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的回顾

节日一直是民俗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成果丰硕。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兴起，作为社会生活重要组成的节日逐渐为历史学者所重视，其中不乏颇有新意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与此同时，在近年来弘扬传统节日文化的呼声下，越来越多的民俗学研究者也开始将目光投注到历史时期的节日文化变迁中，以期对当代节日文化建设有所裨益。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在推动节日研究深入开展的同时，也不断丰富着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就本课题而言，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从民俗学角度，对历史时期节日文化的变迁过程进行考察。如张勃的《唐代节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从国家节日制度安排、宫廷与民间社会的节日生活等方面，展现了唐代新兴节日的兴起发展以及传统节日的演变过程。作者提出，节日决定着唐人的生活节奏，丰富着唐人的日常生活，生产和维护着个体的社会关系，激发着个体的生活热情和生命意识，也培养了他们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创新精神。常建华的《岁时节日里的中国》（中华书局，2006），通过对地方资料的细致梳理，对中国古代岁时节日的起源与流变、实态与性质进行描述分析，展现了中国古代汉族岁时节日的基本面貌。法国学者葛兰言的《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尝试借助中国古典文献《诗经》和在其他文献中得以保留甚至在现代中国地方、基层人们的生活中仍然有所保留的歌谣、节庆等，来了解中国古代的宗教习俗和民族信仰。

此外，杨景震的《中国传统岁时节日风俗》（西北大学出版社，2006）、刘晓峰的《东亚的时间：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07）、王文章主编的《中国传统节日》（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李松、张士闪主编的《节日研究》等论著也都从民俗和文化的角度，对中国传统节俗进行深入探讨。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岁日研究已远远超出了传统民俗学的范畴，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参与，使研究方法更加多元，研究视角更加宽阔，关于节日性质、节日功能、节日流变、节日比较等方面的认识不断深入。

二是社会史视角下，对节日生活以及节日生活所反映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在社会史学家看来，节日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或民俗事项，其背后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通过对节日生活的探究，发掘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轨迹，成为很多历史学研究者的自觉选择。代表作如赵世瑜的《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作者通过考察民间庙会这一宗教节日活动，再现了明清社会转型时期的民众生活。赵世瑜、杜正贞的《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一文，对流传于东南沿海的太阳生日及其传说、信仰进行了研究，认为节俗信仰背后隐含着当地明代遗民对灭亡的明代的怀念。文章反映了作者以社会史的角度重新解读历史时期节日文化活动的学术取向。^[1]左玉河在《从“改正朔”到“废旧历”——阳历及其节日在民国时期的演变》一文中，通过对民国时期阳历及其节日在地方社会推行过程的分析，再现了民国政府与基层社会以历法为中介的权力博弈，展现了传统与现代因素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碰撞融合过程。^[2]李学智对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国庆活动的研究表明，国庆活动经历了由民初的官民一体共同庆祝到官民分立或对立的变化过程，国庆成为时人表达政治意愿，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合。^[3]

此类研究还有王笛的《中国城市的公共生活与节日庆典——清末民初成都的街道、邻里和社区自治》、姜瑞学的《北洋政府与中华民国国民塑造——以“双十节”为中心的考察》、邵志择的《从“外国冬至”到“圣诞节”：耶稣诞辰在近代中国的节日化——以〈申报〉为基础的考察》等。^[4]这些研究的突出特点就是研究视角的转换和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研究者在对特定节日和节日活动进行深描的同时，尤其关注节日活动背后的社会意义，尝试以节日入手，探讨国家与社会在文化层面的互动过程。

就本书所涉及的战争时期的地方节日文化生活来看，相关的研究成果还较为有限，且大多集中在革命史、制度史范畴内对文化政策、文化事项的梳理方面，从社会生活层面对节日以及节日文化背后官与民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尚待丰富。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研究值得关注。如魏宏运的《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的春节文化风貌》，再现了抗战时期太行山春节期间的新旧风俗，认为太行山抗战期间的春节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环境，它改变了农民古老的生活秩序，新文化进入山区，激发了人们的感情，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器。^[5]薛云、李军全的《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春节娱乐（1937—1949）》，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春节娱乐活动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根据地的春节娱乐不仅仅具有宣教意义，也成为民众社会生活的现实表演，这种变化无论如何都是中共政治话语成功渗入基层社会的表现。^[6]李俊领在《民国时期中共根据地与解放区的红色礼俗》一文中指出，在根据地和解放区，不断传播的红色礼俗逐渐取代了传统礼教，重新塑造了民众的行为和观念，在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动员和政治整合作用。^[7]此外，韩晓莉的《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与社会改造》、李军全的《中共“双十节”纪念述论（1937—1949）》等文章也都在具体研究中表现出从节日文化入手，发掘政府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的努力。

近年来，以文化入手观察中国社会已成为国内外很多学者的共识，对节日的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民俗学范畴内，更成为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领域极具吸引力的课题。就目前研究来看，多学科的交流融合在节日研究中渐成趋势，其中社会文化史视角下，关于节日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节日文化生活中官与民的互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等问题正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