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借力美苏对抗，促成内部整合

以史为鉴，有助于我们更理智地掌控目前紧张的中美关系。冷战期间，美国曾两次借助与苏联的强势对抗，对外调整盟友关系，对内推动国内利益集团间的让步与妥协，对美国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结构进行整体调整，进而克服内在矛盾，应对挑战，使美国重新焕发活力，最终赢得了冷战的胜利。

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的成立、朝鲜战争的失利、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以及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等一系列事件，加上亚非拉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使美国朝野普遍陷于焦虑与沮丧之中。而“红色恐惧”引发的几近疯狂的麦卡锡主义则更加撕裂了美国社会^[2]。由于战后的经济调整以及艾森豪威尔执着的“平衡预算”政策，美国经济也于1953～1954年滑坡，1958年更是跌入衰退边缘^[3]。而与此同时，苏联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咄咄逼人，先后强势干涉苏伊士运河危机、武装镇压“匈牙利事件”。在1956年华沙条约组织大使会议上，赫鲁晓夫公开扬言要“埋葬”资本主义世界。1962年苏联更是将战略导弹部署到古巴，把对抗推向美国的后花园——加勒比海。

在此形势下，1953年入主白宫的艾森豪威尔立即宣布苏联为“最根本的安全威胁”，进而针对苏联制定了以“大规模（核）报复”为主要内容的“新面貌”（New Look）对外政策。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后，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明确表明美国不惜动用武力阻止苏联的扩张^[4]。对苏联的强硬政策，使美国很快缓解了与英法等国在非殖民化、中东以及经济等问题上的矛盾，将西方世界团结在“反苏”的大旗之下。

更为重要的是，与“强敌”苏联的对抗，使艾森豪威尔政府能够克服国内巨大的反对力量，有效地推动一系列他称之为“实用保守主义”的“左倾”政策和措施。尽管艾森豪威尔是共和党总统，其内阁成员也清一色地出身于大资本家，但他积极支持黑人平权运动，1957年提议并签署了废除教育种族隔离法案，并不惜派军队弹压白人种族主义者因此在阿肯萨小石城挑起的叛乱。艾森豪威尔还签署了国防教育法案，大力推动高速公路网的建设，成立美国航天局，开启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进程^[5]。这些“左倾”政策使美国社会出现“左进右退”的局面。

继任的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继续与苏联“全面对抗”，更加积极地促进民权，支持工会，推动“摆脱贫困”的各项政策；同时改革税务制度，全面打击黑社会以及支持他们的政治势力。这一系列“左倾”政策逼迫大资本右翼保守势力向产业工人和弱势群体妥协让利，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社会向左转型。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总统继续“左倾”，为建立“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而建立健全了各项社会福利保障制度^[6]。至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不仅铲除了长期危害社会进步的黑手党以及相关的政治腐败，彻底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而且从根本上扭转了自内战以来美国政治经济北重南轻的长期失衡。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5%的年均增长率快速发展^[7]，国民经济总产值（GDP）从1958年的2.97万亿美元增长到1972年的5.38万亿美元。

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稳定祥和的社会环境，使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整个60年代，大批中产阶级实现了有房有车的“美国梦”，美国迎来了二战后的“婴儿潮”。同时，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为转折点，美国也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权。

第二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越南战争的失败、石油危机导致的美元危机和经济衰退、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反战运动引发的左翼人权运动等再次撕裂了美国社会。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也疲软不堪。1979年11月，伊朗激进学生扣留52名美国外交人员为人质，卡特政府的举措无力。迟至1980年4月才派出“蓝光”特种部队营救，却折戟沉沙，以失败告终，令美国颜面扫地。而此时的苏联则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大肆扩充军备，军事力量快速发展，不仅核武器数量超过美国，而且在国际事务中全面出击：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1971年支持印度占领东巴，成立孟加拉国；1975年支持古巴直接卷入安哥拉战争；1978年指挥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这段时间，尽管美苏两国关系进入“缓和”（détente）时期，但事实上苏联在国际政治中全面出击，风头压倒美国。

1981年里根总统执政后，完全摒弃了自尼克松以来与苏联的缓和政策，公开宣称要打败苏联“邪恶帝国”，全面升级美苏“冷战”^[8]。在国际上，里根紧紧拉住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欧洲右翼保守力量，迅速弥补了尼克松单方面废弃美元金本位、转嫁危机以及在越战、中东等问题上对欧洲盟友的伤害，重振反苏阵线；同时在中国问题上一反执政初期的强硬姿态，调头转向，与中国结成反苏“准盟友”关系。在国内，里根通过削减个人所得税、大幅度缩减社保福利预算、冻结最低工资、限制打压工会权利、使公共事业私有化、推动公立学校祷告法案实施等政策，强势推动美国向右转。经济上则着力于由大资本主导的“供给侧经济”，以扩大消费来推动美国经济发展^[9]。随着美国社会“右进左退”的转型，美国经济也进入第二个高速发展期：里根主政8年期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6%，国民经济总产值从1980年的6.76万亿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9.39万亿美元。

美国在以上两个时期能够迅速扭转局面表明，美国政治体制有很强的纠偏能力。决定这个能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决策体制十分有效且其具有制度化的妥协机制。这个妥协机制在面临强大外敌时尤为敏感和高效。正因如此，20世纪50～60年代和70～80年代的美国领导人，不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一致地采取与苏联强硬对抗的态度，借此压制国内反对力量，打破利益集团之间的固有平衡，强力推动国内新的调整与整合，进而使美国“更加强大”。

反观这两个时期的苏联，在面临快速变化的国际局势，尤其是美国突然采取强势对抗姿态时，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却以硬对硬，继续高举意识形态大旗，全面出击，与美国进行全方位对抗。这不仅使“共产主义苏联的巨大威胁”成为美国内部整合的外部助力器，而且也助长了苏联内部的“因循守旧”，丧失了像美国那样利用与强敌的对抗来化解内部矛盾，推动内部整合的机会。其结果是政治体制日益僵化，政治体制的官僚化和特权利益的制度化导致效率低下和腐败盛行；经济长期依赖重工业、军工产业和能源产业而导致发展失衡。最终内在的发展动力干涸，国家凝聚力和认同感衰退，民族自信心丧失。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时，苏联已经“病入膏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