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韩中联合的历史意义

三一运动以后建立的临时政府非常重视外交活动，在巴黎和会上采取怎样的因应战略成为首要的问题。以同济社为基础建立的新韩青年团推定金奎植为代表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他是临时政府建立后的首任外务总长兼巴黎委员部代表。他向大会提出《独立巩固书》之后，请各国代表将韩国问题提到会议议程。尽管在日本顽强的阻挠下最终失败，但这一努力并非毫无意义。

1920年7月，万国社会党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巴黎委员部副院长李灌镕和赵素昂作为代表参加会议，并设法让承认韩国独立的决议案在会议上获得通过。李灌镕作为代理委员长，散发英文版和法文版的《自由韩国》等杂志，并在欧美181家报刊上登载有关韩国的消息，展开宣传活动。在他们的努力下，最终在英国成立了大英帝国韩国亲友会。^[18] 他们在伦敦和巴黎的外交活动，对韩国争取外交地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临时政府欧美委员部负责在美国的外交活动。李承晚在华盛顿开设了临时大总统公馆和欧美委员部事务所，在北美和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等地也都建立了地方委员会。徐载弼负责的位于费城的韩国通信部和金奎植曾经工作过的巴黎韩国代表部都隶属欧美委员部。1919年6月，李承晚以总统的名义向与大韩帝国缔结过条约的各国发出通告：业已建立了共和政府的新韩国诞生了。在美国也成立了支持韩国人独立运动的团体。这些团体成为韩国在北美地区开展反日独立运动的骨干力量。

从1920年开始苏俄也成为韩国主要的外交对象国家。时任临时政府国务总理的李东辉主要负责此事。1月22日，临时政府国务会议上选定韩亨权、吕运亨、安恭根三人为派驻苏俄的外交官。但李东辉私下里只委派了韩亨权一个人，引起了争议。与列宁的会面等，成了临时政府同苏俄正式交往的第一次活动。^[19] 1921年5月，申圭植以国务总理的名义派遣安恭根为新任代表，并一直努力维持同苏俄的关系。

对中国的外交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中国是韩人开展反日独立运动的现场。但同中国的外交，因为受到中国政局不稳的影响时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北京和广东势力的分裂局面给临时政府造成了混乱，临时政府将视线瞄向了广东。与那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中国人的交往，对临时政府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特别是政治理念的相似，提供了很好的氛围。临时政府成立后，同中国的交涉或交流合作就成为重要的政策，受到了重视。具体的外交方案都由“对中国外交团”制定，写入“同各国的外交事务”当中。^[20] 同中国的正式外交关系一直持续到1948年。这是韩中友好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

对中国外交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申圭植访问广东护法政府。护法政府在孙文的领导下于1921年5月成立。当时正是李承晚居住上海6个月之后即将返回美国的时期，“根据阁下（指李承晚——引者注）前往美国之前业已内部下达的命令事项，9月22日国务会议决定任命本职为特使派遣至广东。”^[21]

9月末，临时政府代国务总理兼外务总长申圭植在广东会见孙文，提出了“互惠条约五款”，其主要内容如下：

（1）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承认护法政府是中国的正统政府，同时尊重其元首和国权；

（2）请中华民国护法政府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3）请中华民国军官学校招收韩国学生；

（4）请求借款500万元；

（5）请求允许租借场地并帮助培养韩国独立军。^[22]

（1）和（2）是要求双方政府相互承认，（3）是请求中国帮助培养独立军干部，（4）和（5）是经济支持和提供根据地。孙文说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予以答复。当时孙文领导的护法政府只掌控广东一省，处于不被其他国家承认的状态，在活动地区和财政方面都有很大局限性。虽然形式上双方没有相互承认，但实际上可以认为是相互之间已经承认的状态。首先，孙文在广东国会上制定并通过了“韩国独立承认案”。其次，申圭植正式会见孙文象征着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式确立。最后，1922年2月，临时政府任命外事局局长朴赞翊为驻广东代表，掌管其外交事务。^[23]

临时政府的外交活动，在韩国近代外交史当中被评价为是非常重要的外交活动。自己国家丧失后，在其他国家建立的临时政府进行外交活动，这在世界史上也是绝无先例的。其外交活动并不排除军事活动，也不是排他性地进行的，而是支援独立战争或与独立战争并行的重要战略行动。临时政府认识到外交战略是军事战略的基础，他们认为，为了最终完成独立，要通过国际外交活动争取援助，培养军事力量是更为明智的方针策略。^[24]

真正的韩中联合是在1932年4月尹奉吉上海虹口公园义举之后。外交斗争策略和反日战争准备策略确定之后，“义烈斗争方略”又作为一个重要的形式，使停滞不前的韩国独立运动再一次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尹奉吉义举之后，临时政府从中国各界收到了多达3万美金的支援款。^[25] 中国的支援并不限于资金，以国民党组织部部长陈果夫为主，陈立夫、贡沛诚等共同负责组织调配中国政府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援。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在同蒋介石会面时，请求帮助培养反日独立军士官。国民党政府在军官学校开设了韩人特别班，以此积极支援以临时政府为首的韩国独立运动团体。韩人特别班的正式名称为“中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第二总队第四大队陆军军官训练班第十七队”，其设置的目的在于帮助韩人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建设完全独立的国家，培养可以指挥工人和农民的独立运动的干部。课程教育则根据学员的中文会话能力编为两个班。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活跃在中国军队，金弘壹、安昌南、权基玉、李相定等是这些人中的代表。中国政府将韩国毕业生编成教导队，将其划归到别动队中。他们的任务是“编入中国军队中参加反满抗日活动；派遣到满洲地区，联系反满抗日团体侦察日、‘满’军的军事设施和侵略机关，并且为军官学校招募生源”。^[26] 在此基础上，金九将韩人爱国团、韩国特务队独立军和学生训练所进行整合，编为特务组织。韩国特务队独立军是支持金九的最实质性的中心机构。^[27]

1935年日本成立兴中公司，其目的是强化对占领区的经济掠夺，让日本民营企业进入华北地区，并掌握其资源和市场，妄图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将华北地区变为日本的原料供给地。^[28]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东、武汉之后，由进攻转入相持状态。《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以后，苏联增强了对中国的武器援助。当时的国际形势已经进入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势力相争的阶段。日本的侵略政策将“点与线”视为根本，即将主要城市视为据点，而在连接各大城市的主要铁道上配置日军兵力。

同时，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的韩国独立军由于日伪军队的攻势以及韩人社会团体的瓦解等，开始向关内地区转移。日帝对韩人社会的严厉管制，使韩人的活动空间变得更加狭小。“满洲就像蜕皮后的蚕壳，只剩下了空壳一般无力的表象。”“各地朝鲜人社会中，人们身在险恶的政治形势下左顾右盼，不能鲜明地表达态度。从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中脱离或隐藏起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道路上出现了巨大的障碍。”^[29] 这些叙述都反证了当时的情况。1932年夏天，韩人开始讨论向关内地区派遣特使的问题，目的是争取中国政府和抗日势力的支援，同时与关内地区韩人势力实现联合。在此情况下，金九的“移动提案”和财政支援是适合时宜和鼓舞人心的。

尹奉吉的虹口公园事件以后，临时政府在日本军警的疯狂追捕下，不得不在中国各地频繁转移，过着极不稳定、极不安全的生活。“1938年12月27日上午11点左右警报声响起来了。为了躲避敌机，我们跑向了唯一一处避难处。这地方虽然是平地，但有一块公墓，还有茂盛的竹林。据说，曾躲在树下面的人群遭受了敌机的扫射，我们就紧躺在坟墓的两侧。像我们这样躺在坟墓旁边、躲在草丛中的避难者，在田野中到处躲藏，卧倒在地。这是最令人窒息的瞬间。我们都不知道谁将是下一枚炸弹的牺牲品。我们抬着头望着天空，看着炸弹黑压压地落下来。”^[30]

临时政府在1937年8月20日以“临时政府国务院”的名义发布公告说：“我们不论从人类道德上，还是从历史的亲姻关系上都应该用尽所有力量援助中国。不仅如此，为了报复对倭敌二千余年来积攒的仇恨，我们期待倭敌的灭亡，并且为消灭倭敌而努力……就算在倭敌极端的压迫和统治之下，人的意志也会像钢铁一样坚定；已经参加运动团体的要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团体当中，没有参加团体的可以直接来政府献力。”^[31]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韩中联合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迁至重庆的临时政府着手建立韩国光复军。临时政府提出，光复军的建立将有利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并以此说服中国政府。创设委员长金九说：“光复军将与中华民国国民合作，为恢复两国的独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共同的敌人。为此我们将作为联合军的一员继续抗战到底。”1940年9月17日，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的光复军成立典礼上，吴铁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国各方面的代表人士出席，仪式显得格外隆盛。美洲的韩人也予以积极的支持，临时政府的军备资金也随之大幅增加。

光复军指挥官是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军官学校、东北新兴武官学校等军校出身者担任的。中国不仅支援光复军的军需物资，还积极予以经济上的援助。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和朝鲜义勇队被编入光复军，也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完成的。战地工作队原是无政府主义团体，是由在西安活动的100余韩人组成的。被日军强征的韩人士兵也都纷纷逃离侵略军，加入光复军。至1945年8月，光复军总人数达到了700余名，已经发展成为拥有3个支队的军事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军队。^[32] 为了祖国光复而组建的国内挺进队，完全是在中国的支援下建立的。

为了促进韩中联合的发展而成立的“中韩文化协会”，在促进韩中人士交往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42年10月，韩国的金九、赵素昂、金元凤、池青天等和中国方面的冯玉祥、白崇禧等400余人参加了成立大会。这是民间层面的友好团体，理事长是孙文之子孙科，副理事长是赵素昂、金奎植等。成立大会的主题是团结，中共代表周恩来谈到他在军校时与韩国同志一起学习、工作的事情。他说朝鲜志士们的热血洒到了中国的大地上，所有人的目标都是恢复国权与独立，如果说有差异，那也只是方法上的不同而已。^[33]

中韩文化协会经常举办演讲会等，一般是在三一运动纪念日、临时政府成立纪念日或国耻纪念日等进行，讨论韩中合作、临时政府承认问题以及韩国独立问题等。冯玉祥在强调中韩合作时说，中韩两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国的胜利和同盟国的胜利就是韩国的胜利。中韩要相互帮助，相互关心，要对胜利充满信心。国民参政会也在1944年9月提案要求国民政府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中韩文化协会在重庆还创办了机关杂志《中韩文化》和《中韩会讯》。

中韩文化协会不仅在韩国独立运动史上，而且在韩中关系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团体。它将韩国的地位设定在与中国对等的高度上，这是提高临时政府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中韩文化协会带头组织演讲会、座谈会等各种活动，为进一步促成韩中合作以及临时政府的国际承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34]光复以后，在华韩人归国的时候，中韩文化协会又起到了窗口的作用。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韩中联合为黑暗的韩人社会点亮了一盏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