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陈子昂

在初唐的文坛诗苑中，如果我们把“四杰”比做急先锋，把刘、张比做左右偏将，那么这中军主帅，就要属陈子昂了。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陈子昂所提供的艺术文本，或许并不比上述成果更具有直接的鉴赏意义；但是，他在整个唐代审美文化史上的地位，却要比“四杰”和刘、张远为重要。首先，就生活经历而言，“四杰”和刘、张虽已经表达了庶族地主阶级建功立业的激情和抱负，但他们毕竟没有在重大的政治活动中起到重要的社会作用。而官至麟台正字、右拾遗的陈子昂则是一位很有胆略的政治家，他经历坎坷，饱受宠辱，既曾献策于宫廷，也曾杀敌于疆场；既曾被武后垂顾于台阁，也曾被奸佞陷害于牢狱。丰富的政治经验使他的思想更为成熟，而较高的社会地位也使他的观点更受重视。可以说，他是已经成熟的庶族政治家的真正代表。其次，与生活经历相关，在审美创造上，“四杰”和刘、张虽然敢于搅动诗坛、扫荡文场，对扭转六朝遗风起到了不可抹煞的作用，但毕竟属于积极的尝试和朦胧的探索阶段。而陈子昂则不仅有更加自觉的否定精神，而且有更为明确的建设意图。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一文中写到：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或许，对于陈子昂来说，此文只是随意为之的偶得之作，但在唐代审美文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它却有着十分重要的经典意义。我们知道，早在王勃的《上吏部裴侍郎启》、杨炯的《王勃集序》、卢照邻的《乐府诗杂序》等文章中，即已表现出对六朝文风的不满，但还没有像陈子昂这样明确地标举“风骨”、倡导“兴寄”，以回归汉魏的“复古”途径来实现超越晋宋的“革新”目的。而此文一出，则振聋发聩！它既符合了历史的要求，亦明确了前进的方向；既打出了鲜明的旗帜，又设计了可行的策略。因此，陈子昂的这篇短文，一向被视为重新确立唐代诗文风气之“主旋律”的纲领性文献。

陈子昂不仅有自觉的理论，而且有丰富的实践。他的感遇诗雄浑沉郁，对杜甫倡导“风雅”的诗风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的写景诗遒劲爽朗，对李白注重“风骨”的诗风形成了重要的启示；他的边塞诗刚健朴实，为高适倾心“寄兴”的诗风开辟了崭新的途径；他甚至还写过几首清新隽永、颇具禅味的山水诗，很难说没有对后来追求“平淡”的王维产生过影响。

陈子昂不仅以诗著称，而且以文名世。《陈氏别传》赞誉他“尤善属文，雅有子云、相如之风骨”；“洛中传写其书，市肆闾巷吟讽相属，乃至转相货鬻，飞驰远迩”。与“四杰”相比，陈子昂的文章题材更为丰富、内容更为充实。尤为重要的是，他的一些政论文章已经自觉地摆脱了四六骈俪的形式束缚，表现出由骈入散的美学倾向，这对于中唐以后的“古文运动”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先导。

或许，陈子昂本人并没有留下第一流的艺术文本，但盛唐诗歌和中唐古文的所有萌芽似乎都在他这里滋生着、孕育着。因此，评诗的方回将其称为“唐诗之祖”（《瀛奎律髓》）。因此，著文的韩愈对其赞曰“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因此，杜甫写下了《陈拾遗故宅》：“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因此，元好问写下了《论诗三十首》：“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

说陈子昂没有留下第一流的艺术文本，也并不正确。除了《感遇》诗38首、《赠卢居士藏用》7首等名篇之外，他的《登幽州台歌》至今仍被世人传诵不已：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已经不再是“四杰”式的恃才傲物而慷慨陈词，这已经不再是刘、张式的为赋新诗而独上高楼；经过生活的坎坷和历史的磨难，它深沉了许多、成熟了许多；然而深沉并不意味着衰老，成熟并不意味着畏缩。面对着浩渺的历史和无尽的江河，一种社会的责任感和生命的悲剧意识极其凝重地交织在一起，咏叹着、升华着……这咏叹标志着更有作为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人格精神上的成熟，这升华预示着更加伟大的新的艺术创作在美学理想上的确立。于是，正如我们可以通过龙门卢舍那大佛那神秘的微笑而眺望盛唐精神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陈子昂那慷慨的悲歌而展望盛唐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