体制改革才能释放潜在增长率。而林毅夫则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产业创新和升级，最终提高劳动生产率，达到调控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目的。

第三，关于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一些结构性减速观点持有者主张该作用趋于减弱，宏观调控的效果有限。林毅夫（2012）则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强调政府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基础设施投资。

已有研究总体上对供给和需求各执一端，相关政策讨论鲜有涉及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然而，在经济理论上，经济平衡健康发展需要在新的阶段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再平衡，需要深入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调控政策之间有效协调的机理。在政策实践中，2015年中央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工作的主线，为了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极有必要将现有宏观结构研究“细化”到微观结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