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版本

除了《毛泽东选集》等政治读物，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三年销量千万的纪录，在出版界和经济学界大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人人都有“奢侈”的爱好，薛暮桥爱吃西瓜。看见家里地上码着七八个西瓜，他就笑眯眯的；看见少了，就要孩子们去买。西瓜水多，有人探究这和薛暮桥的长寿、性格、思想有联系。还真是，若要用一种自然之物和薛暮桥相提并论，莫过于水了。他清澈、平静、绵长、隐忍，逆来顺受，水滴石穿，以一个世纪的漫长生命，一点一滴，确立他的历史地位。要想理解这一整段历史，从建立计划经济到向市场经济转轨，薛暮桥是关键人物，没有任何一位当代经济学家可以和他比拟。

1948年在西柏坡时，薛暮桥就已经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始筹建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了。1955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让他参与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薛暮桥也正热情地执行自己参与起草的“一五”计划，试看计划体制怎么运转。作为准备，他和苏星、林子力先写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向国庆10周年献礼。然而，社会主义实践并非想象中那么一帆风顺。写书，对于身兼国家统计局局长、计委副主任这两个计划体制要职的薛暮桥来说，根本排不上。

“文化大革命”一来，批判薛暮桥的大字报被刷到了天安门上。他的罪名包括：“三反分子”、“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贩卖苏联统计的祖师爷”和“叛变出狱的叛徒”。这位靠边站的“修正主义者”，在牛棚，除了“毛选”，其他书一概不许读，薛暮桥就老老实实地把《毛泽东选集》四卷读了四遍，写出《毛泽东主席论社会主义经济》。

1969年12月，他去国家计委在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那时，没人读书，干一天活儿，收工就歇了。只有薛暮桥，拿个小马扎趴在床边写书。很多人反对他写，他也不辩驳，那不是他的个性，只是默默不停地写。年过六旬的薛暮桥虽说被分派干“轻活”，有些“轻活”却实在不轻。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没人愿意去看花生地，就派他这个老“走资派”去了。他坐在小板凳上，浑身湿透，冻得发抖，一边看着，脑子里一边想白天写的书，突然有了思路，清晨回宿舍赶紧把夜里想的写下来。每一稿写完，订起来，包上皮，用美术字写上书名。回北京探亲时，拿块黑底红花头巾包上，放在行李里，是他最呵护的一件东西。薛暮桥曾一度获准回到北京，无事可做，在家写书。夫人罗琼是“文革”前全国妇联第一书记，此时虽未官复原职，已开始上班。她特别反对丈夫写书，唯恐再因言获罪，不明白他在写什么，究竟能写出什么来。薛暮桥不想让家人担心，趁她上班，赶紧写；等她一下班，就把书稿藏进抽屉里。好景不长，他又因为“历史问题”，被勒令返回干校。不抵抗，服从，只是无论走到哪儿，他都带着那个花包袱。直到1976年，8年中写了6稿。起初，薛暮桥是想写成《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但越写越困难，没办法摆脱斯大林的定论，加上不能碰的禁区，写出来的稿子他不满意，觉得跟“文革”前相比进步不多。

1975年国庆，薛暮桥和许涤新受邀参加国庆宴会，次日，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等于宣布他被解放了。随后，他成为计委经济研究所顾问，时年71岁。1977年，薛暮桥去找中央党校校长借房子，和徐禾、吴树青、余学本住在里面三个月，引经据典，写出新稿。但是，经典著作并不能给出中国经济问题的答案，还是不满意。薛暮桥是从上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调查起家的，要解决现存的经济问题，必须到基层去调查研究。

这时的中国，还有“两个凡是”当道，总结历史教训、纠正“左”的错误还是禁区。薛暮桥说：“我们绝大多数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左的错误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分。”经过再三考虑，他在1978年4月18日给邓小平、李先念写了一封信，其中谈道：“需要认真总结过去28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和接着所做调整工作的经验教训。”而“如果没有中央负责同志出来说话，是很难打破这个‘禁区’的”。没想到，没过多少天，一个对中国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发生了。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新华社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全国各地的报纸陆续转载。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了。

1978年初夏，薛暮桥和王耕今、何建章、吴凯泰等去安徽、江苏调查。万里（1916—2015）正在安徽开始搞农村改革；江苏首先试行了财政承包责任制、苏南社队工业和上海协作。这些打开了薛暮桥的思想，他提出扩散城市工业、发展乡镇企业、准许私商长途贩运等建议，支持安徽包产到户，非得系统地清理“左”倾思想，总结经验教训，才能迈出新的步子来。1978年10月，他向计委党组提出再组班子到外地写书。苏星、何建章、余学本、吴凯泰参加。这一回，薛暮桥下决心抛弃写教科书的夙愿，取而代之，写一本《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不长，发展不成熟，缺乏实践经验，很难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二是想根据亲身经历提出一些自己认为必须探索、解决的问题。他说，这样做，“可能对于今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写作，有一点用处”。即使是放弃，还是为了教科书。

写作小组在杭州，上午8—12点、下午2—6点写作。三个月后，他们向100多位经济学家和主管经济的官员发出征求意见稿，一个月内，就接到近百封回信。1979年4月，再去无锡修改。此时，孙冶方也带着4个人在同一家宾馆同一层楼里写《社会主义经济论》。两班人马，时而交换意见。薛暮桥说：“这是一段愉快相聚的时日。”没想到，回到北京，孙冶方就查出患有肝癌。论辈分，薛暮桥是孙冶方（原名薛萼果）的堂兄。两人，同样的赤子之心，同样的激情。薛暮桥不像孙冶方那样暴风骤雨般地倾泻而出，而是含蓄地、深沉地表达。薛暮桥曾不无得意地笑谈孙冶方常常带着写作班子白天黑夜地争论，海阔天空，时间过去了，东西没写出来。而薛暮桥则是一板一眼，定好计划就要完成。高度专心是他的特征。女儿小时，趁他伏案写作，在他后背缝上一串扣子，薛暮桥就带着红红绿绿的扣子出门。“文革”时，他和另一个人被关在一间办公室里，那人在办公室内的卫生间自杀了，而薛暮桥在读“毛选”，竟全然不知。专心，是他入定的方式，所以，他长寿。

1979年12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刷不到两个月就一抢而空。人民出版社印300万册还是供不应求，只好提供纸型，让各省人民出版社翻印。

思想解放和改革的步骤很快，不久，薛暮桥就觉得书落后于实践。1983年初，完成了修订稿，他登门请30年前交派任务的陆定一作序。此时，历史已经跨越了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也进入了耄耋之年，站在新的历史门口，继续兑现当年的千金一诺。曾被毛泽东称为“阎王”、担任了22年中宣部部长、被关押过13年的陆定一有些激动，连夜写就序言，其中写道：“既然中国共产党能够创造性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有中国特点的革命政治理论和革命战争理论，那么有什么理由说，中国共产党不能建立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呢？”原来，这才是中共党内理论家的情结。年底，修订本出版。

1987年8月，薛暮桥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手稿捐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并给所长董辅礽一信，尽数历时二十载的成书历程：“这本书的前后十稿和两个‘跋’，不但反映我个人思想的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时代的变化。我当然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可以自慰的是经常走在时代的前列，有些方面还起了一点‘开路先锋’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旧稿还有保存价值，给后人去考证10多年来时代的变化。”

薛暮桥，既有科学家的严谨、献身真理的精神，又有始自青年时代的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二者时有矛盾。为此，他不免常常在党内受批评做检讨。他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女儿薛小和说：“父亲这样一个老计委，怎么能如此坚定地主张商品经济，其实并不奇怪。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当他为之献身的事业竟然走到与其初衷相悖的道路上去，并且由他和整个国家一起吞下自己参与种下的苦果，给他造成的刺激会更深，促使他反省的动力会更大，推动他改革的愿望会更迫切，他对改革目标的认识也容易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

1989年以后，反对市场经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力抬头。此时的薛暮桥已是一位坚定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捍卫者。1990年底，87岁的薛暮桥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他写道，马克思写《资本论》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有一个成熟的模式，可以探索它的发展规律，而且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可供参考。现在社会主义经济还不具备这样好的条件……要有几个（至少我们自己）改革完全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写出一本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文中，他对10个重大理论问题作了分析，被赞为“把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还是说，这是“为将来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积累一些历史资料。如果在这方面有所贡献，我就心满意足了”。

纵观薛暮桥的思想和1949年以来经济制度的演变，有交叉有分离，有平行有逆行，他曾经想解释，想修正，想扬弃，想否定，最终实现了飞跃。他既懂得市场经济理论，又见过市场经济运行；既懂得计划经济理论，又主导过计划经济运行。和时代的进步相比，他把自己滞后的时间缩得最短，追得最快。说到底，薛暮桥一生奋斗追求的是人民幸福、社会公正，是接近普遍价值的社会主义。而接近这样社会形态的，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

于光远版本

和于光远这个名字相连的有一个“机构”，叫“于光远编写组”，就是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的小组。书，终究没有编出来；只留下于光远所著7卷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以下简称《探索》）。

于光远不像孙冶方那样烈士般地悲壮，也不像薛暮桥那种水滴石穿地专注，而是游刃有余地在众多领域里出来进去，以“人生何处无乐趣”的心态，过“丰富多彩、热热闹闹”的人生。于光远1915年生于上海，早年就读清华大学物理系，和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同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去延安；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担任过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处长、科学处处长；“文革”后，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是经济学和自然辩证法两界的领头人，涉及领域包罗万象，连“笼养苍蝇”也在其中。

因为涉及领域宽，“文革”中，他的“罪行很全面”（于光远语），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批斗于光远联络站”，有农经分站、心理学分站、科技分站，好协调各个分站对他的批斗。说起这些，于光远不是一脸“苦大仇深”，而是调侃。有一次，别人讲，在电视上看见他在“文革”中戴高帽、挂牌子挨斗的镜头，他兴致勃勃，说“真想看看自己那时的光辉形象”。

于光远不拘一格，爱琢磨，讲科学，发明创造特别多。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这么拗口的说法，就是于光远发明的，连苏联人都跟着这么叫了。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不能把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称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它属于社会主义学说体系；同样，也不能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要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放到后面去。

于光远想写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心愿始于1953年，那是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来以后。在其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写作起起落落。1956年，他在中宣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碰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而中止；1958年重新拾起来，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一度，中国经济学界写教科书的热情高涨，1960年达到顶峰，在高级党校召开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讨论会，然而，不久又中断了。最后一次努力是在1960年底到1966年的五年半时间。于光远说：“我们花的时间不少，写下来的东西也很多，但始终没敢拿出来征求意见。”

那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央宣传部双重领导，行政归中科院管，业务归中宣部管。于光远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副处长是林涧青。于光远领导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集中在厂桥附近的一个招待所工作。按照《资本论》的思路，他们只花了一个月就写完了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并在196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量极大。“文革”中，于光远在宁夏干校劳动，有一次去银川看病。医生看见病历上的名字，大为惊讶：“你就是写《政治经济学》的那个于光远吗？”“是啊！”医生顿时对他充满敬意，细心治疗。

而社会主义部分却始终没有写出来。编写组的人反复研读马恩列斯毛的原著，也只写出了一些阶段性的篇章。从中科院经济所来参加编写的吴敬琏总觉得气氛有些特别：一方面，于光远骨子里倾向自由主义，他在编写组里培育自由讨论的气氛，几乎任何问题都能讨论；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宣部在科学方面的总管，需要贯彻党中央的政治意图。

于光远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贡献，要属1977—1979年拨乱反正期间，发起对“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组织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按劳分配四次全国讨论会。在中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于光远，无疑是一个闪光的名字。

“文革”一结束，于光远就向国务院领导提出，要完成当年接受的任务，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社科院一成立，就有了一个编书组，设在院写作组里。于光远说：“十年‘文革’使我懂得了不少原先并不真正懂得的道理，使我思考了不少过去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我的思想境界提高了一个层次。”他感到，实践给他的启发和提出的问题让他应接不暇。1979年9月，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兼职了马列所所长，于光远编书组也跟着转移到了马列所。然而，“20年过去了，好像离开写出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目标还是很远很远”。于光远提出化整为零的办法，先研究范畴。比如，写一本辞典，使大家有一个讨论问题的共同语言。同时，建立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亲任会长，宋涛、骆耕漠、冯兰瑞为副会长，薛暮桥、孙冶方和许涤新为顾问。这是早年被称作“经济学界四大名旦”的薛、孙、于、许短暂的一次齐聚这个事业。到了80年代初，于光远就已经清楚地知道，“我们取得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对于写出一部有高度科学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来说是很不够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有一门课叫“于光远经济著作选读”。1983年12月2日，于光远和研究生们有一场谈话专门谈他在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历程和想法。他依然雄心勃勃，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当作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1985年，他在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上发出倡议，用通信方式，举行为期半年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学术讨论会”。

然而，事与愿违，他看到的是政治经济学的悄然退场。1988年，于光远说：“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明确自己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经济学家已经很少，许多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置于很不重要的地位。对于这样的看法，我不敢苟同。”他的奋斗变得越来越孤单， 1987—1988年，他下了很大功夫，在《探索》四、五、六卷中，约有100万字的内容与此课题相关。在他这儿，这是统一的，一面执着于政治经济学探索，一面论述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所有制问题，呼唤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在《探索》第七卷里，股份制是重点，还有“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初稿”。2000年4月，85岁的于光远又发表了《呼唤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宣称：“这篇文章是我对政治经济学新一轮研究的开始。”如此激情，痴心不改！

著作等身的人不多，于光远是一个。有人戏称“自然辩证法”为“自然变戏法”。于光远就像个变戏法的人，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在学科之间，在人际之间，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变出一张张好牌来。他曾给女儿小东记《终生日记》，编《小东小字典》；在干校给一位爱酒之人编《马克思论酒》，好让他喝酒有依据；还为外孙女非非出版了一本《非非——我的观赏动物》，被书店放到了宠物类书里。他得过癌症、肝炎，还得过“大玩学家”称号。我们很难再见到这样的人了。他的思维既是科学的、严谨的，又是发散的、跳跃的、天马行空的。他，官员兼学者，开怀大笑，口若悬河，幽默风趣，真心童趣。从1986年起，于光远每年给亲友写贺年信，汇报过去一年的情况，他报告：“我的心情一如既往地那样愉快”。

关于于光远的笑话，最著名的是那个查无实据而流传甚广的“厕所政变”。说的是，70年代末，社科院高层讨论接替胡乔木的院长人选，不少人提于光远。正在节骨眼上，偏巧，于光远起身如厕。这时，座中有人说了，于光远有错误思想倾向。待于回来，已是花落他人。

于光远以“世界真奇妙，后来才知道”的“活命哲学”，以“无时不思，无日不写”的方式，快乐而勤勉地活到98岁，于2013年逝世。

尾声

中国经济学家从1956年开始进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曾经是经济学界的“三巨头”，他们不仅是三个有智慧的大脑，而且是可以调动资源组织力量的人。他们穷毕生之力，没有完成1955年所接受的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不能不说他们的努力已经走到了极限。这有点像三个人从三个角度研究“永动机”，命中注定，走不出来。他们所要完成的课题，是人类智慧和思想资源尚没有办法对付的。但是，他们都创造了新的高度，给人们打开新的视野；他们用他们没有走出来的路，启发和告诉人们，为我们，为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探索的记忆和思想的财富。

三幅人物肖像：一位犀利，一位沉稳，一位潇洒。他们风格互补，是一个组合、一个团队、一道风景。可惜，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么精彩的风景线了。

附记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黄范章先生读罢这篇文章，曾致信给我：“感慨深沉，老一辈为探索改革历尽磨难。他们既要顶住政治摧残，更要克服历史加诸他们的思想局限性，多难呀！”“改革开放30年不应忘掉老一辈（以孙冶方为代表）的贡献。现在我们坐在沙发上讨论改革，当年老一辈是在政治刀尖上探讨改革。”我深有同感。

孙冶方先生，我没有见过。我的先生朱嘉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78年第一届研究生，听过孙冶方的课。他记得，孙冶方走进教室时，全体同学起立鼓掌。在学术界，一个人被尊敬，不仅因为他的思想，还因为他的人格和他的传奇人生。孙冶方的面容，具有古希腊雕刻的美感——深沉的眼神，挺拔的鼻子。而这样的形象，合成于他的天赋与人格之美。在北京西城区月坛北小街二号院3号楼二层的经济所走廊中央，摆放着孙冶方雕像。每一次走过，我都会注目，而另一幅雕像——罗丹的《思想者》也会同时跃入脑海。

1999年，在一次抢救中被切开气管后，薛暮桥恳切地对医护人员和家人说：“我不要拖累国家，拖累医院，拖累家里”，“我不是病，是老，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老，让我早点死吧”。然而，这是由不得他选择的生命。此后，他一直在病床上躺着，躺了6年。

拜见薛老，是长念在心的事。自2004年开始，我也多在医院里照看生病的孩子。每一次约好可以去看时，都因为我这里情况突变而走不开。直到2005年5月27日，终于了了心愿。

那天，我们穿着布鞋，轻轻地走进病房。他躺在那里，躺得很舒服，呼吸均匀，心律60，血氧饱和度100，血压125/46。他闭着眼睛，但是醒着。护理人员帮薛老睁开眼睛，说：“你看，谁来了？”走近他，仔细端详——肤色健康，面容安详，脸颊饱满，嘴闭着，时而动一动。没有皱纹，那双手特别光滑细嫩，像婴儿的皮肤。薛小和在一旁说：他的手握了一辈子笔，什么也没干。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颁给了四位经济学家，薛暮桥是首位。薛小和曾用毛笔写下这个消息，举在父亲眼前，只见薛暮桥的目光一遍一遍地往复，随后，淡然地闭上眼睛。2005年7月，薛暮桥辞世，享年101岁。

在各种会议上，见过于光远先生多次，他是笑口常开、妙趣横生之人。写作本文时，有意采访他，然而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