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论

从宋代道学家的思想进行分析，可以肯定的地方还是不少的。时间迁流，今日之世已非昔日之世，如果用索疵寻瘢的作法，自然也有短缺之点，是毋庸为讳的。当世学者，在这方面已谈得不少，不再赘述。这里仅就一些误解，略陈己见。

1.一般往往把道学说成是宋代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这与事实很不相符，因为直到南宋末期它都还被定为“伪学”，视作镇压对象，在政治上哪能起到统治的作用？宁宗嘉定以后虽被承认合法，也只是徒具形式。《宋史·道学传·序》就有这样一句：“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此可为明证。有人说理学（亦即道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有七百多年居于统治思想地位，看来有些夸大了。程、朱之学北传，渐流行元代，但蒙古统治集团尊崇喇嘛教、伊斯兰教，以至全真、大道、太一等道教，还在儒学之上；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十月，议科举取士之法，次年施行。考试科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并用朱熹章句集注；所考经义，“《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春秋》用《三传》及胡氏《传》”（《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这是统治者以法令制度形式肯定程、朱派道学的特殊地位，如果以此作为道学成为统治思想的标志，下迄清代乾隆时期朴学兴起，也大约只有五百多年。

2.道学家开创这个学派，由于他们既有真才实学，工夫也极深厚，终于博得了社会上的承认。南宋初年就有过假道学家的出现，至理宗朝权相贾似道当国，为保持权势，便利用道学装点门面。据周密所亲见，这些人“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知为道学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癸辛杂识续集》下）。可见末流之弊，冒牌货充斥，封建官僚又玩弄权术，于是对道学虚伪无实的批评，也就缘此而起了。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是专制主义君权登峰造极的时期，许多人归罪道学，认为由于强调纲常伦理所造成，这是值得商榷的。孟子最重人伦，着眼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双方义务，并未主张单方面的绝对权威^[13]，他是“民贵君轻”论者。而宋代道学家特别表彰孟子，我们能说他们与孟子认识截然不同，是特别拥护专制君权的吗？胡瑗、程颐二人先后对宋仁宗、哲宗两位皇帝讲书，都不遵守御名避讳的旧例，认为徒然养成皇帝自大的骄心^[14]。道学家卑视汉、唐，也不满意当代的现实，劝皇帝要做尧、舜，绝非谀颂，实际是对皇帝施加压力。在道学家的著述中，对为君者不乏箴警之词。例如《论语·尧曰》有尧命舜之言：“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朱熹注曰：“四海之人困穷，则君禄亦绝矣，戒之也。”同篇引《商书·汤诰》之辞：“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朱熹注曰：“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实君所为，见其厚于责己薄于责人之意。”言为心声，在此等处如细心玩味，亦可看得出道学家对君权所持的态度。

宋代道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受到后世非难最多。其实这个问题也不过与义利之辨和公私之辨的性质相同，也不能把它绝对化。道学家认为合理的人欲即是天理，这显然不能视为他们主张禁欲、绝欲。《孟子·梁惠王下》记孟子说齐宣王行王道，宣王坦率地说办不到，因自己好勇、好货又好色。孟子要他做到和百姓一样即可。朱熹就此加以发挥说：“愚谓……钟鼓、苑囿、游观之乐，与夫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循理而公于天下者，圣贤之所以尽其性也；纵欲而私于一己者，众人之所以灭其天也。二者之间，不能以发，而其是非得失之归，相去远矣。故孟子因时君之问，而剖析于几微之际，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实密，其事似易而实难。学者以身体之，则有以识其非曲学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复礼之端矣。”（《孟子集注》卷二）有不少人认为道学家是用“存天理，去人欲”这个说教来为封建统治者搞攻心战，专门用来压迫控制劳动人民，这种持论看来颇难成立。程门再传弟子张九成（1092—1159年）对天理人欲问题发表过极为精辟的议论，他说：“自义理而行，则以民为重；自人欲而行，则以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为重。以民为重，则如汉文惜十家之产而罢营露台；以宫室至侈服为重，所以纣残害万姓营此不急之举而不也。吁！人欲其可畏哉！然人欲不行于茅屋衡门之间，而每行于四海九州之主。茅衡之下，衣弊履穿，羹藜饭糗，人欲何自而行乎？尊临四海，雄霸九州，号之则听，禁之则止，人欲恣行，无所忌惮，不足怪也。”（黄伦《尚书精义》卷二四）这在封建专制政体下是很不寻常的真知灼见，看来宋代道学家的天理人欲论，不见得就是为“尊君抑民”的意图而编造出来的。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清代朴学家戴震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指责宋代道学，特别是程、朱学派是“以理杀人”，残忍到使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地步。他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自此，这个议论流传下来，风行一世。现代著名学者章炳麟（太炎）曾作《释戴》一文，有所评议。他说：“震生雍正末（墀按实生于雍正元年），见其诏令谪人，顾摭取洛闽儒言以相稽，觇伺隐微，罪及燕语。九服非不宽也，而迾之以丛棘，令士民摇手触禁，其衋伤深。震生长民间，自幼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为臣民愬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不可救。”由章氏之说，则戴震抨击道学的议论，是别有隐衷的。他慑于封建专制君权的威势，才把矛头转向程、朱，而程、朱便成了替罪羊。

大抵宋代道学在其萌生形成阶段，还没有得到封建君权青睐之时，是虎虎有生气，成就很突出。及其声誉大起，徒友势盛，尤其是封建统治者感到有加以“尊崇”的必要时，从此它就会变质和空枵起来。明代太祖、成祖，清代的康熙、雍正诸帝，都很“尊崇”道学，但同时也把道学作为统治工具，把它变成了皇权的婢仆。从中国的全部历史看，一种有影响的思想学术，往往都会被利用来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因而不免原意走失，结果便丧失其精彩。评价宋代道学，为求符合客观存在的史实，我认为似须注意考虑到两点：一是封建统治者的利用，二是末流（甚至是冒牌货）之失。倘能拣择分别开来，庶可窥见其原貌本质。

（原载《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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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南程氏文集》卷八《颜子所好何学论》。又《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语录》：“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无人如此说，只孟子分别出来，便知得尧、舜是生而知之，汤、武是学而能之。……要之皆是圣人。”

[2] 刘咸炘（1896—1932年）字鉴泉，双流人，曾任成都大学教授，享年仅37岁。著作甚富，总名《推十书》。此见《内书》卷五《三宝书·反复》。

[3] 《内书》卷一上《人道》记：“明末苏州武之烈自检甚严，尝指天而自问曰：‘性命形骸皆主人翁予我者，敢效贾客之营利而忘本耶！’”刘氏申其义曰：“孔、孟之教，尽性合天，是谓事天。事天以全归为终。此为《礼》之所谓‘反本复始’。”

[4]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谓闻之吴兴老儒沈仲固云，道学之名，起于元祐（1086—1093年），盛于淳熙（1174—1189年）。按《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二有程颐撰《明道先生门人朋友叙述序》《祭李端伯文》《祭朱公文》，皆涉及“道学”一词。而《叙述序》言程颢葬后，“既而门人朋友……述其道学者甚众。”颢卒元丰八年（1085年）六月，是于此年前后即有道学之名出现。

[5] 《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九“伊川先生语五”。《宋元学案·明道学案下·附录》亦载，惟以程颢时为上元薄，而非鄂县，当以《遗书》为正。

[6] 《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传·序》：“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实推重之，旧史列之隐逸，未当，今置张载后。”

[7] 引文俱见《观物内篇》；并参吕思勉：《理学纲要》，54页，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

[8] 见《河南程氏文集》卷二《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

[9] 《朱子新学案》，上册，50页，巴蜀书社，1986。

[10]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二上，记程颐语：“世间有三件事至难，可以夺造化之力：为国而至于祈天永命，养形而至于长生，学而至于圣人。”但又下一转语：“人力可以胜造化，自是人不为耳。”在《河南程氏粹言》卷二《人物篇》中，程颐对“圣人之道”发表如下意见：“圣人未尝言易以骄人之志，亦未尝言难以阻人之进，盖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是言也，涵蓄无穷之旨，学者宜深思也。”朱熹既说了圣人难为，但又说：“不要说高了圣人，高后，学者如何企及。越说得圣人低，越有意思。”（《朱子新学案》转引，见上册，50页）

[11] 《明道学案下·附录》载：侯仲良曰：“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州，归谓人曰：‘某在春风中坐了一月。”同书附录又载张横浦曰：“游定夫访龟山，龟山曰：‘公适从何来？’定夫曰：‘某在春风和气中坐三月而来。’龟山问其所之，乃自明道处来也。试涵泳‘春风和气’之言，则仁义礼智之人，其发达于声容色理者，如在吾目中矣。”

[12] 此据《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下《近思录拾遗》。中华书局1978年版《张载集》，其《张子语录》所记，作：“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3] 《孟子·滕文公》：“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皆就互相义务而言，人伦之道，目的在于搞好家庭及社会关系而已。持民主开放见解的蔡元培尝为三纲五伦辩护：“纲者，目之对，三纲，为治事言之也。国有君主，则君为纲，臣为目；家有户主，则夫父为纲，而妇子为目。此为统一事权起见，与彼此待遇之道无关也。互相待遇之道，则有五伦。故君仁，臣忠，非谓臣当忠而君可以不仁也；父慈，子孝，非谓子当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义，妇顺，非谓妇当顺而夫可以不义也。”（见黄世晖：《蔡元培口述传略》上，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

[14] 《道山清话》载：庆历时，胡瑗以白衣召对，尝为仁宗赵祯讲《易》，读元、亨、利、贞，不避御讳，仁宗与左右皆失色。瑗曰：“临文不讳。”《邵氏闻见录》载元祐初，程颐为崇政殿说书，为哲宗赵煦进讲，书中有“容”字，为赵煦即位前嫌名，左右宦官用黄绫遮掩。程颐讲完书，便说：“人主之势，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过，而骄心生耳。此皆近习养成之，不可以不戒，请自今旧名嫌名皆无复避。”又请复坐讲之礼，以重师道。前书又记：程颐为哲宗讲书，色甚庄。继以讽谏，颇使小皇帝感到畏怯。元老重臣文彦博以90岁高龄，尝终日侍帝侧，恭立不去。有人问程颐说：“君之倨，视潞公之恭，外间颇有议论，究竟谁是？”颐答：“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为上师傅，其敢不自重！吾与潞公所以不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