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受严重挫折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

1930年5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等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后，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使“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左”倾冒险的错误指导下，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和红军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930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做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9月24日至28日，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会后，“左”倾冒险错误开始得到纠正，整个工作逐步地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可是不久，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事情陡然间发生了变化。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坐镇和干预下，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王明在会上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6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在这种情况下，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前往中央根据地。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构或新的领导干部，前往各根据地贯彻中央的政策，开展“反右倾”斗争。在中央各项“左”倾政策尚未贯彻到各根据地时，红军仍取得了多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立刻掉转枪口，集中重兵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了“围剿”。

反“围剿”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也取得了重大胜利。红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能够一次次粉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其根本原因在于红军得到了在土地革命中获得利益的广大贫苦农民的大力支持，同时反“围剿”的胜利也是与毛泽东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分不开的。

就在蒋介石集中精力对付红军的时候，一件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件突然发生了。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而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变”。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

在日本以武力打进中国本土这个事实面前，中共临时中央并没有正确认识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继续推行一整套“左”倾冒险和关门主义的方针。

“左”倾冒险和关门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遭受严重损失，变得更加困难。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一批共产党员仍然坚持斗争，团结宋庆龄、鲁迅等爱国进步人士，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国民党政府残酷的文化“围剿”下，一些左翼文化工作者仍通过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传播进步思想，并创作出大量进步的社会科学著作和文化艺术作品。左翼文化运动对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进程、促进抗日救亡运动所做出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逐步地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中。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央根据地的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

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随后，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旧址

1932年夏，蒋介石调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在重兵压境的形势下，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全体会议，对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对毛泽东是否仍留在前方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会后，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将其调回后方，随即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随后，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

当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第四次反“围剿”的艰苦斗争时，中共临时中央难以再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初迁入中央根据地。此后，临时中央开始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贯彻执行“左”倾冒险方针。为了排除障碍，临时中央在福建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唯俊）、古（古柏）的斗争。这些斗争的矛头直指毛泽东及其一系列正确主张。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50万军队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地进攻。

这时，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已有8万多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完全不懂中国情况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负责军事指挥，结果使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博古、李德决定调集红军主力修筑工事坚守广昌。经过18天血战，广昌失守。

广昌失守之后，中共中央已估计到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已无可能，遂秘密进行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

为调动和牵制敌人，7月，红七军团奉命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他们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团会合后，成立红十军团，继续分两路北上。

在国民党军队重兵追堵下，终因众寡悬殊，在1935年1月失败，方志敏被俘。从被俘到牺牲的短短六个多月中，方志敏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的篇章。

方志敏

他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化成了血铸的十几万文字，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如虹浩歌。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从容就义，把一腔热血毫无保留地洒在了他深爱的祖国土地上。

同样是在7月，红六军团也奉命撤离湘赣根据地。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西进到黔东地区，10月下旬同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腹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11月，红二十五军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开始长征。

在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在8个省的15个地区独立地坚持了3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留下来的何叔衡、阮啸仙、刘伯坚、瞿秋白等重要领导人，先后壮烈牺牲。

瞿秋白，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从青年时期就立志“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为了使中国人民走上光明的路，他以重病之躯，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尤其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他肩负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做出了重要贡献。被俘后，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行刑之前，他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他的英名，将永载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瞿秋白从德国返回莫斯科时与夫人及女儿合影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泽东的这首《七律·长征》如今已家喻户晓。它以磅礴的气势，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万里长征这一气壮山河的壮举。

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在开始时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长征开始后，中央领导人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连续突破四道国民党军队布下的封锁线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红军内部明显地滋长起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人的情绪。一些曾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事实的教育下逐步改变了态度。

这时，蒋介石已察觉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立刻调兵遣将，等候红军的到来。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红军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城后，转入贵州。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7日，攻克遵义。

遵义这座黔北重镇，因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而闻名于世。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辩，会上多数人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认为博古所做的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并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原址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四渡赤水，迂回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随后继续北上，通过彝族聚居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6月12日，先头部队到达懋功东南的达维，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合。

红军两大主力的会师，使集结在懋功地区的兵力达到10多万人。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做出决定，提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两河口会议结束不久，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提出了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同时，他还谋取了红军总政委的职位。8月3日，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8月下旬，右路军穿越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后，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仍坚持南下。9月9日，他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后，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随后的几天中，中共中央多次电令张国焘率部北上，他仍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9月18日，陕甘支队先锋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的天险腊子口，占领哈达铺。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红十五军团（由陕甘根据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同从鄂豫皖根据地先期长征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合编组成）会师。10月19日，部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行程2.5万里、纵横十几个省的长征，终于胜利结束。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张国焘于9月下旬指挥原左路军和右路军一部重过草地南下。10月5日，他公然另立“中央”。中共中央在1936年1月22日做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南下红军在作战中伤亡很大，到4月间只剩下4万多人。这时，中共中央仍一再来电，催促红四方面军北上。同时，红二、红六军团即将到来，从莫斯科回国的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致电张国焘，要求他取消另立的“中央”。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渡过金沙江，越过大雪山，在1936年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的力争，并得到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等许多指战员的支持，红二、红四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在1936年10月间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陕甘地区胜利会师。

长征中的朱德

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2.18万人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过河部队称西路军。西路军孤军奋战4个多月，歼敌两万余人，这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红军长征的胜利，具有伟大的意义。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甘地区会师，这个胜利的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