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
- 哈里·沙利文
- 20040字
- 2020-08-29 23:37:15
译者前言
一、沙利文的主要学术生平
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1892—1949)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于1892年2月21日出生在纽约市几百公里之外的诺威奇(Norwich)，其父母祖籍均为爱尔兰。父亲蒂莫西·沙利文(Timonthy Sullivan)家境贫穷，曾做过农场的工人。母亲埃拉·斯塔克·沙利文(Ella Stack Sullivan)家庭相对富裕。埃拉在33岁时嫁给28岁的蒂莫西，婚后生育的两个儿子，均不到1岁便夭折了。埃拉39岁时又生了沙利文，她非常娇惯和溺爱这个唯一幸存的儿子。在沙利文两岁半时，其外祖母提议，全家迁居到母亲家位于纽约州斯米尔纳(Smyrna)的农场。约在此时，沙利文的母亲神秘地离开了家一年，极有可能是在精神病医院住院。他便先后由外祖母、姨妈分别照顾成长。
幼年的沙利文生活在闭塞的农场里，周围是空旷的田野和牲畜，十分孤独，没有同龄玩伴，也没与父母建立亲密的关系。他的父亲是一个害羞、内向、沉默寡言的人，在沙利文的母亲去世和他成为一名著名的医生以后才与父亲建立起令人满意的交流。他的母亲只向他倾诉无助的愤怒、其家庭以前优越性的传说和对未来不切实际的美好梦想。最能吸引小沙利文的一个家族传说是，母亲的祖先有一匹叫西风的马，跑向太阳升起的地方以迎接未来。注4当沙利文8岁半的时候，他与相邻农场的一个13岁男孩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尽管这两个男孩不是同龄伙伴，但他们在社交和智力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人在社会交往方面均是滞后的，但在智力方面却又是超前的，两人后来均成为精神病学家并终身未婚。他们两人的关系对沙利文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其成熟理论中，他特别看重青春期以前的亲密关系在心理治疗中的作用，认为它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他的许多其他假设也一样似乎都是从他个人的童年经历中得来的。
大约在1897年或1898年，沙利文进入斯米尔纳联合中学(Smyrna Union School)学习。因从小养成的孤僻性格，他上学后不知道如何成为集体的一员，仍然没有朋友，整日以书本为伴，学习成绩优异，1908年毕业时作为优秀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发言。同年，他带着做一名物理学家的梦想，进入康奈尔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学习，但一年后便退学了。据说，他在康奈尔大学被扯进了法律纠纷，或许是涉嫌邮件欺诈。一些年龄较大更成熟的学生利用他去领取邮寄过来的非法订购的化学药品。在随后的两年里，他从人们的视线中神秘地消失了。1911年，沙利文又进入芝加哥大学内外科学院学习，1915年完成全部课程，两年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16—1917年，他接受了75个小时的精神分析职业培训。1918—1920年间，沙利文曾在陆军的预备医疗队(Medical Reserve Corps)担任负责人，还在残疾军人康复部门(The Division of Rehabilitation Disabled Soldiers)、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Federal Boar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等机构工作。
从30岁起，沙利文开始了其持续终生的精神病学家的工作。1921—1922年，他进入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St. Elizabeth's Hospital)，担任该院退伍军人办事处(The Veterans Bureau)的联络官。圣伊丽莎白医院在当时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和神经病学家威廉·阿兰森·怀特(William Alanson White)注5领导下，倡导用动力性精神病学取向治疗精神病患者。沙利文将怀特视为其专业上和思想上的父亲。
从1922年到20世纪30年代初，沙利文转入马里兰州的夏普德·普拉特医院(Sheppard Pratt Hospital)，并担任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开始了其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8年临床工作。在院长罗斯·查普曼(Ross Chapman)注6的支持下，沙利文开设了精神分裂症实验性治疗病房，病房不使用镇静剂，只要求非专业的、极具同情心的护理人员像对待正常人一样对待精神分裂症病人，给予他们尊重和关爱。这个实验达到大约86%的治愈率。这个具有创新性的实验使沙利文成为出色的临床医生，使他声名鹊起。在这一时期，沙利文于1923年结识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克莱拉·汤普逊(Clara Thompson)，她也是对其思想最有影响的人之一。后来，沙利文接受了汤普逊300多小时精神分析的培训分析，这是他加入美国精神分析学会的重要前提。1926年，沙利文又结识了芝加哥大学的文化人类学教授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开始了他与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乔治·米德(George Mead)、约翰·杜威(John Dewey)、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伦纳德·考特里尔(Leonard Cottrell)等人的广泛合作，即精神病学与社会科学的多学科合作。这使得他的人际相互作用以及环境与社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一信念获得有力支持。1928年和1929年，他非常成功地组织了以怀特为主席的美国精神病学会与社会科学关系委员会所举行的人格研究第一届和第二届年会。
1930年，沙利文离开夏普德·普拉特医院，到纽约开设了一家私人诊所，期望通过研究轻于精神分裂症的前驱状态(prodromal state)尤其是强迫症患者来扩充他对人际关系的理解。然而这一时期非常艰难，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没有多少有钱的顾客光临他的诊所，以至难以维持必要的开销。这一时期，他还参加了已赴耶鲁大学任教的萨丕尔开办的文化与人格讲习班，并与汤普逊、卡伦·霍妮(Karen Horney)、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等人创建著名的圆桌团体(Zodiac Group)。1933年，沙利文与萨丕尔等人成立威廉·阿兰森·怀特基金会(William Alanson White Foundation)，并担任主席。这个基金会主要支持他与萨丕尔等人从事精神病学与社会科学的多学科研究。
1936年，沙利文前往华盛顿，担任华盛顿精神病院(The Washington School of Psychiatry)院长。他逐渐放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集中精力进行创新性工作。1938年，他创办了《精神医学》杂志，以推广他的人际关系理论。1939年，沙利文接受德克斯特·布拉德(Dexter Bullard)的邀请，加盟华盛顿附近的切斯纳特·洛奇医院(Chestnut Lodge Hospital)，他在此度过了最具创造性和最有成就的10年职业生涯。借助切斯纳特·洛奇医院，在沙利文周围汇聚了一大批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如弗里达·弗洛姆-赖希曼(Frieda Fromm-Reichmann)、玛格丽特·里奥奇(Margaret Rioch)、玛贝尔·布莱克·科恩(Mabel Blake Cohen)等人，他们都是华盛顿精神病院的核心成员。在沙利文领导下，华盛顿精神病院逐渐形成以人际精神病学为主要特色的精神分析培训课程。1940年，他与同事温弗雷德·奥弗霍尔泽(Winfred Overholser)为美国精神病学会的征兵委员会(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Society's Committee on Military Mobilization)工作，合作制订了美国军队应征入伍者的心理学筛查指南。同年12月，还担任义务兵役(Selective Service)主管克拉伦斯·A·戴克斯特拉(Clarence A. Dykstra)的精神病学顾问。次年11月，对精神病学持批评态度的刘易斯·B·赫西(Lewis B.Hersey)成为主管后，他辞去这一职务。1943年，沙利文与汤普逊、弗洛姆、弗里达·弗洛姆-赖希曼等人建立著名的威廉·阿兰森·怀特研究所(The William Alanson White Institute)，这是一个主要采用人际精神分析取向的教学和研究机构。沙利文还运用其理论解决诸如种族歧视、战争等社会问题。1945年，他应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主席布罗克·奇泽姆(Brock Chisholm)的邀请，担任战后国际精神卫生大会的顾问。从1948年起，他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紧张计划(the UNESCO Tension Project)。1949年1月14日，沙利文前往阿姆斯特丹出席世界精神卫生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的执行委员会会议，返程经过巴黎时，突然死于脑出血，年仅57岁。
二、沙利文的著作和研究沙利文的著作
沙利文生前只私人出版过《现代精神病学的概念：纪念威廉·阿兰森·怀特第一演讲》(Conceptions of Modern Psychiatry: The First William Alanson White Memorial Lecture，1947)这一部著作。在他去世后，其养子詹姆斯·I·沙利文(James I.Sullivan)将沙利文的论文、笔记和录音记录全部移交给了威廉·阿兰森·怀特基金会。为了给最初阶段的论文分类和编辑工作筹措资金，沙利文的93名学生与同事成立了一个拥有15 000美元的特别基金管理机构。沙利文的同事玛贝尔·布莱克·科恩、大卫·里奥奇(David Rioch)、珍妮特·里奥奇(Janet Rioch)、克莱拉·汤普逊，以及后来加入的德克斯特·布拉德、小奥托·艾伦·威尔(Otto Allen Will, Jr.)、唐纳德·伯纳姆(Donald Burnham)与海伦·斯威克·佩里(Helen Swick Perry)一起作为顾问，成立了沙利文著作出版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of Sullivan's Writings)，佩里担任沙利文著作出版的执行人。从1953年起，出版委员会与诺顿出版公司(W. W. Norton & Company Inc.)合作，根据沙利文的笔记和录音记录先后整理出版了其三本遗作。其中《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iatry，1953)注7是关于人际关系理论内容的；《精神病学的咨谈：个人询问的技术；关于精神病医生、社会工作者、人事管理者和咨询者的有价值指南》(The Psychiatric Interview: The Technique of the Personal Inquiry; A Valuable Guide for the Psychiatrist, Social Worker, Personnel Manager and Counsellor，1954)注8是关于人际心理治疗内容的；《精神病学的临床研究》(Clinical Studies in Psychiatry，1956)注9是关于精神病理学内容的。1953年，《现代精神病学的概念》纳入诺顿出版公司出版的沙利文著作系列的一本再版。《作为人的过程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as a Human Process，1962)注10和《精神医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The Fusion of Psychiatry and Social Science，1964)注11是沙利文两本最重要的论文选集，前者是关于精神分裂症内容的，后者是关于精神病学与社会科学内容的。沙利文的另两本著作《沙利文个案研讨班：对一例年轻男性精神分裂病患者的治疗》(A Harry Stack Sullivan Case Seminar:Treatment of a Young Male Schizophrenic，1967)注12和《个体的心理病理学》(Personal Psychopathology，1972)注13 也由诺顿出版公司出版，后者是他早在1937年就构思好的作品。此外，还出版过两种沙利文作品集，即《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五卷本原创性合集》(Harry Stack Sullivan Original 5 Volume Set，1953)注14和《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博士选集》(两卷本，The Collected Works of Harry Stack Sullivan，M. D.，2 Volumes，1964)注15。
自沙利文逝世以后，陆续出版了不少研究其生平及其思想的著作。沙利文的亲密朋友帕特里克·默拉希(Patrick Mullahy)除了主编出版了一本关于沙利文思想的文集《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贡献：精神病学和社会科学的人际关系理论专题论文集》(Contributions of Harry Stack Sullivan: A Symposium on Interpersonal Theory in Psychiatry and Social Science，1952)，还出版了两本研究沙利文思想的著作，它们分别是《精神分析与人际精神病学：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贡献》(Psychoanalysis and Interpersonal Psychiatry: The Contributions of Harry Stack Sullivan，1970)、《美国现代精神病学的开端：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思想》(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American Psychiatry：The Ideas of Harry Stack Sullivan，1973)。1953年，多萝西·R·布利斯腾(Dorothy R. Blitsten)主编出版了另一本关于沙利文思想的文集《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社会理论：他的社会化和文化适应概念的意义，整理自其各种论文并整合为社会科学家选集》(The Social Theories of Harry Stack Sullivan: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Concepts of Socialization and Acculturation, Digested from His Various Papers and Integrated as a Selection for Social Scientists)。关于研究沙利文生平和思想的著作还有十余种。例如，拉尔夫·M·克劳利(Ralph M. Crowley)的《哈里·斯塔克·沙利文：他对当前精神病学思想与实践的贡献》(Harry Stack Sullivan: His Contributions to Current Psychiatric Thought and Practice，1971)，杰拉尔德·赫扎诺夫斯基(Gerard Chrzanowski)的《精神分析的人际取向：关于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当代观点》(Interpersonal Approach to Psychoanalysis: Contemporary View of Harry Stack Sullivan，1977)，亚瑟·哈里·查普曼(Arthur Harry Chapman)的《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其人及其工作》(Harry Stack Sullivan：The Man and His Work，1976)和《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治疗技术》(The Treatment Techniques of Harry Stack Sullivan，1978)，肯尼思·L·查特莱纳(Kenneth L. Chatelaine)的《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形成的年代》(Harry Stack Sullivan: The Formative Years，1980)、《好我与坏母亲和坏爸爸：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关于人的发展、焦虑和心理疾病过程的观点》(Good Me and Bad of Mother and Dad: The Ideas of Harry Stack Sullivan on Human Development, Anxiety, and the Process of Mental Illness，1982)、《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其思想导论》(Harry Stack Sullivan: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1982)和《好我、坏我、非我：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关于人的发展、焦虑和心理疾病过程的观点》(Good Me, Bad Me, Not Me: Harry Stack Sullivan :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1992)，海伦·斯威克·佩里的《美国的精神病学家：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生平》(Psychiatrist of America: The Life of Harry Stack Sullivan，1987)，F·巴顿·伊文思(F. Barton Evans Ⅲ)的《哈里·斯塔克·沙利文：人际关系理论与心理治疗》(Harry Stack Sullivan: Interpersonal Theory and Psychotherapy ，1996)，和气直子(Naoko Wake)的《私人实践：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同性恋科学和美国自由主义》(Private Practices: Harry Stack Sullivan, the Science of Homosexuality, and American Liberalism，2011)。
三、人际精神分析的主要理论观点
尽管沙利文的《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一书是其人际精神分析(interpersonal psychoanalysis)理论的最重要反映，但该书毕竟是在其逝世后由他人根据他的演讲录音记录稿和笔记整理出版的，并不是他本人精心构思的完善体系性著作。虽然沙利文在这本著作中提出了许多新的术语，但又没有构成一个整体性的体系，所以该书不是太好理解。美国沙利文研究专家查特莱纳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在为《心理学的先驱者群像》(Portraits of Pioneers in Psychology)一书所写的《哈里·斯塔克·沙利文：临床医生及其人》(Harry Stack Sullivan：The Clinician and the Man)一文的后面，专门附了一个“作者注”来说明他最初遭遇沙利文的困难。他说：“我第一次接触哈里·斯塔克·沙利文是在1970年。那是我在马里兰大学读博士生课程时做的第一篇重要研究论文，我的论文题目是《新弗洛伊德学派对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界定的贡献》，我打算讨论卡伦·霍妮、埃里希·弗洛姆和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著作。我读了前两个人的著作并轻松进行了报告。然后我开始读被认为是沙利文最重要的著作即《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1953)，我读了第一章，但什么也没有理解。我又读了一遍，仍然什么也没有理解。经过三次尝试，我决定在我的论文中放弃他。我希望我的导师不会注意到这件事。他确实没有注意到，但却给我打了低分。直到我被要求考虑做关于沙利文的博士学位论文之前，我都没有再读他的著作。”注16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也深切体会到《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一书的难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语言上都不容易把握。所以，我们在此稍加详细地介绍沙利文的人际精神分析理论的主要观点，为读者提供一些背景性知识，以便更好地阅读这本著作。我们尽量以《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的内容为主，但又不囿于该书的内容。
(一)人际关系的人格理论
和弗洛伊德一样，沙利文也是从精神疾病的治疗实践中提出一般理论的。沙利文早年信奉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后来在临床实践中他逐渐放弃了弗洛伊德强调个体的内部心理机制即由本能驱力决定的内部心灵(intrapsychic)的观点，转而强调人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人际(interpersonal)关系或相互作用(interactional)关系的观点。正如他所指出的，我们不是以独特的个体的我(individual me)为基础，而是以个体的共同人性(common humanity)为基础，来理解有机体如何从出生时的动物状态变成一个人，如何从生命的早期起，一步一步地在他人的影响下，而且仅仅是为了与他人以某种社会组织的形式生活在一起的目的而产生这种转化。注17沙利文的成熟理论正是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人格理论。
1.基本观点：人际关系
沙利文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表现为人际关系。也就是说，人是人际关系的存在，人只有在人际情境中才能生存和发展。沙利文认为，不能像弗洛伊德那样孤立地研究人的心灵，而应该研究个体与必需的生存环境的关系，即研究人际关系。沙利文的人际关系既指个体与现实中他人的关系，也指与想象中的人物、古代的英雄、小说中的人物、祖先或者尚未出生的子孙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幻想中他人的关系。后一种关系对个人生活具有同样甚至更大的有效性和重要性。个人的心理过程，如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都具有人际性。即使做梦也具有人际性，因为梦往往反映了做梦者与他人的关系。当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人际关系脱离了现实，当这种虚幻的想象支配了人的生活，使正常的现实的人际关系遭到破坏，就导致了精神疾病。
沙利文的私人图章
两个马头包含在一个圆内，其中一个朝上，另一个朝下。这个图案反映他小时候母亲所讲的家族中关于马的传说，更反映了他对人际关系观点的强调。
2.人格含义：人际情景的持久模式
沙利文将人格放在人际关系中加以研究，在他看来，人格是一种假设的实体，只能在人际关系行为中才能观察到，只有在人际关系中才能获得其意义。除了人与人之间所传达的内容，便无法了解个人的人格。他认为：“每个人有多少种人际关系，他就有多少种人格。”注18沙利文将人格定义为使人类生活具有特征的周期性人际情景的相对持久的模式。注19为了更好地说明人格概念，他进一步提出了相互作用区模式。相互作用区是指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环境，指生化的环境、生物环境和由他人构成的环境(人际情境)，人的生存除需要自然环境外，还需要社会文化环境，人际情景是人相互作用区的主要模式。人际情境是从母亲哺育婴儿开始的，直到不断变动的、复杂的人际社会情境。可以说，人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就是人际关系，在人与人的交往互动中，文化的某些成分内涵于人格之中。人格的差异也是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的不同，这是文化移入的前提和结果。
3.人格动态过程：紧张与能量转化
沙利文认为人类具有趋于心理健康的动力，同时每个人都有减少内心紧张的动机。他还认为人类经历着欣快(euphoria)与紧张(tension)的更替，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欣快水平和紧张水平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反关系，这是生命的特性；也就是说，欣快水平朝着紧张水平的相反方向变化。”注20所谓的欣快是健康状态的经验，这种经验产生于人对生存的生物需求和心理社会需求的减少或消除。沙利文的欣快状态完全不同于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它不是满足心理性欲需要的结果。沙利文区分了两种紧张，即需要紧张(tension of need)和焦虑紧张(tension of anxiety)。需要紧张是对各种特定生物需求成分的经验，它比较接近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中的心理性欲的需要，但沙利文则更加深入地探讨了这个概念。需要的紧张既包括诸如饥、渴、温度、皮肤的生化调节和氧气的需求，也包括诸如睡眠、触觉、人的接触等一般生理需求。除了强调特定生理需要的满足外，沙利文还观察到所有婴儿对人际合作的需要，因为人类婴儿依赖于交谈。焦虑紧张是个人的人际安全受到实际或想象的威胁而产生的。由于人类寻求特定生理需要的满足的方式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因而对满足的追求就不是一种生物学的过程，这种追求离不开人际关系。焦虑紧张最初可能来自焦虑的母亲，如母亲焦虑的面孔、不安的声音、慌乱的动作等等都可能使儿童感到生活的焦虑。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领域的扩大，个人会感受到更多的焦虑。焦虑紧张得以消除即欣快得到恢复，人就会获得人际安全(interpersonal security)的体验，这种体验并不是满足的体验。沙利文的焦虑紧张是其人际关系理论及其实践中最独特和最核心的动机力量，这个概念是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中所没有的，标志着精神分析的关系模式之开始。
沙利文主张紧张和能量转化(energy transformation)是人的两种基本经验。他把人看成一种能量系统，能量的积累导致紧张，而能量转化的功能在于消除紧张。但他拒绝弗洛伊德所谓的“力比多”心理能量概念，而借助物理学的能量概念。能量转化是旨在满足需要或减少焦虑的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有些能量转化变成相对持久的行为模式，被他称为动力机制(dynamism)。更进一步说，动力机制是可以用来研究行为或习惯的最小的经常出现之行为的单位。动力机制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包括外显的行动或谈话、隐蔽的幻想以及部分或完全的无意识过程。
4.人格结构：人格化与自我系统
沙利文用人格化(personification)来表示人的社会化和人格的形成，意指个体在追求生理需要和减少焦虑的经验中对自己、他人及各种事物所形成的具有态度倾向性的形象(image)。人格化可以完全是假想的或幻想的，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1)对自己的人格化。将“好我”与“坏我”综合起来形成关于自己的整体形象。(2)对他人的人格化。能带来满足或安全的他人在我们头脑中的形象就是好的，那些造成痛苦或焦虑的他人在我们头脑中的形象就是坏的。对同一个人，可能既有好的形象也有坏的形象。同一个母亲，在带来满足和安全时是好母亲，在引起焦虑时是坏母亲。(3)对事物的人格化。如对自然现象，对所有物的人格化，使它们具有某种人的特性，对待它们像对待人一样。人也可能将社会组织或国家制度人格化，如将其视为母亲。(4)对某种观念的人格化。如人们头脑中的上帝或神的观念往往是人格化的形象。
沙利文的自我系统概念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个人形成的一种具有防御功能的自我获得系统或一套衡量自己行为的标准。自我系统是人格化的产物，其主要活动是减轻焦虑，获得满足，产生欣快感，认识外界环境中的种种人际关系，并加以对付和适应。自我系统的形成与“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是分不开的。所谓重要他人是指父母、教师、警察等对个体生活起指导作用的人。自我系统由好我(good-me)、坏我(bad-me)和非我(not-me)三部分构成，是儿童在与重要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的有关“我”是什么的人格化。其最初形成可以追溯到儿童与母亲(或其他抚养者)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由于儿童满足需要必须依赖母亲的帮助，因此他格外关注母亲的赞许或责难。受赞许的行为就自我接受而形成“好我”，被反对的行为就自我禁止而形成“坏我”，既不能使需要得到满足又受到重要他人强烈反对的行为和经验就构成“非我”。由此可以看出，自我系统的主要目标是减少焦虑，使儿童与父母相处融洽并满足他的需要。沙利文认为个体试图通过安全操作(security operation)的方式否认或歪曲与其自我系统相违背的人际经验。安全操作主要有两种：分裂(dissociation)和选择性忽视(selective inattention)。分裂是指个体拒绝把某些冲动、欲望和需要纳入意识。选择性忽视是指拒绝看那些自己不希望看到的事。它与分裂的差别表现在程度和起源上。选择性忽视的经验比较容易被意识接受。
5.人格认知水平：经验模式
沙利文强调语言、表情和姿势的作用，认为语言是人际交往的动力机制。是否具有这一动力机制或动力机制发挥从不成熟到成熟，儿童要经历三种经验模式：(1)未分化的(prototaxic)经验模式。它发生在前言语阶段，在此阶段婴儿的感觉经验是笼统的，不能将自己与外界区分开来，不会使用语言，不能知觉时间。(2)不完善的(parataxic)经验模式。以八九个月儿童开始讲儿语为标志，这一时期儿童的语词具有不确定性和我向性。随着儿童的成长，他开始能够区分自己与外界并能知觉事件之间的关系，但他对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知缺乏逻辑根据；虽然能使用语言但难以用语言符号进行交往。有些成人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这一水平。(3)综合(syntaxic)的经验模式。在两岁的某个时候，儿童会进入综合的经验方式。所谓综合是指对话词的有序安排和对经验出现交互确证(consensual validation)，即一定的分辨事实和表达能力。个人发展进入这一阶段就能运用共同有效的语言符号进行思考和交往，能够认识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可见，沙利文十分重视语言符号和逻辑规则对人格发展的重要意义。沙利文认为早期人类以及现代精神病患者的经验就属于不完善的模式。
6.人格发展：从婴儿到成人
沙利文认为，人格的发展过程是人际关系的不断扩展过程。他在《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一书中，将人格的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并从人际关系特点上对每个阶段的内容作了详细说明。他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发展的观点，将社会关系置于比生物因素更重要的地位。同时他也认为，不受弗洛伊德重视的潜伏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因为学会在社会情境中做出恰当的行为，或者不能做出恰当的行为，对于个体未来的人际关系而言非常重要。
(1)婴儿期(出生至18个月)：从出生到语言能力的成熟。这个时期喂奶为婴儿提供了人际关系中最初的原始经验。口部区(oral zone)在这个阶段最为重要，它与呼吸、喂奶、哭、吮吸手指等功能密切联系，是婴儿与环境之间的人际关系区域。这一时期的人际交往经验使婴儿学会对“好乳头”和“坏乳头”这样的外部线索进行区分。婴儿通过哭来表现饥饿和焦虑。哭通常能够带来婴儿期望的安慰，这有助于婴儿发展预见力以及对原因和结果的理解。在婴儿中期，自我系统开始发展。这主要有两个因素：吮吸拇指对身体的探索，以及无条件的母亲的温柔、体贴和奖罚训练。此外，婴儿开始学习怎样通过语言进行交流。早期的交流靠面部表情和各种音素的发声，不能与他人产生共鸣。最后，手势和语言对婴儿和别人具有了相同的含义。这种交流标志着句法语言的开端和婴儿期的结束。
(2)童年期(18到24个月～5到6岁)：从有能力发出清晰的声音到学会寻求玩伴。在该阶段，父母的惩罚促进自我系统的“坏我”方面的成长。只要父母通过足够的奖赏和温柔体贴，即可帮助“好我”人格化的发展，就不会产生大的伤害，有助于安全感的形成。但如果儿童对温柔体贴的需要不断地被父母的焦虑、烦躁或敌意所拒绝，坏我成分将最终支配自我系统，儿童就会发展出恶意的转化。它是人格发展中的一种扭曲，儿童会怀疑他人均是有敌意的，形成不可爱的非理性信念。有这种恶意的儿童可能是调皮的，行为像一个恶霸，或者更消极地表达愤恨。这种转化也损害了儿童与其他人的关系，它是由于父母不能加入儿童的游戏造成的。孤独的儿童求助于过多的白日梦，这抑制了儿童区分幻想与现实的能力。除了父母之外，这一时期儿童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关系，也就是与假想的玩伴的关系。例如儿童有时和想象中的朋友说话，在床上给他想象的玩伴留个位置。
(3)少年期(6～8或9岁)：从步入学校生活起到亲近同性同伴。少年须学习适应教师等新的权威人物的要求、奖赏和惩罚。少年观察到权威人物是如何对待其他少年的，继续发展能够减少焦虑和保持自尊的心理机能。少年开始学习与同辈相处，并且介入竞争与合作的社会化过程。此时，学校这个社会在个体的少年时代纠正或改变了人格演化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的不幸倾向，而作为一种社会化影响的家庭的局限性开始得到补救。父母在少年心中开始失去上帝似的地位，形成更具有人性的、难免有错误的人格化。综合的经验方式在这时居支配地位。理想的情况是，在少年末期，少年获得与其他人相处的足够知识，包括精确了解人际关系及恰当的相处之道。
(4)前青年期(9～12岁)：从同性亲近到异性朋友的需要。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特征是发展爱的能力。先前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建立在满足个人需要的基础上，但是到了前青年期，亲密和爱成为友谊最重要的内容。事实上，密友的影响可能足以改变个体从前一阶段带来的人格扭曲和可能变得坚固的自我系统。因此，一个有效的密友关系可以帮助个体改变一些错误的观点，例如骄傲自大、过分依赖、一个人应当被每个人喜欢的观念，甚至可以纠正一个恶意的转化。反之，与同性交往的困难常常是由于在前青年期不能发展这种重要的密友关系。
(5)青年早期(13～17或18岁)：从生殖欲到情欲行为的模式化。前青年期所产生的亲密关系的需要在青年前期仍然继续，同时又产生了一种独立的需要——性爱。沙利文认为，因为文化往往使个体在寻求情欲活动中面临障碍，青年早期充满严重失调的可能性。在这个重要的时候，个体可能完全没有必要的知识和引导，且父母给予的是嘲笑和讽刺而不是情感的支持，都可能增添困扰。青年人在异性恋上缺乏经验的尝试可能会导致麻烦的后果，诸如阳痿、性冷淡或早泄，从而严重降低了自尊。习惯性的低自尊使人难以表现对另一个人好的情感。因此，青年早期是人格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顺利渡过这一阶段的人能够获得亲密关系和控制性爱的能量转化。而不幸的青年人很可能发展出对异性的强烈的厌恶和恐惧，而导致独身、过多的幻想或同性恋。
(6)青年晚期(19或20岁到成熟)：从生殖活动到完全成熟而丰富的人际关系。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亲密和性爱的融合。个体不再只把异性当作性爱对象来追求，而且能够给予对方无私的爱。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前一阶段表现的是生物学上的变化，而青年晚期却完全是由人际关系决定的。这一时期青年必须与日益增加的社会责任，诸如工作和纳税等竞争。复杂的人际关系逐渐成熟，综合的经验方式不断增加，自我系统更加稳定。由于教育和工作经验，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有了进一步认识，各方面的知识大增而趋于成熟，经验的积累会在以后的成熟人格中显露，成熟的人格基本上反映了与他人亲近、合作的需要。社会经济地位也影响了这个阶段的人格发展。经过以上六个阶段，个人便进入成年期，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二)人际关系的心理治疗
沙利文从人际关系理论出发批评以克雷佩林 (Emil Kraepelin)和弗洛伊德为代表的两大传统的精神病理学模式，认为精神疾病的原因主要是人际关系困境造成的。沙利文并不轻易使用精神病理学或精神障碍的术语，他通常把即使最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都作为他所认为的“正常”人来对待。注21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他提出了一套独特的心理治疗方法。
1.精神病理学：人际关系困境
克雷佩林是现代精神病学的先驱，他的精神病学体系强调从临床症候群上对疾病症状进行详细的描述，找出各种症状的异同点。他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精神疾病主要是由纯粹的生物和遗传因素造成的，精神疾病严格地区别于正常状态。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理论强调用早期发展的经验、假设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原型冲突和性行为说明精神疾病的发生。沙利文提出了不同于克雷佩林和弗洛伊德的精神病理学模式，他认为“不适当的与不合宜的人际关系模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精神疾病，它既包括较轻的精神疾病，也包括较为严重的精神疾病”注22。在他看来，精神疾病主要是人际关系困境造成的，他很少从遗传的、机体的或生物的方向去解释精神病。所以，他批评克雷佩林只强调障碍的标志作为一种疾病的客观指标，而不去考察患者的特殊人际经验在引起和维持这种症状上的作用。他也批评弗洛伊德从特殊的精神障碍出发，回溯至发展中的固着和退行模式用以解释这种障碍。因而他挑战弗洛伊德强调人生的前五年重要性的观点，他观察到在许多案例中，少年期和前青年期(它们相当于弗洛伊德的潜伏期)较早期阶段更能说明精神障碍的原因。沙利文同样不重视俄狄浦斯情结，事实上他质疑弗洛伊德这一假设的普遍性以及把所有的精神障碍分类为前俄狄浦斯的和俄狄浦斯的。沙利文认为精神障碍不是由性欲发展本身的扭曲导致的，而是由情欲、亲密和安全综合决定的。
沙利文最初主要研究精神分裂症，他将精神分裂症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由器质性原因引起的所有症状，第二类包括所有基于环境原因的精神分裂障碍。后者是沙利文所关心的，因为只有后者才能通过人际精神病学加以改变。他反对当时医学界关于精神分裂症是遗传决定的、不能彻底治愈的观点，主张精神分裂症是由不良的人际关系造成的，可能是早年与一个坏母亲的关系，也可能是以后生活中的其他人际关系，使个体产生严重焦虑，导致自我系统的防御功能失灵，将幻觉人格化为某种实体，不能将幻想或梦与现实区分开来，人格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经验模式倒退到并列的甚至原始的水平，现实的人际关系和个人的自信、自尊遭到严重的破坏。拥有分裂人格的人与正常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试图建立一种自我系统，将威胁他们安全的经验屏蔽掉，把焦虑降低到最小程度。只是正常个体觉得人际关系是相对安全的，不需要总是依赖分裂反应作为维护自尊的手段，而对于心理障碍的个体来说，他们会把自己的很多经验分裂出自我系统。
沙利文也研究强迫症等神经症，他认为这类患者的问题主要是自我系统的局限与歪曲。由于过去的不幸经历，个体很容易产生偏离正常的观点、态度和信念；对自己人格的不正确看法，会导致对他人人格看法上的局限和歪曲，进而影响正常的人际关系。那些歪曲的观点、态度和信念，总是纠缠着个体，使其陷入一种不适当的自相矛盾的情景中，于是不可避免地带来紧张与焦虑。而紧张与焦虑，又将妨碍个体清醒的思考、正确的认识和适当的行为。严重的焦虑将导致精神分裂性。
2.心理治疗：咨谈态度和咨谈过程
沙利文的心理治疗观与其精神病理论是分不开的，既然精神疾病是由失败的人际关系造成的，治疗措施首先就要创设良好的人际关系。沙利文将精神病院视为人格成长的学校，而不是人格缺陷的收留所。在这所学校里，精神病学家是人际关系的专家。他曾说过：“我们看到，心理治疗的成就与其他教育形式的成就没有本质的差别……它们存在的一些差别在于所要求的技术上，但这些差别是表面的而非根本的。”注23沙利文认为，精神病医生不仅仅是一名观察者，更应该是一名参与性观察者(participant observer)。他在治疗过程中参与观察，尊重患者，通过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通过一系列咨谈等治疗技术，引导患者正确认识自己，从人际关系中树立起对前途的信心，使患者恢复健康的人格。
沙利文认为，对于心理治疗来说，咨谈态度比治疗技术重要。咨谈的基本态度包括三个方面：(1)治疗关系：维持人际安全。在沙利文看来，治疗专家就是具有专门人际关系知识的专家，治疗师运用人类发展和人际过程的知识，通过尊重地、共情地倾听患者的详细内容，就可以达到治疗中的人际安全。患者体验到治疗师的尊重以及对自己人际问题的了解提供了一种核心安全，使他能够详尽阐述和评价其日益充分焦虑的人际混乱和缺陷，并揭示和修正这些此时此地的关系困惑。人际交流和交互确证是沟通患者体验和治疗师体验的桥梁。(2)治疗目标：促进人际学习。沙利文认为，治疗过程就是一种社会学习和模仿过程，治疗师可以通过恰当地示范温暖性和支持性的人际行为，用来反投射和修正患者以前不幸的人际学习。他所强调的理解患者的真实人际经验和巧妙有效地教授人际关系模式，具有典型的认知行为治疗取向的特点。(3)度身订制适合问题的干预技术。沙利文的人际心理治疗是基于问题的治疗模式，而是不是基于技术的治疗模式。所以，他不像其他精神分析治疗家过多地谈论具体的治疗技术，主张治疗态度必须保证维护患者的人际安全和促进其人际关系学习，咨谈行为是“用于服务患者”(use in the service of the client)之目的的，要针对不同的问题选择有效的治疗操作。
沙利文指出：“咨谈是或多或少自愿组成的两人组(two-group)内以口头语言交流为主要情景，逐步展开专家—患者基于解释患者独特的生活模式，这种模式是他所经历的特殊困境或特别有价值的东西，他期望从解释中获益。”注24沙利文并不特别主张将咨谈过程划分为固定而僵硬的步骤，但同时认为一种方法程序也要既展示专门技能，又要提供相对规则的和系统的人际事件，由于不同的人之间的差异，不能不拉直或者斩断躺在刻板技术的普洛克斯泰斯之床(Procrustean bed)注25上的患者。注26所以，沙利文将咨谈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正式开始(the formal inception)。在这个阶段，患者第一次会见治疗师，提供一些要求治疗的解释。沙利文会告诫治疗师，在此阶段的基本任务是营造融洽的气氛，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应后期治疗所需。他提倡一种宁静观察的态度，其中之一是治疗师不能有太多问题。治疗师要聆听患者的口语性内容，也要注意患者自我表现的态度。在他看来，患者会将他们生活的习惯模式、偏见与期望以及对现实的曲解带进治疗情境中，治疗之技巧在于注意人际关系中的敏感部分以唤起患者的敏锐知觉。(2)探索(reconnaissance)。这个阶段通常需要7.5到15个小时，包括一些非结构性的询问，如询问的年龄、出生地、出生顺序、婚姻状况、教育背景、职业经历、父母的职业及婴儿期和童年期家庭中的其他重要成员情况。在此阶段中，治疗师需要建立患者的个案史，并根据这些信息对患者问题的性质与起源作某些假设。探索阶段结束时，治疗师简要叙述他所了解的患者情况，通常被患者赞同的一些重要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3)细节探究(detailed inquiry)。治疗师在这一阶段需要患者提供更重要的资料以核查前面所得到的印象。于是，治疗师需要不断地倾听与发问以探索患者重要的发展历史，包括排泄训练、语言学习、对竞争与合作的态度、学校经验、前青年期的密友、身体发育出现的特征、对有色情内容的谈话和性的态度以及职业和婚姻历史，等等。患者在与治疗师的关系中所表现的焦虑和防御策略也是重要的信息。(4)终结或中断(termination or interruption)。治疗的最后阶段包括以下四个步骤：治疗师将治疗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作简要说明，建议患者应采取或避免做某些课业，对患者可能的未来生活进行评估，患者正式离去。
四、沙利文的主要贡献、局限与影响
沙利文是在美国本土成长起来的第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是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主将。他在融合精神病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人际精神分析思想，推动了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他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人际关系的精神病理论与心理治疗思想，开拓了精神病学研究的新方向。他的人际精神分析思想本身也存在某些局限，同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主要贡献
第一，沙利文的人际精神分析是对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的重大变革。他主张人是人际关系的存在，人只有在人际情境中才能生存和发展。这就使正统精神分析的重心由个体内部转向个体之间，由专注于个体内部的冲突转向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流、个体与环境(人际情境)的相互作用。他从理论上突破了弗洛伊德学说的束缚，把人的本质看作是社会性的而非生物性的，赋予人更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他把精神分析引向社会领域，开创了不同于传统精神分析之驱力模式的关系模式。
第二，沙利文的人际关系的人格理论独具特色。他把人格放在人际关系中加以研究，认为一个人的人格是其人际关系的反映。与弗洛伊德不同，他认为与他人发生关联的需要是最为根本的人类动机，消解了性欲作用的特殊地位。他强调人格的自我系统突破了弗洛伊德所重视的潜意识和伊底(本我)在人格中的根本作用。他提出经验模式作为人格的认知水平，强调语言符号和逻辑规则在人际交往和人格发展中的作用。他将人格发展阶段延伸到成年期，他强调相当于弗洛伊德的潜伏期的少年期和前青年期的重要性，他的这一观点超越了古典精神分析学派、客体关系学派和自我心理学派(除埃里克森)对幼儿时期的内部心理冲突的强调。
第三，沙利文的精神病理学理论开创了精神病学研究的社会文化方向。他反对克雷佩林和弗洛伊德从遗传或生物方向去解释精神疾病，转而从人际关系出发看待精神疾病，认为精神疾病主要是不良人际关系造成的。他反对用传统的精神疾病分类方法给患者贴标签，甚至不轻易使用精神病理学或精神障碍的术语，而把精神疾病患者都看作是“正常”人，人性化地对待患者。他早年对精神分裂症做过系统研究，后来专门研究强迫症。他的工作开辟了精神病学研究的新方向。
第四，沙利文的人际关系的心理治疗思想独具匠心。他在心理治疗方面提出了许多颇具创造性的思想。例如，他将精神病院视为人格成长的学校，将精神病学家视为人际关系的专家，将心理治疗视为教育。他强调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的参与观察作用，并尊重患者。他从人际关系观点看待心理治疗，认为咨谈态度比治疗技术更重要。他认为治疗关系就是维持人际安全，治疗目标就是促进人际学习，心理治疗应针对不同患者度身订制适合问题的干预技术。他还强调咨谈中两人组构成的人际互动作用，认为正是这种基本的人际关系构成了人际群体，构成了社会。他还提出四个阶段的咨谈过程。
(二)主要局限
第一，沙利文未能揭示出人际关系的丰富内涵。他提出的人际关系只是比较狭隘的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关系，他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动力场或人际情境，以及个体在这种人际情境中的心理与行为反应，而没有看到更深层的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致使人际关系心理化、抽象化、表面化。所以，他的人际关系学说在理论上缺乏更广大的社会现实作为研究背景与基础，不免显得单薄与不足。
第二，沙利文未能明晰表述他的概念体系。一方面，他的文风晦涩，语言风格难懂，他最好读的一本书是《精神病学的咨谈》。另一方面，他写作时相对较少与其他伟大的思想家作比较，但却创造了许多自己特有的概念和术语，如能量转化、动力机制、自我系统、人格化等，对它们并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更没有交代清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他的概念体系十分令人费解。缺少清晰的概念体系，既影响到了其理论建构的科学性，也使得其理论的实际效用大打折扣。
第三，沙利文未能完全解释人格的内在机制。他的人格学说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人际互动形成的动力场，认为个人只是这个动力场中的构成部分。他认为人格只是个解释性的概念，随着人际情景的变动而发生着改变。他还认为人的个体性、目的、意志、自由都是个人的幻觉或错觉，是个人给自己臆造出来的。这样一来，人格就成为个体在人际情景中的各种反应的集合，而失去了构成个体的独特性和个体性之意义。
(三)主要影响
沙利文的人际精神分析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两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正如约翰逊在《精神医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一书的“引言”中所称赞的，沙利文“将对精神病学的丰富理解体现于实际的人际关系的能力，因而能开拓对精神病学和社会科学两者都有益的一个广阔的新领域”注27 。但沙利文的思想往往被他人吸收却得不到认可。美国著名的存在心理学家亚隆(I.D.Yalom)就说过：“沙利文的职业命运类似于许多其他的创新者，保守社团对其思想的反应首先是忽略它们，然后是攻击它们，最后是通过吸收它们，而它们的创新性则被遗忘掉。”注28
第一，对心理学领域的影响。沙利文对人格心理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现代人格心理理论，大多可以从他的工作中找到源头。沙利文影响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Carl Rogers)，正如查特莱纳所指出的：“沙利文的人格理论是罗杰斯工作的前驱，罗杰斯思想中的‘现象场’概念在沙利文的工作中得到预期，罗杰斯在沙利文观点上建构自我概念(self-concept)是社会的产物之学说。”注29自我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是同代人，他的自我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非常类似于沙利文的人格发展时期，但他首次提出其社会心理发展理论时，尽管提及沙利文的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却只是说到沙利文的自我思想，并未提及余下的人际发展时期。注30而自体心理学的创立者科胡特(Heinz Kohut)则比埃里克森走得更远，他甚至连沙利文的作品都不承认。但伊文思却指出：“从我的观点看，科胡特的自体(self)注31概念与沙利文的核心贡献，即自我系统及其在生活困境中的作用没有根本的不同。”注32例如，科胡特对自体如是解释：所谓自体是“影响的接受者”，是指自体直接同外界发生联系，直接接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它本身就是经验的主体。他的观点与沙利文的观点几乎同出一辙。沙利文在心理学领域影响最大的是当前盛行的关系精神分析。人际精神分析思想是关系精神分析最直接的思想来源。关系精神分析的学术阵营纽约大学与威廉·阿兰森·怀特研究所早先就是人际精神分析的大本营，许多关系精神分析理论家最初接受的就是人际关系学精神分析派的训练，之后才逐渐转变成关系精神分析师。关系精神分析学创立者米切尔(Stephen A. Mitchell)甚至称自己既是一名人际精神分析师，又是一名关系精神分析师。他在纽约大学攻读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时就开始表现出对人际精神分析理论的兴趣，他说：“尽管弗洛伊德学派的自我心理学在纽约大学比较盛行，但是最吸引我的还是人际精神分析的教师和督导。在此期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沙利文、弗洛姆、费尔贝恩和冈特里普的文献，同时也发现了莱斯利·法布尔(Leslie Farber)的一些存在主义和人际关系的论文，并受到了法布尔思想的持续影响。”注33后来，他转入人际精神分析学派的大本营威廉·阿兰森·怀特研究所继续接受更加结构化的培训，并最终成为怀特研究所的精神分析培训与督导师。可见，最初属于人际精神分析学派的米切尔深受沙利文思想的影响。例如沙利文所提出的“共情联系”(the empathic linkage)直接构成了米切尔所谓的“互动等级”(interactional hierarchy)中的第二层次——情感渗透性(affective permeability)的主要内容。
第二，对精神病学的影响。黑文斯(L.L.Havens)指出：“哈里·斯塔克·沙利文是美国精神病学家中最具创造性的人物。”注34佩里也指出：“哈里·斯塔克·沙利文是伟人中大家最不熟悉的。但在他那个专业领域内，他的名字却是一个传奇……沙利文并不是一位擅长写作的精神病学家，确切地说，他是一位属于吟游传统的精神病学家。他的思想观点比他的声名传播得更快。通过对自己内心过程［用艾略特(T.S.Eliot)的话说，是‘受伤的外科医生挥舞着手术刀’］的训练有素的觉察，这位精神病学家能够正确地识别患者由于过去未解决的情境而导致的行为歪曲。”注35我在前文也提到，沙利文反对克雷佩林和弗洛伊德从遗传或生物方向去解释精神疾病，认为精神疾病主要是不良人际关系造成的，开创了精神病学研究的社会文化方向。大约在他从事精神分裂症研究四分之一世纪后，英国精神病学家和存在心理学家莱恩(Ronald David Laing)受其激发也开始该领域的研究。莱恩认为，精神分裂症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导致的。一方面，由于个体处于不适宜生存的环境之中，因此，他不得不使用假自我来进行生活，割断真实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这导致个体自我的内部分裂。一旦假自我在某个时候突然揭去，即通常认为的精神病就爆发了。另一方面，个体内化了家庭的分裂的关系结构，陷入双重约束、神秘化和无效之中，最后不得不以反常的行为来缓解焦虑，这通常又被看作是精神分裂症的表现。他在《分裂的自我》一书中转述了一段沙利文的原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正如沙利文指出，无论怎样，精神病患者最终仍是‘地地道道的人’。医生与患者的人格，并非互相对立，并不像两件不相关的事情。相反，两者能够对话，能够比较，这与破译者与原著作者的关系并无区别。跟破译者一样，医生也必须善于改变自己，以便进入另一个陌生的甚至是错乱的世界。此时，他将用精神病患者的方式去感受事物，同时又需要保持清醒。只有如此，才有可能达到对患者的生存状态的理解。”注36莱恩后来又与英国精神病学家大卫·库珀(D. Cooper)一起倡导“反精神病学”(anti-psychiatry)运动。反精神病学术语是大卫·库珀于1967年首次提出的。库珀用它来描述他和莱恩所共同持有的一种批判精神病学的理论取向，即批判地修订已建立的精神病学治疗实践和理论，质疑用医学的方法来处理精神疾病问题。不久这个术语便流行起来，在英国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精神病学运动，然后在欧洲大陆尤其是拉丁语系各国(特别是意大利)广泛传播，并且传播到了当时的联邦德国和美国等国家。
第三，对中国精神分析的影响。沙利文主要通过他的中国学生、后来成为他在美国的学术传人之一的戴秉衡(Bingham Dai，1899—1996)，影响了中国早期的精神分析实践。注37戴秉衡祖籍福建古田，1923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在那里学习了基督教神学、新儒学、道教和佛教。后赴天津担任中学教师，教授现代欧洲史、逻辑学与心理学导论，在校内创立“新生会”，强调人格教育的重要性，1927年返回上海从事反烟毒的社会事业工作。1929年考取福建省公费留学生，赴芝加哥大学修习教育学。听过(Robert E.Park)讲授之“犯罪与人格”课程，并被赞为心思具“分析性”后，转学社会学。在帕克的指导下，戴秉衡于1932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说方言》(“Speaking with Tongues or Glossolalia”)。他在论文中讨论了宗教狂热分子、灵媒等人不自主地语无伦次，甚至新创出一套语言的现象。在分析过若干说方言者的“生命史”与“文化模式”之后，戴秉衡提出一套“社会心理学”的解释：“个体为社会不可分割之部分，而人格是文化影响的产物。”1932年，戴秉衡在申请攻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同时，参加耶鲁大学的文化与人格讲习班一年。这个讲习班由沙利文的研究合作者萨丕尔和社会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多拉德(John Dollard)主持。正是多拉德向戴秉衡介绍的精神分析方法影响了他，使他决定接受精神分析。多拉德建议戴秉衡向沙利文学习咨谈技术。一次，沙利文作为特邀嘉宾到讲习班演讲之后，他结识沙利文。沙利文邀请他到其在纽约的办公室，学习更多精神分析的咨谈技术。沙利文还安排他到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萨尔(Leon Saul)的分析，并由霍妮督导。戴秉衡是第一位接受精神分析培训的中国心理治疗师。沙利文和霍妮反对弗洛伊德的正统精神分析，提出了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观点，对戴秉衡形成自己的心理治疗理念具有重要的影响。像他的导师们一样，戴秉衡不仅仅根据内心紧张看待人格问题，而是从社会文化背景理解人格问题。沙利文的影响是戴秉衡早期众多思想来源之一。注38学习精神分析的咨谈技术帮助他因博士学位论文硏究而需要与成瘾者进行系统性咨谈。1935年，他在“符号互动论”的领军人布鲁默 (Herbert Blumer)的指导下，完成了其博士论文《芝加哥的鸦片成瘾症》(“Opium Addiction in Chicago”)。
1936年至1939年，戴秉衡在莱曼(Richard S. Lyman)任科主任的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前身)神经精神科工作。他的主要工作包括出门诊，负责协和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北平精神病疗养院的精神治疗，为同事与住院医师开设心理治疗课程，并为其中少数成员进行短期“培训治疗”。戴秉衡的同事有许烺光注39，他教过后来成名的学生有凌敏猷注40、丁瓒注41 等人。戴秉衡还从事研究工作，他在协和医学院社会事业部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收集与环境及社会因素相关的资料，同时也对特定个案进行深入研究，评估中国人对精神分析的反应，以及精神分析理论在中国文化环境下的适用性。拉斯威尔在1939年的文章也指出，受过社会学和精神分析训练的戴秉衡在协和医学院的工作为分析“神经与精神症人格”，藉以发现“特定文化模式整合入人格结构中之深度”。据我国医学史专家王吉民(1889—1972)引述的说法，戴秉衡在协和医学院开设的“心理分析”课程为中国首次，他也是在国际学术界发表中国精神分析个案的首位华人。1944年，戴秉衡在沙利文主编的《精神医学》杂志上发表了《战时分裂的忠诚：一例通敌硏究》注42一文，患者本是爱国知识青年，因参加抗日活动而被日军逮捕，被拷打三日后变节，并在华北伪政府工作。这名李姓青年患有被熊爪与不可名状之人背后逼迫的强迫症一年，戴秉衡在长达10个月、总共71次的面谈中，使用联想、释梦等古典精神分析技术对其进行治疗。他在该文中提到疾病来自于社会现实与自我的冲突，适应是双向而非单向的过程，也提到选择使用“原初群体环境”(primary group environment)概念取代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戴秉衡重点关注文化模式与人格结构之间的互相作用，并不重视弗洛伊德主张童年经验影响个体以后心理性欲发展的观点，他更加关注的是“当下”。他不赞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和驱力理论，始终从意识、社会意识、集体意识出发，思考精神疾病的起因及中国人格结构的生成。此外，他的人格研究还特别运用儒家和道教的思想，尤其是“无为”的概念。在1941年发表的《中国文化中的人格问题》注43一文中，他搜集北平精神病疗养院1 135位患者的资料，经统计列出中国患者必须面对的经济与工作、家庭、学业、社会、婚外情等社会问题。总之，尽管戴秉衡只在国内工作了四年，但他启动了我国最早的精神分析临床实践，通过他让沙利文的人际精神分析思想在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9年，戴秉衡返回美国，先后在费斯克大学、杜克大学任教。他对中国精神分析的影响似乎并未完全结束。回到美国以后，他以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期间搜集到的资料继续沿着沙利文的思想进行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成为美国代表沙利文学说的权威之一。他还创立了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被称为“戴分析”(Daianalysis)。接受过他分析的学生都认为，这种分析程序帮助他们学会了解自己，对他们在患者身上的运用也具有颇有价值的启示。此外，1955年我国台湾叶英堃教授到美国杜克大学担任住院医师，曾接受过戴秉衡的分析。叶英堃教授后来回忆道：“在门诊部进修时，笔者被安排接受 Bingham Dai教授的‘了解自己’的分析会谈，每周一小时共12次，每次费用30美元(特价)由科公费支出，Dai(戴)教授是中国人，系中国大陆北京协和医院的心理学教授……他不是医师，但曾在著名的Washington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受Harry Stuck Sullivan 的指导，为当时在美国南部为数还少的Sullivan学说权威学者之一。这经验对笔者回国后的心理治疗及其教学督导有很大的助益。”注44 叶教授后来担任台北市立疗养院院长约20年，近十年来，也就是叶英堃教授被分析的四五十年后的今天，该院能发展成为我国台湾当今精神分析的重镇，不能不说也有戴秉衡的一份贡献。1945年夏天，戴秉衡和莱曼回到中国，为中国卫生部门提供神经精神病学评估服务，并参与美国战略服务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在昆明帮助中国选拔伞兵的工作。1982年，戴秉衡应中国官方邀请再次回到中国讲演心理治疗。
郭本禹
2014年1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