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悠悠（代序）

吴天墀

我出生在一个以经营瓷器为业的小商家庭。当时社会动荡，军阀横行，我家的经济情况自然也日益衰落。1920年父亲逝世时，我才9岁，15岁又丧失了母亲；从此，我这个从名分上讲，还算是万县的人，在万县已是无家可归了。

我7岁发蒙，读私塾两年，后转读公立国民小学，因无适当的班次，就插入四年级。初小毕业后，我去投考设在万县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附属高小。记得作文题是：“试述来学之志愿”。因为年纪小，无甚学识，几乎无从动笔，情急智生，我就套用当时刚读过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国文教科书里的话：“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人不读书，不能成人。”联系起来加以发挥，也还言之成理，遂得以过了关。后来，我读小学、初中，由于课余爱看小说、杂书，见闻有所增长，用字遣词渐有心得经验，故在学校里每周作文，也还能做到清顺达意，常常获得好评。

万县师范附小是三年制，我只读了两年，就未再读，其原因主要是无力缴纳伙食等费，就只好辍学了。后来是在县立第二高小补读了一学期，就算完成了我的小学学业。

1926年春，万县中学招收附设三年制的师范班，我以第四名的成绩被录取。考读万中师范班的原因，一是距家较近，可读走学；二是每学期考试成绩在前10名的能获奖学金10元，可供书籍文具杂费之用。我读的师二班约有50人，其中有一位比我年长三四岁，名叫杜深浦的同学，品性敦厚，与我相处甚睦。稍后，何其芳也考入万中，读中学三班，因深浦的关系，我和大我一岁的他也逐步建立起友谊。1927年寒假，我母亲因病离世了，平日相知的同学清楚我境遇的艰困，为此还送上了“奠仪”，但实际上这对我说来，却是救急的饭钱。因我还有一年才能毕业，深浦叫我不用担心费用问题，他们几位同学会给我帮助的。其芳也十分恳切地对我说，这个寒假他要在鸾岩某校补习英文，直到腊月三十学习结束后才能回家。他力邀我到时一定同他一起到他家去住，过年之后再一道同去万中上学。

那是一个叫我终生都难以忘怀的日子，一待母亲草草入葬，天已昏黑了。此时举目无靠的我，手提一个烛光飘摇的纸灯笼，在凄凄的寒风中孤身行走了20多华里^[1]，最后才在鸾岩一家院子内寻到了一直还在焦急期待着我的其芳，这时已是二更时分，远远近近还不断传来稀稀落落的鞭炮声，天一亮就是大年初一了。

我在其芳家中住了半个多月，才一同到万中校办理了报到入学手续。那学期我和其芳，还有一位云阳县籍的孙琴侠同编住在一间寝室。琴侠年龄较为大一些，性情有点毛躁，不知为什么，他同新来的训育主任发生了冲突。而这位曾留学过法国的主任，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来了个新官上任三把火，对同住一室的其芳和我，他也认为有“同恶相济”之嫌，竟挂牌把我们三人都开除学籍了。我们不依，后来经一位叫熊勉修的英文教师出面调解转圜，才把我们三人转学到重庆江北治平中学去了。这样，我这个穷小子才得以有机会到外地去看世面。

1928年冬我在治平中学毕业，便往涪陵投奔舅家，次年就在南沱场蔚文小学教书。一个刚满16岁的少年，流落异乡，忽然作起老师来心中不免有些感触。于是便写了一篇千把字的抒情散文，投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少年》杂志，后来登载了，还得了一枚银圆的稿酬。这便是我的第一次投稿。

在乡下任教一年半后，我又到涪陵县城的县立三小教了一年书。我的母舅和表兄见我年龄不大，认为还能读书，便表示愿意帮助我再进学堂，于是，我便到了成都，并报考了国立成都师范大学附属高中部的文科，还侥幸考得了第一名。

我是十分喜爱成都这个地方的。作为四川政治中心的它，又是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比我早年生活过的川东地区，各方面都显然高出一头。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自觉不及他人，因此勤读苦思，不敢放逸。别的同学办壁报、刊物，我也常常去凑个热闹，但觉自己见闻不广，腹内空枵，在遇到一些困难时，就只有去抱佛脚，热炒热卖。在这一年中，发生了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件，引起全国人民的义愤。我们师大附高中的部分同学，就在成都《大川日报》上办起《满蒙藏周刊》。刊头是请刘咸炘（字鉴泉）先生写的；还请成大教授叶秉诚先生作过一次学术讲演，讲词也发表在周刊上。

这年11月9日，师大、成大和公立川大三校合并，成立为国立四川大学。原师大及其附中校址就在旧皇城内，因此我也参加了那天在皇城致公堂召开的成立大会。不过，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的王兆荣还在省外，没有到会。

我读的原师大附高中，改为新川大的附高中二部，分设文、理科；还有一所附高中一部，则是普通科。附高中二部的校址原为存古学堂所在，任课教师除了大部分是川大教授外，其余的差不多也是成都早有名望的老教师，我在这里学习近三年，自觉是颇有收获的。我原籍万县，古时曾名南浦郡，当时我寄寓外地读书，不免时有怀乡之念，我就以“浦帆”为别名，心想有朝一日能扬帆游弋于大江之滨的故乡，但如今看来这个想法早已是落空了。

1934年夏高中毕业时，就经过了两道考试：一是毕业考试；二是刘湘统一四川后，又来了一次全省会考。另外，大家原以为附高中毕业就可以直升川大的本科，但因新任校长王兆荣不同意，于是又得考试了。我报考的是历史系，初试后，还又来了一次复试，主考就是叶秉诚教授。他口试的这一关是很不好过的，不少人在被反复问了几次之后，最终还是没通过。我口试时，叶先生对我还比较满意。最后，他又翻开我的作文试卷，那题目是“六经皆史说”，他仔细地看了一遍后问我：“你读过《文史通义》吗？”在听到我肯定的回答后，他便亲切地对我说：“进堂后，你还需好好用功呀。”在当时，这无异于告诉我已被录取了。叶先生是张澜的契友，辛亥革命时曾被赵尔丰拘禁在督署，几乎遭杀头。后来作过道尹的他，对中国史学甚有研究，曾编写讲义七册，自上古起，直至宋、元，只有明清两代未撰成。他为人严肃，办事认真，有些怕他的同学，私下称他为“叶家公”。其实他的人品和学问都是值得称赞的，他逝世后，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严毅精神”的短文来表示对他的怀念。那时的川大，分成文、法、理、农四院。文、法两院在旧皇城和校本部在一起；理学院在南较场；农学院则在外东九眼桥现在四川联大东区的所在地。我入校初期，寝室就在大操场旁边，平时不少同学英姿勃勃地在运动场上奔跑跳跃，令我深为羡慕。我本环境困难，是靠人帮助乃得求学的机会。为了补助费用，还在读书的我，利用课余时间已先后在敬业中学、南薰中学、中华女中等学校兼教历史课程。更因常开“夜车”，近视程度日益加深不说，身体状况也实为不佳。眼见一出宿舍就是操场，条件是这么好，自己也不想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东亚病夫”，便决心要好好锻炼一下了。从此，我每天都是天未见亮，四下还是黑漆之时就起床了，一上操场，便围着四百米的跑道跑了起来。我最初跑半圈都感到吃力，慢慢地也就适应下来，并逐渐增加距离，后来竟可一口气跑完四五千米了。一直都是我跑后回舍洗漱完毕，学校才敲响起床钟。1935年，任鸿隽接掌川大，为了要改变川大历来不重视体育的现象，就宣布要召开全校性的运动会，并规定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形势所逼，我也就报了赛跑的项目。但当我上场的时候，凡认识我的人都在旁边讽笑我：“小心点，别把眼镜打烂了。”但是比赛下来，结果却大大出人意料。我不但尽将平时大家眼中的运动健将全都比了下去，获得1500米、800米两个第一之外，还与其他三名同学一起得到800米接力赛的冠军。一时竟成了轰动全校的大新闻。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还在万县读省师校时，我就看到校园里有一块由国学大师章太炎撰写的，作为校训的石碑。上面镌刻着《荀子·劝学》中的一段话：“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我仅是照此指点去作而已。

任鸿隽在川大的时间并不长，但却为川大新聘来一批教授，学术空气渐浓，颇有益学生思想的开放。可是他和地方当局，特别是刘湘本人的关系不甚融洽，后来就不愿再干下去了。而推举由他约来任川大文学院院长的张颐代理校长。张校长早年曾参加过同盟会，任过反清的炸弹队队长；辛亥革命后却抛弃仕途而留学欧美，后以《黑格尔的伦理学说》一书著称于西方哲学界，荣衔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来川大前，是经蔡元培从欧洲聘回，担任北大哲学系系主任的。张颐先生本是四川叙永人，与省内的人事也有较深的关系。他接任之后萧规曹随，大体维持着任校长的基础，并聘著名文艺学家朱光潜先生为文学院院长。朱先生后还兼任过历史系系主任。

自任校长开始。我觉得川大就气象一新，个人内心也充满希望，上课听讲、自习潜修都颇有收获。我记得任校长办过一次“庄蕴宽奖学金”（庄为校长夫人陈衡哲的母舅，清末维新派，曾任过巡抚）。规定全校13个学系，每班前三名学生都可报考，对所出的四个问题，考生可不拘一格地发挥自己的见解。在许多教授的共同评议下，我凭借运气，竟占了榜首。奖金虽然只有50块银币，但顿时我竟成了学生中的名人。不久教育部又实行公费生制度，但川大历史系只有一个名额，我被评上后，每年又能得到200元补助金了。从此，直到大学毕业，就全靠它解决了我读书的费用。我应当铭记的是：是人民的血汗养育了我。不过，我也忘不了张颐和朱光潜两位师长，他们对我这个穷学生付出了多少关怀啊！而且这不仅仅体现在我求学的时期，对我的就业也是给予了相当的帮助的。

1938年5月，我行将毕业了。一天，张校长通知我到他的办公室。他告诉我说：“邓晋康（即邓锡侯）主任要我为他介绍一名成绩好的学生，去他那里工作。我推荐了你，作好准备吧。”我当时回答说：“我还没参加毕业考试呢。”张校长笑了：“你难道还毕不了业吗？”于是，一放暑假，我就到南打金街与绥靖公署相邻的99号报到了。这原来是已身任川康绥靖主任的邓锡侯，还想高升四川省主席，于是就组织了一个名为“座谈会”的智囊团，除了广聘川中名流以充“幕府”之外，势必还需几个撰文或办事的属员。我这名干事，任职两个月，写了三篇文章。有一天朱光潜院长因事到来，便问我的情况。在我表示自己很想多读点书，研究学问，而对这事没有什么兴趣时，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对你这工作，很多人都很羡慕呢。这样也好，既然你想搞学问，那就回历史系吧。”我知道，当时的川大历史系因为不像中文、外语和数学等系，需要人改习题，为节省经费，就一直没有设助教。但为了关照我，从那年9月1日起，我就回川大作了历史系的第一个助教。

但只过了一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教育部由陈立夫主持，川大的校长也换成了“CC系”的干将、原驻德国大使的程天放。由于人望不孚，引起全校师生的反对，发生了一次大风潮。但因背景势力的支持，程最终还是接了事。他为逃避舆论监督，立即又以避免日寇空袭为辞，将川大迁往峨眉山。就这样，他把抗战时期大后方唯一规模完整的大学，弄得个七零八落、奄奄一息了。更兼他任人唯亲，喜用宵小。如其训育主任就是一个绰号为“高俅”的人物，又将姓黄的舅子叫来专管钱财，所以当时许多人私下都把川大呼为“城隍庙”（以谐程、黄之音），以此可见一斑。次年历史系未续聘的教师不少，我也是其中之一。

1940年秋，我回到成都，受聘于省教育科学馆任研究员，职务是主编《中学历史教学》的刊物；但工作尚未展开，便有人来说，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读过我发表在《史学季刊》上的一篇文章，想和我认识一下。见面后不两天，他就打发人来说，他要约请我去作他的秘书，工作则是为他撰写讲演稿。当时，西康省政府新成立，要开办“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还因他是川康边防总指挥，又兼任二十四军军长，又要开办“军训团”。身任这些官职，肯定少不了讲话；何况，刘氏历来就喜爱讲演，并乐于用此表现自己的才华。他讲演时，虽然并不完全对着讲稿照本宣科；但替他撰写的讲稿，却必须达到其讲话不但言之有物，而且还能让其淋漓尽致地发挥。为此，撰稿人就常常不得不为此去翻阅古今中外的书籍文献，引经据典地去充实讲话的资料。然而，所有写的这些东西，毕竟都脱离不了官样文章的窠臼。那时我还是个未脱离书本的学生，哪来官场的实践经验，要去揣摩一个军阀的心态，作些冠冕堂皇的议论，老实说，比起自己书写阐述新见的论文，确实是感到陌生而“寡味”的。但是，我被约来就是干这一行的，若果畏缩不前，又会给人什么印象呢？只有抱“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从头学起，姑试为之罢了。只有像学生作文一样，写成交差，也算是能应付下来的；但他讲的话后来却越加频繁，我的负担当然随之加重，常常就出现熬夜赶工的情况。时日一久，年纪轻轻的我就被弄得精神萎靡、面黄肌瘦的了。当时还惹得一些人竟怀疑我，是否把大烟抽多了呢。可是这十分枯燥的工作，我一干就是三年半。刘还是相当精明的，每当我心力不济之时，就会送些盘缠与我，让我外出旅游或者是回家乡休息一段时间，算是给我一个喘息的机会。记得一次刘文辉和我闲谈时说：“我知道这工作是很辛苦的。我前后用过写讲稿的秘书，恐怕不少于一二百人，但一般都过不了多久，就以种种原因推脱，说干不下去了。譬如韩文畦（时任西康省教育厅长）、李宗吾（四川富顺人，曾任四川旧督署科长，著有《厚黑学》一书，人称‘厚黑教主’）两位的学识和写作能力都很不错。可是他们都只干了两个多月，就要我另派工作。”说着就嘿嘿地笑了两声：“不期你还干得这么久……”其实，我为他写讲演稿也是相当费力的，只因我嗜欲寡少，从来都把闲暇静读看作人生的快事，再加上精神专一，总算是尚可勉强应付而已。哪知就在距上次谈话不久，他就对我说：“你这几年为我写的讲稿已为数不少了，可不可以把它编印出来？”当时我没作出明确的回答，但内心中想的却是：这些为人作嫁的东西，不过是所谓“代圣立言”罢了，有什么保留的价值呢！所以这类文章我一篇也未保留。

1943年起，我便兼任省立雅安图书馆馆长。次年7月1日就奉调到距离雅安70华里的芦山县任县长，还兼了县立中学校长。一个小小的芦山县，本是不用费心就可以进行“卧治”的地方；但自抗战以来，国人为避乱逃难而麇集川康各地，民风也随之大变了。特别棘手的是那时种时禁的鸦片烟，把社会秩序弄得一塌糊涂。于是便土豪称霸，哥老横行，私置枪械，互结党援，蔑视法令，唯力是视。后来，大概是1951年吧，我在《川西日报》看到一条有关剿匪的消息，说是“反共第二路总司令”程志武，已被解放军击毙。程这个人就是当时芦山的一大恶霸；不但县政府那二三十人的自卫队不是他的对手，就连刘文辉对他也只有睁只眼闭只眼，根本奈何不了他。在这样的环境里，本来就对官吏生活索然无味的我，能有什么作为？幸好到任职一年多的时候，抗战胜利，日本投降了。我也就想法早点离开，不久就如愿以偿地回到了成都，年底就在齐鲁大学哲史系任教。

齐大避寇迁蜀，借用的是华西大学的校址。我上课的班，有5个教会学校的学生，人数大约有七八十人。次年夏天，齐大复员回山东；此时原川大历史系主任何鲁之约我前去上海，参加他正在创办的中国人文研究所。于是，从没出过四川的我，也就到了上海，作了研究员。

青年党，是个反动的党派，这已是早有定论的了。我是在学生时代参加青年党的，参加的原因，除了是不满社会现实之外，还因不少熟悉的老师和同学都是青年党人之故。开初，自己好像也仅仅是挂了个名而已，记不得有过什么特别的活动。但到1945年，也就是离开芦山那年的冬天，在青年党十届代表会上，却被选为检审（即监察）委员。到达上海，本是为了工作；但是青年党的总部也在那里，另外离当时国民党的巢穴——南京也不算远。这样，却使我有了进一步了解他们真实情况的机会。最后的结论是：天下的老鸹一般黑！

1946年11月，在以国共两党为首的旧政协破裂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拉拢青年、民社两个小党作为陪衬，召开了制宪“国民大会”。作为“中央检审委员”的我，当时也代表了青年党出席。大会在进入分组讨论宪草时，我所参加的是“中央与地方权限”组。也许是代表中绝大多数都是当官的，并又对这实际问题颇为关心之故，所以这组的人数就特别多。当时我是刚从县长之位下来，对基层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在会上就竭力反对“宪法”中“中央政府”过分集权的条款，主张中央、省、县三级的权力，尤其是人、财、物三者均应保持一定的平衡。本来，这“宪法”恣意扩大“中央”的权力，就是为蒋介石出任“总统”而开道的。我这种不识时务的言辞，在那独裁统治之下，当然是会冒有一定风险的。青年党的一些头儿也不满意我，认为我擅作主张，将会妨碍他们的“前程”。我当时的心情是：我只谈我个人认为正确的意见，当然代表不了青年党；但我今后决心离避，图个安宁，青年党也是制止不了我的。由于我谈的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要一手遮天，似乎也不大容易；因此会场便掀起风波，蒋手下的干员如罗卓英（时为广东省主席）、李宗黄（时为新县制实施委员会主任）、王正廷（曾任外交部长）等相继出面与我在会场展开激烈的争辩。这时候，南京的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最终，这条“宪草”虽得到了修改，但不期却被一些人把它描绘成大会的“民主”表现，令我更深入地了解到官场的黑暗。

那时，解放战争正在东北进行。曾琦一心想讨好国民党，曾跑到前方去打气。一些青年党人对此表示不满，多有意见，认为这种表现太露骨，很不高明，而且也有违青年党的党章；可是也仅止于背后嘀咕而已。在一次我列席由曾琦召集的“中常会”上，当他正吹嘘其东北之行，而在场的人却面面相觑之时，我发言了。我说：“曾先生是在大学教过法律学的，不可能不知道国有国法，党有党章的道理。你这次是代表青年党到东北去的，然而对外所有的发言表态，中常会全不知道，这是与党章不合的。我清楚在座的许多中常委对此都有意见，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我是一名检委，似应如实相告。”当时弄得曾琦下不了台，把脸都气红了。当夜作为青年党二把手的李璜，要我去见他，一见面就说：“你今天在会上，向曾先生所提的意见很好。许多人和他是有几十年交情的，不便开口；而别的一些人则由于不敢，或是不愿意去提这个问题。你这样做，是很对的。”隔了两三天，曾琦也找我去，我本以为他要向我寻衅。出乎意料，见面时他却对我十分客气，对我今后的去向特别关心，当知道我将返回成都教书时，竟非常诧异地说：“我们就将参加政府，正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啊！”他根本不提那天会上的事了。

我说回成都教书，是出自内心的老实话。本来，我借南京出席“国大”会的机会，曾到成贤街拜访过徐中舒先生，这时他是利用川大休假一年正在南京中央大学教课。他同我去逛夫子庙时，问起我今后的行止。我告诉他：会后打算回川，准备把家小也接到成都，一是有利小孩上学；二是决定教书。当时徐先生对我说，他写信回去，为我问一下川大的情况。所以后来我一回到成都，川大冯汉骥先生就来向我说，川大约我教书的事已经决定了。回成都后，当有人问及京沪时局，我都是将我所见闻的污糟情况如实道出。那时我心中萌生了一个打算：想邀约一批青年党人登报声明退出该党。后见所接触的人，怕遭受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对此反应冷淡，这打算就只好一风吹了。但是，我既决心要脱离那黑暗喧嚣的政治旋涡，觉得就这样含糊下去也不是办法，为了向社会表明自己今后和青年党割断一切政治联系，便于蒋介石就任总统之后的第四天，同时在成都的《新中国日报》和上海的《中华时报》上发表了《五九国耻纪念日论袁世凯》的署名专论。申言袁世凯一生的罪恶作为：迷信武力，漠视民意，专制自为，祸国殃民，其前车之鉴，正是值得蒋氏加以考虑的。

从1947年起，我除在川大历史系作专任讲师外，先后还在成都理学院（院长魏时珍）、成都尊经国学专科学校（校长蒙文通）和东方文教学院（院长王恩洋）教过书。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又到三台川北大学（代校长王兆荣）任教半年。暑期回成都仍就东方文教学院之约。因青年党系反动党派，在10月我便自动到公安机关进行了登记。1951年文教学院由政府接收，由于我失去了工作，一家大小五口的生活立即发生问题。这样，我就干上了体力劳动。开初是与人共拉一辆小板车，其后又单独一人拉木架车。虽然辛苦一点，但自食其力，心情还是安定的。我在东方文教学院教书时，王恩洋院长每次都要亲自随堂听课，日子一久，自然产生感情。1952年，在南充作川北协商会委员的他，知道我拉车的消息后，还写了《贺吴浦帆教授拉车》一诗，致其勖勉关切之意，使我很是感动。他写道：

浦帆教授与吾书，近在蓉市拉板车。

面目黧黑体力健，群众为吕天地庐。

书生拘牵性孤傲，此日平怀略形躯。

今世劳工最为贵，喜君已邻一品居。

能死非勇能生勇，鞠育教养责在予。

慈忍练磨比金石，为供人类效驰驱。

君不见，国运方昌如旭日，空前建设阔壮图。

仁者愿后天下乐，拉车奋迅意倍舒。

拉车奋迅意倍舒，直奔千里之长途！

拉车奋迅意倍舒，直奔千里之长途！

这时，徐中舒、蒙文通诸先生，也对我十分关心。认为长此以往，会荒废所学的专业，创议我试写西夏史。于是从1955年起我就在徐、蒙、王三位先生的支持下，大着胆子干了起来。在编撰中，由于没有图书资料，也是徐先生设法解决的。从此，自己每天找书阅读，抄写材料，对一些问题又不得不进行思考辨别；其外还得从头学习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通过学习，自己不但从中逐步得到了提高，也对西夏史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直到1956年秋，川大通知我回历史系工作时，大约共抄写了五六万字。在历史系，我的职务是高级资料员。因事务繁多，工作紧张，自然写作西夏史的事就相应松弛下来；然而当时我的心情常常是十分沉重的：总觉得如果让“史稿”就这样半途而废的话，那我就是辜负了先生们的关怀与期望。所以一当业余稍为有点空闲时间，我仍是想方设法地搜集资料，并努力试着写下去。然而，在那时期，运动迭起，常常又迫使自己不得不把工作停下来。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折腾到1980年12月，《西夏史稿》一书才终于出版了，徐中舒先生还为此作了序。它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然而，我却认为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因为它的出版，使我卸下长达25年的心理负担。浅学无能，再加上命运坎坷的我，终于没让自己的老师失望。就这一点来说，我已是心满意足了。不过，曾经大力支持我的另二位先生却都早已作古，这又令我感到遗憾和疚心。

时光倏忽，转眼已是世纪之末了。今年10月15日是徐中舒先生的百周年诞辰纪念。徐先生是在抗战之年到川大任教的，我有幸成为首批受教的学生；平生又得到他多方面的扶持。每念师德，徒增惭悚。而我现年已昏耄，无所作为，承历史系领导大力相助，要我将过往所写的一些文字编集成册，以志师恩。此事本当自己操劳，但因年迈衰朽，目疾特深，实已难于承担。赖刘复生、徐亮工、杨怡诸学友，及省文史馆馆员杨正苞先生的尽力相助；尤其应特别致谢蔡崇榜先生，他在公务丛脞中挤出宝贵时间，挑起了本书责任编辑的担子，不辞辛劳，将所有工作都做得十分完善妥帖。至于川大出版社，也是事事热情关照，很是感人。所以此书的编辑出版，皆凭众人之力所为，而让我独享其名，内心是有愧的，故附述于末，以表谢忱。

1998年8月30日于四川联大新绿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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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华里即1里，等于500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