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论所谓“金匮之诏”的可疑

建隆二年六月二日，杜太后于其临终之顷，命赵普写下遗嘱，藏之宫中，这就是所谓“金匮之诏”的故事。这件事情，载于正史，见于传说，莫不以为的的可凭；但我将此事彻底地考究一番之后，觉得它实在有使人难于置信的地方。“金匮之诏”事之见于记载，以李焘所称的《新录》及《正史》^[34]二书为最早，属于官方的材料，惟其书今已不存；其次则有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可以说是当时社会最有力量的一种传说；再到李焘的《长编》，则利用以上材料及《太宗实录》，大加删修，消除了史实本身的矛盾，虽整齐归一，最为圆备，然而却大大改变了原始史料的面容。至于成书略早于《长编》的《东都事略》及元代修成的《宋史》，他们记载此事似皆以《三朝国史》为最基本的蓝本，惟其间亦有添改的痕迹，已不全是《国史》的原态。现取《涑水记闻》与《长编》两书所载之文，比照其异同之点如下：

李焘《长编》记述此事后，下附《考异》，对其拣择材料，有所说明，是一段极为重要的文字。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旧录》根本未载此事；《正史》及《新录》载有此事，但称太宗亦同受顾命。他认为“太宗入受顾命”与后来赵普上章自诉之事，显有抵触，因此遂以“《正史》《新录》容有润色”为辞，而于太宗入受顾命一事，加以排斥。《涑水记闻》未言太宗入受顾命，他表示赞从；但《记闻》的传位二弟说，他又明白给予否定的意见。这样一来，自然解救了原始史实的矛盾，修饰得圆润无漏，然而史实的真相，是否如焘所想，倒大有商量的余地。因为李焘先确定了一个前提，以为赵普口中道出的“金匮之诏”一事，绝对真实可信；及见别方面所传与此不合，便随便断定为失实非正。李焘在此种任情去取的态度之下，拼凑成功了他的《长编》所载的情形。他在表面上固然齐一了分歧，把有疑化为无疑；但他用以齐一分歧的根据既然异常薄弱，则其自视以为无疑者，我们仍然觉得有疑尚在，实际上并未得到解决。

李焘同前人之相信“金匮之诏”，其根据完全建立在赵普的自诉上。我们可以想象，假使没有赵普的自诉，宋代史上恐怕便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故事。以此，所谓“金匮之诏”的有无，实系乎赵普自诉之言的真实与否。我就当时情形考之，对于赵普的自诉，还觉得有可疑的地方。

第一，杜太后临终之际，揆以情理，太宗在侧，至为可能，况《正史》《新录》又有明白记载，不应以“容有润色”四字，轻轻抹掉。太宗既尝在侧送终，那末，赵普所自诉的“金匮之诏”一事便难成立。杜太后死时，太祖即位仅年余，平民之本色尚在，兄弟相爱，母子情深。太宗身在开封府，居处辇毂，晤聚极易，当兹大事，岂有独召赵普，而遗其爱子之理？况《新录》《正史》，成于宋初，顾命大事，记述不容疏忽，故太宗当时在侧，似极可信。然而史官为了容纳赵普所供的事实，虚说与真实相杂，便不知不觉露出马脚。李焘《考异》说：“按太宗初疑赵普有异论，及普上章自诉，且发金匮，得普书乃释然；若同于床前受顾命，则亲见普书矣，又何俟普上章自诉，且发金匮乎？”二事不可兼得，如果提不出《正史》《新录》记载虚伪的证据，则对于赵普所自诉的“金匮之诏”，我们也要审慎，不愿随便地轻信。

第二，赵普上章自诉，发生于太宗即位的第七年，正是太宗左右亲信图谋陷害秦王廷美的时候。赵普以一失势之人，参加此项阴谋，以报怨而希宠，其为人、其处境、其时机皆有造伪虚说的最大可能性。赵普为太祖从龙功臣，参预机密，贵宠莫二，及太祖在位晚年，由于专擅，及卢多逊之讦毁，太祖对其信赖顿衰。加以其时太宗亦颇与有隙，开宝六年八月甲辰，遂罢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35]。太平兴国初入朝，改太子少保，迁太于太保，仍为卢多逊所毁，奉朝请累年，郁郁不得志。其子承宗娶燕国长公主女，承宗适知谭州，受诏归国完婚，未逾月，卢多逊即白遣归任，激起了赵普的极大愤怒。会柴禹锡等密告秦王廷美将有阴谋窃发，太宗召普询谈。赵普抓到了这个机会，于是乃有上章自诉曾受杜太后顾命之事发生，时为太平兴国六年九月。此后普复得幸，再为宰相，随之卢多逊与廷美也获罪受谴了。兹据《长编》所载，赵普上章自诉前后的事迹，排列于下表。

《宋史·廷美传》及《赵普传》与《长编》所载相同，缘以赵普上章自诉之时，为六年元月，证以相关各事，其说甚信。但《涑水记闻》及《玉壶清话》则与此颇有殊异，《记闻》无赵普上章自诉之事，以金匮之诏乃太宗自己偶然寻得。其言曰：“太宗即位，赵普为卢多逊所谮，出为河阳，日夕忧不测，上一日发金匮，得书大悟，遂遣使切召之。普惶恐，为遗书，与家人别而后行，既至复为相。”《清话》虽载有赵普自明此事之言，但时间及情形，与《长编》《宋史》大不相同^[36]。它与《记闻》犯了一个同样的大误：以为普黜河阳，是在太宗即位之初，殊不知此乃太祖开宝六年八月的事情。盖赵普上章自诉，本是在暧昧中的一种鬼祟的举动，世人不深悉内容，各以好奇的心情去传播所闻，自然不免有错误了。

如史所示，太宗即位后，赵普便已归朝，普于此时便可上章自白，何以还要等待六年的时间，借一件陷害的狱案才发生呢？虽说这时太宗对普不满，犹有成见，但惟其因太宗对他歧视，普正该申明此事以求谅解。普不如此，一定要在忍受不了卢多逊的排斥之后，一定要在参加谗害廷美而博得太宗的欢心之后，方才说出他有参预昭宪顾命的功劳，怎能不使人疑他是希宠迎合呢？太宗于嫌疑之中获得帝位，又用阴谋排出其弟，内心上惭愧不安，深恐为人訾议。在此时候，赵普为他的获位制造了一个合法的依据，他当然只有认假作真，乐意地接受。好在这种宫闱的机密事，外人无从知道底蕴，就来一次“通同作弊”，一般臣民还不是“信以为真”吗？

赵普为迎合太宗，作了许多鬼祟的事情。太宗一时要利用他，使之再相，好像给予他很大的尊礼。然而事过境迁，便逃不出“狡兔死，走狗烹”的原则，太宗又与他相疏远了。赵普于太平兴国八年罢相（时廷美禁锢房州，三个月后即死），出为武胜军节度使。太宗虽在表面上仍示尊礼，以敷衍情面，实由嫉忌之念非常深刻。普似亦充分了解此中缘故，以后对太宗，惟有卑躬屈节，摇尾乞怜而已^[37]。我们一般人都明白一件有关心理学的常识：两人共同秘密为坏事的时候，志同道合，相厚莫二，及坏事干过了，自此彼此的心中也便埋下了互相疑忌的种子。胡旦上《河平颂》敢于力诋赵普^[38]，恐怕他便是看清了太宗对于赵普阳尊阴忌的心理罢。

说到这里，我们还须解答一桩事情。《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六月条下，载太祖曾许太宗将来必是“太平天子”，也许有人持此为“金匮之诏”实有其事的理由：

（晋）王性仁孝，上雅钟爱，尹京十五年，庶务修举。上数幸其府，恩礼甚厚。尝疾病殆不知人，上亟往问，亲为灼艾。王觉痛，上亦取艾自灸。自辰及酉，王汗洽苏息，上乃还。疾良愈，复往视之，赐以龙凤毡褥。又尝宴宫中，王醉不能乘马，上起送至殿阶，亲掖之。王帐下士蒙城高琼左手执镫以出，上顾见因赐琼等控鹤官衣带及器帛，勉令尽心。间谓近臣曰：“晋王龙行虎步，且生时有异，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此事出于何书，李焘未言，或系采之《太宗实录》者^[39]。太祖宽怀大度，友爱兄弟，其厚遇太宗，当为事实。惟所载太祖谓近臣之言，未必可信；东方历史，为帝王者，多记所谓“生时有异”的事情，以示受命之征，这本是神权时代的一种欺骗玩意。太宗此时并未作帝，太祖也要预为编造一个诳言，实在不近情理。这明明是太宗即位以后始有的传说，不是太祖口中所宜说出的话。我们即退一步承认太祖说过此语，也只能证明太祖尝有传位太宗的意向而已。况据蔡悖《夔州直笔》，太祖尝令晋王对御上马，始示继及之意^[40]。其说若确，就是太祖有传位太宗的意向，也不能就证明确有“金匮之诏”的事实。

我在上面指出所谓“金匮之诏”的疑点，怀疑是赵普所玩的玄虚。但是赵普玩了这个玄虚，何以大家都相信而无异词呢？我以为这是由于太祖平日似有传弟的意向，而这种意向足以掩护所谓“金匮之诏”的虚伪。太祖传弟的意向，是不是受杜太后的怂恿，这很难言；不过我们知道太祖表示这种意向的时候，实在是很暧昧的，仅仅如像寄光义以重任，德昭出阁不封王而授贵州防御使，惟其意向不很明切，因之促使光义迫不及待地产生了夺位的野心。太宗及位，为掩饰其不光明的行为计，想把太祖传位的意向更加明确化，使人相信他的获位是理直事顺的。故令廷美尹开封府，德昭称皇子，摆出他将以太祖待他之道以待廷美的姿态。这样一来，不特可以掩饰天下的耳目，还有安抚太祖、廷美两系及满朝文武的作用。不过事过境迁，太宗的地位已经巩固，不虞为人所摇的时候，自私心使他渐次采取剪除其弟侄的策略。因为在初，他摆出暗示传于廷美及德昭的姿态，本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后来又极力想使这个暗示不成为事实，仍然是为了自己的方便。于是德昭被逼死了，德芳也夭折了，剩下的廷美，益发成为他心中非得剪除不可的目标。他的左右看出了他这点私心，便开始制造诬陷廷美的阴谋；失势的赵普同样也察觉了他的心病，便借参加阴谋以偿所欲。所以“金匮之诏”的故事，便是在此种情形下产生出来的。故它的真实性很成问题，轻信是会上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