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论奥地利《工人报》的工作（Engels on Work of Austrian Arbeiter Zeitung）

奥地利《工人报》（Arbeiter Zeitung）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889年7月12日在维也纳创刊。该报主编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1852—1918）同时也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他曾于1886—1889年创办社会主义的《平等》周刊。《工人报》创办的前四年是周报，第五年改为周二刊报。鉴于奥地利的形势，恩格斯1894年12月22日在给阿德勒的信中建议他们办日报，他说：“大陆上的事情正在复杂化。在你们那里选举改革已不成问题的时候……你不能指望创办日报的更好的时机了。”（39卷335-336页）

1895年1月1日起，《工人报》转为日报。恩格斯在与阿德勒的一系列通信中，指导了该报的工作。

一、恩格斯对于党报作用与地位的认识。恩格斯与阿德勒的通信可追溯至《工人报》创办之初的1889年12月。早在1891年6月26日的信中，他就提出了办日报的建议：“从周报转为日报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步。”（38卷279页）随着奥地利政治形势走向民主化，党的周报已经不能再适应如火如荼的行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需要更快更全面地向工人阶级通报国家形势以及政治运动的进展，使工人运动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开展下去。恩格斯几年后再次指出：“你们处在日益高涨的政治运动之中；选举改革在你们那里已不成问题，而争取达到这样的目的，争取直接的政治进步，正是你们报纸很大的长处。”（39卷259页）《工人报》日报发刊之际，恩格斯发出贺信，谈到了《工人报》日报出版的意义及工作重心。他写道：“在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22卷590页）

二、恩格斯对于党报组织工作的认识。恩格斯在和阿德勒谈《工人报》的工作时，从宏观上告诫他，在日报的初创期，主编的工作重心应放在日报的组织工作方面。关于这一点，恩格斯特意以马克思创办《新莱茵报》的经验告诉阿德勒：“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的情况也是这样……初办时主编的组织工作相当多，而这是最重要的。”“待一切就绪之后，你可以再校正报纸的论调。”（39卷352、377页）

1895年1月28日，恩格斯在写给阿德勒的信件中十分具体地谈到了《工人报》的组织工作。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指导党报工作。

对于《工人报》转为日报，恩格斯虽然欣喜，但也看到了摆在报纸面前的诸多问题。第一，外国的电讯稿费用高昂且无用。“在伦敦这里，这项费用每年需六百至一千英镑”（39卷377页）。第二，工人报纸不会靠刊登广告来换取新闻。“即使如此，你们也还得不到执政集团和反对派集团方面的最重要的消息。理由很简单，因为只有能对通报消息的人酬答以原样照登送来的广告文章并表示支持这些文章的人，才有特权在上述消息尚未公开之前最先得到这类消息。但是这一点恰恰是我们的报刊不可能做到的。”（39卷377页）第三，不具备与资产阶级大报争夺消息来源的竞争力。“在官界新闻方面，你们永远赛不过资产阶级的大报，它们不仅垄断了消息来源，而且还能够用大企业的方式组织消息报道。”（39卷377页）

有鉴于此，他给阿德勒提供了以下建议：

其一，建立自己的通讯员网。“需要在每个城市设立一个组织完备的机构，其中有一名首席通讯员专职为你们工作。”（39卷377页）尽管“在头几个星期不得不满足于几个小的省议会，但是帝国议会很快又要开会，那时你们可以收到足够的材料，你本人有必要亲自过问”（39卷377页）。在重大事件发生时，依靠自己的通讯员收集各方消息，要比通讯社和靠广告换来的新闻更可靠与可信。

其二，建立报纸交换制度。恩格斯建议阿德勒与其他工人报纸建立交换制度，借以扩大日报的报道范围。为此，恩格斯交替给《工人报》编辑部寄去三种英国的工人报纸。同时，他希望阿德勒能够关注更多的国外报纸，掌握更多的消息来源，那么“《工人报》也能走在资产阶级报纸前边”（39卷352页）。

其三，建议将一些专职记者的通讯材料为我所用。恩格斯提到了克罗弗德女士，她是好几家英国报纸的巴黎通讯员。恩格斯提醒阿德勒：“她在巴黎住了四十多年，熟悉每一个人，深知所有的政治活动家的个人经历，对人物的分析中肯。说到对人的了解，在巴黎没有一个人赶得上她。因此，你应当把她写的那些当前还用不着的文章存放起来，备将来需要时查考。”“虽然整个说她属于资产阶级，但她令人惊奇地对社会主义者有好感。”（39卷378页）

恩格斯的这几点建议建立在认识报业运作特点的基础之上。建立通讯员网和报纸交换制度，让党报建立起独立而不依附于他人的信息搜集与交换系统，自成体系。正是党报企业化的管理模式，使其在业务领域借以形成与其他报纸足以抗衡的规模。

三、恩格斯对于党报发展与企业化经营的认识。为了确保《工人报》能够顺利地转为日报，恩格斯将自己的部分稿费寄给阿德勒，还专门在伦敦组织了一个党外人士的银团，借给该报5 000佛罗伦（一种货币单位），并以借款条件的形式，规定阿德勒“要在报社占居领导地位”（39卷326页）。在争取直接的政治进步方面，恩格斯认为再没有比一份党的日报更适合的工具了。

早在1850年，恩格斯和马克思创办《新莱茵报评论》时就认识道：“只有编辑部能够以后一期跟着一期间隔时间更短地出版，这个企业才会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论，而在经济方面也才会有很大的希望。”（7卷600页）《工人报》从周报向日报的转变，一方面是政治环境的允许与党报政治诉求的提升决定的，另一方面也适应了工人报纸自身的需要，随之而来，也有可能实现自身的经济价值。恩格斯向阿德勒强调指出：“政治上的成功是主要的，财政上的收获会随之而来，而且容易得多、迅速得多，只要前者有保证的话。”（39卷415页）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主编卡尔·考茨基提到《工人报》的困境，但是恩格斯说：“政治上的成功看来是有把握的了”（39卷428页）。在恩格斯看来，党报的发展与报纸的企业化经营管理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政治上的成功会为报纸赢得财政上的收获。

恩格斯有关《工人报》的意见和建议，是他生前最后一次集中对工人报纸的工作进行指导。《工人报》出版到1934年2月13日，在法西斯的迫害下停刊。 1945年8月4日，该报作为奥地利社会党的机关报复刊，出版到1989年。 1989年以后，该报作为独立报纸出版。 1991年，该报停刊。（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