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
- 马绍孟
- 22字
- 2020-08-29 21:00:55
第一章 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第一节 在实践基础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心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对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崛起寄予热切的期望。在评论中国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他们曾经预言：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做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历史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预见。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使长期在黑暗中摸索、徘徊和斗争的中国人民看到了解放的曙光，中国革命走上了新的里程。
（一）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互相勾结，残酷地奴役和剥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70多年间，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英勇斗争。许多先进的有识之士，提出过种种振兴中华的方案。有的人历尽艰辛向西方寻求真理，企图用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来改造中国。但是，一次次的英勇斗争，包括像辛亥革命那样的伟大斗争都失败了，一个个的救国方案、良谋妙策都破产了，国家依旧一天天地衰颓。沉痛的教训使人们对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感到怀疑、失望，不得不探求新的出路。正是在这个时候，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撼了全世界，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终于见到了光明，他们如饥似渴地研究十月革命，学习马列主义，开始探寻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新道路。
（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唤起民众
近代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益激化。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这次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时，一批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促进革命发展、传播革命思想、唤起民众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人，是其中的著名代表。他们的主要贡献是：
第一，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早在辛亥革命以前，资产阶级民主派学者就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翻译介绍到中国。五四运动以后，受俄国革命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关于党纲的报告》（部分），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等著作，中国的广大读者开始接触马列主义，耳目为之一新。
第二，组织各种研究团体，出版刊物，学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在北京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李达在上海主编的《共产党》月刊、瞿秋白在北京创办的《新社会》旬刊、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以及他与蔡和森在湖南组织的新民学会等，经常讨论世界革命新潮流和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形势与任务，研究马克思主义，刊登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对于启发中国民众特别是先进青年的觉醒，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李大钊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热情赞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俄国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精神。他进一步指出，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代表着20世纪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陈独秀也撰文指出，俄国的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瞿秋白在《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作品中，介绍了俄国革命的情况，揭露了帝国主义对十月革命的污蔑。通过这些宣传介绍，中国人民从俄国革命中看到了自己的光明未来，许多革命者树立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信念。
第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李大钊比较系统地介绍过《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基本观点，指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创见”和“伟大功绩”。李达、蔡和森等指出，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唯一无二的方法”。他们都重视宣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要求知识分子“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这些先进的革命理论，哺育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指引大批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
（三）思想战线上的三次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就遇到了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挑战。从1919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思想战线上发生了三次激烈的论战。
第一次是反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斗争。参加五四运动的右翼代表胡适，于1919年7月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他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文章，宣称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阶级斗争理论养成“仇恨心”，等等，主张对具体问题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方志敏等人迎头痛击了胡适的谬论。他们指出，研究实际的问题和宣传理想的主义并行不悖，我们必须大讲布尔什维主义、马克思主义，并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靠阶级斗争、革命的方法，驱除官僚盗贼，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不是靠点滴改良。
第二次是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斗争。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一种主张社会改良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1920年底，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等人连续发表文章，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他们公开反对十月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否认中国无产阶级的存在，说中国的出路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人，针锋相对地指出：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发展和觉醒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革命，争取社会主义前途，才是出路。
第三次是反对以“左”的面孔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斗争。1920年以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人宣扬个人绝对自由，否定一切国家政权，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滥用强权”和“独裁专制”。陈独秀、李达等人坚决地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的反动实质，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掌握国家权力，并利用它来征服反动阶级，废除私有制度和不平等的经济状况。
经过以上三次论战，在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等问题上，共产主义世界观取得了重大胜利，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革命者思想里进一步扎下了根。这就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准备。
（四）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伟大开端
中国工人阶级从产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1914年，工人罢工仅有十余次；1918年，就增加到30次之多。特别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1919年6月5日以后，上海各业工人冲破帝国主义、军阀政府的压制和威胁，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大罢工。与此同时，北京长辛店、唐山、济南、武汉、南京、杭州、九江、天津等地的工人，也陆续举行罢工和集会游行，支援爱国学生的斗争，从而在全国掀起了空前广泛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使五四爱国反帝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迫切需要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为了适应工人运动的需要，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张太雷、李达、陈望道、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谭平山等人，在全国的许多地方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列主义，开始把马列主义逐步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上海，1920年8月，共产主义者创办了《劳动界》周刊。它结合工人的具体实际，深入浅出地讲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阐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争取解放的道路。9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把《新青年》杂志改组为它的机关刊物；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宣传马列主义，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
在北京，1920年11月，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者》周刊，向工人通俗地宣传马列主义思想，还在长辛店举办工人补习学校，组织工人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
在长沙，1920年8月，毛泽东与何叔衡等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此后，又组织一批积极分子学习和讨论马列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深入工人群众之中调查研究，开办夜校，组建工会，宣传马列主义。
此外，在济南、广州、武汉等地，共产主义小组也广泛开展活动，组织工会，进行马列主义宣传，发动工人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
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摆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早在1920年初，李大钊就提出了建党的问题。1920年底1921年初，毛泽东也在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讨论了建党问题。他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是革命的必经道路，党的最终目的在于“改造中国与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经过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努力，建党的时机终于成熟了。1921年7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庄严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中国革命有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面貌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学习毛泽东的理论创新精神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宝贵品质，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伟大的革命导师都是理论创新的典范。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恩格斯高度评价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石和支柱，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大厦就是以此为基础和核心建立起来的。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是划时代的理论创新，它深刻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趋势，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指明了一条争取解放、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规律，特别是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结合工人运动和俄国实际，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的新结论。列宁的创新理论，引导俄国无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新道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和标志。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领导党和人民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独立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等方面，提出了若干重要的原则，以一系列新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不断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品质提升到新的高度和境界，是因为他毕生重视研读马列著作，掌握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这是毛泽东理论创新的前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关头，毛泽东不但自己反复地研读许多马列著作，而且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读马列著作，并一次又一次地亲自开列出书目，让大家阅读。通过学习马列著作，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保持清醒头脑，指导实际工作。不读马列著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和方法都弄不明白；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实践必然会走偏方向，创新又从何谈起呢？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理论创新的根本原则。毛泽东反复号召读马列的书，并不是要求死读书、为读书而读书，而是强调读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强调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读书，并在应用的过程中、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毛泽东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如一条红线贯穿于毛泽东的全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是毛泽东理论创新精神的灵魂。毛泽东始终站在实践的前沿和时代的前沿，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广泛汲取人类文明史上的优秀成果，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占有和分析大量的实际材料，总结丰富的实践经验，然后才引出理论性的结论。1960年初，为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作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从老祖宗那里，我们可以学到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老祖宗没有也不可能为解决我们当前遇到的问题给出具体的答案。具体的答案要靠我们通过实践来回答，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理论。
理论创新是一个永无止境、与时俱进的过程。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时代的变化、实践的发展，推动理论的创新和繁荣。理论的逻辑从本质上反映历史的逻辑。马克思的《资本论》被列宁称作资本主义“大写字母的逻辑”。我们可以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关于帝国主义“大写字母的逻辑”。这两个“大写字母的逻辑”，其基本原则至今也没有过时。当代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危机及因此而不断爆发的侵略战争，正是帝国主义本质的表现。当然，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我们要进行深入研究，做出新的回答。关于社会主义“大写字母的逻辑”，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指明的方向，进行了艰辛的开创性探索，既取得了巨大成绩和成功的经验，也有缺点、错误和失败的教训。这些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在毛泽东奠定的前提和基础上，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为社会主义“大写字母的逻辑”谱写了新的篇章。我们要以毛泽东的理论创新精神为榜样，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学马列，用马列，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地总结经验，创新理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毛泽东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革命伟人。毛泽东思想已经融入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前进的旗帜、力量的源泉。毛泽东的理论创新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地学习、继承和发扬。
三、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 学习《邓小平文选》
毛泽东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简要明确地概括为“实事求是”。所谓实事求是，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2]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看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作风和态度，是无产阶级党性的表现。
邓小平一贯坚持和捍卫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他在新时期指导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总结了群众的新鲜经验，集中了全党的集体智慧，进一步创造性地运用、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思想。《邓小平文选》就是他在这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光辉结晶。
（一）把实事求是提到毛泽东思想精髓的高度来认识，为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毛泽东思想及其所包含的实事求是原则，虽然早已为党内外很多人所接受，但是把实事求是提到毛泽东思想精髓的高度来认识，是由邓小平首创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工作一度处于徘徊中前进的艰难局面。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以高度敏锐和极其深刻的洞察力，及时地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3]，“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4]。他还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5]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说明，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活的灵魂和精髓，坚持和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必须紧紧把握实事求是的原则。
把实事求是提到毛泽东思想精髓的高度来认识，是对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和高度理论概括。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最深刻的基础和源泉，也是推动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动力。毛泽东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起，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并没有照抄照搬俄国人的经验，没有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当作空洞抽象的教条，而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矛盾，揭示了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创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在夺取政权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运用实事求是这一真理，领导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继续前进。由于毛泽东把革命的理论同革命的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毛泽东思想不断地从实践的源泉中和常青的生活之树上汲取营养，永葆蓬勃的生机。邓小平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6]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是无法理解毛泽东思想是怎样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把实事求是提到毛泽东思想精髓的高度来认识，也是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关键。所谓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就是要从逻辑上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严整性，把握各项原理的内在联系，绝不能把基本原理、基本结论同整个体系加以割裂、对立或混淆，更不能用毛泽东的个别结论、个别著作或某些只言片语来代替完整的体系；就是要从历史上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性，把握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历史特点和各个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绝不能把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同整个过程加以割裂、对立或混淆，更不能把个别论断甚至整个体系凝固化，堵塞发展的道路。体系的严整性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强和完善的，而发展性又是严整的体系本身所要求的。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态度，就不可能把握严整性和发展性的统一，不可能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
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7]。他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无畏的革命胆略和创造性的理论勇气，顺乎党心民意，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充分肯定毛泽东伟大历史功绩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批评和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克服了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所造成的危害，进一步维护了毛泽东在我国革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并且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严格地区别开来，认为我们要坚持和当作行动指南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和各项基本原理，而不是那些错误的结论。这样，我们就把坚持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奠定在完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邓小平本着这种科学态度，根据我国新时期的历史特点和实践经验，重新肯定、恢复和充实了一些曾被“左”的错误否定过的正确原理，用适合新时期要求的新结论代替某些过时的旧结论，并对新鲜经验做了新的理论概括，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体系，为我国人民世世代代永远坚持和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树立了榜样。
邓小平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这一科学论断，不仅维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贯精神，而且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了科学的论证和说明。
（二）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来看待，引导全党恢复和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在提出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冲破禁锢，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8]他还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9]他的这些论述，非常明确地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来看待，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阐明了我们党指导思想所体现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一致性。
首先，实事求是体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这个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它在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的同时，承认物质世界的辩证发展及其规律性，因而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肯定了“实事”即客观存在的—切事物是认识的对象和出发点，要求人们必须调查研究，从客观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提出意见、制订方案、决定方针，否则就违背了唯物主义，而陷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同样，实事求是也要求人们从客观事物的联系、发展和变化上去认识事物，善于使主观的认识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而发展，依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去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从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事物和现象中，透过表面现象，抓住本质，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反对停滞僵化，力戒片面性和表面性，否则，就违背了辩证法，而陷入形而上学。邓小平指出，抛弃实事求是，反对实事求是， “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10]。
其次，实事求是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这个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根本特征。邓小平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11]这种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去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而历史条件总是不断变化的，“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12]。我们必须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这样做，也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在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指导当前的运动、规划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蓝图等问题上，一再强调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客观规律，同时强调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首创精神，肯定党和领袖的能动作用，把实事求是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在解决各种复杂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总是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制定方针政策，指导工作，因而彻底地遵循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原则。
最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并形成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基本内容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科学地表达了认识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一，科学的认识必须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坚持“从物到感觉”的认识路线；第二，科学的认识必须在掌握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理论上的加工和概括，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求”出事物和过程的规律，把握事物和过程的本质；第三，来源于社会实践的理论，还必须回到社会实践中去，继续同社会实践相结合，指导社会实践，为社会实践服务，并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理论得到不断的补充、丰富和发展。这些关于认识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和过程，也正是实事求是本身的内在逻辑和过程，它全面地渗透在邓小平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做的理论概括中。
邓小平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来看待，引导全党既克服了“两个凡是”的“左”的错误，冲破了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禁锢，打破了思想僵化的局面，促进了思想解放；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地反对了右的倾向，批判了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使我们党重新确立和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辩证地统一起来，使毛泽东思想具有新的时代气息
邓小平指出：“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13]这一关于思想路线同政治路线关系的精辟论述告诉我们：政治路线的确立要以思想路线为基础，政治路线的贯彻实行也要以思想路线为指导。
我们党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必须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或总路线。毛泽东曾教育全党同志“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14]。邓小平在我国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结论，集中、概括、明确地表述了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或总路线。这条政治路线，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的，它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从本质上把握了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在对我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估计上，邓小平批判和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的错误，认为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矛盾。“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5]这样，就保证了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经济建设问题上，邓小平根据我们国家大、人口多、经济和文化还比较落后以及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引导全党纠正了以前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并消除其消极后果，强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实行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规划了令人鼓舞的振兴我国经济的蓝图。在思想文化建设问题上，邓小平强调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16]，坚决抵制和清除思想理论和文化艺术方面的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精神污染，批判那种轻视科学、文化和教育，歧视知识分子和脑力劳动者的错误观念，保证了思想理论和科学、文化、教育沿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健康道路发展。在政治建设问题上，邓小平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建设一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干部队伍，建立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等。而所有这些方面，都要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围绕一个总的目标，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时期的总路线”[17]。
建立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础上的政治路线，在贯彻实行的过程中，同样要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地域广大，人口和民族众多，各地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党的路线在贯彻实行中，必须同各地区各民族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第二，为贯彻党的总路线，还必须制定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一系列具体政策。这里有一个一般和个别、原则的坚定性和具体政策的灵活性相统一的关系问题。总路线确定总的一般原则，是制定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的普遍依据，要贯穿在各项具体政策之中，并大致地包括各项具体政策；具体政策则比一般原则丰富得多，并且因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和变化而具有相对的灵活性。第三，在党的总路线变为亿万群众的实践过程中，需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使这条路线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些，都要求实事求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
为了贯彻党的总路线，邓小平还以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极高理论素养和领导艺术，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具体化为人民群众在改造主客观世界当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例如：他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提出围绕中心、综合平衡、照顾重点、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等原则；在党政工作的指导上，提出要处理好民主和集中、集体和个人、领导和群众、中央和地方等关系的原则；在思想战线上反对错误倾向的问题上，提出“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18]的原则；在各项工作的指导上，提出都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原则，绝不能丢掉这个“传家宝”；等等。所有这些方法论原则，都贯穿着实事求是的总精神。离开了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纲领就无法实现。
能否以实事求是的原则来指导社会主义实践，是区分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则界限。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结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邓小平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19]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为之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他们在世时，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政权，社会主义还没有成为直接的实践。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俄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亚一系列国家又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这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无疑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但是，社会主义并没有也不需要有固定的模式，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和道路必然是多种多样的。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消灭剥削和剥削阶级等普遍原则，是各国无产阶级都要遵循的，否则，就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这些普遍原则的具体实现，又因国而异。这里，也有一个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基本经验和基本结论，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集中的光辉的体现。
由于邓小平的积极倡导和全党的共同努力，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已在党和人民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众口传颂，个个身体力行，其传播和运用的广度与深度是空前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都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使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领导全党清算了机会主义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用实事求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把中国革命引上胜利的征程。“十年动乱”以后，邓小平在清算“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害、总结新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又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各项事业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广大人民群众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十年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就前进，就胜利，否则就受挫折，遭失败。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创造性工程，广大群众能够把实事求是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南，作为改造主客观世界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就使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具有了新的时代气息和中国特色。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那么《邓小平文选》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主要文献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同样也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正作为我们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精华和指导思想的灵魂，在党和亿万人民的实践中转化为愈来愈强大的物质力量。
四、高举伟大旗帜不动摇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20]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抓住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跨世纪转折关头所面临的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大问题，给全党全国人民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巨大的精神鼓舞，必将在实践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江泽民同志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21]。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的旗帜，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旗帜。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尽管道路很曲折，但这一科学理论蕴含着无穷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本质和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指明了人类解放的道路和方向，因而是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是同它的实践性、革命性融于一体、不可分割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它的严整的科学体系，它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全过程的，如果离开了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但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科学体系，它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绝不是凝固不变的教条和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只有同实践密切结合，才能显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它在不断研究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总结实践新经验的基础上而得到丰富和发展。同实践结合，从实际出发，以事实为根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本质和灵魂叫作实事求是。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时代总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总是不断前进的。江泽民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22]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一以贯之的历史发展中，由于所要回答的时代课题、实践课题不同，必然显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具有时代的特征和印记，反映民族的特色。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辩证统一。从这种辩证统一关系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邓小平理论，我们就必然能够得出这样几个重要的结论：
其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其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意味着从马克思主义书本里的只言片语中找答案，而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实际的问题，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邓小平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23]
其三，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光辉结晶，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这个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24]。
其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统一的科学体系。任何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邓小平理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认识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25]。这是个重大的原则，它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是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我们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动摇。
其五，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地学习新知识，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不断丰富和发展。
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几点辩证思考
——— 学习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体会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面、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和定位，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成为凝聚人心并为之共同奋斗的行动纲领。如何正确认识社会和谐、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是需要在实践中从多层面不断探索和创新的历史性课题。下面仅从辩证发展观的角度，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社会和谐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一种状态，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辩证过程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由相互矛盾、相互联结的对立双方构成的矛盾统一体。简单的事物由一对矛盾构成，复杂的事物由多对矛盾构成。矛盾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两个相反相成的基本属性。根据事物的不同性质、特点、发展阶段等具体情况，可以用同一、统一、一致、依存、平衡、稳定、协调、团结、和谐等来表述矛盾的同一性，用差异、排斥、对立、斗争、批评等来表述矛盾的斗争性。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事物的矛盾运动，推动事物的发展。
社会是以人为主体的复杂的有机体。社会运动由多种矛盾构成，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系统。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通常将社会从层次上分为四个基本的要素：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26]。生产力是人类解决与自然矛盾的能力。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政治法律设施、政治法律制度及相互关联的方式，也称政治结构。社会意识形式是人们在经济结构基础上反映社会存在并创造精神文化生活的各种观念形式，也称观念结构，或观念上层建筑。社会结构中的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社会运动中的两对基本矛盾：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相对于上层建筑而言的生产关系）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两对矛盾既同一又斗争，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两对矛盾运动的基础是实践，各种社会关系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展开的，所以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因此两对基本矛盾运动的最终决定因素或力量是改造自然、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力。唯物主义历史观之所以是一元论的，道理就在这里。
基于辩证发展观和唯物史观的上述基本观点，我们可以对社会和谐问题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社会和谐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处于相对平衡、稳定、协调的状态。首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互动中协调发展，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适应。其次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互动中协调发展，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适应。这样，社会便在总体上处于和谐的状态。
第二，社会和谐是社会结构各个基本要素自身的发展处于相对平衡、稳定、协调的状态。首先，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们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从自然界获取必要的物质资料、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正确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有效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维护和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及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劳动者等生产力诸要素的相对协调发展。其次，生产关系的发展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要求，从体制、制度、机制等方面，使生产关系内部的所有制、分配、交换等各种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处于相对协调、和谐的状态，并使占主体地位的经济关系相对稳定，并能发挥主导作用，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再次，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政治法律设施和制度比较健全与完善，国家机器运转灵活，规范有序，各个社会阶级、阶层、政党和社会群体内部及其相互间的政治关系相对协调、稳定，并适应经济基础要求，保证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最后，在社会意识形式方面，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占主导和支配地位。各种健康有益的文化形式共存共荣，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第三，社会和谐是具体的、历史的和不断变化发展的。在特定的国家、民族、地区和社会发展阶段上，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结构中各个基本要素的运动发展状态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不同区域和不同民族之间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往往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同。要促进社会和谐，就必须通过各种措施来缩小差距，缓和与化解矛盾，使之协调和均衡发展。社会的整体和谐是由许多局部（地区、城乡、部门、系统、单位、人际、族际和群际等）和谐构成的。某些局部的和谐状态在短时期内被打破，通常不会改变社会在整体上基本和谐的状态。但如果局部不和谐的范围不断扩大、激化并恶性发展，那么社会整体和谐的局面就不复存在了。同时要看到，社会的矛盾运动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某些局部的不和谐状态被消除以后，还会出现另一些局部的不和谐状态；过去的和谐状态并不意味着现在和未来的状态也是和谐的，因为新的矛盾和问题会不断地产生而带来新的不和谐；即使社会在整体上基本处于和谐状态，它的内部矛盾运动也并未停止，不和谐的因素总是存在并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因此，和谐与不和谐相互联结，和谐中包含有不和谐，不和谐寓于和谐之中，不和谐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和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绝对的、静止的和谐是不存在的。这就是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客观辩证法。
第四，社会和谐作为一种价值目标，是古今中外人们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历史上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提出过许多关于社会和谐的理想与追求：在中国，有从先秦的“贵和”“兼爱”“小康”“太平”“大同”到近代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和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思想；在西方，有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近代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和谐制度”“新和谐”等思想。这些理想和追求，都有其历史的合理因素和积极方面，它们激发人们对社会不和谐、不平等及种种丑恶现象的愤慨与批判，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与向往。但是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它们都不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因而从根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特别是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存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制度下，社会基本矛盾中居于基础性地位的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对抗性质及其所表现出来的阶级对抗关系，主要是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对抗关系，这使得任何关于社会和谐的理想与追求，只要触动和危及剥削阶级的利益和统治地位，就必然遭到统治阶级的竭力反对而落空。这样说并不等于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社会和谐的状态。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中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为了维护剥削制度，巩固统治者的地位，往往采取一些革除社会弊端、发展社会经济、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这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的。但这种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和谐状态，还不能说构成了这个社会的本质属性、总体特征。只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性质由对抗转变为非对抗，剥削阶级被消灭了，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根本理想和目标任务相一致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与追求才有可能逐步实现。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和谐、政治和谐、文化和谐和社会和谐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总趋势，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明了实现共产主义和谐社会的光辉前景和正确途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不懈努力和艰辛探索，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特别是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后，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以及后来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提出过许多关于促进社会和谐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措施，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指导原则。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我们党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提出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崭新命题，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并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2005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7]这六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指明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前景和总体要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系统、全面地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使我们党对和谐社会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和境界。可以看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是党中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中，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内涵的本质，我们可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来思考经济和谐、政治和谐、文化和谐和社会和谐的辩证关系。
经济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巩固的物质技术基础，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实现经济和谐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但现在已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要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通过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推动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要建立和维护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那是不能动摇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共同富裕，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和内在要求。在体制上，要不断完善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调控机制，有效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作用，通过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为社会和谐奠定坚实的基础。
政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保障。政治和谐的根本问题是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一般的民主，民主从来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在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分立”、两院制。这一套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在中国根本行不通。我们实行的民主是适合自己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即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形式是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以营造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在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促进政治和谐的进程中，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文化和谐是社会和谐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必须毫不动摇、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绝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即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不断丰富和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绝不能让腐朽、没落、反动的思想文化来污染社会、毒害人民群众，特别是毒害广大青少年，否则就会带来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社会不稳乃至更严重的后果。必须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弘扬和培育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加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通过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与和谐创建活动，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舆论工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引导人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社会和谐奠定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输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社会和谐是经济和谐、政治和谐和文化和谐的综合体现与必要条件。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落实“五个统筹”，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发展促和谐，在和谐中求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即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鼓励和支持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为社会和谐营造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良好氛围。必须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解决好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分配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迫切问题，依法建立社会公平保障制度和体系，使人民群众的各种权益得到维护，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必须切实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和方式创新，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党政工团各级组织和社会团体、社会成员等各方面的作用，形成合力，把管理和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使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和谐有序，人民安居乐业。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各族人民的和睦与团结，维护全社会的长治久安。
以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方面的和谐，密切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各有侧重，有机地构成和谐社会的整体。经济和谐侧重解决生产力结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产关系结构、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政治和谐侧重解决政治结构、人与人的政治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以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文化和谐侧重解决观念结构、人与人的思想文化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和谐侧重从社会建设与管理角度综合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创造必要的条件。列宁曾经将社会关系分为两大类：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物质关系是基础，思想关系是上层建筑。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内的经济关系称为物质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文化关系统称为思想关系，因为政治制度都是按照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要求建立起来的。因此，以往通常将社会文明区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后来，我们党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客观要求，把政治关系独立出来，做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概括，明确地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提出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规律性认识。现在，党中央又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建设的基础上，从社会宏观管理与运行的角度提出社会建设的新要求，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格局，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规律性认识，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三）不断总结经验，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不动摇，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逐步提升到新水平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这一战略任务，既是一种美好、宏伟的治国理想和方略，又是一种具体的不断推进的实践过程，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我们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坚定信心，通过长期奋斗，不懈努力，扎实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分阶段、有重点地实现和谐社会的既定目标。
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前进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奋斗历程，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一系列重要会议的文件，都是实践经验的结晶。而每次经验总结，都渗透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和方法，既充分肯定成绩，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存在的问题，既看到优势、有利的一面，也指出劣势、不利的一面，在对历史和现状做出全面估量的基础上制定下一步的目标和任务，引导人们朝着新的目标奋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社会在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不可否认，当前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对改革和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例如，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存在一些不顾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不顾劳动者的生命安全、不顾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而对有限资源进行掠夺性、破坏性开采和低效益使用的现象，使经济增长付出沉重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环境代价，加大了资源能源紧缺的压力，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在经济体制转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体现公有制为主体的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量的优势和质的提高，面临严峻的形势和挑战。受某些人鼓吹的“国退民进”“靓女先嫁”“公私换位”等错误思想的影响，一些由广大职工用血汗多年培育起来的国有企业，被不分青红皂白、高速度地“一卖了之”，使大量国有资产流进极少数人甚至是国外老板的腰包，许多工人下岗待业，走进失业和半失业的行列。在分配领域，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出现贫富分化现象，这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符合共同富裕的目标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发展不平衡而带来的城乡矛盾、区域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突出。
又如，在政治生活中，若干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一些基本民主权利，往往难以得到切实保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言代法、以情枉法、以权压法、执法犯法、贪赃枉法等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公职人员中时有发生，特别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铺张浪费、贪污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在有的地方和部门甚至愈演愈烈，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加剧了党群矛盾和干群矛盾，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再如，在思想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遇到了严峻挑战。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不断通过思想文化方面的渗透来“西化”“分化”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在这一背景下，有的人对西方新自由主义推崇备至，以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来干扰中国的经济改革，妄图动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方向。有的人竭力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那套理论和模式，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对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地位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企图彻底否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自身消极方面等因素的影响，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不同程度上腐蚀着人们的思想、灵魂，使得一些人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服务观念缺失、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是非荣辱混淆等，严重者则走上了腐败堕落、违法犯罪的道路。社会上“黑、黄、赌、毒”和“假、冒、伪、劣”等丑恶现象屡禁不止，同上述错误思想观念的影响亦有内在联系。
出现上述影响社会和谐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在社会急剧变革和发展时期，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性质虽然没有改变，但构成社会基本矛盾的各个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和各个基本要素自身结构的内部关系，在运动中的不平衡状态加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经济发展进入关键阶段、改革进入关键阶段，经济体制处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阶段。这个阶段既是发展黄金期，又是矛盾多发期，出现种种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当然，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主要指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主观同客观分离、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情况，如某些改革措施滞后或不到位，某些政策调整不及时或不落实，某些制度、法规不完善，对某些理论原则理解不全面或掌握不一贯等。一些领导干部因个人素质、经验、能力、水平等方面的不足，也容易在判断形势、指导工作、解决问题时，偏离正确的方向，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与要求，脱离具体的实际，从而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引发种种矛盾，导致社会某些方面或环节的不和谐。
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必须通过改革和发展来解决。改革是动力。有问题有矛盾才需要改革。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不断改革的社会。而我们讲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就如同我们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几个字是方向性的，不是可有可无、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党中央对各种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与问题历来都很重视，通过不断的回顾、反思与总结，采取种种改革措施，从体制、机制、政策等方面加以调整，协调各种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逐步缓和与化解矛盾，消除各种不协调、不平衡、不公平、不公正、不适应等不和谐因素，以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党中央一再强调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等，这对于解决存在的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明确的路线、纲领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具有政治工作、组织工作、群众工作等传统优势，拥有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种有利条件，一定能够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面对各种挑战，克服各种困难，不断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高到新的水平。
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28]
金秋十月，党的十七大在北京胜利召开。这次大会，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胡锦涛同志向大会做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报告描绘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
（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具有根本性和方向性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领导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道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残酷侵略和国内封建专制主义的腐朽统治，使得国家贫弱、民族危难、社会动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处于灾难中的中华民族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两大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历史任务。
为了抵御外国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斗争。一切不甘屈辱和压迫的人士都在探索国家的出路，提出自己的救国主张。无数仁人志士，为此历经艰难险阻，不畏流血牺牲。林则徐虎门销烟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彰显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爱国精神。19世纪50—60年代，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但因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高举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旗帜，主张维新变法，革除积弊，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但维新派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很快地被封建保守势力扼杀了。血的教训促使一些有识之士放弃改良主张，走上革命道路。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毅然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开启了中国进步的闸门。但是，这个革命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未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最终也失败了。封建军阀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使中国重新陷入了黑暗的深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正在兴起并觉醒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身上。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了世界，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1919年5月，中国爆发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显示了伟大的力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了。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在这面旗帜指引下，领导和团结中国人民踏上艰苦卓绝、伟大而胜利的征途。中国社会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两次历史性的大变革。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探索和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人民在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亿万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就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在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中，尽管出现过一些错误和曲折，但从总体上看，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如：基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科技、医疗等事业有了较大的提高和发展；国防实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国际环境得到改善；在探索中逐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这些开创性的历史成就，为党和人民继续探索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毛泽东初步探索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领导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和增强。尽管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但从总体上看，完成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一历史任务，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显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创造，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我国各族人民无不珍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来之不易的伟大成就，并决心在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支点
胡锦涛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恰恰相反，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伟大实践和创新。这种实践和创新，主要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展开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就是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的性质是由居于该社会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29]而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最主要的内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内容，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强调指出，“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30]，“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31]，“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32]。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33]。这些论断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看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所建立的新社会的本质规定。当然，消灭私有制，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恩格斯曾预测：“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34]基于上述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还设想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比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后来列宁说的社会主义社会，除了实行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外，还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废除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实行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要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最终实现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实行个人消费品按劳分配，逐步消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逐步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使国家开始消亡；在社会意识领域，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等等。这些论断，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过社会主义的实践，所以他们的认识有待于实践来修正、补充、发展和完善。
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采取非常谨慎而积极的态度，强调通过实践来探索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列宁领导下，俄国经过“战时共产主义”的直接过渡和“新经济政策”的迂回过渡，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列宁在总结、反思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主要内容有：大力提高社会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最主要、最根本的任务；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和按劳分配；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将其纳入无产阶级国家的监督和调节之下；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借鉴、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中一切有用的东西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型民主制度，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等等。列宁的这些思想，结合俄国实际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由于列宁的去世，他的许多精辟思想未能全面、有效地坚持和实行下去。
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深化和发展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基本特征的认识。毛泽东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强调“以苏为鉴”，独立自主，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力求找到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他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发展规律的层面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一系列重大关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以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等思想和方针，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为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毛泽东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提出了许多深邃的思想。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思想观点，有的不够成熟，有的在实践中未能落实或坚持下去；也有一些脱离实际、超越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不正确的认识和做法，特别是后来“左”的思想严重发展，导致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曲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新经验，深入思考并多次论及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问题。例如，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挑战，他鲜明地指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35]他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实质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他还深刻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等。他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共同致富、公有制、按劳分配，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特征，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一重大问题做了精辟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6]这一科学概括，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和目的相统一的深刻内涵，将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和科学水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与贡献，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这一科学概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它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纠正了过去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观念，阐明了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突出反映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世界科技革命迅速发展、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条件下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迫切要求。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变革，既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由生产力发展推动的，又是生产力解放和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从生产关系方面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是顺理成章的。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维护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
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指明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就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7]
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是一个不断发展、逐步实现的动态过程。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在生产关系结构中的地位、作用和完善程度，以及共同富裕的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水平。我们现在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同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但应该看到，这种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加上其他比较复杂的社会因素，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产生经济剥削甚至是超经济剥削和贫富两极分化现象。这种现象必须用法律、政策和制度加以规范和约束。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38]1993年9月，邓小平在谈到分配问题时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39]这些话值得我们深思。
党的十六大以后，在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胡锦涛同志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新论断，从一个新的视角拓展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只有坚持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只有实现社会和谐，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
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的过程，也是逐步搞清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把“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密切地结合起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在内的系统、完整的方针、政策。经济社会按照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全面进步的要求，呈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趋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文明水平逐步提高，社会主义优越性日益得到体现，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
（三）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
胡锦涛同志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
党的基本路线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其基本内涵，一是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的阶段。这就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这条基本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集中体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方针和总政策。“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这条基本路线的简明概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和贯彻。
邓小平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40]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只有紧紧地抓住这个中心，把经济搞上去，物质基础雄厚了，综合国力才能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提高，社会主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全党工作的大局，其他各项任务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绝不能干扰和冲击它。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正确处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关系。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各项事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必然要求。两者互相联结和贯通，不可分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保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地发展，确保广大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事实雄辩地说明，党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三大以后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不但反复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而且在总结新实践、新经验的基础上对基本路线有新的丰富、发展和理论升华。党的十四大指出：14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根据这个理论和基本路线确定的目标，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党的十六大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了全面的总结，提出十条基本经验，其中包含、渗透、丰富和发展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是密切联系的统一整体，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关键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核心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制定了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布局等，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了新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内涵。
胡锦涛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四个方面，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具特色的内容，是高度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感。它同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是完全一致的，内在地包含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的有机统一，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同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有机统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近期目标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有机统一等丰富内涵。我们要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关键在于抓好党的自身建设
胡锦涛同志强调，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一伟大工程包含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等重要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最根本的问题是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的先进性。党的十六大以来，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在全党开展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活动，这是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步骤。
思想建设是党的各项建设的灵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胡锦涛同志号召全党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通过学习，明确指导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坚持正确方向，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信念，夯实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增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新变化，社会思潮呈现比较复杂的局面，反映各个社会阶层利益与要求的思想政治理论观点必然会涌现出来。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引领社会思潮，武装全党，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统一全党的思想。应当对国内外的各种社会思潮进行具体分析，分清是非，正确的要坚持，有用的要吸取，绝不能让错误的社会思潮侵蚀党的肌体，污染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绝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环节。首要问题是造就高素质的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和党员队伍。要真正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标准，培养和选拔党性好、作风正、能力强的优秀党员进入党的各级领导班子，使各级党组织不断提高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始终发挥领导核心、政治核心、团结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带动广大党员始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内民主建设是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要坚持广大党员的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党员按照党章行使民主权利，履行应尽义务。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生活的各项制度和准则，使党内的民主意识普遍增强，党的工作机制规范有序、灵活高效，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的作用充分发挥。
作风建设是关系党的形象、人心向背、党的生命的重大问题。要全面加强党的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针对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奢侈浪费等突出问题，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大力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自觉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牢记“两个务必”，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觉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努力改造主观世界，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群众观，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对党的形象、对党的执政基础、对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造成的损害，已经引起全社会的严重关切。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那么成千上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社会主义江山，党领导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有可能毁于一旦。应该看到，党中央在党的十六大以来坚决、果断地处理腐败大案要案的事实，增强了广大党员和群众对我们党逐步解决和消除腐败问题的信心。
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各项建设之中，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国有国法，党有党规。党的各项制度是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在总结党的各方面活动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在制度面前，党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都要受到约束，并按照制度的要求去开展工作、施展才能。我们党经过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制定了一系列党的政治生活、组织生活、党员修养等方面的制度。这些制度是实践党的宗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顺利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保证。
党的各项建设的基本原则是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党的建设中的具体运用。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党的建设，要求我们既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又发挥全体党员的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对党的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给党建各项原则增添新鲜的实践内涵，保证党在新时期、新阶段能够领导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七、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几点体会
举世瞩目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胜利闭幕。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习近平同志就《决定》向全会做了“说明”。《决定》和“说明”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总体部署，其方向、目标明确，措施具体，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意义重大而深远。它是指路航灯，是行动纲领，是进军号角。全党、全民倍感振奋和鼓舞。
习近平同志在“说明”中，归纳了党内外各个方面对《决定》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情况后指出：“各方面一致认为，全会决定深刻剖析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未来走向，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反映了社会呼声、社会诉求、社会期盼，凝聚了全党全社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
“各方面一致认为，全会决定合理布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总部署、总动员，必将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习近平同志的上述两段话，高屋建瓴，高度概括，全面而深刻，是我们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个纲。抓住这个纲反复研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决定》和习近平同志的“说明”，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认识、把握和贯彻落实。
（一）从1978年以来党的历届三中全会的发展变化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
1978年以来，中共中央共召开过八次三中全会。历届三中全会的主题、主旋律都是改革开放。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下述简要回顾一下以下几届三中全会的标志性内容：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初步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是重大的创举和突破。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并阐述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思想，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实践表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到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从沿海特区扩展到全国各地，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历经艰辛探索，气势磅礴，波澜壮阔，史无前例，国家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普遍改善，成就举世瞩目。我们党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着力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引领改革开放逐步深化和拓展，迈上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总结、汲取了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方案，确定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内涵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和拓展，改革的理论和政策有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改革的历史进程再上一个新的台阶，这必将极大地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谱写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二）坚持正确的改革观和方法论，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第一，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30多年来，党领导人民通过改革开放，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动力，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国内外环境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挑战，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辩证过程。
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给我们指明了改革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我们改什么和不改什么，是有鲜明的立场、原则和方向的。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我们通过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体制、运行机制和具体工作制度的改革，逐步克服和消除一切不利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弊端，促进社会生活各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优势的东西，如党的领导、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及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等等，必须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和发扬。在涉及改革方向问题上，我们党始终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排除各种干扰，确保改革不变质、不走样。绝不能封闭僵化，也绝不能改旗易帜。任何否定改革开放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苏联也进行所谓的“改革”，实质上是改旗易帜，搞全盘西化，走上了邪路，结果亡党亡国。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其深刻的教训。
第二，总揽全局，整体规划，围绕中心，抓住重点，协同推进。这一思想和方法，在《决定》中得到充分体现。全面深化改革是事关全局和长远的重大战略抉择，是巨大的系统工程，必须高举旗帜，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统筹谋划，协同推进。要求从大局出发，有全局眼光，每一项重大改革措施都要符合全局需要，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要求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全面论证，科学决策，使各个领域和各项改革措施紧密关联，互相交融，相互配套，相互促进，构成统一整体，形成强大合力，发挥综合效应，以降低改革成本，提高改革效率，扩大改革成果。如果考虑不全面，措施不配套，就会影响改革全局。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这次《决定》中出现的一些关键词，是《决定》的一个重要特色。因此，《决定》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围绕中心、抓住重点、突出关键环节这些方法论原则是一致的。《决定》在阐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六大方面改革思路时，都使用“紧紧围绕……”的表述来强调各个领域深化改革的中心、主题，并围绕这些中心、主题提出改革的具体目标和措施。《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对市场和政府作用的这一新提法，同党的十四大提出的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提法相比，是重大的理论突破，我们应重点理解和把握。“说明”还提到财税体制改革、司法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提到“全会决定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进行了重点部署”，等等。这些阐述和部署，都要求我们从改革的整体性和各项改革措施的关联性上来辩证地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
第三，坚持党的领导和依靠人民群众相结合，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激发全社会的活力。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核心。通过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确保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决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得到全党、全社会的广泛认同。
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力军。改革的方案来自群众，集中了广大群众的智慧，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强烈愿望和呼声。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他从宏观到微观，列举了许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面宽量多，以往很少见到。这些问题都是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能够发现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能够正视问题并决心解决问题，表明党中央对深化改革的决心、魄力和勇气，也表明党中央坚持从实际出发，了解民情，贴近民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和群众路线。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改革方案从群众中来，还要回到群众中去，依靠群众，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活力，在改革实践中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重要体现。《决定》通篇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这一视角来认识和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有待于我们继续深入学习和研究。
（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积极投身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的全面深化，需要进一步革除各种影响改革深化发展的弊端，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就显得尤为重要。
思想统一是行动统一的基础。在思想统一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2013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关系执政党的前途命运，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通过抓好理论学习，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不断提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事关大是大非的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社会思潮复杂多变，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其中噪声、杂音也明显增多，广大干部必须守土有则、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坚持巩固、扩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同时要着眼于团结大多数，区别不同情况，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对各种错误观念和思潮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批评和斗争，帮助、引导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以利于凝聚共识，确保改革健康发展。
要学习、学习、再学习。一是向书本学习。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党的重要文献，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领会其精神实质，掌握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其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二是向实践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实践出真知，实践增智慧、长才干。实践是认识之源、真理之源，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地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改造主观世界，努力做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三是向群众学习。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是改革的主力军，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应拜群众为师，甘为群众的学生，并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四是向传统学习。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改革创新精神等，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要在新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通过学习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满怀信心地投身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4．
[4]同①118．
[5]同①126．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8．
[7]同①39．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 8．
[9]同①14 3．
[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8．
[11]同①119．
[12]同①128．
[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91．
[1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3．
[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82．
[16]同①408．
[1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8．
[1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9．
[19]同①17 9．
[20]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
[21]同①5 25．
[22]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
[2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8．
[24]同①9．
[25]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
[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27]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85．
[28]与任大奎教授合作撰写。
[2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5．
[30]同①237-238．
[31]同①293．
[32]同①286．
[3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3．
[34]同①239．
[3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3．
[3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3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
[3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0-111．
[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64．
[4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