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大量的在亚洲的战争暴行

东京审判的资料库中，日本对中国及亚洲的侵略的资料极为丰富。无论是政策的策划、决定过程，还是侵略行动的具体实施，都有有力的证据材料。例如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检方都展示了足够的证据，证明了日本的侵略行为和战争暴行。

而关于日本对亚洲人的暴行资料，在东京审判及相关的BC级战犯审判中，也都有丰富的收藏，特别是在检方资料中。但除了众所周知的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等个别大规模暴行外，其他日军大屠杀、残酷虐待战俘及平民、扶植伪政权、经济掠夺、制毒贩毒等暴行资料，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和利用。例如法庭判决书中提到的日军在东南亚下述地区犯下了战争暴行：

马来亚的怡保（lpoh）（1941年12月）；

马来亚的巴利特苏龙（Parlt Sulong）和奠尔（Maur）之间（1942年1月）；

马来亚的巴利特苏龙（1942年1月）；

马来亚的卡冬加（Katonga）（1942年1月）；

马来亚的亚历山大医院（1942年1月）；

马来亚的新加坡（1942年1～3月）；

马来亚的班江（Panjang）（1942年2月）；

马来亚的莫尔（1942年2月）；

泰国的琼蓬角（Jampong Jod）（1941年12月）；

婆罗洲的朗那瓦（Longna'wa）（1942年8月）；

婆罗洲的达拉甘（Tarakan）（1942年1月）；

荷属东印度的望涯群岛（Banka lsland）（1942年2月）；

苏门答腊的库达拉查（Kota Radja）（1942年3月）；

爪哇的南望（Lembang）（1942年3月）；

爪哇的苏班（Soebang）（1942年3月）；

爪哇的加达尔·巴士（Tjlatar pass）（1942年3月）；

爪哇的万隆（Bandoeng）（1942年3月）；

摩鹿加群岛的安蓬岛（Ambong Island）的拉哈（ Laha）（1942年2月）；

荷属帝汶岛（Timor）的奥卡贝其（Okabeti）（1942年2月）；

荷属帝汶岛的奥帕·贝萨尔（Oesapa Besar）（1942年4月）；

葡属帝汶岛的述子·梅达（Tatu Meta）（1942年2月）；

英属新几内亚的米尔纳湾（Mllne Bay）（1942年8月）；

英属新几内亚的布纳（Buna Bay）（1942年8月）；

新不列颠的多尔（Tol）（1942年2月）；

达拉瓦岛（Tarawa）（1942年10月）；

菲律宾的奥多尼尔俘虏营（Camp O'Donnell）（1942年4月）；

菲律宾的马尼拉的圣达·克鲁斯（Santa Cruz）（1942年4月）。^[11]

在法属印度支那，日军对于自由法国各种组织成员进行了围剿屠杀。此外，还在以下各地对俘虏及被拘禁的平民进行了屠杀：

郎孙（Langson）（1945年3月）；

丁·拉普（Din.h Lap）（1945年3月）；

塔奎克（Thakhek）（1945年3月）；

东（Tong）（1945年3月）；

坦·奎（Tan Qui）（1945年3月）；

劳斯（Loas）（1945年3月）；

董·丹（Dong Dang）（1945年3月）；

哈京（Hagiang）（1945年3月）等。^[12]

这些大量的屠杀事件的罪证在东京审判检方的资料中都有收藏。

再如日军违反国际法，虐待甚至处死俘虏等事件，除在中国大量发生外，还在亚洲其他国家如下地方的俘虏营中大量发生：

马来亚新加坡（1942年3月）；

缅甸墨吉（Merg-Lii）（1942年）；

婆罗洲达拉甘（1942年及1945年）；

婆罗洲坤旬（1942年6月）；

婆罗洲邦加马辛（Bandiermasin）（1942年7月）；

婆罗洲三马林达（1945年1月）；

苏门答腊巨港（1942年3月）；

爪哇巴达维亚（1942年4月）；

爪哇左卡波米（Soekaboemi）（1942年5月）；

爪哇佐加卡达（Jogjakarta）（1942年5月）；

爪哇贾第南戈尔（Djati Nanggor）（1942年3月）；

爪哇的万隆（1942年4月）；

爪哇贾玛希（Tjlmahi）（1942年5月）；

西里伯斯马加撒（1942年9月）；

摩鹿加群岛安披那（1942年11月）；

荷属帝汶奥萨帕、贝萨尔（1942年2月）；

菲律宾卡巴纳坦（Ca-banatuan）（1942年6月）；

日本本山（1942年11月）；

日本福冈（1944年5月）；

威克岛（1943年10月）；

婆罗洲拉鲁（1945年8月）等。^[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