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任务导向行政组织形式

为什么会在传统科层制组织和议事协调机构之外选择行政联席会议这种组织形态?客观上讲,条块结构体制使我国各级政府机构上下对口的传统做法不可避免地从常设机构的领域蔓延到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置上,[15]议事协调机构的精简进而进入机构改革的视野,限制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是行政联席会议数量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议事协调机构改革之后,被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职能的很大一部分是由行政联席会议来承接的。但从理论上讲,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由行政联席会议来承接议事协调机构的职能。本书以国务院批准的60个部际联席会议为分析样本。有文章以部际联席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对象)作为对部际联席会议进行分类的标准,将其分为针对跨域公共事务的联席会议、针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联席会议、针对重特大与阶段性事件的联席会议和针对新兴问题的联席会议。[16]但对样本部际联席会议工作制度中规定的主要职责进行分析后发现,基本上部际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为拟定政策(计划)、统筹协调等。可见,以对象为标准对部际联席会议进行分类实际上是一个伪分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中这种分类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也有另外一个可能,那就是我国部际联席会议工作制度的设计存在缺陷,即工作制度中的主要职责设置粗糙、雷同,并没有考虑不同对象的行政联席会议的职责差异。因此,要解释为什么选择行政联席会议这种组织形式需要将行政任务作为判断标准,即行政联席会议承担的行政任务有别于传统科层制组织和议事协调机构所承担的行政任务。抛开行政联席会议工作制度的应然状态,从解释论的视角分析,现有部际联席会议工作制度中规定的主要职责应表述为“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制定相关规划、拟定重大政策措施、制定行业标准、统筹协调……”即部际联席会议的任务是“计划性质的形成任务”。按照R.Wahl的观点,对于计划性质的形成任务,组织控制可以松动,宜采取跨部门的组织形态来完成。[17]因此,选择行政联席会议这种组织形态常因其要完成的行政任务是计划性质的形成任务。


[1]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现在“十一”和春节两个长假的消费只占国民旅游消费的25%,从数字上看,假日办存在的意义已不大。夏迪:《专家解读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假日办撤销是趋势》,http://news.163.com/14/0916/17/A69GCTUV00014JB6.html,2015年1月15日访问。

[2]左崇年:《撤销“假日办”的背后》,《经济日报》2014年9月17日。

[3]周望著《中国“小组机制”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第198页。

[4]周望:《议事协调机构改革之管见》,《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2016年第2期。

[5]周望:《议事协调机构改革之管见》,《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2016年第2期。

[6]《哈市全面清理规范依托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http://harbin.dbw.cn/system/2008/05/12/051256774.shtml,2015年1月1日访问。

[7]陈喆:《中国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实施效果研究—以2003-2014年间48个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为例》,华东政法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8]〔英〕S.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190页。

[9]周望:《中国“小组机制”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第126页。

[10]黄钲堤:《论社会系统理论及其对公共行政研究之意含》,《政大公共行政学报》2000年第4期。

[11]〔美〕尤金·巴达赫(Eugene Bardach):《跨部门合作—管理“巧匠”的理论与实践》,周志忍、张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页。

[12]冯银庚:《官僚制与转型期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理性化重塑》,《求索》2005年第1期。

[13]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简介,http://gb.cri.cn/27824/2012/04/16/5431s3643936.htm,2015年2月2日访问。

[14]〔美〕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威廉·D.埃格斯:《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孙迎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5]周望:《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改革研究综述》,《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16]参见陈喆《中国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实施效果研究—以2003-2014年间48个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为例》,华东政法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17]参见袁文峰《论行政组织形式自由选择权》,《财经法学》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