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的研究方法与主要思路
首先是研究对象的全面发掘与整理。清代诗歌总集、别集数量巨大，前人未曾进行过全面彻底地整理。要将清代田园诗全部发掘出来，在目前的情况下，凭笔者一己之力，明显是不可能的。笔者只能尽力为之。于是笔者采用最为基本的办法，将苏州大学所藏清代诗歌总集、别集和其他载有清人诗歌的文献，一册册、一种种翻阅，从中发现清代田园诗，就记录下来。用这样的方法，笔者翻阅了馆藏的所有清代诗歌总集、别集等文献，共计1500种左右。这番发掘之功，不仅为本书准备了尽可能丰富、全面的研究对象，使本书的研究，在研究对象的选择方面，不再是偶然的或零碎的，而是具有了一定的规模性和科学性。此外，还激活了大量的田园诗，使它们可以为学界同好共同关注、共同研究，使它们的价值被最大限度的发掘出来，并为世人所用。
将清代诗歌中的这些田园诗发掘出来后，笔者认真研读，将他们分门别类，然后用“知人论世”等研究古代文学作品常用的传统方法，对它们进行研究。具体的主要思路如下。
除了引言、结语外，全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是从纵的方面，即经的角度或史的角度，对清代田园诗展开研究，主要探究清代田园诗的变迁与社会政治、士风等之间的关系。清初前期的遗民诗人和贰臣诗人，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出处有所不同，但是明清易代，对他们生活和心灵的冲击，都是巨大的。他们笔下的田园诗，其内容都或多或少涉及于此。如遗民诗人钱澄之的《田园杂诗》和贰臣诗人吴梅村的《直溪吏》分别是其代表。活跃在清初后期的所谓“国朝”诗人，他们笔下的田园诗，当然有许多也与明清易代有关，但大量的是体现此类感情的消解，有些则是很明显地体现出与清王朝合作的口吻。这是和他们政治上与清王朝合作的选择所一致的。此类作品以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为典型。到清中叶，就群体而言之，士人早已认可清王朝并与其合作，应科举考试出仕朝廷已成为士人们的普遍追求。清统治者则以严酷的政治、思想统治，以及科场的牢笼与官场的钳制等手段，来控制士人，士人失意者多。其时，社会经济发展到高峰，统治者开疆拓土，社会经济遂走下坡路，社会弊病不断发生并日趋严重，各种矛盾相继出现并愈演愈烈。与这样的社会状况和士人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相应，这时的田园诗，就内容而言，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实行对乡民的教化，如沈德潜的《吴中棹歌》、钱载的《晨起课种桑》等诗；消释仕途或科场的失意，前者如杭世骏《霍家桥道中》，后者如黎简的《临溪小屋成咏》；对边远地方风物的纪录，如国梁《早发扬老驿过黄丝塘》《旋都有日黔中志别五首》等。对社会弊病的揭露，如李化楠《种田户》、李调元《石壕》等；对当局或社会的某些建议，即“补天”的尝试，如刘开《桑叶》、史善长《募乡兵》等。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中叶，许多士人由于对社会政治的失望，对在官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缺乏信心或失望，遂转而研究古代典籍，试图在文化上有所建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被后人称为“乾嘉之学”的文化现象就出现了。此风浸染于文学创作，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学问，一时成为风气。就诗歌创作而言，“以学为诗”风靡一时。当时的著名诗人，多少总会写一些“学问”诗。就田园诗而言，最为常见的，就是以农学为诗。例如郭麟的《食梅酱戏作》《合酱三十韵》等，详细叙述农副产品及其加工。晚清时期，战乱频繁，列强入侵，社会经济遭到了很大破坏。士人对社会失望者有之，奋起寻找救国救亡之路者有之，彷徨痛苦者有之。与这种状况相应，这时的田园诗有徐嘉《江行杂诗》、汪贡《织女叹》、郑观应《劝农歌》等，呼吁民族振兴，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关注。
第二章至第五章，从横的方面，亦即纬的角度，展开对清代田园诗的研究。前面三章是对其内容的研究，最后一章是对其诗歌艺术的研究。
清代田园诗中，不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田园诗那样的作品。但是，从总体上看，在思想内容方面，清代田园诗和传统意义上的田园诗，有显著的不同。这就是，除了写“田家苦”的那一部分诗歌外，传统意义上的田园诗，其总体倾向是对田园的赞美和享受，以此来消释在田园以外的领域所产生的种种负面的情绪，如怨愤、悲伤、不平之类失意的感情，有明显的“出世”或“逃避现实”的倾向，辞书对“田园诗”的界定中，就明确揭示了这一点；可是，在清代田园诗中，从总体来看，都与此相反，“入世”的“经世意识”纵然无法贯穿或覆盖所有的田园诗，但明显是主流。在清初后期的田园诗中，尤其如此。
诗人们在认可清王朝统治后，传统知识分子自觉的社会责任感，表现为自觉的经世意识，并与对清王朝的忠诚结合起来，指导着他们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实践。这些也明显地在他们的田园诗中表现出来。例如，清代许多田园诗，教化的意味非常明显，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儒家道德观念，提倡勤劳、节俭、谦让、尚礼、好学等美德，这和当局对百姓的教化是一致的。大量的劝农教农诗、荒政诗，以及数量更多的批评现实、揭露黑暗的田园诗，更是诗人参与乡村政治的诗歌表达。
这样一个突出现象，是值得我们充分重视的：清代田园诗所写地域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写边远地区田园的诗很多，几乎成一大观，如查慎行《麻阳田家二首》、赵翼《土歌》、孙尔准《番社竹枝词》等。诗人们到那些地方，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当局或民间开发和经营这些边远地区所致，是“经世”实践所致。他们以诗歌的形式，描绘那里的事物，有宣传那些地方的作用，这无疑在客观上，也是有助于那些地方的开发和经营的。
甚至清代田园诗歌的艺术形式，也是与诗人们的“经世意识”有关的。此类诗歌的体裁，主要是五古、新乐府和七绝组诗。较多的以五古体裁，与陶渊明的田园诗都是五古有关，但也和五古宜于以朴素质直的语言表达翔实的经世内容有关。“新乐府”当然是直接继承白居易“新乐府”体的田园题材诗而为之，其中“为民”“为事”的精神，也一脉相承。最值得注意的是七绝组诗的形式。七绝组诗如竹枝词之类，唐宋元明也是常见的。在清代田园诗中的七绝组诗与此前组诗相比，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规模特别大，动辄好几十首，甚至一百多首；二是许多诗有自注。这两个特点，都使这些七绝组诗大大增加了容量。以注释诗这样自由灵活、容量大的载体，宜于翔实地表现丰富的内容，且不为诗歌本身所限。此外，七绝宜空灵流利，神韵卓绝，而不宜记叙具体翔实的内容，小注则有效地弥补了这一不足。如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姚燮的《西沪棹歌》等作品，就是如此。
[1]《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第1837页。
[2]朱则杰：《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120页。
[3]朱则杰：《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122页。
[4]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第214页。
[5]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第585页。
[6]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第640页。
[7]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第693页。
[8]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第158页。
[9]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第282页。
[10]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第288页。
[11]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第211页。
[12]朱则杰：《清诗丛考 再续》，《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8月，第14页。
[13]张琼：《为百姓写诗——黎简田园诗简论》，《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136～138页。
[14]张永堂：《方以智与湖湘文化》，《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64～69页。
[15]杨逢春：《清诗咏青海 下》，《文海拾贝》2008年春季号，第62～64页。
[16]陈庆元：《不染闽派气习的清初诗人黎士弘》，《龙岩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第13～15页。
[17]高万湖：《清代初期的湖州诗歌》，《湖州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第2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