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与乾陵

既然原来用于埋葬佛骨的墓塔建筑在唐代都已经生活化、审美化、艺术化了，那么当时用于埋葬帝王的陵墓又将如何呢？正如长安与洛阳在古代都城建筑史上所具有的开创地位一样，唐代著名的皇陵在古代寝陵建筑史上也具有典范意义。作为唐代皇陵的代表作品，昭陵和乾陵均建造于初唐，并体现了“万象更新”的美学特色。

我们知道，在先秦时代，帝王主要以“覆土封斗”的形式建筑陵墓，虽有大量的珍宝和艺术品埋于地下，但地面上的建筑却非常简陋。汉文帝首创“依山为陵”的建陵方式，并在陵墓的四周绕以环城、建造祭庙，但并未成为整个汉代的定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皇陵，大多采取“依山为陵”的方式，但“不封不树”，地面上也没有什么建筑。隋及唐初，因社会动荡，皇陵的建筑也没有什么显著的特色。隋文帝的太陵、唐高祖的献陵均平地而建，追求高大，以方为贵。直至太宗的昭陵，为了达到“民力省而形式雄”的效果，重又恢复了“依山建陵”的模式，且在规模和布局上与前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从而为以后的皇陵提供了范式。昭陵以后的唐代诸陵，除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因地处平地而就地起陵外，其余皆依山为陵、凿山为墓，以象征着国运的长久、江山的稳固；在地面的建筑上一般也都包括了献殿、陵墙、四门、角楼、神道，以及石人、石马、石狮等冥物造像，从而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十分巧妙地融汇到一起。在古代，人们受“风水”观念的影响，在选择皇陵的位置上是十分讲究的，这虽然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但却不乏审美的趣味和理想，从而营造出神秘而奇特的意象。从科学的意义上，今天的人们自然不再相信什么“风水”“命相”之类的东西；但是从美学的意义上，如果我们站在渭河的北岸，遥望着那绵延一百多公里、隐藏着“唐代十八陵”的暮霭缭绕的群山时，仍难免会产生出某种奇妙的遐想和由衷的慨叹。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寝陵，由将作大匠阎立德和画家阎立本兄弟设计督造。墓室筑于九峻山南麓的半山腰处，深约250米，前后有5道门。墓门顶部建有神游殿，四周构筑了正方形的陵墙。陵墙的四角各建一楼，四面各开一门。南门为正门，门外筑土阙三对；其余三门外各筑土阙一对。南门内建献殿，北门内建祭坛。祭坛内置14尊石雕像，东西庑廊陈放着著名的浮雕昭陵六骏（彩图1）。皇陵的三个侧面有皇子、公主、嫔妃和文臣武将的陪葬墓，现已发现167座，形成对皇陵的拱卫之势。昭陵的艺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建筑布局上为唐代以后的皇陵提供了范式，二是在艺术作品上创作了留传至今的“昭陵六骏”（其中两件于1914年被盗，现存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馆；其余四件陈列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我们知道，东汉以后的墓葬艺术即已出现了世俗化、人间化、写实化的审美特征。这一特征不仅表现在地下的冥物造型上，而且表现在地上的雕塑装饰中。雕塑，是古代帝王陵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题材、主题和表现风格上常常带有纪念碑的性质，以阎立德主持建造的献陵前的石虎（007）为例：

这里的石虎，是唐代第一代帝王唐高祖李渊献陵前的石兽之一。同样的石虎，在陵周围共有四对，分守四门。另有犀牛两件，置于正门（南门），这与以后各唐陵布局不同，应是当时陵前石刻排列的制度尚未制定之故。这一石虎高约2.5米，作向前行进状，那机敏觅食的眼神和健劲有力的腿部，都刻画出了虎的性格特点。整个造型又概括而写实，是唐陵上卓越的石雕之一。

显然，献陵石虎成功地表现了以李渊为首的关陇军事集团在血雨腥风中厮杀征战、开边拓土的创业过程。那么继此之后，同样具有开国皇帝地位的李世民的昭陵又将如何表现这一主题而又有所创新呢？于是，便有了“昭陵六骏”。这是一组由六匹战马组成的浮雕，取材于李世民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战役中所乘过的六匹坐骑。从题材的选择上看，“昭陵六骏”比“献陵石虎”更具有真实感，而其寓意也更为丰富：即不仅衬托了唐太宗一生转战南北、出生入死的丰功伟绩，而且也暗示了皇室对那些类似于战马一样的开国功臣的褒奖与追忆，并寄希望他们在死后继续护卫皇陵。从手法的运用上讲，“昭陵六骏”也比“献陵石虎”更为丰富、更加多样：六匹战马体形健美，并且姿态各异，它们或静或动，或奔或行，错落有致，相互衬托。这种巧妙而含蓄的题材、丰富而多样的手法，十分符合陵墓的整体风格，给人以深深的怀念和无尽的遐想，因而成为古代冥物造型中的经典之作。

继太宗的昭陵之后，高宗和武后的乾陵进一步确立了皇陵的规范。自乾陵始，唐代皇陵的地面建筑开始模仿长安城的样子，由类似宫城、皇城、外郭城的三个部分组成，使死者的居所与生前等同。与此同时，乾陵也进一步突出了墓主的个性。这是由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陵墓，其个性突出并富有争议者不在高宗而在武氏：一方面，武则天自唐太宗之后继续扶植庶族地主的政治力量，使国运保持了上升的趋势，在历史上构成了由“贞观之治”向“开元之治”过渡的中介环节；另一方面，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这位不让须眉的女子不仅参政、议政，而且独揽大权，一步步由皇后、皇太后直至当上了女皇帝，因而势必招来李氏皇族乃至整个社会的非议和诟病。因此，对于她的陵墓的建造便是一件颇费心计的事情。然而建造者却知难而上，恰恰通过这一特点而构成了陵墓独一无二的风格特征。

首先，或许是由于一种历史性的巧合，陵墓的地点选择得极有特色。整个陵墓建造在陕西省乾县西北海拔一千多米的山梁上。山梁上共有三个峰峦：其中北峰最高，有类人首；南面左右两峰略低而对称，酷似一对直指苍穹的乳房。这样一来，整个山体就像一具女子仰卧的身躯，而长长的甬道便从两座“乳峰”之中穿行而过。这种“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的气概确乎显示了武则天敢于蔑视人间礼法的雄才伟略，难怪其身为“女”子，却居有“乾”陵呢。

其次，乾陵的雕刻也极具个性，其最有名者，便是那块千秋称颂的无字碑（008）。本来，陵墓的建造就是为了给死者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但是，由于武则天一生复杂的经历和独特的个性，使人们无法用那些既有的套路来撰写她的碑文。再加上她晚年迫于李氏皇族的压力，不得不取消大周国号，还政于唐。在当时的形势下，无人也无法为其撰写碑文。于是，一座将千秋功过留给后人评说的“无字碑”便永远地矗立在乾陵的朱雀门前了。此一无字之碑，既可以解释为无功可表，亦可以解释为无罪可罚；既可以解释为“无有”之心，亦可以解释为“无限”之意。当人们沿着那寂静的山梁，经过那庄严的“乳峰”之后，这块白璧无瑕的无字之碑，便像“国母”那磊落的胸襟一样，一丝不挂地敞现在面前。它将填写的权利留给后人，它将联想的空间留给了后代。

除“无字碑”外，在乾陵的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门，以及长长的甬道上还布满了精美的石刻作品。至今尚存的，有高宗的述圣纪碑1座、华表1对、翼马1对、鸵鸟1对、鞍马5对、文武侍臣10对、藩王造像61躯，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在唐代皇陵中可谓首屈一指。其中最具有艺术价值同时也最能体现其时代风貌的，是那对器宇轩昂的“乾陵雄狮”。这对雄狮体魄强健、神态威武，挺胸昂首、端踞雄视，以引而不发、静以待动的造型将外在的体态和内在的力量巧妙而完美地统一在一起，给人以趋而却步、望而生畏之感。如果我们将乾陵的雄狮与献陵的石虎、昭陵的骏马放在一起加以观赏的话，便不难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万象更新的初唐”正在一步步地向着“气势恢弘的盛唐”逼近。

与陵墓恢弘壮观的地面建筑相对应，其地下建筑也具有富丽堂皇的皇家景象。然而，正是由于唐代的帝陵过于奢华，所以才引来了络绎不绝的盗墓者。历史上，关中唐代18陵中有17陵被盗，唯乾陵固若金汤，完好无损。据考古学家的探测，乾陵墓道深入山体六十余米，墓道由三千多块石条层层叠砌，石条之间用铁栓板固定，再灌之以熔化了的铁水。所以，就连五代时期以盗墓而闻名的军阀温韬也奈何不得，乾陵才一直保存到今天。

在乾陵的周围，有17座陪葬墓。其中的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和章怀太子墓最具有典型意义。尽管这三座墓穴也曾被盗，但仍然保留下近三千件文物，墓室的破坏也较小。通过它们似能大致推测出乾陵的地下状貌。从墓穴的结构来看，三墓均由墓道、甬道和前后墓室组成，并附有数量不等的过洞、天井和小龛。墓穴的造型可说是在汉代基础上的完善化和制度化，其整体构思旨在摹仿地上的宫殿。公主、太子的墓穴尚且如此，国家君主的陵墓就可想而知了。

从墓穴的装饰和随葬的物品来看，三墓中最具有审美价值的是壁画、陶俑和雕刻。如永泰公主墓（009）的墓道两侧绘有六组气宇轩昂的仪仗队和腾云驾雾的青龙、白虎，以描写从送葬到升天的“出行”场面；前室墓壁上的壁画（彩图2）中的女子长裙曳地、云鬓高悬、举止娴雅、神态安详，人物手中各持玉盘、烛台、食盒、团扇、如意、拂尘、玻璃杯等器皿，显然是职掌衣、食、住、行的宫廷侍女；后室顶部则绘有天象，以造成地下人间的生活幻觉。与之相比，章怀太子墓中的壁画则具有更加浓郁的生活气息。“出行图”反映了皇家成员出行时的场面，其中四十多名扈从头戴幞头，身穿短袍，或抱狗，或架鹰，或持旗，或挟箭，风风火火，浩浩荡荡。“马球图”反映了在当时上层社会中流行的马球运动，其中二十多名骑手左手持鞭，右手持杖，或击球，或断抢，或追赶，或守护，风驰电掣，英姿飒爽。“客使图”则反映了当时王公大臣与国外使者交往的场景，与三位当朝官员相接触的三位使者或光头阔嘴、高鼻深目，或高髻名冠、红领白袍，或皮毛大氅、革带毡靴，显然是来自不同地区的外国使节。与上述壁画可以相提并论的是懿德太子墓中的近千件陶俑和木俑，其中以贴金铠甲骑俑为前导、音声乐舞俑随后的“仪仗俑群”最为珍贵，它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皇家仪礼和典章制度。除了壁画和陶俑之外，懿德太子墓的石棺墓门上还保存了一幅精美的石刻，上面的一对命妇凤冠霞帔、玉步金莲、体态娴雅、婀娜多姿，不仅构图比例相当准确，而且雕刻手法也极为娴熟，无疑是珍贵的审美史料。

总之，初唐皇家陵墓的地下建筑和装饰、陪葬物品都延续并发展了后汉以来世俗化、人间化的审美旨趣，并使之更加壮观，也更加精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