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往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论文集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 15606字
- 2020-08-29 06:01:17
新闻学研究的“政治”主场、退隐与回归
——对“新闻论争三十年”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向芬[1]
回顾历史，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基本上属于一种学术范式，即“政治为体，新闻为用”。[2]从梁启超的“报刊有益于国事”到徐宝璜的报纸“善用为福”“滥用为祸”，从国民党的程沧波到共产党的陆定一，从《解放日报》改版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说都始终围绕着新闻与政治的核心关切。在这一历史脉络上，新中国以甘惜分和王中为代表的新闻论争，不仅贯穿“两个三十年”的新闻理论变迁过程，而且也为这一范式留下颇堪深思的理论命题。审视“新闻论争三十年”，从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的交互作用，探究知识分子的个人角色与社会政治的时代脉络如何呈现与纠缠，既可深入理解新闻与政治的百年逻辑及其内在有机关系，而且也能在所谓“去政治化”的潮流中重思新闻与政治，并激活新闻学的生命力。
一 “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历史脉络与理论建构
早在1942 年整风之际，《解放日报》就已从“不完全党报”改版为“完全党报”，强调党性、阶级性亦即政治性。1943年陆定一发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标志着“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形成，也奠定了新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前提假设与研究路径。[3]1948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等，更构成新中国新闻学的纲领性文献。
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依据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经验，越来越强调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手段，而通过阶级斗争谋求社会平等，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和 “新世界”，才是革命的真正目的。阶级斗争概念被赋予了政治性与伦理性的双重内涵。[4]也因此，前30年针对思想文化领域以及再造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其间，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分为三个不同层面：第一是政治上接受新政权；第二是思想上接受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第三是学术上接受马列主义理论指导。[5]经过一系列思想政治运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主导地位一步步瓦解，马列主义在学术思想领域的领导权一步步确立。[6]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力求按照这一“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新闻学界自然也不例外。
建国之初，来自解放区（根据地）的知识分子成了宣传、文化、教育领域的主力，从中央党报到省市党报基本上由来自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主持，建国后的党报也主要继承了解放区的农村办报传统。[7]与此同时，为了调整新闻专业的师资结构，又从党的新闻机构中抽调甘惜分、王中等新闻干部充实到重点高校。由此，“无产阶级新闻学”成为唯一被认可的新闻学流派[8]，“中宣部当然不能容忍新中国大学新闻系继续讲授资产阶级新闻学，不能容忍新中国大学新闻系培养出具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大学毕业生”[9]。在冷战格局以及新中国“一边倒”战略下，学习苏联一时也成为新闻界的自然选择，甘惜分收到的第一本苏联新闻教材就是从俄文译成中文的《苏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学教学大纲》。
1954年，在北京大学新闻专业任教的甘惜分，以苏联教学大纲为模板制订了《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在编写过程中“坚守马列这个不能突破的大门”，将党报基本原则提炼为党性、思想性、战斗性、群众性、真实性并统一于党性，也就是“五性一统论”。甘惜分20世纪90年代自称，《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仍未形成新闻学的独立思想体系”[10]，不免落入“语录新闻学”窠臼。后来有学者认为“‘五性一统论’不仅助长了新闻教育界、理论界和新闻实际工作部门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且也给以后的新闻制度改革造成了很大的理论障碍”[11]。以专业主义视角所做的如此评价，同30年来新闻学界的理论转向以及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的变化息息相关。
二 20世纪50年代新闻论争与思想两歧
（一）王中的“否定”与甘惜分的“否定之否定”
1956年至1957年反右前夕，在国际国内一系列新的变局中，随着自上而下对中国道路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反思，新闻学也试图突破党报固有套路和苏联僵化模式，意欲从“政治本位”回归到“新闻本位”，其中代表人物就是王中。
1957年5月16日在首都第一次新闻座谈会上，王中谈了“党委政治领导与报纸关系、党报与非党报、报纸与各机关的关系、报纸思想性、报纸的特点与作用”等问题，还就“党性和真实性、党性和群众性、思想性和兴趣”等争论谈了看法。他反映上海新闻界有人提出“党性与真实性（存在）矛盾，而且还举了报纸上一些失实或片面的报道为例子，说成是党性要求的结果”。“某地报社向党委提出少登载一些指示，增加一些群众活动。党委负责人就到处批评报社是不要党性只要群众性。由此可见‘党性’者即‘党委性’‘书记性’也”。[12]甘惜分拒绝如此“丑化党性”，他理解无产阶级报纸党性，表现在“每时每刻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分析形势，并且完全自觉地把自己作为整个党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坚决地服从党的决议，和一切歪曲党的路线的言行进行不懈的斗争”。[13]
王中在座谈会发言的最后建议：“报纸，在党委看来是指导别人的工具，但是在读者看来，报纸是借以获得新闻和知识的出版物，读者花钱买报，我们要对得起人家的5分钱，如果赠阅的话，人家可能没有什么理由责备报纸。”[14]这个建议基本陈述了他自1956年8月以来公开表明的新闻理论观点，被甘惜分批评为：“除了重复他那‘报纸商品论’的胡说之外，并认为党报不懂得办报，蔑视中国共产党长期积累的革命报刊的传统经验。”[15]
甘惜分对于第一次座谈会上的“鸣放”从根本上持否定态度，故在1957年6月至8月首都第二次新闻座谈会上展开针锋相对的辩驳，批判了他眼里的“奇谈怪论”，特别是王中的“读者需求论”“社会需求论”“报纸商品性”等新闻思想，被认为与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党性、阶级性背道而驰。7月25日至8月1日，座谈会连续举行了7次大会和小会批判王中，尽管王中被视为“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资产阶级右派在人民新闻和文教事业中的代理人”，但他坚称“自己只是学术思想上的错误”，而这又被斥为想“蒙混过关”。[16]
第二次新闻座谈会后，邓拓嘱托甘惜分根据会议发言撰写了《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发表于9月16日《人民日报》。不久，新华社《新闻业务》9月刊，登载了甘惜分《略论王中的反党思想》。[17]当时，批判王中的文章很多，但除了甘惜分的文章始终作为“新闻论争”的历史证据，其他都烟消云散，鲜有提及。
（二）思想两歧的根源
那么，曾被甘惜分认为“奇谈怪论”的王中新闻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1957年已有20年党龄的王中为何被视为用“一套反动思想体系”改造新闻业呢？两位同样来自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为何在思想观念上存在霄壤之别呢？
1.王中：从“局内人”到“边缘人”
王中出身地主家庭，早年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1935年至1937年就读于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转移到山东抗日根据地，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主办的《大众月刊》编辑、编委、通联部副部长、编辑部主任，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编辑部主任，滨海《农民报》、鲁中区《鲁中日报》总编辑，中共济南市委机关报《新民主报》编辑部主任等。
王中对曾任《新民主报》社长兼总编辑任恽逸群推崇不已，认为恽逸群对他影响很大。[18]1949年5月恽逸群南下上海主持接管上海各大报，并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兼华东新闻学院院长，王中作为“得力干将”随其接管上海的新闻机构。其后，恽逸群和王中又以“中共代言人”姿态介入高校新闻教育工作。1950年恽逸群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提出“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一方面继续陈望道的民主传统，另一方面加强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新闻业务教育；对教师队伍，既留用了一些老教师，又吸收一些革命干部来系任教；在教学制度方面，既保留原来行之有效的美国制度，又采用一些适应新时期的新方式，在课程中增加马列主义内容。”[19] 1950年，王中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政治课教学委员会主任，同时在新闻系担任教授，由于恽逸群工作繁忙，又委托王中代理系主任。1952年10月，王中正式担任系主任。如此看来，王中可谓根正苗红：从根据地一名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到被委以重任成为上海宣传管理干部，再转变为上海新闻教育战线的负责人。在当年复旦师生眼里，36岁的王中是一个标准的“老革命”“老干部”“老八路”。[20]
其时，全国上下高校办学思想的转轨通过学习苏联模式、统一教学大纲来具体实施。1954年4月，王中参加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教学计划讨论会，带回苏联新闻学教学大纲，自6月起王中所做的工作与甘惜分同期所做的工作一样，都是按照苏联模式全面修订新闻专业教学计划，并开始讲授同样命名为《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的课程。而他们的思想分歧，在此之后逐渐显露。
1956年3月19日，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双百方针”的氛围中，出版了铅印刊物《新闻学译丛》，王中重用留美归国的郑北渭任主编，译载苏联有关报刊和宣传工作的重要论文、文件，发表介绍西方媒体的文章，并在国内率先译介传播学。该刊至1957年6月，一共出版了5期（从停刊时间看正是王中新闻观点被《解放日报》点名批评之时[21]）。1956年7月至8月间，王中率领新闻系的教师考察团，赴无锡《工人生活报》、南京《新华日报》、济南《大众日报》、青岛《青岛日报》考察报纸工作改革情况。8月4日，王中应邀在《新华日报》作了《办报人要有读者观念》的报告，明确提到“离开了读者的需要，只把报纸当做党的宣传武器，不把它当成读者要花5分钱购买的一种商品，报纸必然不会受读者欢迎的……报纸的作用，不完全在于指导人们工作，而且在于增加人民群众的知识，培养人民群众的生活兴趣”[22]。其间，他还谈到读者调查问题：“读者究竟在想些什么呢？这就需要做好读者意见的调查工作。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很注意这个工作，他们有专人调查研究读者心理；我们要做好报纸宣传工作，也必须如此。”[23]
诸如此类今天看来不足为奇的观点，当年为何遭到强烈反击呢？建国初，新闻业在中央计划主导下，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国营媒体网络。这一体系既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也出自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如新闻事业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24]。正因如此，中共秉承“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传统，紧紧抓住三大环节：一是确立自上而下的党管报纸的机构和制度，二是确立党报及其威权地位，三是对民营报业进行改造，推动报业国营化、报纸政治化的进程。[25]王中的“读者需求”“读者调查”等观点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年代自然显得异常突兀，甚至离经叛道。8月10日，王中又在济南《大众日报》作了《报纸和读者的关系》的报告，他认为：“必须研究党的中心工作与报纸中心工作的区别问题，不是任何党的中心工作都是报纸的中心工作，不得照搬不误。”[26]王中剑指党报工作的核心地位和指导作用，即使“衷心忠言”，也不免被人归入一片甚嚣尘上的右派“刺耳之声”（如“党天下”“轮流执政”“歌德派”等[27]），而王中“因言获罪”的“右派”经历后来则被蒙上“殉道者”色彩。
1956年9月，王中考察归来，提出“破除迷信、坚定信心、组织力量、调动因素”的办系方针，写成《新闻学原理大纲》18章（仅列各章节标题），向全系教师征求意见，其中读者调查、广告等内容显示了王中适应“城市办报”形势的求新痕迹。刘家林评价这一“大纲”虽然过于简略，但“体大思精”，为建设中国特色的新闻学设计了宏大、完备的理论框架。[28]当时，“王中的新闻理论观点，一度被视为活跃因素，在新闻界与高校新闻系师生流传很快很广”[29]。王中作为“新闻改革理论家”应邀多处讲学，1957年1月，王中分三次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详细阐述了《新闻学原理大纲》前三讲的内容。[30]
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讲学期间，王中还应邀于1月22日在《解放日报》作了《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和报纸的职能》的报告，其中提到“在解放区，只有干部识字看报，报纸需要刊登工作经验，但不必登广告。如果现在再把报纸办成干部报，群众就不要看”[31]。这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办报”与“农村办报”两种不同的风格和传统所形成的一时之困。王中曾指出资产阶级报纸与无产阶级报纸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不能起集体组织者的作用”“将读者看成是顾客”“吸引读者的不健康兴趣”“追求商业利润”等[32]。但是，纵观王中的新闻思想，不得不说王中并未鲜明举起哪面旗帜，其新闻思想也显得与当年无产阶级新闻学貌合神离，他探索“新闻事业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为旨归的意图，在甘惜分的批判中被称之为“装得像一个科学唯物主义的理论家”。[33]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政权对上海大众文化进行了全面改造。实行计划体制和确定国家意识形态是两大目标。实现这两大目标的关键，是将大批文化市场的自由职业者纳入国家计划之下的单位，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螺丝钉”。[34]而南下干部王中正是中共这一改造计划的具体执行者之一，对号称全国新闻中心的上海旧报业实行军管和接管，改变上海报业市场消费主导的权力结构，迅速建立起以党报《解放日报》为统领的报业新格局。1984年，王中曾经撰文回忆接管上海新闻机构时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下达的各项新闻纪律和操作规范。[35]
新政权有力地推进了文化改造，促使大众文化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化。[36]与此相应，新闻理论自然强调“政治本位”高于“新闻本位”。面对国家权力主导下的计划文化体制只用不到四年时间便摧枯拉朽地取代旧上海文化消费市场的局面[37]，王中不断抛出的一系列言说，与新闻业的社会主义国家化的进程相比就显得不合时宜，如果要走“党管到民办”的回头路，那么新政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接受。所以，“反右”前后无论新闻业界还是新闻学界都在拉锯和冲撞中“急转弯”，实际上可以视为重新回到无产阶级新闻学的轨道上来。“对学术研究的宗旨来说，‘讲政治、讲党性’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提，这不仅体现在新闻学界，在整个社会科学界都是如此。”[38]
2.甘惜分：“正统派”的思维方式
甘惜分1938年奔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期间，通读了延安出版的马列著作。1939年调赴八路军120师政治部，任高级干部学习班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室研究员。1945年，转入新华社任记者、编辑共十年，一路从晋绥到重庆。1949年，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编辑部主任。1954年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副教授。[39]
甘惜分认为自己初涉新闻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列宁关于新闻工作的言论；二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新闻工作经验；三是在新华社十年的“实践出真知”。[40]对比王中《新闻学原理大纲》中所列“中国目前通用新闻学著作现状”：1.马恩列斯等经典著作中有关论述及苏共决议；2.中共决议、延安《解放日报》的有关社论及论文；3.苏共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4.苏中两国业务经验；5.报刊上的单篇论著[41]。可以发现，“甘王”二人在思想来源上的差异其实并不大。相对而言，王中“没有到过延安，对上海小资产阶级懂得多一点，对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的关系了解很少，也不懂马克思主义”，而甘惜分在延安“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就是资本主义”，所以他认为“王中并没有抓到资本主义的实质”。[42]
甘惜分到北大后，既不满意苏联新闻思想，也不满意旧中国遗留的新闻学著作。根据统计，甘惜分写于1982年的《新闻理论基础》所标明的注释，对无产阶级新闻理论观点的引用达79.4%，而对旧中国新闻学论述只引用了《中国报学史》两处。[43]当时，包括徐宝璜、邵飘萍、黄天鹏、谢六逸、戈公振、萨空了等人的著作，都属于“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陆定一）。[44]而在甘惜分看来，“全国解放以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同志们对这些发黄的旧书仍相当关注”。他推测，“王中同志在1956至1957年发表的那些讲话并因此而挨批，可能源出于此”。[45]
甘惜分20世纪90年代承认王中的许多言论“打中了党的新闻工作的要害”，“就是从今天看来，王中所指出的报纸的问题仍然存在”。但同时他认为当年对王中的批评在核心问题即新闻与政治的关系上并无错误。[46]虽然20世纪80年代在西北五省新闻学术讨论会上，甘惜分就1957年“无限上纲”的批判给王中当面道歉[47]，但对二人核心分歧的基本认识则始终不改。经过几十年反复思索，他意识到二人的根本分歧在于“怎样看待新闻与政治的关系”，王中竭力想使新闻与政治分离，或者说在新闻工作中淡化政治；而甘惜分始终认为新闻与政治紧密相连，新闻学研究的对象与政治的关系同样密不可分。[48]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讲政治，而在于讲什么政治，是无产阶级政治，还是资产阶级政治。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问姓社姓资的潮流中，甘惜分这种学术与政治、新闻与政治的意识渐渐被“价值无涉的话语”所取代。
相较而言，王中在学术群体中显出一种“政治无知者”的天真，声称擎旗“科学”质疑他人手握的“真理”，用“客观规律”解构高度政治化的无产阶级新闻业和新闻学。王中“超越政治”的新闻理论与所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在懵懂的“科学主义”观念引导下致力建构学科体系、描绘学科地图，也显出一种先驱者的执着与悲壮。不过，略显尴尬的是，虽然王中对20世纪80年代新闻学“科学取向”具有较大影响，但是有学者认为“作为一个不彻底的学科科学化倡导者，王中的努力既不可能得到政治取向新闻学研究的认同，也无法真正得到科学取向强调实证的新闻学研究的认同。尽管王中的研究超越时代，本人也深受学界敬重，但他的理论还是很难得到真正的认同和继承”。[49]
三 20世纪80年代的“殊途同归”？
（一）王中的一脉相承
王中获得平反后，再拾新闻理论研究，1981年至1982年集中发表了《论新闻》《论宣传》《论新闻事业的阶级性》《论传播工具》《新闻学的第二课题》《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等文章，进一步论述他的新闻思想。20世纪90年代初，对王中新闻理论的介绍达到一个高潮。1993年，上海新闻界召开纪念王中从事新闻工作55周年的新闻理论研讨会，作为“新闻改革理论家”的王中受到各界人士的褒扬和敬仰。[50]
王中20世纪80年代的新闻研究，开始注重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理论资源，多次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等马列经典论著，并强调以历史唯物主义这把钥匙解开“新闻”之谜，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来阐释“新闻产生的物质基础”。[51]但他念兹在兹的还在于“科学”，在他的文章中，“科学”成为反复提及的字眼。即使谈及新闻与政治的关系，他也首先立足于“科学”，如“意识形态分为政治思想（观念）、法律思想（观念）、道德、艺术、科学、哲学、宗教共七种……报纸几乎可以运载上述各种意识形态”[52]。“但有人把这七种意识形态归结为政治一种。当然，对政治如此热衷，动机是可爱的，但不合乎马克思主义。”[53]其论述蕴含了他对“新闻学何以成为一门科学”的思考和描述，可惜晚年力不从心，甘惜分也觉得王中“1957年那种理论锐气已难以表达”。[54]
总体来看，王中20世纪80年代的言说与20世纪50年代的“读者需求论”“社会需求论”“报纸两重性”一脉相承，仍然坚持去政治化的学术表达：“强调读者共同兴趣是否会背弃无产阶级政治？……我们不能把新闻价值当做应有尽有的饺子馅，把什么东西都剁成菜馅吧！有的同志念念不忘阶级政治、政策，他们似乎只会吃饺子，每一口都要吞到一点政治才舒服。其实，所谓共同兴趣并不排斥政治。”[55]
（二）甘惜分的与时俱进
甘惜分虽对1957年上纲上线批判王中终生愧疚，但在核心思想与基本理论上始终持守新闻与政治的立场，并由此认为“抓住了王中思想的纲”。首先，针对王中报纸是社会需求而非阶级需求的产物这一“社会需求论”，甘惜分认为“社会需求论”和“阶级需求论”并非彼此互斥，而是相互兼容。[56]其次，针对王中的“报纸两重性”理论，甘惜分认为所谓“政治性是有商品性的基础才能发生作用”的观点不科学，而且“实际上王中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要冲淡报纸的政治性……但是报纸这种精神商品的制作者在贩卖消息的同时，难免把自己的是非观念也渗透其中以影响读者的思想”。[57]甘惜分的这种批评或许可用王中的话辩驳：“新闻并不全部是政治宣传，并不是所有新闻都为政党的政治目的服务，我们报道天气、疾病、奇闻异事、人体特异功能等等新闻，这跟‘主义’并无多大关系，纯粹是为了满足读者某一方面的需要。”[58]不过，又不能不看到，甘惜分对于商品性的警觉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尤具“先知”意味：“过分强调报纸的商品性是危险的……不少报纸拿原则和金钱作交易，降低了报纸的品格，记者也降低了人格。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沉重吗？”[59]最后，针对“读者需求论”，甘惜分认为王中思想上有片面性，报纸不仅要满足读者需求，还要不断提高读者的思想水平，无产阶级新闻业就是要发挥指导作用。“读者需求论”被视为王中理论缺乏严密逻辑的一个例子。
20世纪80年代以降，甘惜分不断反思以往一些“极左”问题，同时对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始终保持高度关注。甘惜分在坚持政治取向的前提下，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新闻观点，整合成一套系统的理论，他撰写的《新闻理论基础》被誉为“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新闻教科书”。当有人称其为“党报新闻学”时，甘惜分并不认为是一种贬义，“党报学成为当代我国新闻理论最早的蓝本”。[60]他在书中一方面拨乱反正，反思“极左”，批判“事实为政治服务”；一方面继承和发扬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传统，辨析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开始取代“无产阶级新闻学”，逐渐成为广泛使用的一种固定说法，后来在此基础上引发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讨论。从此以后，学界不再以纯粹的政治话语“无产阶级”而用兼具学理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来涵括中国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和科学话语。
这方面，甘惜分做出了首屈一指的贡献。以1986年成稿的《新闻学原理纲要》为标志，他陆续提出了自己日臻成熟的新闻理论，包括“新闻三环理论”“新闻三角理论”“新闻真实论”“新闻控制论”“多声一向论”等，他的新闻思想并没有故步自封，而是与时俱进，自成体系。与此同时，他与王中看似“殊途同归”的是，越来越注重新闻学以研究科学规律为出发点：“经过后来四十多年的长期研究，对科学真理的追求，探索新闻的规律，再加上四十来年中国各方面情况包括新闻工作情况的几次急剧变化，我的思维方式逐渐向第二种方式转移，即向严格的科学思维方式转移。”[61]
王中作古让甘惜分感慨失去了论辩的对手，他感到孤独，觉得自己“在这个时代里继续思想探索，某些方面可能比王中走得更远”[62]。 “走得更远”也是许多人觉得甘惜分晚年转向的一个重要依据。
（三）他们“殊途同归”吗？
王中呼唤科学的新闻学研究，但最终蹉跎岁月使他心有余而力不足；而起初更强调政治取向的甘惜分，越来越走上“科学道路”。他在1986年倡导成立了我国第一家舆论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开展舆论调查工作，探求舆论形成与变化的规律更被视为一种新闻研究的科学范例。由此，甘惜分学术研究路径的转变也契合了当年王中倡导的读者调查等科学因素，二人的学术轨迹似乎呈现“殊途同归”的意味。不过，联系新中国前后30年的错综复杂变局，以及新闻业与新闻学的一波三折，此类问题深究起来又并不那么简单了。
同属复旦名家的贾植芳忆起王中时说道：“晚年感觉理想幻灭了，身体也不太好，行动上就显得很乖僻，有时候表现得很‘左’。”[63]贾植芳说的很“左”的印象，或许与王中力求“意识形态的科学性”而提倡“宣传学”相关：“宣传和新闻各有自己的特点和要求，比如新闻要可靠、可信，宣传要有说服力，能够赢得人心。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不但要逐步建立我们的新闻学，还要建立宣传学。”[64]王中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宣传工作上应当是光明磊落的，有可能克服一切私有者政党宣传上的弊端。令人厌恶的宣传不是无产阶级的宣传”[65]。20世纪80年代后，王中的新闻观点也较多使用阶级性、宣传等鲜明政治话语，使其行文中呈现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王中晚年也有向左看齐的动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殊途同归”，也是彼此双向靠拢的。
甘惜分将自己几十年学术生涯分为三个阶段：1954年至1966年为探索期；1966年至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为徘徊期；1987年以后为清醒期。但他唯一不变的是 “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思想，建设中国自己的新闻学”[66]。这里，对比贾植芳对晚年王中的评价就显得颇具深意：“（原先积极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个人功利心虽然很小，社会功利心却很强，然而眼中所见，与理想总是有很大差距，那么原来的激进也就很容易导致幻灭了。”[67]甘惜分和王中同为革命年代知识分子，两人都怀着很强的“社会功利心”著书立说，但甘惜分在晚年得到了“清醒”的机会，而王中未能“走得更远”。
甘惜分对新闻改革的推动、对新闻体制的批评、对舆论调查的推崇、对新闻思想的调整等，往往被视为“晚年转向”的标志，但他提出的观点及政治倾向，则又使颇为流行的“晚年转向说”显得晦暗不明，令人不能不疑窦丛生。甘惜分自言不是左右摇摆的风派人物，而是“马克思主义派”[68] “马克思主义的笃信者”[69]，丝毫不介意自己“左”右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处境。[70]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不太谈马克思主义，国外学界中对马克思主义者避而远之”的现象[71]，甘惜分始终不渝地亮明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余论
“新闻论争三十年”所呈现的是一代学人在遭遇复杂重大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时的思考，说到底也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上下求索。在高度政治化年代，对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本质上源于对政治领导权的争夺，不管是甘惜分所代表的农村办报传统还是王中所追求的城市办报模式，更不用说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学科发展，无不围绕着“为建设社会主义奠定政治基础”而展开。
“甘王”二人在新闻观念方面看似背道而驰，但他们尝试建构的新闻理论体系又都基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实践，都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致力于中国新闻学的学术范式，同样都是基于毕生信仰和理想而说的“真话”。20世纪50年代王中的“右派”理论为时局所不容，但他坚持己见，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他的理论“春天”；甘惜分自始至终坚信马克思主义，“不管时下有多少人喊叫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破产了，却信之弥坚”。[72]同时他晚年对新闻改革以及相关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批评，又恰如20世纪50年代王中对“教条主义”的口诛笔伐，都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意识，并值守葛兰西所言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
相较而言，“甘王”一代的知识分子政治意识十分强烈，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则更倾向于知识（专业）关怀，期望达成实用理性向科学理性的转换，从而表现出自觉不自觉的去政治化取向。在破解“新闻无学”时，学界着力引进美国传播学的概念、方法和观念，不仅对中国新闻学的学术话语和研究状况形成冲击，而且一整套“冷战学术”及其“政治价值”也不期然而然地瓦解甚至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换句话说，“甘王”一代的新闻学所蕴含的政治价值、政治信念、政治原则，在去政治化的时代语境和学术话语中逐渐消解，与此同时一套与西方接轨的全球化、现代化的文化政治与专业话语逐步确立，从而最终与“甘王”一代知识分子孜孜追求的“共产党的立党之本与共和国的立国之魂”[73]渐行渐远。当年，“甘王”都曾对西方传播学抱持强烈的怀疑态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传播学引进工作几经波折，被定位成“资产阶级新闻学”“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等[74]，而今看来，此类评断不乏一种基于政治敏锐和思想洞察的学术远见。
1978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等联合上书财政部，要求新闻业施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方针，获得批准。这意味着继20世纪50年代报纸企业化经营的尝试之后，新的报业市场化进程重新启动。王中倡导的“报纸商品性”作为“党性与人民性”的补充被赋予了学术正当性，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媒体大规模市场化和产业化的缘起。李良荣1995年针对“新闻商品性”的讨论，提出了“新闻事业双重性”，即形而上的上层建筑属性和形而下的信息产业属性。[75]这一充满调和色彩的说法是王中“报纸两重性”的升级版，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模式得到广泛认可，以及新闻业的市场化、产业化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在日后的实践中日益展示了“钱币的两面”：“市场逻辑下的新闻商品性，一方面消解了一些显得陈旧沉闷的体制机制，一度激发了新闻业的生机以及新闻学的活力，一方面也促成某些不良的，甚至瓦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危及国家和平发展与长治久安的隐患，且不说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作风浮夸等现象。”[76]这可能是王中当年始料未及的，因而更令人怀想甘惜分针对“商品化”的暮鼓晨钟。
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如今我们更能体会甘惜分“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的学术意味，更加领悟王中“科学新闻学”的政治意涵。甘惜分和王中一代共产党人，“一生恨爱，统统融化于间，他们对党之荣辱、理想之执着，难以为后人所理解”。[77]但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爱国爱党爱人民的至诚之心”[78]，终将在新一代新闻学人中不断引发共鸣，启示当下，烛照未来。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自选理由：
2016年1月，百岁老人甘惜分先生去世，这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家的学术勇气、理论胆略和人格魅力为后人所传扬。学界之前对于新中国以甘惜分和王中为代表的新闻论争，以及贯穿“两个三十年”的新闻理论变迁过程，尚未用比较历史的视角做出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从“甘王”一代学人针对复杂重大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的思考出发，探究新闻与政治的百年逻辑、历史与现实的内在有机关系，借以激活中国新闻学的生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甘王”二老离我们远去了，谨以此文纪念他们。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他们的声音仍然在新时代回响。
[1]向芬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2]黄旦：《二十世纪中国新闻理论的研究模式》，《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第50页。
[3]转引自刘海龙对陈力丹观点的概括。刘海龙：《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范式危机》，《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第95页；陈力丹：《新启蒙与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17～21页。
[4]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年第4期，第18页。
[5]许纪霖：《读书人的面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6月30日。
[6]李明山、左玉河主编《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第11页。
[7]甘惜分：《甘惜分文集》（第二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716页。
[8]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第443页。
[9]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载《甘惜分文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285页。
[10]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载《甘惜分文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290页。
[11]童兵、林涵：《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305～308页。
[12]王中：《上海新闻界的争鸣》，《新闻与出版》1957年6月10日第17号，转引自赵凯主编《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115页。
[13]甘惜分：《略论王中的新闻思想》，载《甘惜分文集》（第二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20页。
[14]王中：《上海新闻界的争鸣》，《新闻与出版》1957年6月10日第17号，转引自赵凯主编《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116页。
[15]甘惜分：《略论王中的新闻思想》，载《甘惜分文集》（第二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19页。
[16]蔡铭泽：《新闻界的反右派斗争》，《新闻研究资料》1993年第2期，第177～178页。
[17]甘惜分：《略论王中的反党思想》，《新闻业务》1957年第9期，第23～25页；后全文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批判王中反动的新闻理论》，1958年；《甘惜分文集》所载《略论王中的新闻思想》根据后者收录。
[18]王中：《忆恽逸群同志》，《新民晚报》1985年2月4日。
[19]《新闻学院大事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官网，http：//www.xwxy.fudan.edu.cn/node2/fdxwxy/gywm/node916/index.html。
[20]居欣如：《一树独先天下春》，转引自赵凯主编《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413页。
[21]王中：《论评论文写作和新闻学上的几个问题——评〈解放日报〉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六日社论》（此文写于1957年6月下旬），《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第40～44页、第63页。
[22]王中：《办报人要有读者观念》，原载于新华日报《新闻业务》1956年第11期，转引自赵凯主编《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4页。
[23]王中：《办报人要有读者观念》，原载于新华日报《新闻业务》1956年第11期，转引自赵凯主编《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6页。
[24]《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1948年11月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第465页；转引自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138页。
[25]《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1948年11月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第465页；转引自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138页。
[26]王中：《报纸和读者的关系》，转引自赵凯主编《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9页。
[2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第490页。
[28]刘家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上），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第127页。
[29]余家宏、丁淦林：《王中研究新闻学的经过与贡献》，转引自赵凯主编《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405页。
[30]《新闻研究资料》在1986年第3期“应王中同志的要求，发表他在1956年写的《新闻学原理大纲》原文，供同志们参考”。
[31]王中：《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和报纸的职能》，原载于解放日报《新闻业务研究》1957年第13期，转引自赵凯主编《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14页。
[32]王中：《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和报纸的职能》，原载于解放日报《新闻业务研究》1957年第13期，转引自赵凯主编《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17页。
[33]甘惜分：《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载《甘惜分文集》（第二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10页。
[34]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135页。
[35]王中：《上海解放初期接管新闻机构的情况》，载《上海解放35周年》专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383页。
[36]肖文明：《国家触角的限度之再考察——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文化改造为个案》，《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第131页。
[37]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136～137页。
[38]芮必峰：《20世纪以来中国新闻学发展历程回顾》，载《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11页。
[39]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载《甘惜分文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286页。
[40]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载《甘惜分文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289页。
[41]王中1956年讲稿上第5点为“杂志”。
[42]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载《甘惜分文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281页。
[43]柴菊：《当代中国新闻学范式研究：以中国新闻理论教材（1978—1999）为例》，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第15页。
[44]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载《甘惜分文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289页。
[45]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载《甘惜分文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289页。
[46]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载《甘惜分文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283、294～295页。
[47]甘惜分：《满怀凄恻祭王中》，载《甘惜分文集》（第三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224页。
[48]甘惜分：《甘惜分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322页。
[49]柴菊、胡翼青：《“新闻学何以成为科学”的发问与消声：王中新闻学思想再认识》，《新闻春秋》2013年第2期，第90页。
[50]王中：《上海新闻界隆重召开王中新闻理论研讨会》，原载《新闻大学》1993年第8期；转引自赵凯主编《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389页。
[51]王中：《论新闻》，《新闻大学》1981年第1期，第12～13页。
[52]王中：《论传播工具》，《新闻大学》1982年第2期，第5页。《哲学大辞典》做出如下解释：属意识形态的社会意识形式，有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参见冯契：《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第200页。王中仅将其限定为七种，需要商榷。
[53]王中：《论传播工具》，《新闻大学》1982年第2期，第6页。
[54]甘惜分：《满怀凄恻祭王中》，载《甘惜分文集》（第三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223页。
[55]王中：《新闻学的第二课题》，《新闻大学》1982年第4期，第6页。
[56]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载《甘惜分文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297页。
[57]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载《甘惜分文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297页。
[58]王中：《论宣传》，《新闻大学》1982年第3期，第8页。
[59]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载《甘惜分文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297页。
[60]刘建明：《学派、理论化与新闻理论研究的障碍》，《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12期，第31页。
[61]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载《甘惜分文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281页。
[62]甘惜分：《满怀凄恻祭王中》，载《甘惜分文集》（第三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224页。
[63]贾植芳：《回忆王中》，转引自赵凯主编《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439页。
[64]王中：《论宣传》，《新闻大学》1982年第3期，第10页。
[65]王中：《论宣传》，《新闻大学》1982年第3期，第5页。
[66]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载《甘惜分文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387页。
[67]贾植芳：《回忆王中》，转引自赵凯主编《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439页。
[68]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载《甘惜分文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390页。
[69]甘惜分：《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体制课题总结报告》（1996年4月16日写成，当初没有公开发表），载《甘惜分文集》（第二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695页。
[70]“左”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甘惜分说他认可真正的左派，而不是死守教条的“左”、极左偏见的“左”。
[71]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载《甘惜分文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389页。
[72]甘惜分：《谈谈我自己》，原载《新闻与成才》1993年第10期，第18～20页；转引自《甘惜分文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452页。
[73]李彬：《新时期：社会变迁与新闻变革札记》，《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3页。
[74]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第83页。
[75]李良荣、沈莉：《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事业的双重性》，《新闻大学》1995年第2期，第6页。
[76]李彬：《试谈新中国新闻业的“十大关系”》，《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87页。
[77]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中华书局，2012，第417页。
[78]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载《甘惜分文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第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