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习近平“7·1讲话”丰富了“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思想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担任党的总书记之时，发表了总共1520字的演说，其中“人民”的概念出现了19次。他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深深知道：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习近平对人民倾注的深切情愫与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体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而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专设“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一节，论述宣传工作如何做到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和统一。2016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在“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论证框架内，详尽而全面地论证了党与人民的血肉关系，为他于2013年重新提出的宣传工作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

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本来是一个有着明确答案的问题。但在一些人那里，却变得“复杂而敏感”。习近平重新并提党性和人民性，显然，他对我国宣传领域最近30年来禁止使用的这对概念，是很清楚的。

1983年邓小平批评有人“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1］，他批评的是“党性来自人民性”“人民性高于党性”等认识的偏差。邓小平的批评是正确的，但他并没有否定“人民性”的概念。然而在贯彻邓小平讲话的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偏差———摈弃使用“人民性”的概念，用党性替代人民性而不是寓于人民性之中，干脆否定了“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这一党建理论。

同年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曾通过《关于加强新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内容之一是禁止在宣传领域使用“人民性”的概念。该文件指出：“提出一个与党性同等层次的‘人民性’的概念，它的内容必然是含混不清的……在新闻工作中引进‘人民性’这个概念，必然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如果认为，人民性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人民性的内容已经包含在党性之中，那么单独使用‘人民性’的概念就是不必要的。如果认为必须提出人民性作为党性的‘补充’或者‘制约’，这就意味着，坚持党性，似乎还不能完全代表人民的利益，只是对党负责而不是同时对人民负责，只有在坚持党性的同时提出坚持‘人民性’，才是完善的。这样，在宣传报道工作中就容易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二者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或者自以为党的某些方针政策不符合人民利益而不积极宣传贯彻；或者自以为站在人民一边而实际上符合了群众中某些错误的意见和要求，这样都会不自觉地削弱党的领导，发生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不一致的情况，违背新闻工作的党性要求。”此后，党性和人民性这对概念在宣传领域消失，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人民性”只能作为否定的概念，需要打引号，其叙述模式是：人民性已经包含在党性之中，使用“人民性”概念意味着企图……

通过摈弃“人民性”、仅使用“党性”的概念就能消除上面的各种担心吗？显然不行。这方面的问题在新形势下依然时有发生；而且，随着党内腐败的蔓延，党群对立的情形增多了。鉴于邓小平批评的观点已经受到持续批评，而摈弃“人民性”的观点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因而后者在理论上对党的危害，特别是对党群关系的危害，需要加以重视。

党领导的媒体坚持党性是当然的，如果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党，却不许说党领导的媒体具有人民性，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2013年习近平重新并提党性、人民性，强调两者的一致和统一，并对各自的内涵做了定义，打破了我国新闻宣传领域30年来人为制造的一个禁区，无论在党的理论建设上，还是现实的宣传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他亲自主持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再次提出“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要求。“7·1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谈道：“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

如何才叫坚持党性？习近平的定义是：“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他虽然没有直接列举事例，但从用词和表达的气势，都可以看出，他对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前和召开后的一段时间内，党领导的宣传领域出现的没有坚持党性，甚至公开与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对抗的种种行为进行了反击，提出了严厉的警告。

关于人民性，习近平说：“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习近平所以要这样论述，因为他充分意识到党根基于人民的道理。因而，他在“8·19讲话”中提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在2016年“2·19讲话”中，再次重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在2016年4月19日关于网络工作的讲话中，提出“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习近平点题“党性和人民性”，是因为他非常了解一些地方党群关系的现实。“比如，有人问‘你是替党讲话，还是替老百姓讲话’、‘你是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站在群众一边’；有人振振有词地说人民群众人数超过党员，所以人民性大于党性。类似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搞碎片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必须加以廓清和纠正。”^［2］可以看出，习近平是要通过搞清楚两方面的偏差，廓清这一党建理论，恢复它对我国宣传、舆论工作的指导地位。

从第一种情形可以看出党群关系严重对立的现实。一些党员干部，甚至普通党员，忘记了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2009年6月17日，原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问河南广播电视台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3］一句话引发舆论震荡，党群矛盾被推到了前台。同类的事实接连出现，例如2011年8月25日，安徽省芜湖市国能电力第五分公司专职安全员刘来福问前来采访的安徽电视台记者：“你是不是党员？我问你。”记者回答：“采访跟党员不党员有什么关系？”刘接着说：“我跟你讲，你反对党，你反对我。”记者问：“反对你就是反对党是吧？”刘回答：“哎，就是，你对共产党员就这种态度啊。”^［4］2014 年3月28日，两位记者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浦南镇政府大院采访时遭到殴打，该镇党委书记杨汝勇解释施暴者打人的理由竟是：“看不惯记者只帮助老百姓，而不帮助领导干部说话。”^［5］

这些党员干部均为基层干部，有的就是普通党员，他们处于接触群众的第一线。根据过失心理学的分析，这类脱口而出的话不是口误，言由心生，恰是内心真实想法的自然流露。基层党群矛盾的激化，是对党的极大威胁。基层是党的事业最薄弱的环节，也最容易被攻破；基层干部的观念和行为，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也最容易威胁到党的执政基础。这种党性和人民性对立的情形是第一个需要纠正的偏差。

上面谈到的第二种偏差也是存在的，少数人在网络上散布过这类观点。例如2012—2013年的网上，仍然可以看到诸如“人民性高于党性大于党性。党性不可侵犯人民性，人民性也不可侵犯党性”^［6］的说法。这些说法是错误的，将“党”与“党性”、“人民”与“人民性”混为一谈。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的基本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领导人民实现自己的利益。但人民是以无数分散的个体形式存在的，任何政权形式都不可能由抽象的“人民”来领导，而是通过阶级、党组建国家政权来管理。上面的言论把党等同于党性，把人民等同于人民性，就把问题搅乱了。

习近平充分意识到他面临的严峻的党群矛盾，决心恢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强调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纠正在两者关系上的两种认识偏差。他注意到，一些口口声声强调增强党性的党员干部，他所说的“党”并不是全党，媒体有时候强调的人民，也并不能整体上代表人民。“党性是从全党而言的，人民性也是从全体人民而言的，不能简单地从某一级党组织、某一部分党员、某一个党员来理解党性，也不能简单地从某一个阶层、某部分群众、某一个具体人来理解人民性。”^［7］

“党性”是指党员、党的各级组织和所属机构关于党的观念、意识（诸如对党纲、党章和党的各项决议的认同意识、观念）。这里的“党”是全党，不是某一级党的组织，更不是某一个党员干部或普通党员。所有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应在全党的层面理解和使用“党性”的概念。“人民性”是指党员、党的各级组织和所属机构对党的唯一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认同意识、观念。党在历史上使用“群众性”“人民性”的概念论述党领导的新闻工作，经历了把人民群众作为教育对象、反映对象和学习对象的认识轨迹。从“教育”到“反映”再到“学习”的变化过程，是相辅相成的。^［8］党领导的媒体的“人民性”，应包含教育、反映、学习人民群众的全部内涵。这里的“人民”也是整体的概念，从大局、大事着眼人民的根本利益。

习近平的“7·1讲话”，重申了他2013年关于“人民性”内涵的那段话：“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并进一步提出：“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这使得我国的宣传、舆论工作有了实在的衡量“人民性”的标准。真正做到这一点，也就是真正坚持了党性，因为党的唯一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

没有做到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统一，都是由于颠倒了党和人民的关系，造成既没有体现党性，也没有体现人民性。例如，持续过一段时间的媒体“谢党恩”报道主题，就没有做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谢党恩”与中国古代皇权统治下的“谢皇恩”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推翻旧制度后绝不走老路和邪路，而要建设民主、富强的主权属于人民的共和国。“谢党恩”的新闻报道主题违反党性，也扭曲了人民性。

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新闻的官本位倾向凸显，明显违背习近平所要求的“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2012年12月4日，党中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中第六项是：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但这一条在一些报纸和电视新闻界节目中并没有得到落实，新闻报道排座次而不考虑新闻价值和社会效果成为潜规则。这与长期以来禁止提“人民性”、媒体把党性理解为只对上级机关负责而没有人民主权意识相关。

2013年7月6日，韩亚航空的客机在旧金山机场失事，2名中国女孩死亡。7月9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缅怀两名遇难女孩的通讯《花谢旧金山》，文中有这样一个自然段，以“设论”的方式写道：“如果她们在世，知道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在关注她俩，王琳佳也许会惊喜地睁大了眼睛，笑眯眯的，而叶梦圆也许不敢相信地跳了起来。”这段话引发了全国舆论的批评。相信作者和编者不是故意媚上，问题在于他们对此的毫无感觉，把这样一种思维变成了“习性”和“价值观的无意投射”。抽象的党性和人民性意识在这里变得十分具体了，显现在每日每时由媒体刊播的言语和影像中。媒体人需要在日常的工作中不断地摆正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因为由媒体和媒体人展现的形象，一定意义上会投射为人民心目中的党的形象。

遭遇重大灾害或突发事件之时，各地下达的宣传通知，大多习惯性地要求“充分报道党委政府抗灾救灾保民生的各项部署举措成效”，而不是人民群众急需的各方面灾难信息。这样的思路不是为人民服务，脱离群众，传播效果不好，甚至会产生逆反效果。显然，宣传、舆论工作做到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不是一句空话，而是需要以“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来校正两者的关系。

习近平一向关注人民的生命安危，他在2015年新年致辞中说：“这一年，我国发生了一些重大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不少同胞不幸离开了我们，云南鲁甸地震就造成了600多人遇难，我们怀念他们，祝愿他们的亲人们都安好。”2015年1月19日习近平首次离京考察，第一站选在云南鲁甸地震灾区。而2014年8月3日鲁甸地震发生之后，《扬子晚报》2014年8月4日头版，把同是前一天发生的郭美美被批捕的新闻做成真头条，采用大号标题并配发两张大照片，鲁甸地震死难数百人的新闻则被安排在角落上，无意中显现出媒体对人民生命安危的冷漠。

习近平的“8·19讲话”“2·19讲话”“4·19讲话”，均是涉及宣传、舆论、网络工作的，他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似乎只是对宣传领域的要求。习近平在“7·1讲话”中则将这一要求扩展到全党，指出：“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关于党的媒体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一直都有相关的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领导人，也一向强调党的媒体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统一的。习近平的“7·1讲话”，在这方面做了集中论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与人民关系的理论。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2．

［2］《人民日报》评论员．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精神［N］．人民日报，2013-08-27（1）．

［3］“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N／OL］．（2009-06-19）［2017-05-25］．http：／／news．163．com／09／0619／09／5C5M9SJC000120GR．html．

［4］安徽芜湖国能电力安全员叫嚣记者“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党”［EB／OL］．（2011-08-26）［2017-05-25］．http：／／www．ahyouth．com／news／20110811／75881．shtml．

［5］未帮领导说话　记者采访连云港浦南镇遭殴打［EB／OL］．（2014-03-28）［2017-06-01］．http：／／js．people．com．cn／html／2014／03／27／298149．html．

［6］赵恕．人民的利益大于党的利益高于党的利益［EB／OL］．（2012-12-31）［2017-05-25］．http：／／zhaoshu912．blogchina．com／1577294．html．

［7］《人民日报》评论员．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精神［N］．人民日报，2013-08-27（1）．

［8］王润泽，余玉．群众：从“教育”，“反映”到“学习”的对象———党报群众性原则嬗变轨迹解读［J］．国际新闻界，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