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文明的丝路密码

东夷文明蕴含着早期海、陆丝绸之路的密码，如冰川时代连云港与日本九州、秘鲁的联系，将军崖岩画中的文化内涵对日本岛乃至美洲大陆的影响等。东夷文明密码的解读在海陆丝绸之路发展史中有着独特的意义。

东夷文明发祥地

东夷文明

东夷，又称夷，在不同时期指不同群体，早期东夷与之后的东夷所指的群体之间有所区别，早期东夷是华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周朝时的东夷则变成古汉族对东方非华夏民族的泛称，据《礼记·王制》载：“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

鲁东南——连云港地区是东夷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西周时代，云台山脉被称作郁洲岛，是海中岛，为古代山东、江苏境内第一大岛，处于当时东夷核心区域的地理位置，与海州隔小海相望，称“方国东夷”。在郁洲、海州地区，留下众多呈规律性特征分布的东夷历史文化遗迹。

北辛文化（包括更早期的细石器文化）遗迹。马陵山是一座近南北向的条带状低山，分布于山东省的临沭，郯城和江苏省的东海、新沂、宿迁等县境内，整个山体连绵起伏，长达百余公里。北辛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马陵山南麓的台地上，主要代表性遗址有东海县大贤庄、爪墩细石器文化遗址，后期的青湖遗址和钓鱼台遗址。时间向后史前遗址由山麓台地向平原扩散，这一现象告诉我们，马陵山地区是连云港市先民最早的居住地，此时的经济主要以狩猎和采集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沂沭河下游三角洲地带得到了初期的开发，先民们从山麓台地走向平原，在沂沭河三角洲冲积平原，聚落而居，开始了早期的农耕生产，饲养家畜。

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遗址。自龙山文化时期起，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遗址在与山东日照一河之隔的赣榆（赣榆最早的县治就在郁洲岛）有着密集的分布，聚落分布的地理特点更加突出。这些文化遗址与日照著名的龙山文化遗址两城镇遗址、东海峪遗址直线距离仅百里之远，说明从龙山文化开始先民的迁徙从平原向海滨进发，并由此向南顺着海岸移动。尤其岳石文化的分布更凸现了这一地理特征，从江苏整体的运行轨迹来看，岳石文化从赣榆下庙墩、青墩庙南下，经藤花落、大伊山、沭阳万北、里下河的高邮龙奔、周墩并跳过长江到达南岸的马迹山，迁徙轨迹非常清晰。孙光圻在《中国古代海运史》一书中做了如此表述：大汶口——龙山文化在沿海南下途中，与河姆渡文化系的浙江嘉兴马家滨新石器文化交汇于江苏连云港附近，形成了长江两岸各具特色的青莲岗文化。

历史地位

连云港地区上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文化形态反映了从晚期智人进化为新人的阶段，虽然还没有形成真正的东夷族，但已经为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东夷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李伯谦教授指出：连云港的文物古迹“历史连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直到唐宋以后，各个时期都有很重要的发现。作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级城市，这是了不起的。”一个几千年历史连贯性的城市，很难得、也很少有。随着桃花涧细石器遗址的出世，将军崖岩画的发现，藤花落遗址的发掘，连云港向世界展示了其古代文明的多姿多彩，而且显示了在整个中华文明中具有特殊地位：中华文明并非单一起源于中原的黄河流域，当浙江河姆渡遗址、江苏将军崖岩画公之于世，东夷文明是中国黄河文明、长江文明、海洋文明三大主流文明板块构成之一——海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文明和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一齐成为中国主流文明的三大板块。包含连云港地区在内的海岱文化是华夏文明起源“一主多元”中的重要一元。

丝路密码

东夷文明似一部“天书”，记录着连云港文明进程的步伐，蕴含着连云港人早期外向开拓的丝路密码。

桃花涧遗址丝路密码

在锦屏山南麓，有一道峻岭夹岸、九曲回折的桃花涧。桃花涧是云台山脉的一条大涧，三十六景遍布其间，云雾缭绕、流泉飞瀑、石壁陡峭、步移景换、沿涧茂林、修竹吐翠，满山野花、闲草秀发，宛如一幅画中仙境。桃花涧还是中国现知离海岸最近的细石器地点，它和锦屏镇酒店村在湖相沉积中发现的野牛、野猪、野象的动物骨化石同属于旧石器晚期的历史遗存，明显具有旧石器晚期向新石器早期过渡的特点。

1979年，桃花涧汉墓的发掘中，在地层和地表中发现了细石器时代先人们曾加工和使用过的石核、船底形石核、刮削器、切割器、雕刻器等，以后相继在海州的小姐洞、将军崖、哑巴山、马腰岭、孔望山等处发现、采集到细石器标本400余件。2005年、2006年，南京博物院旧石器考古专家前后两次主持了桃花涧探坑发掘，不仅获得了大量细石器的标本，而且找到了细石器制作的原生土层。锦屏山、桃花涧、酒店村是富有诗意的地名，当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在一幅山花烂漫、潺潺流水、牧童笛声、杏花酒家的画面下，却是专家确认的连云港地区的文化根系，在华夏文明发展进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丝绸之路”指全部从中国向西经过中亚到达叙利亚甚至更远地区的陆路道路，美国人芮乐伟·韩森的研究对此又做了进一步拓展：“这些路线的年代可以追溯至人类起源的时期：人类只要能够行走就可以通过陆路穿行中亚。在遥远的史前时代，人们沿此路迁徙。”在西向人类通过陆路穿行中亚的时候，东部的东夷人向东远行的年代也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的起源时期，这是丝绸之路的东延。“黄海陆地纪时代”冰川时期黄海陆地化的理论早已为研究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的学者们所提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裴文中先生曾指出：将东亚大陆和日本列岛上第四纪动物群相比较，可以看出两地陆生脊椎动物化石具有许多共同特征，并因此推断“两地曾经相连”“两地的动物群必有往返迁徙的道路。”

在连云港市发现的细石器遗址填补了东海之滨旧石器遗址的一个空白：连云港是中日古交通的历史源头，先人们在涛涛黄海成为“平原”的冰川时代，不仅到达了日本九州，而且把石器的打制技术带到了扶桑之国。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专家认为，今日本福冈附近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旧石器材料，在器型、石质原料和加工技术等方面与中国大陆沂沭河流域的旧石器非常一致，乃是玉木冰期极盛期——大理冰期末期，从干涸的黄海盆地一路上追逐野兽而到达日本福冈一带的沂沭河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所携带的细石器工具制品。后来陆续在日本九州东北部的早水台、鹿儿岛的上场、栃木县的星野以及尻湖遗址等处，都发现了与连云港桃花涧打制技术十分相同的细石器，工艺水平有着惊人的相似。裴文中先生曾以《中日古交通》为题东渡扶桑讲学，就是以连云港出土的细石器以及酒店村的全新世的动物骨化石为例，以及中国东部海滨和日本列岛两地相同的动物群落与植物群落的分布，将中日古交通的历史上推到两万年以前。

大贤庄遗址丝路密码

大贤庄位于山东省延伸到江苏的马陵山山脉的余脉，是东海县山左口乡西部一个人口不足3000的小村庄。1978年，江苏省考古工作队在一个多星期的考古调查中获得了200余件古人类打制的旧石器，这是江苏省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第一次重大发现，在整个华东地区考古界引起了轰动，大贤庄村的西山因此被学术界命名为大贤庄遗址。

大贤庄遗址蕴含丰富的对朝鲜、日本半岛有重大影响的丝路密码。

大贤庄遗址发现的石器均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主要器形有细小石器、石片石器和中型石器。其中的楔状石核、船底状石核、漏斗状石核及拇指盖状刮削器、长身圆头刮削器等，与中国著名的山西下川遗址出土的细石器十分相似，属于典型的细石器工艺传统。其中有一件为船底形石核，因其为亚洲东部、日本和北美大陆细石器所特有，故有“楔状洲际石核”之称。因此，大贤庄遗址也被日本、韩国的许多考古学者所重视，他们认为，在中国黄海陆地化时期，中国古人类将细石器可能经由连云港地区带往日本、朝鲜半岛，并把此传统工艺传授给那里的古人类，对研究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细石器工业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日本著名的旧石器考古专家芹泽常介在对比了连云港和日本两国出土的细石器标本之后，做出了如此论断：“日本旧石器的渊源确在中国。”这也说明“沂源人”在从“山东大岛”到达连云港地区后，并没有在大贤庄、桃花涧止步，而是在大理冰川后期，跨越黄海，到达日本。

将军崖岩画丝路密码

将军崖岩画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刻画在崖壁上的图画，发现于1979年冬，位于连云港市区西南9公里锦屏山南西小山的西崖上，内容反映了原始先民对土地、造物神以及天体的崇拜意识，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岩画，是东南沿海地区首次发现的岩画，也是唯一反映农业部落社会生活、原始崇拜内容的岩画，是细石器时代原始宗教意识在岩画上的反映，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苏秉琦先生称之为“中国最早的一部天书。”将军崖岩画中的丝路密码对东方海外日本岛乃至美洲大陆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日崇拜意识传入日本。

将军崖岩画中的三个太阳图案——三日图，是迄今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石刻太阳图，反映了连云港地区先民的太阳崇拜意识。1984年，考古专家在连云港云台山东磊附近发现了太阳石。郁夷的初民们在这里祭日、祭天，并用石刻记录太阳的形象以及“寅宾日出”，云台山、朐山地区的先民与太阳崇拜间有着不解之缘。

日本传说神话时代对于日神渲染非常著名，此与中国大陆尤其是苏北鲁南沿海地区原始先民的日崇拜意识有着十分明显的承启关联。李洪甫认为，这种日崇拜意识的传播，是早期少昊之虚与日本岛之间交往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卫挺生是一位在民国时就知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参加筹办过国立东南大学，他不仅担任过20多年的立法委员，对日本研究、徐福研究也有极深造诣，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出版过有关专著，如《日本神武开国考：徐福入日本建国考》《日本神武开国新考》《徐福与日本》等。他认为“日本神话中对于日主神的特别铺张，似由于齐东人之地方观念。尚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肠谷，寅宾日出，平秩东作。'”可以推断，日本神话中日崇拜是渊源于中国大陆的少昊氏族的原始宗教意识。

日崇拜传入美洲印第安人部落。

少昊氏族的日崇拜意识不仅传入日本，也传入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美洲西海岸曾出土类似甲骨文的23个“亚”文陶片以及有20余个“月”字的陶简。宋宣志、王大有根据中国古文化中的“亚”形祭坛推测“是东迁美洲的东夷人的血盟盟书”，并联系连云港东磊的太阳石发现，在“阿斯特克太阳石（历）及其文明”一文中明确指出：“新石器时代，少昊族发祥地江苏省云台山。东磊渔湾山顶上的太阳石的太阳芒为21根，证明当时少昊族有21个子氏族，连宗族即中心的太阳，共22族。当他们与其他族人向美洲迁徙时，因长途跋涉，条件差，到达美洲的可能只剩下20个族的人了。当他们定居下来后，就沿用了中国故土的习俗，以其氏族图腾形象或该族的重大发明作为纪日的名称，便有了阿斯特克的20日。从阿斯特克20日与东夷集团的族图腾、重大发明的形象的众多相同之处，得出这一结论，也许并不为过吧。”

此外，美国格林诺拉印第安人部落地区发现的圆盘石上，还刻有与将军崖岩画画面相似的刻画，这说明东夷族首领少昊氏的日崇拜意识传播的广远，它不仅传播到了日本列岛，也到了美洲西岸的墨西哥。对此，宋宣志、王大有认为“大约六七千年至五千年前，中国东夷集团和炎帝集团的文化特征，明显地反映在阿斯克特文明中。中国远古时期的炎黄子孙夸族父人、少昊族人和颛顼族人等、在六千年至五千年之间，相继到达美洲，并立国定居。他们所带去的当时发展程度很高的中华文明，与美洲的土著文化互相渗透与融合，形成新形态。”

藤花落遗址丝路密码

在连云港的城市发展史中，藤花落遗址即是发展的高度，拉开了连云港城市文明的篇章，以藤花落龙山文化城址为代表，进入连云港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考古发现在揭开藤花落遗址的层层面纱、人们在大开眼界的同时，也发现其中蕴藏的海上丝路密码。

炭化米的故乡。

藤花落遗址的挖掘中，专家们在藤花落城壕发现数百颗碳化了的粳稻粒，对稻作农业的东传日本和朝鲜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掌握了稻作技术的东夷先民在向外地迁徙的时候，把稻作技术带到新的居住地，进而在新的家园种植水稻。考古资料显示，3300—3100年间，日本北九州的稻作农业与同时代中国东部地区的稻作农业存在密切关系，日本史家也认为稻作文化是日本历史上“渡来人”引进种植的。弥生时代的日本人和春秋时代的苏北人在体质人类学的高度一致，加之“徐福东渡”等历史事件，林留根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连云港藤花落遗址为代表的黄淮东部稻作文化曾对东邻日本产生过深刻影响”。早在1980年，在日本佐贺县出土的弥生时代的稻田遗迹中发现了粳稻的痕迹。日本学者对在中国连云港发现的粳稻和在日本佐贺发现的粳稻进行了比较，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二者成分样态一致，作为徐福东渡起航点的连云港地区是日本徐福登陆地佐贺平原的炭化米的故乡。

稻作文化在连云港地区有悠久的历史，连云港二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下层采集到夹有稻壳的红烧土块，连云港市赣榆盐仓遗址属于龙山文化期的下层里曾采集到炭化的稻谷。1959年，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在东海县焦庄遗址下层也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的炭化稻粒。1982年以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连云港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在连云港地区陆续发现了29处野生粳稻（又称橹稻）的生长地点，仅云台山区就有18处，这说明连云港云台山区是栽培粳稻的发源地之一。同时也为“早期野生稻—粳型野生稻—粳型栽培稻”的栽培稻起源说提供了证据，也理顺了与日本稻作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

云台山间的早期稻作文化的规模在稻作工具、早期水利工程以及气候条件方面也有所反映。海州白鸽涧遗址出土过稻作工具中纺锤形石刀，形制与日本出土的绳文式文化石刀相近，云台山新华村出土的有肩石铲，与日本出土的有肩石刀形制相似。日本弥生式土器上绕器一周的复线三角形纹饰，与连云港二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鼎口沿上一圈纹饰完全相同，作为早期稻作文化起源地之一的连云港地区当是日本稻作的传播源。

盐文化密码。

择盐而居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盐和水、谷物一样是人类生命的必需品，生命的维系和繁衍离不开盐，盐对大自然中的一切生灵都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水和谷物是可以选择的，原始人类能够在较大范围内选择有水和谷物生长的地方休养生息，繁衍发展。盐却是不可选择的，因为盐是有限的物质，只蕴藏在某些地区，或蕴藏在海水，或蕴藏在地下，或储纳在盐湖，或藏匿于山岩。在生产力发展极其低下，交通十分不便的古代，人们为了生活、生存、发展，必须向产盐之地靠拢、聚集，建立自己的生活基地。在发掘藤花落遗址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盐类文物出土，未直接证实古城的形成与盐有依附关系。事实上，因为盐是遇潮易溶解的一种物质，不能长期保存，它没有可能像石器、陶、骨器等一类文物被出土，但藤花落遗址2003—2004年最后一次挖掘，发现有圆形的房子，林留根认为“对考古研究具有比较大的意义”。圆形房屋很可能是盐仓，用来储备海盐供城内居民食用和用来对外交换。另外，还发现内外城之间有宽达3.5米的道路和深达数米的河道，可能是各聚落点向城内运盐之路、之河。因为藤花落作为都城，与周边地区各聚落点有组织结构上的关联，给了我们一把打开盐与藤花落古城关系的钥匙。

商周遗存丝路密码

用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与日本绳文文化晚期乃至弥生时代的出土文物相比较，其相同之处更多而且更明显地反映出两者的传承关系。

九龙口商周遗存。连云港九龙口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陶鬲，宽肩、袋足较瘦的特点与日本东北的青森县东津轻郡今津遗址发现的“鬲形绳纹土器”近似。另外，连云港中云华盖山西周末春秋初遗址中出土的陶豆之形制，也与日本福岗县小郡市小郡所出土的高杯（弥生时代中期）也十分相像。

石制工具的共性鲜明地体现在石斧上，日本弥生时代的石斧与连云港地区出土的石斧形制完全相同。此外，连云港地区出土的铜矛、铜剑的一些形制特点也在日本弥生式文化的石剑中充分体现出来，日本弥生式文化中的铜矢镞与连云港市九龙口遗址出土的铜镞颇近似。在山东诸国燕、赵、齐、鲁出土特别多的“明刀”货币，也在日本的琉球之那坝市外城岳、备后国之御调郡三原町、备前国之邑久郡山乎村附近等处都曾经出土过。

日本发掘到的类似中国大陆先秦时期之编钟的铜铎，也是一项实证。1984年，日本岛根县簸川郡斐川町荒神谷发现了埋在一起的358柄铜剑；1985年又在附近6米的地方发现了16个铜矛和6个铜铎。这种将礼器、兵器一齐埋藏，显然与中国大陆关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宗旨一致。连云港在九龙口及东海县都已出土过整套编钟，铜矛在连云港华盖山也多有出土。

刘志洲山船画石刻丝路密码

在连云港的石质文物中，有许多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有关、具有较高史学价值的岩画，是先民们走向海洋的历史见证，如刘志洲山船形岩画。

该岩画在将军崖岩画东1000米，宽达8.5米的船画，船体线条刻画虽然简略，比独木舟的形制有了明显的进步。船尾的舵刻得很大，显示出先民们在长期的航海实践中体会到舵的重要性。大船的左上方刻有一只小船，与大船的形制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在船中央竖起了一根桅杆，挂起了目字形图案的风帆，标志着史前航海活动中的一个重大进步。在洞南100米处的三处岩石上，共刻船10艘，第一处刻船5艘，表现扬帆航行的场面；第二处刻船4艘；第三处刻船1艘，表现锚泊海面的场面。这组画面体现了出海人开拓进取、同舟共济的精神，也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