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刊（Popular Press）

在马克思的论著中，“自由报刊”“人民报刊”的概念在很多地方的内涵是一致的，都是指与人民联系紧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真正代表舆论的报刊；只是在不同的场合下，为了强调报刊的某一特性而使用了不同的概念。

马克思于1843年1月首次使用人民报刊（die Volkspresse）这个概念，指相对于普鲁士官方、半官方报刊而言的民间的即人民的报刊。在专制制度下，这两类报刊的对立往往会使后者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人民的愿望和呼声，因而马克思首次提到“人民报刊”便是这样一句话：“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2 版1卷352页）。 1858年，马克思在分析路易·波拿巴专制统治下的报刊时，把报刊划分为两类，即公费支持的报刊和公众支持的报刊，写道：“巴黎的报刊，只要是靠公众而不是靠公费支持的，就采取与人民群众完全相同的态度。”（12卷420页）其思路与十几年前是一样的。在英国，马克思使用的“人民报刊”这一概念，指的是社会下层（主要指工人）创办的报刊，例如他在1855年称英国工人报纸《人民报》为“真正的人民报刊”（eigentlichen Volkspresse）。（参见11卷125页，根据德文原文重译）

马克思从报刊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报刊，认为非官方的自由报刊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人民的声音。他把自由报刊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这种社会性质称为“历史个性”，指出：“自由报刊的人民性……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2版1卷153页）在这段论战性的话中，他明确谈到报刊的历史个性所决定的人民性，即自由报刊这种走向社会化的交往媒介，与人民有更为自然的密切联系。 1842—1843年，他在这方面讲了许多话，他写道：“报刊是历史人民精神的毫无顾忌的表达方式和公开的形态”（参见2版1 卷155页，根据德文原文重译）。“报刊不外是，而且应该是公开的，‘人民的（真正作为人民思考的）日常思想和感受’，诚然‘时常激昂、表达夸张和错误’。……它处于人民中，真诚地感受到人民的希望和恐惧、爱与恨、欢愉与痛苦。”（参见2版1卷352页，根据德文原文重译）

1849年，马克思在主持第一家无产阶级日报《新莱茵报》时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参见6卷257页，根据德文原文重译）这里的报刊自然是指《新莱茵报》，该报即是他认定的人民报刊的代表。一年后，他就《新莱茵报》的特点写道：“一家报纸的最大趣味，即它的每天参加运动和就运动立即发表意见，它的完整充分的每天历史的反映，在人民和人民的日报之间的连续、热烈的相互作用”（参见7卷3页，根据德文原文重译）。

由于报刊在社会交往中的特殊地位，它与人民的关系不同于权力组织和被管理者的关系，相当程度上需要依靠人民的承认、信任，才能保持自身在社会交往中的这种地位。这样就涉及由报刊的社会性质而产生的报刊与人民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民众的承认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无可挽救地陷入绝境”（2版1 卷381页），讲述的就是这个道理。恩格斯写过一首诗，其中写道：“拿报来!我从人民生活的源泉中，汲取新的勇气。”（41卷127页）这反映了德国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意识，即报纸反映人民生活。马克思1858年谈到德国的报刊编辑们时也指出：他们反映“公众心理的一般状态”（12卷658页）。

马克思承认，人民报刊在发展初期并不成熟，报刊存在着种种由于怀有敌意或缺乏理智而产生的毒素，但“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这种毒素会在报刊的永不停息的滚滚激流中变成真理和强身健体的药剂”（2版1卷353页）。应该容许人民报刊的实质本身存在缺点，让人民报刊有一个发展过程。他认为，正常的人民报刊的发展，应该让每一家构成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应当首先各自形成自己的特征。这样，人民报刊的整个机体便分成许多各不相同的报纸，它们具有各种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特征”（2版1卷396页）。每家报刊所关心的话题和理解社会的角度都有可能不同，例如有的关心政治学，而另一家则关心政治事件，其他的则关注新的思想，或者新事实。马克思用玫瑰来比喻好的人民报刊，认为“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地、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并使自己成为各种不同的独立报刊的条件下……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2版1 卷397页）。“每家报纸都会充分地体现出真正的道德精神，就像每一片玫瑰花瓣都散发出玫瑰的芬芳并表现出玫瑰的特质一样。”（2版1卷397页）

“人民”这个概念，马克思在政治上理解为无产阶级，他说：“人民，或者（如果用个更确切的概念来代替这个过于一般的含混的概念）无产阶级……”（4卷210页）在经济上也理解为无产阶级，在《资本论》第二卷手稿中他写道：“民众，即工人阶级，……”（50 卷68页）但在论述报刊与人民的关系时，他从不生硬地将自己的这种理解搬过来，而是根据报刊的社会性质来具体分析它们所代表的“人民”。这时，他们讲的“人民”较为广泛。 1861年，马克思谈到接近工人运动的索菲亚·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Sophie，Gräfin von Hatzfeidt）时说：“她没有接触真正的人民，自然也就不了解啤酒店里的论调，那里的论调还是要更好一些。”（30卷178页）这里的“人民”显然带有小市民性质。（陈力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