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武装星火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一度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周文雍夫妇在狱中合影

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万多人。大革命时期受到群众尊敬和爱戴的党的活动家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相继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夏明翰在绝命诗中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周文雍在狱中写道：“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郭亮在牺牲前夕写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革命者是杀不完的，共产主义的事业必定会胜利。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遭受到它成立以来不曾遇到过的严峻考验。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共产党员的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党的组织被迫转入秘密状态，工农运动走向低谷。一时间，人们曾经有过的几多希冀、几番梦想似乎破灭了，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不知何去何从。相当多的中间人士也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事实无情地证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

在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暗淡的时刻，坚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冲破反革命的高压，在黑暗中高举着革命的旗帜。贺龙、彭德怀、叶剑英、徐特立等一批革命者，恰恰是在这危难的时刻，义无反顾地参加到党的行列里来的。他们重新集合在党的旗帜之下，投身到新的革命风暴中去。

10多年后，毛泽东回顾这个时刻，说了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要继续革命，下一步怎么走？大革命失败的严酷现实向共产党人昭示：赤手空拳，只能坐以待毙，要革命，只有浴血抗争。

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中共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两万多人举行起义，占领了南昌城。10月初，起义军在南下广东途中遭到失败。这次起义的教训是没有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这种错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向世人宣告了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起了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新中国的十大开国元帅中，有7人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南昌起义。他们是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和林彪。8月1日，成为一代又一代军人深情回瞻的时刻，成为人民军队光荣诞生的纪念日。

南昌起义爆发后的第七天，即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便是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话后来发展成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在共产党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这是多么珍贵的真知灼见啊！

八七会议为挽救党、挽救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出路，成为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八七会议后，新选出的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不久，各地群雄四起，武装斗争的星火燃遍大江南北。

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按照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去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写下的这首《西江月》，是对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这一壮举的礼赞。

秋收起义

参加这次起义的共计约5000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由卢德铭任总指挥。这次起义于9月9日发动，在夺取长沙遭受严重挫折后，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原定部署。9月19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决定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再图发展。当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进行了改编，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10月7日，毛泽东率部到达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硝烟未尽，广州又燃起了暴动的烈火。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并成立了以苏兆征为主席（由张太雷代理）的广州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起义在第三天遭到失败，张太雷和许多战士英勇牺牲。这次起义是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它的失败再一次证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国民党反动派气焰嚣张，革命力量浴血抗争。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是那时三次规模较大的起义，除此之外，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在其他地区先后发动了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表明，革命的火种是扑灭不了的，中国共产党人用血与火的语言，演出了一场场悲壮的历史活剧。这些起义虽然有一部分迅速失败，但有一部分在数省边界、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农村地区坚持下来，为后来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尽管这时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革命依然处在低潮。然而，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却没有正确地认识这种形势，使“左”倾盲动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盲目地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暴动，革命力量遭受了惨痛的损失。1928年4月，中央政治局发出通告，承认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错误。至此，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为什么明明革命已进入低潮，而中国共产党内却会出现这种“左”倾盲动错误呢？这是由于许多共产党人还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足够经验。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愤恨和复仇的渴望，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憎恶，像一团烈火，燃烧在许多革命者的胸中，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冲动，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种“左”倾情绪，在当时是一种难以完全避免的历史现象。

“左”倾盲动造成的失败提醒全党，应当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任务。于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异国他乡召开了。

苏联莫斯科，是那时全世界共产党人向往的圣地。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别墅举行。这时中国共产党有党员4万多人。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六大正确地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形势是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到来，党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这些都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正确结论。尽管六大还存在着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等缺点，但大会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对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