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数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史是那样的炫目和令人神往。然而，100多年前，西方国家挟带着工业文明的旋风席卷而来，使这一文明古国陷入深深的失落之中。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国文明的新生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古老的中国正在勃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但其进程却充满一波三折，乃至步履蹒跚。漫长而特殊的中国文明进程以其巨大的魅力吸引着中外众多睿人智者的反复思考和上下求索，以深入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特点。作为社会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集中表现并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政治社会领域理所当然成为不可缺少的研究对象。
古希腊文明时期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认识你自己吧！它既表明了认识的重要性，又告诫认识的艰难不易。对中国政治社会的认识尤是如此。
通观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人们很容易为这样一个历史之谜所困惑：在中国，围绕上层国家政权所进行的斗争惊心动魄，反复无常。不仅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宫廷政变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一幕幕反抗王朝的农民起义更是壮观无比，叫人惊叹万分，就是近代中国历史也是以不断地夺取国家政权的血与火铸就的。然而，中国社会的发展却步履艰难，其变化与上层国家权力的更迭无法对应，形成正比，国家上层的变动并不都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和更新，有时反倒造成了停滞或倒退。
也许中国历史上国家上层的变化和更迭太丰富、太复杂、太神秘，不仅仅许多于国家上层遥不可及，在机械停滞状态中生活的寻常百姓，常以津津乐道上层秘史、内幕和奇闻来打发贫乏的闲暇时光；就是古今中外无数智者也无不将观察和透视中国政治的视野投向国家上层的变化与更迭，在其间皓首穷经，记录那动荡无常的政治风云，寻求国家权力更替消长之秘密。一部古代中国史，也就是王朝如何不断更替，帝王将相怎样安邦治国、争权夺利的历史，具有浓厚的“宫廷政治学”的色彩。即便是近现代历史，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夺取和巩固国家权力而展开的。
这种专注于国家上层的政治学视野既难以对中国政治社会发展之谜予以令人信服的解析，也大大限制了对异常丰富、复杂和多样性的中国政治社会状况的透视和把握。这就需要我们寻求和开拓新的政治理论视野。而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历史的独到见解则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
当由于海路的开通，世界文明从孤立封闭向联系开放的状态转变，西方人进入遥远而又神秘的东方世界，为与西方文明史迥然不同的东方文明所惊异，并为东方社会国家上层多变、社会变化甚微的政治史所迷惑时，马克思以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深邃思维和宽阔视野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奥秘所在。
与容易为纷纭杂乱的社会表象所迷惑的常规性思维和视野不同，马克思没有为东方社会国家上层不断更替的历史表象所纠缠，而是透过表象将视野投向国家之下的深层社会，注意到东方专制社会结构的这一基本特点：“从远古的时候起，这个国家的居民就在这种简单的自治制的管理形式下生活。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或疫病的严重损害，甚至变得一片荒凉，可是同一个村名、同一条村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保持下来。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转归哪一个政权管辖，或者改由哪一个君主统治，反正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始终没有改变。”[1]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东方国家基本的社会结构特点的考察，揭示了东方国家上层不断变动而社会却停滞不前的历史之谜，认为：“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有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2]
马克思的分析和结论虽然是针对古代东方社会而言的，但其独到见解对我们考察中国政治社会发展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首先，对社会历史发展奥秘的揭示，不能为一般的历史表象所迷惑，而需深入社会深层，解剖社会内在的结构，揭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特别是在对政治社会发展的考察中，不能为极具诱惑力的国家上层权力更迭现象所纠缠，而应深入分析国家上层所立足的那个社会基础。其次，需以广阔的多层次视野透视和剖析政治社会。自从国家产生以来，政治体系就一分为二：一是来自社会，又凌驾于社会之上，以其强制性的权力控制全社会的国家权力体系；二是在国家权力的统辖之下，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深深渗透在日常社会生活之中的基础性政治社会。毫无疑问，上层的国家权力是政治体系的本质和核心部分。但任何国家权力的存在及作用都是以基础性政治社会为前提的。如在东方社会，没有由一个个处于政治孤立封闭状态的村社构成的基础性政治社会，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政体就无从立足并凌驾于社会之上进行自我更迭循环。而且，往往正是基础性政治社会的状况和特点才是影响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在马克思看来，居民生活在简单的地方自治形式，即政治自我孤立封闭状态下的村社组织，构成了东方国家上层不断变动，社会却停滞不变的重要原因。他曾为之感慨：“很难想象亚洲的专制制度和停滞状态有比这更坚实的基础。”[3]所以，只有在注意国家上层变化的同时，对其立足的政治社会的状况、特点和变迁给予特别的重视，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规律和特点。
以往人们经常以所谓“大一统”之类的字眼来概括中国政治社会的一致性特点。如果就国家的整体性，国家权力结构的一元性而言，这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将视野投向国家整体之下的基础性政治社会之时，就会发现，中国的政治远非仅以“大一统”的字眼就能概括和涵盖。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度里，政治社会状况异常丰富和复杂。在国家内的不同地方、不同社会组织单位、不同人群里的政治状况既有许多相似和共同之处，更有着不少的具体差别，表现出非等同性、非一致性的非均衡性特点。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非均衡性像中国这样突出。国家整体层次的一元性、一致性与国家统辖下的政治社会的非等同性、非一致性的结合，“大一统”与非均衡的结合，才是中国政治社会的完整状况和典型特点。
而中国政治的非均衡性特点又突出地表现为城市和乡村这两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之间的差别。当我们全景式地扫描和追踪中国政治社会发展轨迹时，就会发现：在古代中国，虽然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一统天下，但专制主义政治在城市和乡村这两个社会空间中的作用和表现远非一样。以皇帝为首的权贵在各个层次的城市自上而下对四方发号施令，行天子之威。与统治堡垒的城市遥遥相对的广阔乡村却与国家政治生活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天高皇帝远”，成为皇权鞭长莫及之地。而在近代，当城里人津津乐道于海外传来的“民主自由”，并为之奔走呼号时，乡下人却十二分诧异：民主自由能当饭吃吗？城市和乡村在政治方面的差异更是显而易见。即使在当代，虽然辽阔的中国大地普照着社会主义民主之光，但在城市和乡村却会折射出不同的色彩。
为什么在同一国家会出现不同的政治现象，存在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和非均衡状态呢？
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政治地理意义上的国家，其基本特征就是按地区划分居民。正如恩格斯所说：“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4]城市和乡村则是人们共同生活且有紧密联系的两个基本的居住地单位。人们要么生活于城市，要么生活于乡村。如果将国家视为一个地域整体，那么，城市和乡村便是两个与人们日常生活有紧密联系的地域单元。那些版图较大的国家更是如此。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任何政治现象都是在有着一定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的地域空间里生成的。由于不同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的国家会生成不同的政治现象。与此相应，在一个国家内，由于城市和乡村依托着不同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也会生成不同的政治现象，形成两个有差别、发展不均衡的政治共同体。
同时，城市和乡村既是一定文明时代的产物，又伴随着文明时代的进步而变迁。农业文明是以乡村和乡村化的城市为依托生成和延续的。伴随农业文明的专制政治无不深深渗透和集中表现于乡村和乡村化的城市社会之中，并影响着整个社会文明进程。工业文明则是以城市和城市化的乡村为依托生成和延续的。伴随工业文明的民主政治无不集中反映和投射在城市和城市化的乡村社会之中，并制约着整个社会文明进程。但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形态总是在不断更替中演进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以及相伴随的专制政治和民主政治往往同时寓于一个社会和一定时代。城市和乡村也因为不同文明因素的影响，形成一个国家的二元政治结构，呈现出政治发展状态的极不均衡的特点。[5]这种不均衡性也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特点，并制约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
二
我们正置身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而历史上任何一次真正的变革，首先需要准确认识和把握所要变革的那个社会的基本状况和特点。有时，认识往往比行动更困难、更重要。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的孙中山在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变革屡进屡挫的曲折经历中，曾深刻地体验到“知难行易”的无穷意味。所以，要变革中国，首先必须认识中国。而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基本的社会地域体，具体考察其不同的政治社会状况、特点和变迁，对于认识中国，特别是中国政治社会的进程与规律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又是一个领土辽阔的大国。中国文明史一直是伴随着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对立过程行进的，而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政治社会状况的城乡差别和不平衡尤为突出。对中国社会历史有过深入考察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分析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时指出：“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为数极多的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林掩映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的土地，没有什么变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势者的家庭。……社会的主要划分是城市和乡村，是固定在土地上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和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流动上层阶级人口之间的划分。这种分野仍旧是今天中国政治舞台的基础。”[6]只有深入作为中国政治舞台基础的城市和乡村社会内部及其相互间的二元结构，才能科学地解析发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扑朔迷离的景观。在这方面，善于将解剖刀伸向社会深层结构的科学大师马克思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方法论遗产。马克思在讨论东方社会为什么长期停滞不前时，便注意到独特的城乡社会结构的制约作用。他指出：“亚洲这一地区的停滞性质（尽管有政治表面上的各种无效果的运动），完全可以用下面两种相互促进的情况来解释：（1）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事情；（2）除了这个政府之外，整个国家（几个较大的城市不算在内）分为许多村庄，它们有完全独立的组织，自成一个小天地。”[7]这种由少数较大城市和众多封闭性乡村村落而形成的独特的二元社会结构，为专制主义政治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使专制主义政治得以通过掌握公共设施和利用各级城市传递到全社会，深深扎根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而具有深厚基础的专制政治形态正是造成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近代以来，挟带着工业文明的西方国家的入侵，使古老的中国中断了缓慢和周期性发展的常规进程，整个社会开始发生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沿海城市出现了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一线曙光。伴随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内部的变化，专制主义封建社会的腐朽性迅速凸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向先进的西方学习，试图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之久的封建王朝。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政治依然是专制主义的独裁政治。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辛亥革命仅兴起和波及于近代文明和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少数城市，作为专制主义基础的广阔乡村社会没有卷入这一政治风暴，推翻专制主义政治的最强大力量——广大农民没有得以广泛发动和参与。毛泽东为此分析道：“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8]
随之而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其重要原因便在于准确把握了中国政治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的规律与特点，走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革命初期，由于最初的中共领导人大都为生活于都市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社会状况缺乏深刻的了解，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将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城市，试图以城市武装暴动的方式夺取革命胜利，结果屡遭挫折和失败。正是在不断的挫折和失败中，来自中国社会底层乡村的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调整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视角。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中心城市是统治力量最集中、最强大，对革命防范最严密的地方。将革命的重心放在城市，无异于自杀。但是，统治者的力量不可能在全国，特别是广阔的乡村地区普遍建立强有力的控制。同时，近代以来，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中国革命的本质是农民革命。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把革命的重心转向农村，依托农村的革命根据地反对依靠城市统治农村的敌人，进而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国家政权。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了中国城市和乡村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才探索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道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著名农民政治学者米格代尔就农民与政治的关联性做过概括，认为：“正如社会中心能决定国家的影响范围和能力一样，社会边远角落发生的斗争和事件同样决定着国家的影响力和能量。”[9]中国的革命正是以社会边远角落的农村为根据地而不断扩展的。
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宏伟目标。而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大国建设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民主政治，以此促进社会的更新，避免重蹈历史上国家上层多动、社会变化甚微的覆辙，尤需深刻认识和具体把握中国政治社会的基本状况和特点。
而中国政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和发展不平衡。中国的革命是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生产关系已相当腐朽的条件下发生的。通过政治革命，实现了国家政权的更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长期历史遗留下来的经济落后状况和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变革。直到20世纪90年代，占全国人口20%左右的城市和占人口80%左右的乡村并存仍然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整个中国的政治都是在这一基本的社会舞台上展开的。1949年革命胜利以后，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使历史上的城乡政治对立关系不复存在，但由于自然—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仍然存在，其具体政治状况有着明显的不同，发展很不平衡。特别是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巨大历史变革。与先进的工业文明联系较紧的少数城市和与传统农业文明联系较紧的广大乡村的并存，无疑会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展现出历史从未有过的复杂和不平衡的状况。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都必须从这一基本状况出发，并受其制约。例如，没有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广大乡村的政治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就不可能迅速实现。而在曾负载着几千年传统文明，至今仍主要沿袭传统手工劳动方式的乡村，要实现政治形态的转型又是何等困难！其难度是长期生活于现代都市文明氛围的人难以想象的。所以，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过程中，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和不平衡这一基本的历史和现实特点。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本书力图将透视中国政治社会的视野投向长期为人所忽视的基础性政治社会，从城市和乡村这两个有着明显差异的社会地域体入手，对中国政治社会表现于城市和乡村的具体状况、特点、变迁及它们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较为系统的比较分析。
三
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会共同体，是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建立而形成的。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国家，城市和乡村分离为两个有差别的共同体，并由于它们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具体状况、功能而构成相互之间的关系。因此，研究政治社会表现于城市和乡村的状况、特点及变迁，则需要从城市和乡村在一定社会的分离、差别及相互关系入手。
一方面，正是由于城市和乡村分离为两个有差别的共同体，其有着不同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才有可能生成不同的政治社会现象。
另一方面，城市和乡村作为共同存在于一个国家的两个有差别的共同体，又会由于它们各自的状况、功能特点及相互关系而受到国家政治的制约，国家权力的作用和影响将不尽一致。例如，在古代中国，统治者主要居住于城市，作为被统治者的广大农民居住在乡村。城乡形成尖锐的政治对立关系。王朝统治者利用各地各级城市对广大的乡村行使统治权，城市成为政治统治堡垒，并形成与乡村不同的政治形态。
因此，与一般的国家政治理论研究方法不同，本书特别注重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即从政治与社会两个层面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一方面将城市和乡村的政治社会状况、特点及变迁置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中考察；另一方面注意从国家政治对社会的不同影响的角度，分析城市和乡村的政治社会状况、特点及变迁。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识和比较政治社会在城市和乡村这两个地域体中的具体表现和差异。
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所涉及的领域愈来愈广泛，但它仍然有其特定的领域，这就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此，本书将以以下五个方面为主要参数，考察和比较中国城市和乡村政治社会的状况、特点和变迁。
（1）社会分层与政治关系。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们就生活在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社会中，即政治学奠基人亚里士多德所说，为马克思所肯定的“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10]。但人并不是无差别的政治动物，由于对生产资料等资源的占有存在差异，人们被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群体，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不同地位，形成特定的政治关系。如果从人是政治社会主体的角度考察，那么，社会分层和政治关系就构成了一定政治社会的基础。
（2）社会结构与权力体系。人们在共同体内生活，必然产生公共事务及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在孙中山看来，“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11]要管理众人之事必然需要相应的由各种权力要素构成的权力体系。这种权力体系既超越社会又来自社会，受一定社会结构制约。社会组织结构简单，权力体系也较为简单，反之则较为复杂。
（3）社会秩序与政治控制。任何社会都必须根据一定规范存在和发展，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使社会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在原始社会，社会秩序主要靠习俗维持，“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12]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随着社会的分化和利益的冲突，则需要建立在一定政治权威基础上的权力体系加以维系，以“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13]。这就必须对社会进行政治控制，形成与统治权威相一致的社会秩序。
（4）社会意识与政治文化。人是有意识的动物。人们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里，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意识。这种社会意识延伸到国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政治生活领域，就会形成人们有关政治社会的情感、认识、态度、价值等，即一定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往往特别明显和持久地体现和反映政治共同体的特征。因为它最敏感地放射着政治时代的变化趋向之光，同时又是长期历史积淀的产物。
（5）社会矛盾与政治活动。由于人们在社会中的利益、要求及满足的状况不同，必然会产生一定社会矛盾和冲突。由此人们就会通过不同形式的政治活动去争取和实现其利益和要求，使社会矛盾和冲突得到一定解决。在阶级对立社会，社会矛盾集中表现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矛盾，解决矛盾的主要形式是阶级斗争。因此，在阶级社会里，“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14]，阶级斗争成为人们最主要的政治活动。而在消灭了阶级对立的社会里，政治活动的内容和形式都会发生重要变化。正是人们的政治活动，引起一定政治形态的转变。
政治关系、权力体系、政治控制、政治文化和政治活动构成了一定政治社会的基本内容。本书将围绕以上五个方面展开。与此同时，任何一种政治形态一旦形成，必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又会对社会历史进程发生影响和作用。本书除了考察和比较城市和乡村的政治社会状况和特点外，还要分析它们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人类文明从起源到演变，总的趋向是一致的，但具体的进程和道路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列宁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5]东方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并一直沿着一条较为独特的道路行进，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这一文明的独特性体现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政治社会及在城市和乡村间的差异。而任何事物的特点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发现和鉴别。因此，本书除了考察比较中国政治社会的城乡差别和特点外，还将与东方中国文明有着鲜明差别的西欧社会作为参照系进行中西比较，以求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政治社会的具体进程和特点。
正如人类文明总是在不断的进化中行进一样，城市和乡村政治社会也必然会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而发生历史性的变迁。虽然作为当代人，我们的视野和研究重点应定位于现实状况，但要准确把握现状及特点，还需考察它们是怎样形成的，其历史形态如何。正如列宁在研究国家问题时所说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16]为此，本书将从古代、近代到当代的历史演进的角度，考察比较城市和乡村政治社会在不同历史时代的状况、特点及变迁。由于传统文明在中国的延续时间特别长，至今仍有较大影响，本书以较多的篇幅考察分析了与传统农业文明联系较紧的古代城市和乡村政治社会状况和特点，这也是为了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政治社会。
进行任何真正的科学研究都是十分艰难的，特别是对于过去人们涉及较少且无较多相关成果可借鉴的领域更是如此。本书从城市和乡村这两个基本共同体入手来剖析中国政治社会，只能算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和探索，自然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限于篇幅和研究主题，本书对介于城乡之间，具有城乡二者特征的小城镇的政治状况就未能加以展开论述。
真理总是裹在重重面纱之中。只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撩开面纱，才能显露其真面目。希望本书在透视经常被神秘化、神圣化的中国政治方面有所作为，并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兴趣。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852～85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1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1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87页。
[5] 徐勇：《城市和乡村二元政治结构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6]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马清槐校，商务印书馆，1987，第16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17页。
[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6页。
[9] 〔美〕J.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684页。
[11] 《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2011，第719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09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87页。
[14]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308页。
[15]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776页。
[16]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