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增加值核算研究综述

对贸易增加值的研究最初始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现象引发的国际上对传统贸易统计表现出的“统计幻象”的极大关注。对此现象的最初解释多集中在中国国内消费不足、中国的汇率制度缺乏弹性以及美国的低储蓄率等宏观经济因素，直至人们把研究目光转向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而导致的传统贸易统计方式和贸易事实的背离上。如Feenstra（1998）通过对中美贸易顺差研究发现，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中间加工产品及由此产生的顺差被错误地算入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导致中美贸易顺差被夸大。之后，探索从增加值视角核算产品生产过程中各生产环节形成增加值的方法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也开启了以增加值方法对贸易进行核算的研究热潮。此后，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经历了迅速发展的过程。虽然关于贸易增加值的研究有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无论是统计方法还是数据库建设依然未达到完善成熟的地步，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学者及社会各界去努力完善。本书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可知关于贸易的增加值核算研究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如下。

一 个案研究

最初对于传统贸易统计方式度量的贸易差额大于增加值贸易统计方式下贸易差额的解释多集中在对具体产品的案例研究上。如Varian（2007）、Linden等（2009）对iPod全球价值链的研究，Xing和Detert（2010）对iPhone的研究等。Dedrick等（2009）及Linden等（2009）通过对2005年苹果公司上市出售的iPod的生产供应链进行分析后发现，一台在美国售价299美元的iPod产品中大部分利润被美国赚走，由中国工厂组装的一台iPod出厂价为144美元中只有4美元是属于中国的增加值。Xing和Detert（2010）通过对iPhone手机全球生产环节的跟踪，发现一部iPhone手机在2009年的出厂价格为178.96美元，而其中属于中国的只有6.5美元的加工组装费用，只占到总出厂价格的3.6%，其余大部分则属于提供中间零部件产品的日本（33.8%）、韩国（12.8%）和德国（16.1%）等。但按照传统贸易统计方法，每台iPhone出口到美国的价值都被计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中。2009年中美贸易额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iPhone手机，总价值约20.2亿美元，其中96.4%是其他国家如德国、日本、韩国间接出口到美国的部分以及美国本国的价值重新返回本国的部分。按照增加值统计方法，属于中国的出口额仅为7272万美元。

除以上对iPhone、iPod的个案研究，还有很多针对其他产品的全球生产链研究，如芭比娃娃（Tempest，1996）、戴尔笔记本（Kraemer and Dedrick，2002）、诺基亚N95（Ali-Yrkkö，2011）、汽车（Baldwin，2009）、波音飞机（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2008）等，以及基于汽车行业、电子行业、家具、鞋类等产业方面的研究（Faust，2004）。对单个产品的增加值研究都是通过对产品全球生产链的追踪，进而分解出参与产品生产过程的各国所创造的增加值。基于单个产品的个案研究，虽可以利用详细的产品生产链数据对各生产环节的增加值进行准确细分，但也存在很大缺陷，如个案研究缺乏代表性，相关数据搜集存在难度。正如Varian（2007）通过对高技术产品iPod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最终很难简单地说出iPod到底是哪里制造的，就像很多其他产品，都是由很多国家的众多公司共同制造的，每个生产环节对最终的产品都有贡献”。因此，针对某种产品价值链进行的个案研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出一国经济参与跨国生产的整体情况。

二 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宏观层面研究

对全球生产网络下增加值研究最重要也是最主流的方法是依托投入产出技术进行的宏观层面研究。以投入产出技术进行的增加值核算研究是在Hummels等（2001）提出的测度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垂直专业化指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垂直专业化测度方法的扩展和一般化。

（一）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VS）

在Hummels等（2001）提出测度垂直专业化程度指标之前，对于垂直专业化的研究也只是停留在个案研究阶段。Feenstra（1998）对当时研究垂直专业化贸易的方法进行了总结，主要有如下三种。首先是基于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企业间的垂直生产网络，如Hanson（2005）。这种方法虽然能用于研究跨国公司的中间产品贸易，但是不能用于测度贸易中的增加值。其次是使用贸易行业分类，如Athukorala和 Yamashita（2006）使用五分位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Rev.3标准对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进行了测度，但此方法也同样无法用来测度增加值贸易。最后是利用投入产出表进行测度，而之后的HIY方法^[1]就是基于此进行扩展而来的。Hummels等（2001）定义了垂直专业化概念，用来衡量一国参与全球生产链专业化的程度。所谓垂直专业化是指随着中间产品贸易的不断增加，生产过程的碎片化发展导致跨越国界的垂直贸易链不断延长，各个国家参与分工的模式也深入基于产品生产相关环节的比较优势进行的专业化生产的分工和贸易现象。Hummels等（2001）从两个方面定义了一国参与垂直专业化的方式，即一国出口产品中所使用的进口中间产品份额（VS指标），以及出口产品中被贸易伙伴国作为中间投入生产出口产品并被出口到其他国家（VS1指标^[2]）。垂直专业化指标提供了测度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方法，之后基于投入产出表核算各国增加值的方式也由此得到了迅速发展。如平新乔和郝朝艳（2006）则是首次基于中国国家统计部门发布的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垂直专业化程度进行了测算。黄先海和韦畅（2007）也是基于Hummels等（2001）的垂直专业化测度模型和中国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从4个要素密集度产业和9大类层面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进行了测度和研究。

HIY方法虽被广泛用于衡量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但其本身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HIY方法是建立在如下两个关键假设之上的：其一，一国生产国内最终需求产品所使用的进口中间投入比例和出口产品中所使用的进口投入比例是一样的；其二，一国生产出口产品所使用的进口中间产品中不包含国内增值成分，且不存在一国进口中间产品经过加工后又以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外的情况。以上两个假设都属于非常严格的假设，如第一个假设在加工贸易普遍存在且比重较大的中国、墨西哥等国家，加工贸易产品和其国内消费产品的生产对进口产品的消耗截然不同，因此不能成立；第二个假设，随着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中间投入不止一次跨越国境，且一国中间投入中包含本国增加值成分的情形普遍存在。因此，之后对贸易的增加值测算研究则主要致力于克服HIY方法存在的不足而使测量一国出口增加值的方法更具有一般性，归纳起来有两条发展主线：一是对贸易中所包含的要素成分（Factor Content of Trade）进行扩展，二是基于HIY方法提出的垂直专业化指标在全球经济系统下进行扩展。这两条主线并非独立发展，而是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和促进的。

（二）基于单国投入产出表的增加值核算研究

本质上讲，HIY方法也是基于单国投入产出表对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进行的度量。在加工贸易占据重要地位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墨西哥）存在典型的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二元结构，加工贸易相比一般贸易的生产技术在国内中间使用上存在很大差异，对进口中间投入的依赖性也更强（Chen et al.，2012）。因此，对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不加区分地测算一国的出口增加值难免会导致结果偏差。为了克服HIY方法存在的以上不足，充分反映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区别，学者们在HIY方法的基础上对单国投入产出表进行了扩展，并利用扩展的投入产出表获得中间进口产品数据，构建相关指标来测度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情况。

Chen等（2004）首次提出了区分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但并未明确区分加工贸易之后的投入产出系数的估算方法。Lau等（2007）运用中国海关、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等的相关数据，编制了区分加工贸易的中国1995年、2000年和2002年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和2002年的中美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表，把生产活动区分为用于国内需求生产、加工出口生产以及非加工出口生产三部分，并测算了中美两国出口对各自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发现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单位产品价值中对美国的增加值贡献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单位产品价值中对中国的增加值贡献的两倍。之后其他学者也从Lau等（2007）编制区分加工贸易投入产出表的方法中得到了启示。Dean等（2007）尝试利用中国海关数据使投入产出表中包含更多有关不同贸易方式的信息。他们假设加工贸易所使用的进口中间产品都被用来生产出口产品，一般贸易下的进口投入品比例和投入产出表的系数一致，进而运用HIY方法对中国1997年和2002年对外贸易中包含的国外成分进行了估算，发现中国出口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从1997年的17.9%上升至2002年的25.4%。而Koopman等（2008，KWW方法）则对标准投入产出表进行了改进，着重区分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重要性，并利用扩展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一国生产中的进口中间投入和国内中间投入进行了分离，进而构建了充分考虑加工贸易特征的出口中包含的国内增加值的测度方法，纠正了HIY方法的偏差，并运用中国1997年、2002年和2007年的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结果发现计算机、电子设备等较高技术含量部门的国内增加值成分都很低，甚至低于30%。Dean等（2008）则采用Koopman等（2008）提出的方法重新对其2007年的结果进行修正，考虑中国加工贸易的特殊性把1997年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进行扩展，研究发现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在1997年和2002年分别为74.3%和10.8%。

国内学者陈锡康（1999）提出应该利用贸易的增加值而非贸易总值来测算双边贸易差额，并指出要建立反映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区别的相应模型来测算出口中所包含的增加值。之后，平新乔和郝朝艳（2006）基于HIY方法在国民收入所有部门使用同一部门产品的中间投入比例一样以及中间产品中进口中间投入与国内提供中间投入比例与最终产品一样的假设前提下，借助中国1992年、1997年及2000年国内投入产出表，对中国1992～2003年的出口贸易的垂直专业化以及中国对美国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中国出口贸易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从1992年的14%上升至21.8%，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上升得更多，从1992年的14.7%上升至22.94%。对出口国内增加值进行准确的核算和描述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学者们的关注重点从最开始的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逐渐向参与国际分工所带来的收入格局变化。因此，国内一些学者对中国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进行了研究，如沈利生和吴振宇（2003）、祝坤福等（2007）、张芳等（2011）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对中国出口中包含的国内增加值进行了测算。在对出口国内增加值测算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对各国出口以及双边出口的国内增加值进行了比较分析。刘遵义等（2007）研究比较了中美双边贸易拉动的国内增加值。穆智蕊和杨翠红（2009）研究了中日贸易对两国国内增加值的影响。段玉婉和蒋雪梅（2012）则对中欧贸易对双方的经济影响进行了研究分析。苏庆义（2016）首次同时考虑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构建对一国国内各地区出口增加值进行分解的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中国省级层面的出口增加值进行了分解研究。

依托单国投入产出表对增加值进行的研究大多是对HIY方法第一个假设的放松，即区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情况下核算一国出口中增加值的不同。基于单国投入产出表测算一国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关键是对一国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进口成分进行准确核算，而囿于单国投入产出表无法反映各国之间生产投入关联情况，使用单国投入产出表核算增加值就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也因此促使了构建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增加值贸易的方法得到迅速发展。

（三）基于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增加值核算研究

准确界定全球价值链上各国价值增值的分配和流转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思路是测度各国对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价值增值的贡献程度，国际投入产出表则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国际投入产出表不仅区分了国家间的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还提供了不同国家部门之间产品的国际流转和来源。基于这种思路，学者们尝试构建或者运用现有的国际投入产出表从增加值角度对贸易流背后蕴含的增加值分解做出了许多有益的研究。

Wang等（2009）首次运用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sian International Input-Output，AIO）数据建立了包含多个国家增加值贸易的分析框架（简称为WWP方法），对HIY度量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方法进行了扩展，并进一步将一国出口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和国内增加值在产业层面上进行了分解，其中国外增加值根据其来源进行分解，国内增加值分解为直接国内增加值成分和通过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外经加工后回流至本国形成的间接增加值成分，从而解释了全球生产链上各参与国的增加值贡献，并指出HIY方法只是该分析框架中的一个特例而已。从研究思路上看，WWP方法是对HIY方法中第二个假设的放松，考虑了全球生产链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出口中都可能包含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中间投入，同时也可能包含来自本国中间投入的情况。之后，Pula和Peltonen（2011）也利用AIO数据库核算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贸易的增加值来源，发现南南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及非G3外部市场的发展削弱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对G3（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和地区最终需求的依赖程度。而WTO和IDE-JETRO（2011）利用IDE-JETRO数据库对东亚生产价值链及贸易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

以上增加值贸易研究基本是基于亚洲国家之间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的，并不能反映亚洲国家本身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贸易的增加值流动情况，因此具有局限性。全球投入产出技术以及相关数据库的发展建设，如GTAP、WIOD、OECD-WTO的TiVA等数据库的发展使得以全球经济系统为考察对象的增加值分解成为可能。如Johnson和Noguera（2014）、Daudin等（2011）运用GTAP构造国家间投入产出表进而对出口进行增加值分解，但由于GTAP数据库并未区分进口中的中间投入和最终消费品，文中对增加值的核算是基于比例性假设（Proportionality Assumptions）进行的，即假设国内最终产品和进口的最终产品生产中的中间产品的投入比例相同。而之后的Koopman等（2010）则放松了比例性假设，基于大类经济类别分类并结合UN COMTRADE数据库的HS6的细分数据和GTAP进行匹配来区分进口中的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进而构造了2004年国家之间的投入产出表，并对26个国家和41个部门的增加值进行了分解。该文中把一国总出口分解为5个部分，即国外增加值部分、国内增加值作为中间产品被国外直接吸收部分、国内加增值作为中间产品被国外生产并吸收部分、国内增加值作为中间产品被国外生产后被第三国吸收部分和国内增加值作为中间产品被国外生产后又返回国内部分，并阐明了该分解方式和目前增加值研究中主要指标之间的关系，如Hummels等（2001）提出的VS指标，Daudin等（2011）提出的VS1^*指标，以及Johnson和Noguera（2014）的VAX Ratio都只是其中的一个场合下的特例而已。Johnson和Noguera（2012）则从一国最终需求的角度提出了一国出口中国内增加值占出口的比例（出口增加值率，VAX Ratio）来衡量一国参与全球生产链的程度，并基于GTAP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以及UN COMTRADE双边贸易数据构造了一个多国投入产出表，考察了世界各国双边贸易的出口增加值率及贸易差额变化，结果发现制造业的出口增加值率相比较服务业偏低，而以增加值贸易衡量的双边贸易不平衡程度和传统贸易统计方式下度量的贸易差额有很大差异，如中美贸易在2004年以增加值方式衡量的不平衡下降了30%～40%。Johnson和Noguera（2012）放松了HIY方法中一国出口产品中无论是最终产品还是中间产品都完全被国外吸收的假设，考虑了一国出口的中间产品可能返回本国并被本国吸收的情况并予以扣除。但该文在计算国家之间的直接消耗系数以及最终消耗系数矩阵时由于数据的不可获得而仍然是基于比例性假设进行测算的。而Hummels等（2011）、Puzzello（2012）经过研究认为比例性假设并不能很好地应用于产业层面，而且会高估一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成分。

之后Koopman等（2012b）在Johnson和Noguera（2012）对一国出口贸易的增加值研究基础上，把一国出口主要分为四大部分，即出口增加值部分、国外增加值部分、中间产品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折返部分以及重复计算部分，进一步细分为9个子部分，并利用GTAP和UN COMTRADE数据库延续Koopman等（2010）基于最终消费分类而非传统比例性假设的方法构造了2004年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对各国出口的具体构成进行了增加值分解测算。该文中不仅把重复计算部分从贸易流中分离出来，还第一次对重复计算部分进行了分解，提供了进一步衡量一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程度和模式的方法。此外，还建立了贸易的增加值方式和传统贸易统计方式中间的联系，弥补了传统贸易统计方式下无法反映的一些重要贸易信息。

虽然Koopman等（2012b）对一国出口从增加值角度给出了较为详细的分解（简称为KWW方法），但该分解框架只是从国家整体层面进行的，其中虽对国内增加值部分进行了部门层面和双边国家层面的分解，但没有对出口贸易流分解中的其他组成部分在国家部门间、双边国家以及双边国家部门层面给出详细分解框架。Johnson和 Noguera（2012）也对双边国家贸易流进行了分解，但提出的衡量一国出口中包含本国增加值的出口增加值率指标，虽被学术界广泛使用却并不能很好地衡量国家部门间、双边国家以及双边国家部门间的出口增加值，且当总出口额为零时出口增加值率指标可能出现无穷大的情况。因此，Wang等（2013）针对以上不足，提出了进一步在国家部门间、双边国家以及双边国家部门间对一国出口更详尽的增加值分解框架，弥补了KWW方法和出口增加值率指标存在的不足。

Wang等（2013）第一次提出了从国家部门层面、双边国家以及双边国家部门层面把一国出口分解为不同来源的增加值及重复计算项目的分析框架（简称为WWZ方法），并开创性地把中间产品贸易流进行了详尽分解，包括不同来源的增加值部分以及重复计算部分。针对出口增加值率指标存在的不足，Wang等（2013）提出两种不同的测算出口增加值的方法：第一种是基于前向关联的出口增加值测算方法（Forward-Linkage Based Measure of Value Added Exports），衡量一国某特定部门经由本国其他部门间接出口的增加值，目前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出口增加值率就是基于前向关联进行核算的；第二种是基于后向关联的出口增加值测算方法（Backward-Linkage Based Measure of Value Added Exports），反映了一国某特定部门出口中所包含的本国所有部门的增加值。这种根据产业关联区分核算的增加值可以很好地定义部门层面、双边国家以及双边国家部门层面的出口增加值率，并基于此他们分析了一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前向关联的出口增加值（Forward-Linkage Based Value Added Exports）以及后向关联的出口增加值（Backward-Linkage Based Value Added Exports）三种测算方法在部门层面、双边国家以及双边国家部门层面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之后利用WIOD数据库对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在35个行业部门层面上进行了出口的增加值分解。因此，Wang等（2013）提出的一国出口的增加值分解框架是对Koopman等（2012b）增加值分解框架在部门层面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也是目前为止最为详细的增加值综合分析框架。

综观现有增加值贸易宏观层面的研究，运用里昂惕夫原理（Leontief Insight）构造增加值份额矩阵，进而核算一国出口所拉动国内和国外增加值的方法（Wang et al.，2013）已经达成共识。Wang等（2009）首次利用里昂惕夫原理构建了增加值份额矩阵，并基于各国出口总额对出口中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进行了分解。目前关于增加值的核算大多也是直接运用里昂惕夫原理构造增加值份额矩阵进行的。但根据国际投入产出模型的平衡关系，各国最终产品合计等于最初投入的各国增加值总和，基于增加值份额矩阵的贸易流分解应该是对最终产品的需求进行分解。也正如夏明和张红霞（2015）所指出的，基于国际投入产出模型对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的核算，出口只能是最终产品出口，不能是中间产品出口。中间产品可能多次跨越边境，进而带来收入的重新分配，因此不能直接作为出口拉动增加值核算的基准。但目前相关研究中，无论是增加值的理论研究，还是增加值核算的分析框架，大多直接包含了总出口变量或者总产出变量（Koopman et al.，2010，2012b；UNCTAD，2013；Wang et al.，2009，2013）。对此，Koopman等（2010）也曾进行过说明，认为增加值份额矩阵虽然表示的是最终产品的国内或国外增加值份额，但包含在产品中的增加值不依赖于产品被如何使用，故而同一部门中的增加值份额在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中是相匹配的。这种解释未免过于牵强，如此处理也只是一种折中的办法^[3]（OECD-WTO，2012）。因此，Johnson和Noguera（2012）曾提出了以最终吸收（即出口产品最终被国外消化吸收）为标准的出口增加值指标，来核算一国出口中包含的国内增加值，排除了一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以中间产品出口后又被进口的情形。这种以最终吸收为标准的方法能较为准确地反映一国对外出口中的增加值情况。但Johnson和Noguera（2012）提出的出口增加值指标并不能很好地衡量双边国家部门层面的贸易，因为会存在指标大于1甚至是无穷大的情况（Wang et al.，2013）。Stehrer（2012）则首次界定了增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 Added）和贸易增加值（Value Added in Trade）在概念和核算方法上的区别。从最终吸收的角度把增加值贸易定义为一国被其他国家直接或间接吸收的增加值，把贸易增加值则定义为双边贸易流中所包含的增加值分解。其实无论是增加值贸易还是贸易增加值，其本质上是一样的，即对一国出口中包含的被最终吸收的增加值进行分解核算。Stehrer（2012）虽通过增加值份额矩阵和最终产品向量对一国出口进行增加值分解，但文中只考虑了最终产品出口，并没有考虑中间产品出口。而只对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拉动效应进行核算未免偏颇，因中间产品进出口也会带来扩散效应（Spillover Effect）和反馈效应（Feedback Effect），进而带来增加值的产生，且在进行贸易增加值分解时，增加值份额矩阵右乘的是总出口或总进口向量而非最终产品向量，对此Stehrer（2012）是基于包含在最终产品中的增加值份额和进出口产品中的增加值份额是一样的假设之上。此外，Wang等（2013）也指出对一国出口的增加值构成分解，既要考虑最终产品出口，又要考虑中间产品出口，其中基于里昂惕夫逆矩阵可以对最终产品的增加值构成进行准确分解，却不能简单地利用里昂惕夫逆矩阵对中间产品出口进行分解，会导致重复计算。但在实际的分解框架中，Wang等（2013）却也不可避免地使用了总产出和总出口向量。而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中，最终需求是外生变量，总产出和总出口变量则是内生变量，且总出口中不仅包含了最终产品出口还包含了中间产品出口。因此，现有基于总产出和总出口内生变量的核算方法就会产生以下问题：首先，产出和出口内生化的模型与基于产出和出口外生化的增加值核算建模之间的矛盾；其次，作为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中内生变量的一国出口，可能会存在被本国重新进口等情况，所以基于总出口利用增加值份额矩阵并不能对一国出口进行彻底的分解；最后，只考虑最终产品出口而忽略中间产品出口的增加值核算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偏误。

三 基于企业数据的微观层面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技术在国家或产业层面测算一国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的方法存在诸多优势，正如刘维林（2015）所述：首先，利用国家部门间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和里昂惕夫逆矩阵可以解决基于微观数据无法测度间接进口的不足；其次，微观数据与投入产出表的结合使用可以细化数据，提高增加值测算的精确程度；最后，产业层面数据来源于国家投入产出表和贸易分类数据，避免了微观数据在进行匹配时可能带来的偏误。但宏观层面的增加值分析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如无法反映经济中微观企业行为主体的异质性特征。一国出口实质上是微观企业的行为结果，忽略企业异质性特征则无法对提升企业增加值率的机制进行系统研究。因此，一些学者尝试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对一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进行核算研究，这成为增加值贸易研究的另外一种主要方法，对利用投入产出技术研究增加值贸易形成了重要补充。

基于微观数据测算出口国内增加值时，一般是利用各国海关的中间产品进口数据，在联合国提供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SITC）和按大类经济类别分类（Broad Economic Classification，BEC）编码相互转化基础上，对中间产品贸易进口占产出的比重进行识别，如Ng和Yeats（2001）、唐东波（2013）等。也有学者直接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库，如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进行匹配，来剔除企业出口中直接或间接的中间进口产品占总产出的比重。如Upward等（2010）第一次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而非依赖投入产出表来研究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增加值，并对HIY方法中的垂直专业化指标进行了改进，区分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从微观层面测度了2003～2006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国内增加值部分，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份额从2003年的53%上升到了2006年的60%。之后，Zhang等（2012）延续Upward等（2010）的思路，利用中国2008年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借鉴诺丁汉大学Wang Zheng教授提出的HS-GB/T对照表来识别中国出口中，特别是一般贸易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中间产品成分，并对中国2008年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和国内增加值进行测算，认为中国2008年加工贸易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份额约为56%，而一般贸易出口中仅约为10%。Kee和Tang（2013）则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从微观企业层面分析了中国2000～2006年的出口增加值份额的变化，发现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份额从35%上升至49%，是促使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上升的主要推动力。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而非投入产出表来核算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存在对来源于国内中间投入中的进口成分识别困难的问题，可能造成该国出口中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低估的情况，如Zhang等（2012）。鉴于此，国内学者张杰等（2013）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在综合考虑了不同进口贸易方式特征、间接进口与进口设备等资本品折旧等问题之后，对中国2000～2006年出口国内增加值及其变化机制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整体处于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0.49上升至2007年的0.57，其中加工贸易国内增加值率显著低于一般贸易，外资企业显著低于本土企业。郑丹青和于津平（2014）则从企业生产增加值出发，寻求企业生产增加值和出口增加值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中国企业出口增加值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增加值率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其中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是出口增加值率上升的主要推动力。

已有从微观层面的增加值研究确实对测度出口增加值提供了视角和方法，也得出了比较合理的结论，但也存在一些缺陷。第一，在运用企业生产增加值方法对贸易增加值进行测算时，是建立在非常严格的假设之下的，如产出全部用于出口，并且中间消耗全部来自进口（高敏雪、葛金梅，2013）。第二，即使认识到在计算贸易增加值时区分中间投入中进口成分的重要性，但因海关贸易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只包括企业直接通过贸易代理商进口的中间产品数据，而无法识别国内上下游企业之间的间接进口。故在计算过程中无法具体区分每个企业或行业的中间投入中进口成分的比例，而采取预先设定的方式，如张杰等（2013）对于企业生产过程中国内中间投入所包含的进口成分设定为5%的比例。第三，基于海关贸易数据库识别中间进口产品，也只包括了货物的进出口数据，忽略了服务环节的增加值部分，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国内增加值率的估计偏差。

四 基于生产要素含量的增加值核算研究

基于单一国家的投入产出表或构造国家间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对一国出口增加值进行测算是目前主流研究方法，主要是基于投入产出表对出口中所含进口成分进行扣除（Koopman et al.，2008，2010，2012a），但鉴于投入产出技术自身较强的假定前提，编制成本高、周期长，各国难以获得每一年份的投入产出连续数据以及无法考虑微观企业异质性等限制而存在不足。此外，鉴于中国出口中加工贸易占有半壁江山的事实，基于出口中所包含的进口中间产品比例和国内销售产品一样的假设，使得基于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国内及国外增加值难免会带来测算偏差。因此，学者们尝试寻求利用投入产出技术之外的增加值核算方法，如基于生产要素含量角度。

如何测算一国出口中来自国外的中间产品比重，除利用投入产出技术之外，另外一种重要的方法就是追踪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投入。这种方法最初源于Vanek（1963）提出的赫克歇尔-俄林-瓦尼克理论（Heckscher-Ohlin-Vanek，HOV），该方法把研究视角从产品转移到了贸易产品中所包含的生产要素含量，从而为解释里昂惕夫之谜掀开了新的一页，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实证检验热情（Maskus，1985；Bowen et al.，1987；Trefler，1995）。而之后Trefler（1995）利用33个国家9种要素的数据考察了HOV方程失效的特征，发现并提出了“缺失的贸易现象”（the Case of the Missing Trade），即贸易中实际蕴含的要素含量要远远小于预测量。Davis和 Weinstein（2001）针对这种贸易消失之谜提出了全球要素贸易账户方法，来估算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中所遗漏掉的生产要素贸易，从而指出传统贸易统计误差的大小。根据此方法估算发现，按照“净要素贸易账户法”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国际贸易统计误差就有20%左右。

之后Reimer（2006）研究了中间产品贸易对检验HOV定理的影响。Trefler 和Zhu（2010）在Moses（1955）、Miller（2009）等对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追踪中间投入跨越国境的方法，并基于此测算了贸易中的要素含量（the Factor Content of Trade），如包含在一国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出口中的劳动要素含量。Stone等（2011）基于HOV模型利用GTAP数据库对中国对外贸易的要素含量进行了跨国比较，发现中国熟练劳动力在剔除中间投入后的净出口为负，而非熟练劳动力则正相反。Daudin等（2011）则定义了VS1^*指数用来衡量一国出口中被其他国家进口用来生产最终产品后又返回本国的增加值成分，尝试分解一国出口贸易中的中间投入来源，回答“世界制造”中的“谁为谁制造”（Who Produces for Whom）的问题。

而Johnson和Noguera（2012）的主要思想也是基于Trefler和Zhu（2010）的方法来测算包含在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贸易中的要素含量作为分析的第一步，并构建出一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并最终被国外吸收的出口增加值指标。Stehrer等（2012）则进一步把贸易流中的增加值分解为不同的资本和劳动要素收入，其中劳动要素又分为高、中、低水平，并同时从出口和进口两方面对一国参与垂直专业化程度进行了扩展。之后利用WIOD中1995～2009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呈下降趋势，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又开始上升的事实，并对贸易中生产要素收入进行分解后发现新兴市场国家趋向于出口资本、进口劳动，发达国家则相反。Timmer等（2012）提出了全球价值链收入（GVC Income）的概念，反映一国生产要素或最初投入被直接或间接用来生产最终产品过程中获得的收入，也反映了产品贸易流中所包含的生产要素收入。这些研究虽大多数也基于HIY的研究方法，但更倾向于对贸易中的要素成分进行核算研究。

此外，国内学者常黎和胡鞍钢（2011）利用HOV模型对中国的贸易结构要素含量研究后发现，1992～2002年中国贸易结构向出口低级技术拉动要素、依赖进口高级技能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方向转变。刘瑶（2011）则利用传统方法测算了中国制造业贸易的要素含量，认为我国制造业技术水平和熟练工人密集度都在不断提高，但该方法因为考虑中间产品贸易而存在严重高估情况。周琢和陈钧浩（2013）参考工业增加值的统计方法，在生产要素国别属性层面对外资企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增加值进行了分析，将外资企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出口增加值分解为固定资产折旧、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4个部分。但他们并未对工业增加值和出口增加值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也未对以工业增加值来核算出口增加值方法的严谨性进行论证。此后高敏雪和葛金梅（2013）初次从企业增加值出发，寻找企业生产增加值和出口增加值之间的联系，探索用出口企业生产增加值率核算出口增加值的方法，并基于工业统计年报和2004年及2008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对中国规模以上全出口型工业企业的出口增加值进行了初步测算。李昕和徐滇庆（2013）则利用外资企业股权结构信息，对中国外资企业总增加值中的非劳动者报酬部分的产权归属进行整理核算。程大中（2014）把要素生产率（TFP）和综合贸易成本（CTC）的跨国差异引入双边HOV的基本框架内，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多角度评估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增加值贸易蕴含的要素含量流向的扭曲程度。程大中和程卓（2015）采用增加值贸易方法，基于OECD的TiVA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出口贸易中的服务含量比重是传统BOP方法的两倍，其中国内服务含量占比下降，国外含量占比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