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满族服饰溯源与现状
满族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少数民族之一，其先祖女真人建立的渤海国、金朝以及满洲族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对中国历史发展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及其意义。满族贵族所建立的清朝，统治中国长达近三百年，晚清又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封建社会末期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闭关锁国到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直至今日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进程中，满族的社会、经济、文化都经历了巨变，满族服饰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也有自己发展变化的轨迹。
满族及其先世的服饰元素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众所周知的旗袍、坎肩、马褂等在近现代已被国人普遍接受，并成为中华民族服饰的典型代表。从整个服装发展的历史来看，清代服饰的形制，在中国历史服饰中最为庞杂、繁缛，规章制度也多于以前任何一代。清代服饰是以满族贵族、八旗子弟为主要穿着群体的宫廷官定服饰，主要体现着满族先祖女真人的服饰文化特征；清代满族民间服饰显示出各民族之间相互借鉴与吸纳的文化特征。清代满族服饰在其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由于环境变化而引起的社会内部需求的变化；二是由于与其他群体接触而受到的外部影响。[7]
（一）满族先祖服饰
满族作为一个新生的民族，并不完全等同于他们的先祖，她是从肃慎到女真，经过多次分化与融合形成的民族。相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满族无可选择地继承了其先祖的文化传统。满族服饰与女真人的服饰是一脉相承的，与肃慎到女真这一时期的服饰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不等同于女真时期的服饰文化。她不仅继承了女真服饰文化，而且在满族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变化着。在满族服饰文化中，可以找到许多从他们先祖那里继承下来的痕迹，其中一些内容已成为满族服饰文化发展的基因和核心，服饰文化的种子从先祖那里就已经种下了。满族先祖有火葬的习俗，加之在金代以前，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存在，年代距今过于遥远，服饰尤其是织物质料远不及陶器、铜器那样久存不朽，相对来讲资料比较少，只得借助于器皿纹饰、文献中的只言片语等资料以及依据他们当时的社会性质、社会经济、政治、与中原的往来、社会生产与风俗、同期的中原服饰的发展等方面来研究它的发展轨迹。
满族的先祖肃慎，又写作息慎，是东北地区最早见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古老民族之一，多次出现于先秦古籍中，是东北地区的土著居民。《竹书纪年·五帝纪》载：“帝舜二十五年（约为公元前二十二世纪），息慎氏来朝，贡弓矢”、“肃慎者，虞夏以来东北大国也”，她也是和中原华夏族发生联系最早的民族，在传说中的舜、禹时代就和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大戴礼记》卷七《五帝纪》载：“宰我曰：‘请问帝舜？’孔子曰：‘……举贤而天下平，南抚交趾、大敖，鲜支、渠搜、氐、羌，北山戎、发、息慎（郑玄曰：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东长，鸟夷，羽民”。“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瘦、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8]这些记载表明早在四千多年前的虞舜时代，肃慎已和中原建立了“入贡”和“来服”的关系。《尚书》是记载肃慎称呼的最早史书：“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国语·鲁语》也有记载：“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其以为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民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故铭其括曰‘肃慎氏之贡矢’”；《左传·昭公九年》记载：“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处于石器时代的肃慎人，过着穴居和渔猎的生活，楛矢石砮是肃慎人具有特点的生活和生产工具。黑龙江省宁安市镜泊湖南部的莺歌岭文化是古肃慎分布区的遗址。经考古考证，莺歌岭遗址是公元10世纪前后的肃慎族遗址，出土的一批陶猪，是文献记载“好养豕”的证明。[9]《吉林西团山石棺发掘报告》[10]中说明了父系氏族社会的稍晚一些时期，肃慎人已经有了原始农业，家畜饲养已相当发达，男女有了分工，妇女主要从事纺织、家务及一部分农业劳动，男子则主要从事狩猎和捕鱼等艰苦的生产活动。他们以氏族为单位，住在长方形半地穴式的房屋内。
在满族先人肃慎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地理位置和生活环境的影响，服饰只是起到遮体护身的作用，人们依社会生产方式来获得服装的材料，服装的形制也比较简单。在远古时代，肃慎人以狩猎、驯养动物而获得了大量的猪皮、猪毛、貂皮、兽皮等，这些为他们提供了创制服装原材料的来源。黑龙江省宁安市的莺歌岭文化是古肃慎文化，莺歌岭遗址是文献中最早记录的中国北方肃慎人繁衍生息所在地。莺歌岭遗址通过出土实物生动地展现了先秦几千年北方肃慎人的生产、生活情形。从莺歌岭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猪的形态看，当时的猪处于野猪到家养猪之间的过渡阶段，说明那时候的肃慎族人不仅狩猎、捕鱼，饲养猪已成为重要的生产内容。这就表明了莺歌岭上层文化时期的古代人们已进入了动物饲养，猪是当时普遍饲养的家畜之一，猪的普遍饲养为服装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11]
图1-1 陶猪 莺歌岭遗址出土的肃慎人遗物[12]
在裁剪缝纫的服装出现之前，人们就地取材，身上围的是野兽的皮毛。围披皮毛就是古代服装的形制。肃慎人用猪皮做衣服，以御风寒，且已懂得用（猪）毛来织布，用经尺余的布来蔽前后。“肃慎人，无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绩毛以为布。有树名雒常，若中国有圣帝代立，则其木生皮可衣”；“俗皆编发，以布作襜，经尺余，以蔽前后”。[13]“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后。”[14]到了后期，肃慎人已经有了最初的手工纺织技术，能将毛皮纺成线，织成布，皮毛以猪皮和貂皮为主。左衽是肃慎时期服装的特点之一，史料记载中原地区称胡服皆左衽。由于肃慎人居住在寒冷的东北地区，在肃慎时期生产力还很低下，人们着装的目的就是保暖。因此，冬天他们用厚厚的猪油涂在身上抵御寒冷。由于北方地处寒带，穿皮衣、戴皮帽是肃慎人依自然条件而形成的穿着习惯。肃慎人的发式习俗是编发。“俗皆编发。”[15]
挹娄是古代肃慎族的后裔，古代肃慎在汉魏时期称为挹娄。“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古之肃慎氏之国也。”[16]肃慎族到了汉代，称为挹娄，其服饰和发式习俗有着明显的历史传承。畜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尤以养猪业最为发达，农业则种植五谷和麻。“挹娄，古代肃慎之国也……有五谷、麻布，出赤玉、好貂……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后。”[17]“有五谷、牛、马、麻布”。[18]《太平御览·四夷传》的记载则更为详细：“其畜有马、猪、牛、羊。不知乘马，以为财产而已。猪放山谷，食其肉，坐其皮，绩猪毛以为布”；《后汉书·挹娄传》载：“有五谷、麻布，出赤玉，好貂。”冬用猪皮、牛羊皮和貂皮，夏用麻布制作服装。挹娄人已经会用麻来织布，但普遍的还是用猪皮做衣服。赤玉是用来做装饰品，好貂皮主要用来做衣服，冬天御风寒是用猪油涂身，夏天基本上是裸体的，承袭了肃慎人的习俗。“以尺布蔽其前后”。这里已有了遮羞的意味。由此可见，其服饰形制还是很原始的。挹娄时期出现了麻布，人们穿麻皮农服，面料由皮毛发展为麻布，虽然数量少，但说明挹娄人不仅掌握了早期的毛纺织技术，还学会了将植物纤维纺织成布的技术。貂皮的加工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挹娄貂”已成为中原地区备受欢迎的一种进贡物品。挹娄时期，裘衣种类很多，贵贱不一。最有价值的是貂狐，羊鹿皮为最贱。服饰的款式形制不详，应与肃慎时期相似。为了抵御严寒，满族先祖曾过着“穴居”的生活。汉魏时，挹娄人“处于山林之间，土地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19]因此，虽然现在我们没有出土挹娄人的服饰实物，但可以分析出来为了适应居住的环境，挹娄人的服装款式应是方便行走、居住和适合生产生活需要的服装，这一时期出现了袍即清朝旗袍的前身——左衽、窄袖（便于狩猎和活动）、交领，领、袖、下摆处以沿边装饰（主要是毛边）。出现了单层夹衣、短袖衫、短上衣。[20]
勿吉的族称大约出现于南北朝时期，是肃慎族系继肃慎、挹娄之后的又一称呼。始见于《魏书》。“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21]勿吉族的社会组织、经济发展状况、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与肃慎、挹娄大体相同，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更为进步，但在大多数领域还只是量的增加，尚未达到引起服饰变革的程度。勿吉时期的服饰基本上承袭了先人肃慎和挹娄的服饰习俗，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服饰，服饰开始讲究起来。勿吉人不单单是利用兽皮来制作衣服，还进一步用植物纤维来纺线和织成布帛，增加了衣服的面料品种。“妇人则布裙，男子衣猪犬皮裘”，“头插虎豹尾，善射猎”[22]，这也是由当地气候条件及他们的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气候寒冷，男子出外打猎必须穿皮裘，妇人居穴中穿布裙即可。妇女“服布裙”，表明已能织布。“头插虎豹尾”，一是借虎豹的力量显示自己的勇猛；二是夸耀其猎获虎豹以显珍贵和富有，以后则转化为装饰品。妇女已能用布制裙，男子用猪皮或狗皮做皮裘，“裙”和“裘”在款式上已不仅仅满足于实用，已经萌生了对美的追求；将虎尾、豹尾插于头上，一方面是显示他的善战勇猛，另一方面将其作为一种装饰品，说明随着勿吉族社会经济、政治、生产的发展，服饰也随之发展而变化。[23]
靺鞨是勿吉在隋唐时期的转称。关于靺鞨的族源，史料记载为：“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24]隋唐时期，靺鞨由七部构成，其中黑水部在七部中势力最强大，它成为靺鞨时期的主要构成部分。黑水靺鞨分布于黑龙江中下游流域地区，“南至渤海德理府，北至小海，东至大海，西至室韦，南北约二千里，东西约一千里”。黑水靺鞨包括十六个部落，分为南北两大部。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性忍悍，善涉猎”，种植粟、麦，“畜多豕”[25]，先进的部落已出现明显的贫富划分。黑水靺鞨臣服唐朝较早，唐武德五年（622），其渠长阿固郎曾赴长安朝贡。而《册府元龟》记载：贞观五年（631），“黑水部独来，自此每岁朝贡”。黑水靺鞨的服饰习俗基本上是在勿吉习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妇女穿布衣，男子穿皮衣，衣料主要以猪狗皮为主。“妇人服布，男子衣猪狗皮。”[26]黑龙江省宁安市东康二号房基址，发现了骨锥、骨针、骨纺轮。由此可见，靺鞨人的“服布”，是有相当一段历史了。从“男子衣猪狗皮”来看，皮服还是主要的。后因和汉族接触渐多，渐随中原风俗，但仍保持着民族特色。头饰主要用野猪牙、野鸡的尾插在头上作为一种装饰品。《新唐书·黑水靺鞨》载：“俗编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自别于诸部。”“善射猎，土多貂鼠、白兔、白鹰。”[27]靺鞨人是一种前剃后辫的发饰，编发即辫发。
粟末靺鞨建立的渤海国（698～926），是满族先祖建立的第一个民族政权，它为后来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清朝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服饰更是深受其影响。大祚荣建立渤海国以后，渤海国的社会不断发展，到9世纪初期成为“海东盛国”，这时渤海人的服装已与唐朝服装十分接近了。1980年发掘的渤海贞孝公主墓壁画，展示了当时渤海人的穿着：身穿各色圆领长袍、腰束革带、足着靴或麻鞋。唯一与唐朝服饰不同的是头饰，即除了戴幞头外，还有梳高髻、扎抹额的男子，幞头的样式也与唐幞头略有不同。渤海国有百官的章服制度，规定三秩（相当于唐代三品）以上服紫、牙笏、金鱼；五秩以上服绯、牙笏、银鱼；六秩七秩浅绯衣、八秩（九秩）绿衣、皆木笏。根据出土文物，渤海时期的佩饰也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出现了珠宝金饰品，这为后来金朝、清朝的服饰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图1-2 靺鞨-渤海墓葬出土的金耳坠[28]
图1-3 靺鞨-渤海墓葬出土的玛瑙金项饰：由266颗玛瑙珠和6根金管串成[29]
图1-4 渤海人的金带饰[30]
靺鞨人的服装面料已经由最初的毛皮、麻布，发展到了毛、柞蚕丝。纺织业相当发达。渤海境内盛产细布、
布和白拧，显州（今吉林和龙一带）的麻布颇富声誉。沃州（今朝鲜咸镜南道）以织锦著称，龙州（今黑龙江宁安）则以织绸闻名。有锦罗、绸、缎、纱、绢等，向唐朝进贡的“鱼牙绸”、“朝霞绸”相当精美。纺织技术进一步细化，麻布分粗布和细布两种，细布颇为精好，曾作为地方特产贡献于后唐，是与契丹交易的主要产品。
女真族称初见于唐天复三年（903），史载阿保机于是年“伐女直，下之”。[31]女真在不同的史书中被写成虑真、女直、朱里真、诸申等。其族源与靺鞨，与前面的肃慎、挹娄、勿吉乃一脉相承。女真族主要由黑水靺鞨发展而来。
图1-5 渤海贞孝公主墓壁画[32]
辽朝统治下的女真各部，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发展阶段，社会以氏族为单位，实行父权制。经济以渔猎为主，熟女真则已开始农耕经济。辽女真时期，女真族还是处于经济比较落后的时期，服饰上主要承袭前代的习俗，仍采用毛皮、麻布及少量的丝织品作为服饰的主要原材料。在10世纪中叶（北宋初），辽统治下的女真人已向宋多次贡“名马，貂皮”。[33]“衣服是用麻布或皮制作。贫者用牛、马、猪、羊、猫、犬、鱼、蛇的皮，或以獐、鹿、麋皮做裤做衫。”[34]“富人春夏以纻丝绵为衫裳（也用细布），秋冬貂鼠、青鼠、狐貉皮或羔皮为裘”；[35]辽女真人喜欢穿白色的衣服。没有桑蚕，因此很少丝绸。贵贱仅以布的粗细为区别，在服饰上已经有贫富等级的差别。辽女真时期的男子服饰为短而左衽，圆领，窄袖紧身，四开气。女真族妇女则着左衽长衫，系丝带，腰身窄而下摆宽，成三角形。妇女上衣称大袄子，短小形式，无领，至膝以上或至腰部，对襟侧缝处下摆开气，袖端细长有袖头，衣身较窄小。颜色以白、青、褐色为主。此时袖端的袖头即为后世旗袍箭袖的最初形式。下身穿锦裙，裙去左右各阙二尺许，以铁条为圈，裹以绣帛，上以单裙袭之。[36]窄袖衣是当时妇女较为流行的一种便服，对襟，交领，左衽，窄袖，衣长至膝。领襟上加两条窄窄的绣边装饰。妇女的裙前后有四幅、六幅等，前后左右开叉，便于行动。女真人两耳垂金、银环作为装饰。发式和契丹人不同，男人剃去头顶前部的毛发，仅留脑后发，梳成辫，用色丝系之。富者还用珠玉加以装饰。妇女则“辫发盘髻”。[37]辽代时期的女真人服饰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款式品种增多，有了贫富差别，服饰从遮体护身的功能逐渐向审美及其等级的功能转变。总的来说，辽女真服饰发展的特点是传承性和民族性的体现。
金朝为女真族所建立，原臣服于辽，自完颜阿骨打于1115年建国，到1234年被蒙古所灭，前后经历了117年。“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五代时附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号熟女直，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直。”[38]金（女真）在辽（契丹）的基础上建国一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的南北朝，是中国民族史上具有丰富内容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多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金朝继辽、北宋之后，在改变中国历史的面貌、丰富中国历史的内容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朝代。金代文化发展的最大特点，不仅表现在它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发展上，更重要的表现在它自身在民族和区域的范围中发展出来的具有自己特点的文化。
中国服饰文化在公元11世纪至14世纪这段时间，又一次出现了胡汉合流。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与内涵丰富的汉族文化在不断地碰撞、摩擦和递进，先是互相排斥，再互相融合，然后在融合中得到发展，不可逆转地形成了一些全新的文化元素。金代女真服饰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继承和发展与融合的。金代女真人的服装逐渐趋向于汉化或辽化，即趋向于繁奢。金代规定的常服是辽服，辽服并不是契丹固有的服装，而是入主中原后，融合汉族服装而形成的。“辽的衣冠制度，有他本族的服饰，又采用汉族的服饰。”[39]由于金代作为一个朝代载入历史史册，加之近些年来不断出土的金墓、绘画（壁画、摩崖石刻）和出土的砖俑等考古文物，为研究金代服饰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金代的女真服饰在民族服饰，尤其是满族服饰发展的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服装的款式到色彩，从面料到佩饰，从冠服到常服都反映了北方民族的生存环境、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审美意识和宗教等，体现着时代的进步以及对后世服饰的深刻影响。金代女真服饰发展的脉络：建国后服饰基本上承袭辽制，服装仍较为朴素；进入中原地区后，受汉族的影响，服饰渐趋奢华，逐渐汉化。总的说来，金代女真服饰既有本民族自己的特色，又融合了汉族和契丹族的优秀成分。金代女真服饰不但继承了汉族在历史上衣着的长处，而且还把自己民族经历过检验、实践，证明既适合于生活需要，又有民族特色的东西保留了下来，为后来的后金、清朝的服饰奠定了基础，培育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种子。
金朝初期，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经济实力薄弱。金朝刚刚立国，太祖阿骨打提倡简朴：“我家自上祖相传，止有如此风俗，不会奢饰。只得个屋子冬暖夏凉，更不必修宫殿，劳费百姓也。”[40]金世宗在位时也证实说：“国初风俗淳俭，居家惟衣布衣……”[41]从以上可以看出，金王朝初期的太祖、太宗时期的女真族服饰是比较简朴化的，而且也没有形成一定的服饰制度。同时，在金王朝初期，女真族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令女真族人南迁，“蕃汉杂处”[42]，女真族人“散居汉地”[43]，还强制其他各族人改穿女真人服装和发式。自从女真人进入燕地，开始模仿辽分南、北官制，注重服饰礼仪制度。进入黄河流域后，吸取宋朝宫中的法物、仪仗等，从此衣服锦绣，一改过去的朴实，参照宋代服制，把原有的服饰作了某些修改和定制。在元旦及视朝诸典礼中的服饰，都如汉族的制度。金朝官服的基本款式为窄袖、盘领、缝腋，即腋下不缝合，前后襟连接处作折裥而不缺胯。《金史·熙宗本纪》记载：天眷三年（1140）定冠服之制，上自皇帝的冕服、朝服，皇后的冠服，下至百官的朝服、常服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皇统七年（1147）定诸臣祭服。世宗大定三年（1163）定公服之制。服制规定，“皇帝服通天、绛纱、衮冕、偪舄[44]，即前代之遗制也”。[45]官僚朝服，“其臣有貂蝉法服，即所谓朝服者”。[46]章宗时，“参酌汉、唐，更制祭服，青衣朱裳，去貂蝉竖笔，以别于朝服”。[47]百官参加朝会，则依品级，分别紫、绯绿三种服色，五品以上服紫，六品、七品服绯，八品、九品服绿，公服下加襕。文官加佩金、银鱼袋；金之卫士、仪仗戴幞头，形式有双凤幞头、间金花交脚幞头、金花幞头、拳脚幞头和素幞头等。
图1-6 金代贵族服饰：左衽窄袖袍、长裙穿戴
资料来源：根据出土砖雕、陶俑复原绘制。[48]
金俗衣服好白色，由于地处北方寒冷，所以贵贱皆衣皮毛。金代时期常服中的男子服饰主要有四种：带、巾、盘领衣、乌皮靴，此为金代男子服饰的通制，从大量金墓壁画和阿城齐国王墓出土的服饰实物就可以得到证实。带也称吐鹘，是男子袍服的腰间束带，带上所嵌之物为：“玉为上、金次之，犀象骨角又次之。
周鞓，小者间置于前，大者施于后。”[49]山西繁峙县金墓壁画的人物形象中有一男像端坐，身着圆领官绣袍，腰系玉带。河南焦作金墓出土的砖雕俑服饰形制上均为袍服佩带。巾是金代常服之制，巾以皂罗若纱为之，上结方顶，折重于后，巾又称幞头，沿袭宋代之物。在金代官服中，仪卫中多见各式黑色罗纱幞头。金国王墓中出土的服饰中就有皂罗垂脚幞头。金代男子袍服用盘领[50]、窄袖、左衽，其服长至小腿部位，以便于骑乘。从金墓壁画人物服饰上可以看到民间男子常服中袍服有长也有短，领式有圆也有方。金人所穿鞋履为乌皮靴。在反映金代服饰制度的史料中，亚沟摩崖石刻、山西岩上寺金墓壁画，金代张瑀所作《文姬归汉图》中的人物形象中都有穿乌皮靴的遗迹。
图1-7 金浅棕色印金罗腰带[51]
图1-8 金盘花金带[52]
图1-9 皂罗垂脚幞头后面[53]
图1-10 出土的金罗地绣花女鞋[54]
图1-11 骑士猎归图[55]
图1-12 河南焦作金墓壁画：戴凤翅垂角幞头，盘领窄袖袍，腰系抱肚，束革带，着乌皮靴[56]
图1-13 平阳金墓砖雕中男主人头戴幞头，身着团领长袍；身侧侍童束髻扎缯，着团领袍，腰间束带，下露腿裤[57]
图1-14 平阳金墓砖雕中女主人头上绾髻插簪，外罩窄袖褙子，下系褶裙，足蹬云头鞋[58]
金代时期妇女上衣着团衫，直领而左衽式，在腋缝两旁作双折裥。用黑紫或黑及绀诸色。前长至拂地，后裾则托地余尺，用红绿带束之，垂至下齐。许嫁之女则服着绰子（褙子），用红或银褐明金，作对襟式，领加彩绣，前齐拂地，后托地五寸余。金代妇人大多喜爱金和珠玉首饰，常戴羔皮帽。女真人妇女多辫发盘髻。其衣服大多保持旧俗。一般妇人首饰不许用珠翠钿子等物，奴婢只许服
、、绢布、毛褐等。金代妇女服饰中有一种特殊的形制，“妇人服襜裙，多以黑紫，上编绣金枝花，周身六襞积”。[59]“裳曰锦裙，裙去左右各阙二尺许，以铁条为圈，裹以绣帛，上以单裙笼之”[60]，实际上是以铁条圈架为衬，使裙摆扩张蓬起的裙子，虽与欧洲中世纪贵妇所穿铁架支衬的部位不同，但是，从河南焦作金墓壁画中的妇人服饰图像和阿城齐国王墓中出土的服饰来看，它体现出了一种特殊的服饰美，即金国试图通过服饰款式的改变，来达到华丽的目的，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史上是十分独特的。
图1-15 襜裙[61]
图1-16 金锦裙[62]
金代女真人的妇女发饰为辫发盘髻，男子是髡发，辫发垂肩，与契丹的样式不同。“人皆编发与契丹异，耳垂金环，留颅后发，以色丝系之。”[63]“妇人辫发，盘髻。男子辫发垂后，耳垂金银，流脑后发，以色丝系之，富者以珠玉为饰。”[64]女真人“辫发垂肩，与契丹异。耳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富人用珠金饰。妇人辫发盘髻，亦无冠。”[65]金人张瑀所画的《文姬归汉图》中的匈奴人“前额及两鬓稍加剃剪，脑后留发梳成两条辫子过肩于背后”，就是金代女真人的真实写照[66]。
图1-17 金耳环[67]
图1-18 红玛瑙项链[68]
黑龙江省阿城市亚沟摩崖石刻图像，是金代早期的石刻，这里对人物的描绘，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服饰资料，日本学者对此有过详细的描述：“此武士身着胡服，头戴盔，右手握鞭，足着长靴，可谓其全副武装矣。盔顶附有甚大之玉。……胡服之衿较广，全身皆有装饰之花纹，两肩之部分露有高贵披肩之两端，自胸部以迄两腕之上部，亦隐约有花纹存在。……由左肩下迄腕所披之装饰，似为其品位之象征。与其相并盘膝而坐者为一妇人之像，其服装与契丹妇人服相同。……头戴帽，于右肩之上部有甚长之突出物，为帽之附属品，当为贵妇人之象征。衣为左衽，袖甚长。”[69]
元朝建立后，女真族由统治民族转变为元朝统治下的东北民族之一。在元代，女真族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迁居中原的女真人，他们进一步汉化，逐渐融入汉族之中，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已经开始转变为封建制经济；第二部分女真人是居住在辽东地区以及金代时迁居今内蒙古一带的女真人；第三部分是金代留居东北的女真人，主要包括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这部分构成了元明代时期女真人的主体，其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由于元代史书中关于女真族的记载较少，有些问题只能根据金代、明代有关女真人的记载进行推断。按照文化变迁的传承性的规律来看，元代女真人仍采用传统的皮毛作为衣料，夏季用麻布，服装形制基本承袭了金代民间女真人的服装式样。衫襦袖窄而长，有袖头，衣长到腰，左衽。衫襦之外罩穿半臂。袍袄为交领，衣长至膝下，腰束大带，肩部有云肩装饰。“金绣云肩翠玉缨”。比甲是一种常服，是有里有面的比马褂稍长的皮衣，此种款式无领无袖，前短后长，以襻相连便于骑射。服装的色彩以红、黄、绿、褐、玫红、紫、金等为主。
在明代，汉族的经济文化对女真族的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明朝统治者在女真人居住区设立卫所、建立驿站、开关互市，主要目的是加强统治力量，然而也为经济联系提供了必要条件。明代初期，女真人主要居住和活动在“东滨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北海”的广大区域内，主要分为间州、海西和“野人”三大部。建州女真是建立后金、形成满族共同体的主体。明代时期，女真人的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纺织业很发达，在嘉靖十年（1531）前后，卢琼在《东戍见闻录》中说：建州女真是：“乐住种，善纺织，饮食服用，皆如华人。”以后朝鲜人李民
叙述，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以前的情况是：女工所织，只有麻布，织锦刺绣，则为汉人所为做。万历六年（1578）《抚顺关交易档册》中记载21次品目残缺的交易中，就有13次记载了麻布名目，表明女真人麻织业的发达情况。[70]但渔猎经济仍然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由女真社会的经济发展特点决定的。
明代女真族的对内对外贸易十分活跃，建州、海西女真以貂皮、马、人参等土特产向明朝政府进贡，同时在京城通过贸易可以获得明政府赏赐的江南丝织品，如绢、缎、纻丝，或以丝织品制作的衣物，如素纻丝衣、冠带蟒衣等。明政府从江南地区获得丝绸制品，通过赏赐，把丝绸制品转到女真人手中，带到女真地区；同时也把丝绸制品赏给手下的官员。从女真族那里获得的马、貂皮及人参等皮货、山货，明政府把马匹发放给军队，把貂皮、东珠等赏赐或分发给大臣及官员。“野人”女真，包括黑龙江及后来的东海女真地区，是优质貂皮——黑貂的主要产地。传统的皮料仍然是明代女真人主要服装面料的来源。此外，明女真通过朝贡和马市获得了新的服装面料，绢、布、缎均成为新增添的面料之一，明代建州、海西女真“善缉纺”，是满族先祖传承下来的手工工艺，这为后来纺织业的发展起到了启蒙作用。织蟒缎、帛子、补子、金丝、缂丝、做精细闪缎都有了生产与提高。以前襟的纽扣代替了几千年来的带结。袍子的领子为盘领状，因此称“盘领衣”。窄袖，衣长至膝，领袖下摆均有缘边；大袖衫的式样为盘领式对襟，衣襟宽三寸，用纽子系结衣襟；长袄、长裙的式样为盘领、交领或对襟，领子上用金属扣子系结[71]。
（二）清代服饰制度
清朝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是中国重要的历史阶段。清朝上承明朝中晚期封建社会强劲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急剧加强，经济领域出现崭新的资本主义萌芽；下接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全面巅峰之后的社会转型。清朝在其相对短暂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业绩。因此服饰作为清朝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呈现出由初期发展到鼎盛时期再到走向衰落曲线发展的一种状态。清代服饰以浓郁的满族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装饰风格，曾经盛行近三百年时间，并对近现代服饰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中国服饰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从整个服装发展的历史来看，清代服饰的形制，在中国历史服饰中最为庞杂、繁缛，条文规章也多于以往任何一代，是中国服饰沉淀、固化的时期。而清代服饰是以满族服饰为基础，又采纳了汉族服饰的某些服饰元素发展起来的，清代服饰中的满族成分大于其他任何民族，也是起主导作用的影响因素。清代服饰文化的产生与满族形成的历史及清入关前后所处的社会背景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清代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属于上层建筑的范围，但又与经济基础紧密相连，并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在封建社会中，作为指导政府行动准则的典章制度，是受封建生产方式的制约，为巩固封建秩序而服务。
清代的服饰制度是清政府在其所建立的王朝时期进行指导工作的准则，并将所制定的服饰规章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清朝坚持以满洲族的传统服饰为基础制定服饰制度，因此对明朝的服制有较大的变革。制定和颁布这些条规、法律，既是为了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了要规范、约束广大被统治者。清代服饰制度主要指由满族贵族建立起来的清王朝统治者，包括皇帝、皇后、王公大臣等在不同场合、不同环境中所穿用的服饰。因其服饰制度的制定是以统治者的主导思想为主，而清代统治者又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因此，清代的上层服饰可以说是以满族服饰为主要特点，融入了汉族（主要是明代的服饰）及其他民族（以蒙古族为主要对象）的服饰元素而建立的服饰制度，是封建服饰制度融汇、创新与发展的阶段。
服饰制度是封建等级社会的产物，人们的服饰必须与其身份地位相适应，这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礼制的规定。《春秋左传》曰：“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人们的社会地位从其服装佩饰便可一目了然，即所谓“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官服也叫章服，一般是指包括皇帝、后妃、王公大臣以及各级官员在内的按章规定、借以明辨等级的服饰。官服制度也叫章服制度或衣冠制度，它是随着阶级的分化而出现的，它是阶级的产物，也是等级的象征，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服饰制度是中国典章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的是借以维护封建秩序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在中国的历史上，统治者在改朝换代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正朔，易服色”。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虽然不断改朝换代，但是作为一种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的典章制度中的官服制度来说，却始终是在历史的因袭中流传下来，直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
根据文献资料及出土文物分析，中国服饰制度的初步建立，大约在夏商以后，到了周代才逐步完善。西周的社会生产力，比起商代有着长足的进步；据《周礼》记载：周代已有纺绩、练漂、染色以至服装制造的专门机构。随着西周等级制度的逐步确立，与这种等级制度相适应产生了完整的服饰制度。周代后期，奴隶社会日趋瓦解，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冠服制度被纳入礼治的范畴，成为礼仪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此，贵贱有等、衣服有别，上自天子卿士、下至庶民百姓，服制各有等差，衣冠服饰成为区别尊卑、昭明等威的一种工具。自周朝建立起完备的服饰制度以后直至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覆灭，历朝历代都在沿袭官服制度，但总体不变，只是在细节上会有所变动。如各个朝代的统治者对服饰的颜色、选用的面料、纹饰等方面都会有本朝自己的规定。但最终的目的就是把它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来使用。清代官服制度是中国历代官服制度的延续，是清代服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朝的典冠服制，从其形成发展的角度来看大体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入关前时期。此时的规制，无论就其形式，或是内容，都是十分粗糙的，而且与当时的满族发展水平大体相适应，可以说是清朝服饰典制的初创期，但清入关前满族服饰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无疑为清代服饰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阶段是顺治时期。清统治者入关以后，面对着急速扩大的关内统治区，以及人数远比满族要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也高出一大截的汉族子民百姓，要用关外的那套典制协调上层关系和维持对下统治显然是不够用或不能用的。为了适应新的需要，清统治者利用一批明朝降官，陆续制定出一些新的冠服典制。其中一部分是从明代典章中摭拾来的。以明制为蓝本，编定新典制。而更重要的一部分则是满族贵族依据本民族的习俗和特征，制定了一系列与前朝历代不同、彰显本族特征的冠服制度。第三阶段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随着清朝疆域的确立和政治局面的稳定，清朝的冠服制度已基本定型，直至清末[72]。
1.清代服饰制度的初创（入关前努尔哈赤至皇太极时期）
清代服饰制度的确立，有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从17世纪初叶开始（天命元年），至18世纪中叶（乾隆三十一年）《皇朝礼器图》校勘完成，整整花费了150年时间，历经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朝，经过6位皇帝的不懈努力才算大功告成。就时间而论，清代冠服制度形成于入关以前，创立于顺治之初，确定于康熙、雍正年间，至乾隆朝日臻完备，直到清末无大的改动。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对抗明朝，统一建州，宏括女真，试兵辽西，叩打雄关，创立八旗制度，建立意在与中央政权比肩的古老王城赫图阿拉。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遗愿，保持战略进攻的主动权，并致力于八旗政权建构与完善，确定了满族共同体的民族名称，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的熏陶，使满族的社会发展出现突飞猛进的势头。“……女真由牧猎经济转化为农耕经济，初步实现了满族社会由牧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转变。”[73]
17世纪中叶，满族贵族乘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之机，在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帮助下，一举攻占了北京城。为了扩大已取得的政权，迁都北京。不久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统一了全国。清统治者占领全国以后，为了巩固新政权，采取了大批起用汉官、优待明朝宗室、开科取士、以武功保天下等一系列措施，其中以武功保天下是最重要的措施。清统治者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巩固其统治地位，必须加强自身的武功，时时保持军队精武而善战。这关键在于时时习武，做到弓马娴熟，“骑射国语，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早在建国之初，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太宗文皇帝就对诸王及贝勒们说：“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轻循汉人之俗，不亲弓矢，则武备何由而习乎？”顺治七年（1650），世祖章皇帝又谕：“我朝以武功开国，历年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资骑射，今仰荷天休，得成大业。虽天下一统，毋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造精良。”至高宗纯皇帝时，为了保住满洲的先正之风，不被汉人所同化，又于乾隆十七年（1752）组织诸王大臣重温太宗谕训，并在多处刻、立石碑，警示后代，勿忘骑射。要想使弓马娴熟精良，必须有一整套有利于骑射的衣冠制度与之相适应。
满族未入关之前，由于长期从事狩猎骑射，所穿的是紧身窄袖的长袍、马褂等适合骑射的衣冠服饰，据《清实录》记载，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太宗文皇帝就“上御翔凤楼，集诸亲王、郡王、贝勒、固山额真、都察院官，命弘文院大臣读《大金世宗·本纪》……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辄以为朕不纳谏。朕试设为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更变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74]。崇德二年（1637），又对诸王、贝勒说：“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冠服，仪度循汉人之俗。迨至世宗，始复旧制。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轻循汉人之俗，不亲弓矢，则武备伺由而习乎？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嗣后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其余悉令遵照国初定制，仍服朝衣。并欲使后世子孙勿轻变弃祖制。”[75]太宗文皇帝在这里不仅指出了着满族衣冠的重要性，同时，还指出宽衣大袖的汉族服装不利于骑射，认为金朝就是因为改祖宗的衣冠，循汉俗、服汉衣冠废弃武功才导致灭亡，从历史的角度阐明了汉服不能效，祖宗衣冠不能改的根本原因。太宗文皇帝为了使王公大臣均能充分地认识到衣冠制度关系社稷的重要性，不仅三令五申地坚持满族服饰的重要性，同时还于崇德三年（1638）七月下谕礼部：“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在清朝皇帝看来，保持满族衣冠，对于满族野战则克，攻城则取，立于不败之地有重要意义。选择便于行动、实用性很强的紧身窄袖的民族服装，并未改为宽衣大袖、装饰性强的汉族服饰是明智之举。择取历代传统衣冠之纹饰，保留满洲的衣冠之形式，两者合而为一，这是清代服饰制度的建立依据，决定了清代衣冠制度的发展方向。清代的衣冠，在形式上保持了紧身窄袖的民族特点和风格，与其骑射的经济生活相适应，更富有实用性；而在纹饰以及用法上，则沿袭了自有虞氏以来的传统典章制度，丰富了中国的服饰内容。一个民族总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特别是像满族这样建立全国政权的民族，更是这样，他要把这种衣着风俗升华为这个民族的标志。由于统治者有这样的一种思想，因此，在清朝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尽管满族服饰吸收了许多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但其在服饰上始终保持着满族自己的民族特色。
在满族入关以前的漫长历史岁月中，曾先后建立过许多部落组织，在这些部落组织中，其具体的服饰是否像中原王朝一样有严格的规定并形成制度化已不可得而闻，但是我们从有关的文献材料中可以对入关前一定时期内满族服饰制度进行勾勒和描述。在后金建立的前后，女真奴隶制生产关系开始变革，出现了封建生产方式的萌芽，封建主和依附农民、奴仆逐渐成长为社会上的两个基本阶级。当时的阶级矛盾是非常尖锐的，它成为女真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改造了生产关系中落后的野蛮部分，因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早期满族的习俗，是女真族习俗的绵延。正如《满洲源流考》中记载的那样，满族与女真族“虽语言旧俗不殊，而文字实不相沿”，这就说明他们的“旧俗”和语言是延续下来未变的。直到进关以后，尽管是受到了许多汉族习俗的影响，但在其主要方面，却仍是长期保持着自己的特色，有些方面直到清代末期依然如故，满族服饰就是其中之一。满族的衣着服饰，基本上是因袭女真族的，《大金国志》记载：“好白衣、辫发垂肩”，又“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他们以“厚毛为衣，非入室不撒”。女真人在后金时期和入关后整个社会对先进民族开放，大批吸收、迁入汉、朝鲜、蒙古各族人口，或者全部迁居汉区，与汉人杂居，共同生产、共同生活；调整与各个民族的关系，与蒙古结为一家，与汉族结为一国，变阻力为助力，实现民族团结；这种积极向上，力求进取，善于学习和吸收先进的制度、文化，皆有利于满族社会的发展与进步。[76]
天聪九年（1635）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满族，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它是在比较固定的地区里，过着统一的政治经济生活，并有紧密的文化联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民族心理素质的加强，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整体。它不同于金代女真，就是元明两代的生女真各部也没有全部收拢在一起，有些部落已发展为与满族并列的兄弟民族（例如赫哲、鄂伦春、鄂温克）。清代满族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是以女真人为主体，收拢了部分汉人、蒙古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成员，因此，在服饰上体现着民族融合的印迹。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制定了一系列的服饰制度，清入关前冠服制度的发展变化，为入关后的服饰制度奠定了基础。清代的服饰制度，据《清史稿·舆服志》记载：“自崇德初元，已定上下冠服诸制，高宗一代，法式加详。”这就是说，清代的服饰制度形成于崇德年间，成形于乾隆时期。在这里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分析和阐述：第一个阶段是努尔哈赤时期；第二个阶段是皇太极时期。朝鲜使臣申忠一于1595年来到建州，他称努尔哈赤为“奴酋”，申忠一对努尔哈赤观察得很仔细，在他看来，“奴酋不肥不瘦，躯干健壮，鼻直而大，面铁而长。头戴貂皮，上附耳掩，附上钉象毛如拳许，又以银造莲花台，台上作人形，亦饰于象毛前。诸将所戴，亦一样矣。身穿五彩龙文天益，上长至膝，下长至足背，皆裁剪貂皮以为缘饰。诸将亦有穿龙文衣，缘饰则或以貂，或以豹，或以水獭，或以山鼠皮。护项以貂皮八、九令造作。腰系银入丝金带，佩帨巾、刀子、砺石、獐角一条等物。足纳鹿皮乌拉鞋，或黄色或黑色。胡俗皆剃发，只留脑后少许，上下两条辫结以垂。口髭亦留左右十余茎，余皆镊去”。[77]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努尔哈赤此时的穿戴质料以皮质为主，有镶边、系腰带，穿乌拉鞋，髡发，这些都是很有民族特色的服饰。从他对努尔哈赤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为我们了解清代早期贵族的服饰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框架。结合后来清朝皇帝的各种礼服衣冠制度，我们可以看出，它是清代服饰制度的原始依据，即原型。
后金冠服制的初定，是在天命年建元不久。因为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人们在后金初期所穿着的衣冠，样式简单，面料品种单一，锦缎丝绸面料极为稀少。在后金初期所使用的锦缎等面料，多是来源于与明王朝及朝鲜李氏王朝的互市中得来。为了改变后金无锦缎、丝绸的现状，努尔哈赤一方面“布告全国，为缫丝织缎，而饲养家蚕；为织布而种植棉花”，并强调养蚕织锦的重要性。1623年，为了适应不断增长的服装面料需要，努尔哈赤又决定采取相应的经济措施，给予那些能织锦缎和补子的汉人工匠，以特殊的奖励。1623年，都堂派遣73人织蟒缎、缎、补子。努尔哈赤看到所织的蟒缎、缎、补子，嘉奖道：“于不产之地织此蟒缎、缎、补子，乃至宝也。遂故封无妻之人，全给以妻、奴、衣、食，免其各项官差兵役，就近养之。一年织蟒缎、缎若干，多织则多赏，少织则少赏，按劳给赏。其各项官差兵役皆免之。再者，若有做金线、硫磺之人，当荐之，其人亦至宝也，……今若有织蟒缎、缎之人，即行派出，免其各项官差。”[78]
图1-19 清太祖努尔哈赤朝服像[79]
天命六年（1621）七月努尔哈赤制定官员补子：“诸贝勒服四爪蟒缎补服，都堂、总兵官、副将服麒麟补服，参将、游击服狮子补服，备御、千总服绣彪补服。”[80]这是清代补子的最初形制，也是清代服饰与汉族服饰融合借鉴的一个例证，第三章将对补子做一详细的叙述。天命六年十一月，努尔哈赤又制定了一项制度：“允许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各官自制金顶”，[81]“总兵官、副将，著尔等以所得赏赉之金，自制顶子。至于参将和游击、备御以上各官，各以纸包金并附文，送交各贝勒，由各贝勒之工匠制给。”[82]顶子制度的确定，是满族贵族在服饰上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一个体现，顶子制度成为清代冠服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1623年6月，努尔哈赤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官民服饰制度：“汗赐以职衔之诸大臣，皆赏戴金顶大凉帽，着华服。诸贝勒之侍卫皆戴菊花顶凉帽，着华服。无职巴牙喇之随侍及无职良民，夏则戴菊花新纱帽，着蓝布或葛布之披领，春秋则着毛青布披领。若于行围及军事，则戴小雨缨笠帽。于乡屯之街，则永禁戴钉帽缨之凉帽。禁着纱罗，将纱罗与妇代劳衣之。”[83]从以上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努尔哈赤时期服饰已有官服和平民之分，以帽饰及披领作为区分等级的标志。
在努尔哈赤时期，面料仍以皮毛、毛青布、翠蓝布为主。后期面料品种相对丰富起来，出现了各种缎、种类繁多的皮毛。从努尔哈赤给各级各类人员的赏赐之物我们也能看出这种情形的变化。天命四年（1619）七月，厚赏来开原投诚的明官汉人“……绸缎二十匹及毛青布、翠蓝布甚多。绸缎十匹及毛青布、翠蓝布。守堡把总等官，各赐人四十名，牛马四十匹、羊四十赐只，并银四十两、绸缎八疋及毛青布、翠蓝布。”[84]天命七年（1622）正月，赐古尔布什台吉“貂皮裘三件，猞猁狲皮裘二件，虎皮裘二件，貉皮裘二件，狐皮裘一件，貂镶皮袄五件，獭镶皮袄二件，鼠镶皮袄三件，男女蟒缎衣九件，……”。[85]服饰制度初制之后，努尔哈赤赏赐的服饰之物逐渐增多，天命七年三月，“赐巴拜台吉……貂皮袄、细镶貂袄、貂皮裘、狐皮裘、暖帽、靴、腰带、蟒缎二匹、缎八匹、毛青布三十匹。赐额附苏纳之姊蟒缎女朝褂、女朝衣一、蟒缎二匹、缎八匹、蓝布十匹、布十匹及缎被、缎褥、缎枕等。赐巴拜台吉另一妻次蟒缎女朝褂、女朝衣及整蟒缎一匹、缎四匹、毛青布五匹、蓝布五匹、布五匹、次缎被褥、缎枕。”[86]在《满文老档》的记载中，努尔哈赤共赏赐十余次之多，每次均以皮毛衣物、布、缎、佩饰等为主，这说明在那时皮毛就已经成为后金统治阶层的主要服饰面料，这是民族服饰地域性的一种体现，同时朝褂、朝衣的出现是清代服饰制度的开始。
图1-20 1605年的努尔哈赤[87]：身穿带箭袖的长袍，外罩毛皮马褂
皇太极即位后，后金国家的一切制度，都开始朝正规化方向发展。皇太极时期，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对入关前的服饰制度也做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他继续改革官服制度，天聪六年（1632）二月更定了衣冠制度，“凡诸贝勒大臣等，染貂裘为袄，缘阔披领及菊花顶者，概行禁止。若不遵而服用，则罚之。衣服许出锋毛或白毡帽则可。”[88]十二月又议定了官员服制，规定：“八固山诸贝勒在城中行走，冬夏俱服朝服，出外方许便服。冬月入朝许戴元狐大帽，居家服便服。”又规定“冬月……居家戴尖缨貂帽及貂鼠团帽。春秋入朝，许戴尖缨貂帽。夏月许戴缀缨凉帽。素缎各随其便，不得擅服黄缎及五爪龙等服。若系上赐不在此例。平时勿着缎靴，惟夏月人朝乃许服用”。又规定“八家福晋冬夏外出许穿女朝衣，冬戴尖缨貂帽，夏戴尖缨凉帽。满洲、蒙古、汉人自固山额真以下代子、章京、护军及牛录下闲散富足之人以上，冬夏在城俱服披领袍，不得穿小袍。贫人穿无开裾袍。闲散侍卫、章京、护军及诸贝勒下闲散护军、章京以上，许穿缎衣，余都用布。妇人衣料各随其夫，冬天许戴缀缨团帽，夏天可以戴凉帽。凡可穿缎的，不拘蟒素，但不准穿黄及杏黄色并五爪龙等服。大臣不许自制黑狐大帽。以上所规定之中，如果皇上赏赐的则例外。缎靴也只许入朝与赴宴会时穿着。在城不许戴黄狐皮大帽、尖缨帽及杂色帽；也不许穿宽带及皮棉齐褂外套。”[89]如此烦琐的规定，完善和发展了努尔哈赤时期衣冠制度。崇德元年二月，“赐诸大臣、承政嵌东珠及玛瑙金顶，各赐金顶，以示区别。”[90]五月，又制定各王及其福晋所用帽顶、金佛头、腰带、簪子、项圈等品级，它不仅仅局限在补子、顶子和帽子等简单的规定上，还结合本族特有的民族性，将衣冠制度进一步细化，并把汉族传统的服饰等级观念吸收了进来，鲜明的阶级性、等级性则充分地体现在满族服饰上，突出了皇帝的尊严。崇德元年（1636）七月，皇太极在位期间制定了最后一次服饰制度，“定各福晋、随侍妇人及额驸、格格冠服舆车制度”。[91]这次定制，详细规定了后金上层阶级的顶戴、冠服等制度，完善了入关前的冠服制度，奠定了清代服饰制度的基础。
总之，任何一项制度，都不会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其起源、发展、完善的过程。入关前的满族统治者，对服饰的作用和服饰的一些形式，显然已不陌生，并已在实践中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这为入关后冠服制度的正式建立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2.清代服饰制度的发展（入关后顺治时期）
入关后的满族统治者经过近30年的反复、摇摆，终于走上仿效汉制、建立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道路。满族入关后，满族人民经历了一个与汉族等各民族人民从相互隔阂、仇视到逐渐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乃至互相融合的过程，这是个坎坷、曲折、痛苦的过程。乾隆中叶，可看作满汉人民从以矛盾、冲突为主向相互学习、相互融合为主的转折时期，各种新鲜血液的注入，与各民族尤其是汉族的交融，促使满族更快地从原有落后阶段赶超上来，加快了向前发展的速度。
顺治朝是清朝近三百年形成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期，它承前启后，实居关键地位。顺治朝上承太祖、太宗朝的遗业，开创大一统江山的新纪元，为后来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顺治朝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纷乱的局面，迅速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清承明制，重建封建政治制度，建立了清对全国统治的政治秩序也完成于顺治朝。早在清入关前，主要是在皇太极时期，成功地建立起以满族贵族为核心，与汉、蒙古等族的地方王公贵族联盟的关系。皇太极建立的民族关系的新格局，无疑为将来入关确立对各民族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民族新格局中，满汉关系居于主导地位。从多尔衮到顺治帝，都继承了皇太极制定的“满汉一体”的民族政策，把它作为清统治全国的立国基石。顺治朝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为清入关后的服饰制度提供了发展空间。入关之后服饰制度所经历的一系列变革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它最终转化为中央集权国家的专制工具。服饰制度能够在全国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是这个国家在军事上乃至政治上成为满族统治者控制全国被统治者的得力工具。1644年，清朝统治者由盛京（沈阳）迁都到北京。入关前，满族的衣冠制度虽有明文规定，但那只是针对人口较少的满族贵族和平民。而在入关之后，清统治者要凌驾幅员广大的整个中华，这就碰到了由于各种制度的不健全和无新章可循而出现的麻烦。如大量新增的官员服饰，就是其中一项。在封建社会里，各级官员的服饰都有定制，这是一种官阶、职别和权威大小的标识。在清军定鼎北京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了清官员着明式官服处理政务的情形。因此，解决各级官员的服制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入关后，满洲贵族统治者基于“首崇满洲”政治目标的初步实现，除要求本民族属员保持本族习俗外，又一再强制推行具有其自身民族特点的服饰习俗，强逼被征服的汉人屈辱地遵从满族的服饰习尚，剃发易服成为树立新朝权威，进而从心理上消除反抗情绪的重要手段。服饰风俗受到政治、民族等多重因素的深刻影响。中国古代男性束发梳髻的传统因此发生突变，许多汉人顶发四周边缘被剃去寸许，成为蓄发拖辫之人，其结果使得清代的服饰在古代服饰发展史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异。这种变异的范围与程度均堪称历史上前所未有，由此奠定了清代服饰风俗迥异前朝的鲜明特色与时代个性。[92]
在推行改冠易服的过程中，清朝政府意识到如果完全按照满族习俗来规定汉人冠服之制，实际上是很难行得通的，而且还会对统治根基产生很大的消极作用。为消除和减缓汉人普遍的抵制情绪，清朝政府采纳了明朝遗臣金之俊“十从十不从”的建议，即“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官从吏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释道不从，倡从优怜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因此，“生必从时服，死虽古服无禁；成童以上皆时服，而幼孩古服亦无禁；男子从时服，女子犹袭明服。盖自顺治以至宣统，皆然也”。[93]顺治时期，在天命、崇德定制的基础上，清统治者对王公文武百官的冠服做了进一步的调整。据顺治元年（1644）十月开始至顺治十八年，共更定和增定王公大臣、各级官员及后妃等衣冠制度，达23次之多，而且所定范围之宽、内容之详、品级之显著，都是入关前所不及的。
表1-1 顺治年间更定和增订衣冠制度内容一览[94]
表1-1 顺治年间更定和增订衣冠制度内容一览-续表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顺治时期，清朝统治者对各个阶层人群的冠服、佩饰、顶戴、花翎、服色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尤其是“顺治九年4月，定诸王以下文武官民舆马服饰制”，[95]实际上，这是对全国军民人等统一规定的衣着服饰制度，所涉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以及奴仆、优人甚至僧道尼姑，凡是在衣着服饰上，应予限制和禁止的一律绳之以法，官民一致，严禁违越，否则治罪。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在这次定制中，把各级官员的补服之制发展了一步，基本上吸收了明代补服所用的标志，使清朝官员的补服之制，臻于完备。
图1-21 顺治帝朝服像[96]
图1-22 庄妃朝服像[97]
3.清代服饰制度的完备（康熙、雍正、乾隆时期）
爱新觉罗·玄烨，清世祖顺治帝福临第三子，清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康熙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封建君主，自幼好学不倦，目光敏锐，从年轻时起就处大事而不惊，敢作敢为。康熙帝在位61年，其前期致力于国家的统一，经过对内对外的长期斗争，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分裂危机，使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长期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大战。在完成国家统一之后康熙帝集中精力孜孜以求治，对政策进行调整，社会经济因之从清初凋敝状态中得以复苏和发展，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康熙朝是清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时期。而雍正朝的13年，可以视为改革的时代。各项政策多以变革为宗旨，力图改革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积弊，并以励精图治、雷厉风行的作为，成功地推动改革事业，成为康乾盛世的有力推动者。乾隆年间清朝的基本形势，可以说是“全盛之世，盛极渐衰”，“全盛之世”，是清朝的顶峰，是“康乾盛世”的顶峰，但也正因是顶峰，便难以长期维持，从而在乾隆晚年转入“盛极渐衰”了。
从清初创立，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个朝代的不断修订、补充，至乾隆时期已十分完备，它成为清代服饰制度的典范和清中、后期服饰的依据。清代的官服制度自清太宗皇太极于崇德元年开始初步制定起，历经变动修改，直到清高宗乾隆帝之世才基本确定下来，以后虽有修订，但没有重大的变动。
图1-23 康熙帝朝服像[98]
图1-24 雍正帝朝服像[99]
图1-25 乾隆帝朝服像[100]
表1-2 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更定和增订衣冠制度内容一览[101]
表1-2 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更定和增订衣冠制度内容一览-续表
康熙至乾隆的服饰以补充和完善前代的服饰制度为主要内容，到乾隆时期最后鼎成，并将此内容载入图典，以便照章执行，按图制衣。此举也为后人研究清代服饰提供了直观、真实的史料。这一时期关于服饰的定制主要是修改和变更前朝的服饰规定，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进一步细化。如《清史稿》中所记载的“初制，皇帝冠用东珠宝石镶顶，束金镶玉版嵌东珠带。康熙二十三年，定凡大典礼祭坛庙，冠用大珍珠、东珠镶顶，礼服用黄色、秋香色、蓝色五爪、三爪龙缎。雍正元年，定礼服用石青、明黄、大红、月白四色缎，花样三色，圆金龙九，龙口珠各一颗。腰襕小团金龙九。周身五彩云，下八宝平水、万代江山”。[102]乾隆最后定制的详细规定在下文中详述。从大清服饰制度的发展脉络来看，服饰的等级规定主要体现在：服式上，不同身份的人穿着不同服式的衣服；服装色彩上，按照礼制，有尊卑贵贱的区分；纹饰的不同是统治阶级衣服外在区别的主要标志；衣料质地讲究档次。
（三）清代满族宫廷服饰
清朝是继元朝之后第二个由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王朝。同时它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终结并与近代历史开端融贯一体的重要时期。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赋予了清代社会生活以浓郁的汉族与各民族之间文化相互交融的鲜明特色和风习时尚多元、多变的风格品韵。具体于服饰风俗，则呈现出各民族文化融汇互补与多元文化纷繁竞采的时代特点。服饰虽然处于文化的“显”层次上，但它又必然受到整个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多种深层要素的影响与制约。纵观清代服饰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服”之需求与“饰”之功用融会贯通，特征表现得既典型又突出。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时间的渐次推移，在这个封建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中，各族人民通过各种方式、各种途径，相互交往，彼此学习，特别是满汉之间通过广泛而频繁的接触，必然致使清代社会各民族、各阶层的人们的社会生活与风俗文化，不可避免同时又不同程度地呈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清代统治政策的适时调整，客观上也对满汉文化合流产生了促进作用，进而影响着服饰风俗逐步形成了彼此融合、互为渗透的格局。融合的结果又导致文化风尚的丰富多彩与多样统一，故而清代的服饰风尚在前代基础上，又顺理成章地表现出既因循承袭又因时而变，既多元竞采又尚美趋同的多样统一的特点。
官服即官定服饰。清代的官服自上而下有皇室、皇太子、皇子及亲王以下至奉恩将军、公主等的夫君如固伦额驸（汉族称驸马）等皇族的宗室及戚属。此外异姓封爵的有民公、侯、伯、子、男、文武一品至九品的官员等。他们的冠服，都按级别等差穿用。本节将清代官定服饰分为冠饰、服装及佩饰，主要研究和分析在清入关即1644年以后，清朝政府所制定和颁布的冠服典章制度，它是封建社会中等级制度在服饰上的体现。因其清朝的统治阶层主要是由满族贵族组成，所以清代的官定服饰也体现着满族统治者的思想，反映着满族的民族特征和特色。同时清朝也存在汉族官员在清统治阶层占有一定的比例，清朝官定服饰也同时是汉族服饰的一种体现。因此，可以说，清朝的服饰制度是满汉结合的最好例证。虽然在制定的过程中有过激行为，但在历史的进程中，民族间的相互融合、相互交流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主调。继承与创新、融合与再生是贯穿满族服饰的一条主线。清代服饰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按等级划分，体现出封建社会的君臣有别贵贱分明，同时也是封建制度下的等级制在服饰上的一种体现。
1.冠饰
服饰制度是服饰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它是指由政府颁布的各种法令所规定的服饰穿着形式。冠饰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服饰制度中又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代也不例外。古代首服有三大类别：一类为冠，一类为巾，一类为帽。三种首服用途不一：扎巾是为了敛发，戴帽是为了御寒，戴冠是为了修饰。巾、帽二物注重实用，冠则注重饰容。冠不再单纯用于装饰，而成为昭名分、辨等级的一种标志。[103]冠是社会身份的标志，一定样式的冠总是与特定社会等级的人群相对应。按照古人的观念，头部是人身体中最重要的部位，称“元阳之府”；另外，头部是人们最易观察到的身体部位，冠因此被称为最便于展示身份的服饰。
清代官定服饰中的冠饰主要分为朝冠、吉服冠、常服冠、行服冠、雨冠几种，根据时间、场合、环境的不同佩戴不同款式的冠饰。清代的冠饰是与历朝历代均不相同的冠饰。它自成体系，与传统冠饰大相径庭。它体现了满族贵族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本民族的特色。清代的女冠造型别致，装饰精美，在工艺制作上达到极致。清代的冠饰是服饰等级制度中主要的体现部分，它以冠顶、冠饰、冠的质地等作为区别身份地位、品阶等级的象征。
朝冠是帝后君臣在举行驾礼庆典和吉礼祭祀活动之时所佩戴的礼冠。朝冠分冬朝冠和夏朝冠两种，冬朝冠也叫暖帽，即秋、冬所戴；夏朝冠也叫凉帽，即春、夏所戴。朝冠分男朝冠和女朝冠两种。乾隆朝规定，佩戴冬朝冠的时间为阴历九月十五日至次年三月十五日；夏朝冠的佩戴时间为三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五日。其中，每年阴历九月十五日或二十五日前、上元之后戴熏貂（黄黑色）皮冠，十一月朔至次年上元戴黑狐皮冠。男朝冠是指上至皇帝，下至皇子、王公及文武百官所戴的朝冠。它有冬朝冠和夏朝冠之分。《大清会典》（光绪朝）记载，皇帝冬朝冠，冠顶3层，贯东珠各1颗，皆承以金龙4条，饰东珠4颗，上衔大珍珠1颗，檐两侧垂带交项下。冠周檐上仰，上缀朱纬，长至冠檐。冠檐[104]以熏貂和黑狐皮为质料，十一月朔至次年上元戴黑狐皮冠，余时皆戴熏貂皮冠。但咸丰四年穿戴档的记载却和其有出入。如“二月初二日，上戴黑狐腿缎台冠……”，[105]又“十二月十一日，上戴大毛熏貂皮缎台冠……”[106]。皇子与亲王、亲王世子、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公的冬朝冠以熏貂和黑狐皮为质料，顶金龙2层，上衔红宝石，饰东珠数颗。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饰东珠的颗数不尽相同，皇子、亲王10颗，亲王世子9颗，郡王8颗，贝勒7颗，贝子、固伦额驸6颗，和硕额驸、镇国公5颗，辅国公4颗。
图1-26 皇帝冬朝冠[107]
图1-27 皇帝朝冠顶[108]
从皇帝下至皇子、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夏朝冠皆织玉草或藤丝、竹丝为胎，表以罗，镶石青片金边2层，冠里皆用红色织片金绸或红色纱为之。檐敞（不折向上），冠的表层均缀朱纬。冠檐皆敞，冠加冠圈，其冠带皆系玉冠圈之上，这是相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朝冠的前后饰物不同；二是冠顶不同。此两点不同是区别君臣地位尊卑的标准。冠前后的饰物为：皇帝的夏朝冠“前缀金佛，饰东珠十五；后缀舍林，饰东珠七”[109]。皇子、亲王、亲王世子的夏朝冠，“前缀舍林，饰东珠五；后缀金花，上饰东珠四”[110]。郡王的夏朝冠，“前缀舍林上饰东珠四；后缀金花，上饰东珠三”。贝勒的夏朝冠，“前缀舍林，饰东珠三；后缀金花，饰东珠二”[111]。贝子、固伦额驸的夏朝冠，“前缀舍林，饰东珠二；后缀金花，饰东珠一”[112]。镇国公、和硕额驸、辅国公的夏朝冠“前缀舍林，饰东珠一；后缀金花，饰绿松石一”[113]。民公、侯、伯以下文武百官的夏朝冠，冠前后均不加饰物。上至皇帝，下至文武百官，冠顶的形制皆与各自的冬朝冠相同。如乾隆皇帝“六月初三日，戴得勒苏草南坯缨冠……”[114]。
图1-28 皇帝夏朝冠[115]
图1-29 文武一品红宝石朝冠顶[116]
百官的朝冠冠顶皆为镂花金座。民公、侯、伯、子、文武一品官、镇国将军、郡主额驸冬朝冠用薰貂，其中十一月朔至上元用青狐。民公中间饰东珠4颗，伯饰东珠2颗，文武一品官、镇国将军、郡主额驸、子饰东珠1颗，皆上衔红宝石帽顶。文二、三品、武二品官辅国将军、县主额驸、男冬朝冠用薰貂，十一月至上元用貂尾。文武二品官、辅国将军、县主额驸、男冠顶上衔镂花珊瑚帽顶。文三品官，上衔蓝宝石帽顶。其余皆中饰小红宝石。文四品、武三品官、奉国将军、郡君额驸、一等侍卫以下，朝冠不用貂尾。武三品、奉国将军、郡君额驸、一等侍卫，冠顶同文三品。文武四品、奉恩将军、县郡额驸、二等侍卫冠顶上衔青金石。文武五品、乡君额驸、三等侍卫，上衔水晶。文武六品、蓝翎侍卫上衔砗磲。皆中饰小蓝宝石1颗。文武七品官，上衔素金，中饰小水晶1颗。文武八品官的冠顶为镂花金座，上衔阴文花金，金顶无饰。文武九品，未入流官，上衔阳文花金。夏朝冠顶，各如冬朝冠。从耕农官，朝冠以青绒质料，顶同八品。会试、中试、贡生的冠顶为镂花金座，上衔金三枝九叶。状元的冠顶为金顶，上衔水晶。授职后，各视其品。举人、监生的冠顶为镂花银座，上衔金雀。贡生的冠顶为镂花金座，上衔银雀。外朗、耆老的冠顶以锡制。祭祀文舞生的冬冠以骚鼠制成，冠顶为镂花铜座，中饰方铜，镂葵花，上衔铜三角，如火珠形。祭祀武舞生的冠顶上衔同三棱，如古戟形。乐部乐生的冠顶以镂花铜座，上植明黄翎。卤簿与士的冬冠以豹皮戟黑毡为之，顶镂花铜座，上植明黄翎。
图1-30 一品官夏朝冠（凉帽）[117]
女朝冠是指上至皇太后、皇后、嫔妃，下至皇子王公福晋、公主及命妇所戴的朝冠。女朝冠和男朝冠一样，也分为冬朝冠和夏朝冠，即暖帽和凉帽。女冬朝冠的冠檐皆以薰貂为之，上缀朱纬（红缨），并长出于檐。女朝冠冠后都有护领，并垂绦2条。夏朝冠皆以青绒为之，余制如冬冠。其冠冠顶和冠上的饰物以及冠后垂绦的颜色都是有明文规定，等级森严，也是阶级社会区分贵贱尊卑的标志。皇太后和皇后的冬朝冠冠顶相同，皆为三层，每层贯东珠各1颗，金凤各一只，每只金凤上饰东珠各3颗，珍珠各17颗，其上衔大东珠1颗。朱纬上周缀金凤7，每凤饰东珠9颗，猫眼石1颗，珍珠21颗。后金翟（长尾山雉）1，饰猫眼石1颗，珍珠16颗。翟尾垂珠，五行二就，每行大珍珠1颗，珍珠共302颗。中间金衔青金石结1，饰东珠、珍珠各6颗，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明黄绦2条，末缀宝石，青缎为带。
图1-31 皇后貂皮檐冬朝冠[118]
图1-32 皇后夏朝冠[119]
皇贵妃的冬朝冠用薰貂，上缀朱纬。冠顶三层，贯东珠各1颗，皆承以金凤，饰东珠各3颗，珍珠各17颗，上衔大珍珠1颗。朱纬上周坠金凤7，饰东珠各9颗，珍珠各21颗。冠后金翟1，饰猫眼石1颗，小珍珠16颗，翟尾垂珠，三行两就，凡珍珠192颗。中间金衔青金石结1，东珠、珍珠各4颗，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明黄绦2条，末缀宝石，青缎为带。夏朝冠以青绒为之，余皆同冬冠。贵妃和皇贵妃的朝冠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贵妃冠之垂绦为金黄色。妃的冠顶二层，贯东珠各1颗，皆承以金凤，饰东珠9颗，珍珠17颗，上衔猫眼石。朱纬。上周缀金凤五，饰东珠7颗，珍珠21颗。后金翟1，饰猫眼石1颗，珍珠16颗，翟尾垂珠，凡珍珠180颗，三行二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一，饰东珠、珍珠各4颗，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金黄绦2条，末缀宝石。青缎为带。嫔的冠顶二层，贯东珠各1颗，皆承以金翟，饰东珠9颗，珍珠17颗，上衔珂（玉的名）子。朱纬。上周缀金翟五，饰东珠5颗，珍珠19颗。后金翟一，饰珍珠16颗，翟尾垂珠，凡珍珠172颗，三行二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一，饰东珠、珍珠各3颗，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金黄绦2条，末缀宝石。青缎为带。皇子福晋与亲王福晋、固伦公主朝冠相同，冠顶为镂金3层，饰东珠10颗，上衔红宝石。朱纬。上周缀金孔雀五，饰东珠7颗，小珍珠39颗。后金孔雀一，垂珠三行二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一，饰东珠各3颗，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金黄绦2条，末也缀珊瑚。青缎为带。世子福晋与和硕公主的冠顶为镂金3层，饰东珠9颗，上衔红宝石。朱纬。上周缀金孔雀五，饰东珠各6颗。后金孔雀一，垂珠三行二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一，饰东珠各3颗，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金黄绦2条，末亦缀珊瑚。青缀为带。郡王福晋、郡主的冠顶镂金2层，饰东珠8颗，上衔红宝石。朱纬。上周缀金孔雀五，饰东珠各5颗。后金孔雀一，垂珠三行二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一，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金黄绦[120]2颗，末亦缀珊瑚。青缎为带。贝勒夫人、贝子夫人、镇国公夫人、辅国公夫人、县主、郡君、县君、镇国公女乡君、辅国公女乡君的朝冠冠顶为镂金2层，贝勒夫人、县主饰东珠7颗、贝子夫人、郡君饰东珠6颗，镇国公夫人、县君饰东珠5颗，辅国公夫人、镇国公女乡君，饰东珠4颗，辅国公女乡君饰东珠3颗。皆上衔红宝石。朱纬。上周缀金孔雀五，饰东珠各三。后金孔雀一，垂珠三行二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一，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石青绦二，末亦缀珊瑚。民公夫人、侯夫人、伯夫人、子夫人、男夫人冬朝冠皆用薰貂，夏以青绒为之。顶镂花金座，饰东珠4颗，侯夫人中饰东珠3颗，伯夫人中饰东珠2颗，子夫人中饰东珠1颗，上衔红宝石；男夫人中饰红宝石1颗，上衔镂花红珊瑚。皆前缀金簪三，饰以珠宝，护领套用石青色。镇国将军夫人与一品命妇[121]冠顶为镂花金座，中饰东珠1颗，上衔红宝石。辅国将军夫人与二品命妇顶镂花金座，中饰红宝石1颗，上衔镂花珊瑚。奉国将军淑人与三品命妇顶镂花金座，中饰红宝石1颗，上衔蓝宝石。奉恩将军恭人与四品命妇顶镂花金座，中饰小蓝宝石1颗，上衔青金石。五品命妇顶镂花金座，中饰小蓝宝石1颗，上衔水晶。六品命妇顶镂花金座，中饰小蓝宝石1颗，上衔砗磲。七品命妇顶镂花金座，中饰小水晶1颗，上衔素金。
吉服冠是帝后妃嫔、王公大臣、文武百官以及公主、命妇等在举行“筵宴、迎銮”、冬至、元旦、庆寿等嘉礼及某些吉礼、军礼活动时，穿吉服时所戴的帽子。它和朝冠一样，也分为男吉服冠和女吉服冠。皇帝及其群臣的冬吉服冠根据冠檐可分为海龙皮、薰貂皮、紫貂皮三种，根据时令来佩戴。海龙皮冠时君臣在立冬前穿吉服时所戴的礼帽；薰貂皮冠是在立冬之后，十一月初一前和次年元月十五日上元节以后的冬天里使用。紫貂皮冠是在十一月初一日至次年元月十五日上元节期间内使用。[122]冠上均缀朱纬。夏吉服冠织玉草或藤丝、竹丝为之，红色纱绸做里，石青片金缘为边。冠檐向外敞，冠内加冠圈，冠带联于冠圈之上。顶如冬吉服冠，也就是说，其冬吉服冠上用什么冠顶，冠顶上饰什么样的翎，夏吉服冠上就用什么顶，顶上就加饰什么样翎。皇帝冠顶满花金座，上衔大珍珠1颗。皇子、皇孙、曾孙、皇元孙等未封爵者的冬吉服冠，准用红绒结顶冠，不加梁。至18岁时，照其父职分，依新例按品换戴冠顶。亲王、亲王世子、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入八分公的冠顶用红宝石。不入八分公、固伦额驸、和硕额驸民公、侯、伯、文武一品官、镇国将军、郡王额驸冠顶用珊瑚。文武二品官、辅国将军、县主额驸、男冠顶用镂花珊瑚。文武三品官、奉国将军、郡君额驸冠顶用蓝宝石。文武四品官、奉恩将军、县郡额驸冠顶用青金石。文武五品官、乡君额驸用水晶。文武六品用砗磲。文武七品官及进士用素金。文武八品官用阴文花金。文武九品、未入流官用阳文花金。举人顶镂花银座，上衔金雀。贡生衔花金。监生、生员用素银。外郎、耆老冠顶用锡。
图1-33 皇帝冬吉服冠[123]
图1-34 后妃吉服冠[124]
女吉服冠是指上至皇太后、皇后、妃嫔，下至皇子王公福晋、公主及命妇穿吉服所戴的帽子。女吉服冠从皇太后下至七品命妇，其制度皆为一种，无冬、夏之分；但从实际生活中看，并非不分冬、夏。秋、冬戴薰貂皮檐的吉服冠；春、夏则戴钿子。钿子是《大清会典》中没有规定的女夏吉服冠。冬吉服冠，是指上至皇太后，下至七品命妇在秋、冬两季里穿吉服所戴的暖幄，除冠顶上所饰的珠宝不同之外，其余制度相同。皇太后下至七品命妇的吉服冠，冠皆以薰貂皮制成，冠上均缀有朱纬，长至冠檐，檐皆向上，冠皆无带。皇太后、皇后、皇贵妃、贵妃的吉服冠，其冠顶皆饰东珠。妃、嫔的吉服冠，冠顶上均饰碧。皇子福晋、亲王福晋、亲王世子福晋、郡王福晋、贝勒夫人、贝子夫人、镇国公夫人、辅国公夫人、固伦公主、和硕公主下至乡君的吉服冠，其冠顶饰红宝石。民公侯伯子夫人、镇国将军夫人、一品命妇的吉服冠，其冠顶俱饰珊瑚。男夫人、辅国将军夫人、二品命妇的吉服冠，冠顶上皆饰镂花珊瑚。奉国将军淑人、三品命妇的吉服冠，冠顶上均饰蓝宝石。奉恩将军恭人，四品命妇的吉服冠，其冠顶全饰青金石。五品命妇的吉服冠，冠顶上饰水晶。六品命妇的吉服冠，冠顶上饰砗磲。七品命妇的吉服冠，冠顶上饰素金。
夏吉服冠，皇太后下至七品命妇于春、夏两季所戴的吉服冠，虽在《大清会典》里无定制，但从清代后妃的夏吉服像及清末后妃的照片上看，她们戴的并不是薰貂皮的吉服冠，而是钿子。例如：《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里，端康（瑾妃）的夏吉服像，头上戴的就是插有各种花的钿子。钿子，是中国古代妇女戴在头上的一种饰物，从文字记载上看，始于金，而盛于清。清代的钿子，以铁丝缠线制成骨架，上面再饰以各种纹饰。形状前高后低，与凤冠有些相似。其钿有凤钿、翟钿和各种花钿。按清代的冠制，皇太后、皇后、皇贵妃、妃皆戴凤钿；嫔以下至辅国公女乡君均戴翟钿；民公侯伯夫人以下至七品命妇俱戴各种花钿。
常服冠是清代男子特有的一种冠饰（在清代，女性不参加各种祭祀和某些庆典活动），它是君臣在各种祭祀和庆典活动以及平时做事所戴的冠饰。君臣的常服冠和其吉服冠一样，分为冬常服冠和夏常服冠，即凉冠和暖冠两种。冬常服冠是秋、冬两季所戴的暖帽。皇帝的冬常服冠，为红绒结顶，不加梁，余制如其冬吉服冠。皇子以下至文武百官的冬常服冠，其制度均与各自的冬吉服冠制度相同，也就是说，冬吉服冠就是其冬常服冠，制度相同。夏常服冠，是春、夏两季里所戴的凉帽。皇帝的夏常服冠，亦为红绒结顶，不加梁，余制亦皆如其夏吉服冠。皇子以下文武百官的夏常服冠，其制度亦均与各自的夏吉服冠相同。也就是说，夏吉服冠就是其夏常服冠，制度相同。
图1-35 皇帝夏行服冠[125]
图1-36 一至四等侍卫、前锋等冬行服冠[126]
行服冠是君臣在巡幸、大狩、出征等活动时所戴的帽子。君臣的行服冠分为冬行服冠和夏行服冠两种。清代君臣的冬行服冠是在秋、冬两季里所戴的暖帽。皇帝的冠檐有黑狐皮、黑羊皮和青绒（或青呢）三种，除此之外，其余皆如冬常服冠之制。亲王以下文武百官的冬行服冠，制度各如其冬吉服冠。夏行服冠则是春、夏所戴的凉帽。君臣的夏行服冠皆织玉草或藤丝、竹丝制作，冠上均缀朱牦。皇帝的夏行服冠，以红色纱为里，以红色片金沿为冠边。冠前缀珍珠一颗，冠顶及梁皆为黄色，余制均如其冬常服冠。皇子、亲王以下文武百官的行服冠，与各自的冬吉服冠相同。
雨冠在明代时称雨帽，形如方巾，周围加三寸宽的檐，也有用竹胎为表的，施上黑漆如高丽的帽子。雨冠是清代男子特有的冠饰，是君臣在朝会、祭祀、巡幸、大狩、出征等一切聚集活动时，遇雨雪所戴的帽子（遇雨雪时，把雨冠套在所戴的冠上。除此之外，君臣在祈雨时亦戴雨冠）。雨冠因所戴人的身份、地位不同，其制度也有所差别。皇帝的雨冠其制度有二种，分为冬雨冠和夏雨冠。其余王公文武百官的雨冠只有一种。冬雨冠是皇帝在秋、冬两季相关场合使用。为明黄色，冠顶高，冠檐前深，而后长。分为毡、羽缎、油绸3种。毡、羽缎作成的冬雨冠，以月白色缎为里；而油绸作成的冬雨冠，则不加冠里。冬雨冠的冠带皆以蓝色布为质；夏雨冠是皇帝在春、夏两季相关场合使用。为明黄色。冠顶平，冠檐前短敝而后长，余制俱如其冬雨冠之制。
图1-37[127]-1 雨冠
图1-37-2 雨冠
皇子、亲王以下至文武八、九品官及有顶戴人员的雨冠，无冬、夏之别。其雨冠之制，除了用色及用料不同之外，其余均与皇帝的夏雨冠之制相同。皇子、亲王以下至文武三品官、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及内廷行走官员的雨冠，用色均相同，为全红色，即红色冠，沿红色边。军民的雨冠，其制相同，为青色冠，沿青色边。文武四、五、六品官的雨冠，制度俱同，其冠为红色，沿青色边。冠前、后的镶边宽窄不同，冠前镶青色边二寸五分，冠后镶青色边五寸，其边前窄后宽。文武七、八、九品官及有顶戴人员的雨冠，制度相同，冠俱为青色，沿红色边，其冠边亦为前窄后宽，冠前沿红色边二寸五分，冠后沿红色边五寸。皇子以下至文武九品官员及有顶戴人员的雨冠，用料相同，为毡、羽纱、油绸三种。毡雨冠是皇子以下凡有顶戴人员，在冬季里所戴的雨冠；羽纱雨冠是皇子以下凡有顶戴人员在夏季里所戴的雨冠；油绸雨冠则是皇子以下凡有顶戴人员在春、秋两季里所戴的雨冠。雨冠除祈雨之外，与雨衣一致，配套穿戴。[128]
2.服装
按照清代冠服的分类，可将服装分为袍、服、褂、裙裳四个类别，这些服饰明显区别于前代宽衣大袖的服饰形制，它体现了满族游猎民族的特点，但同时也有沿袭明朝及前代的服饰。清代距离我们现代时间不算久远，文献典籍保留得比较好。清代宫廷服饰是礼节规矩多、规格高、规定繁重，本书将不一一列举出来，仅选出几类具有代表性的服饰来作一描述和研究。
袍是北方民族传统的服饰之一，它改变了中原汉族长期以来上衣下裳的服装形制，袍的设计更符合北方民族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清代的袍服主要包括朝袍/朝服、吉服袍/龙袍/蟒袍、常服袍和行服袍。
朝袍即朝服，是帝后王公大臣在朝会、祭祀之时所穿的礼袍，其上皆织、绣符合其身份等级的图纹，以图纹来别亲疏、辨等威。皇帝、皇太后、皇后、皇贵妃的朝服，以龙为章[129]。贵妃、妃、嫔、皇子、亲王、亲王世子、郡王及皇子福晋、亲王福晋、亲王世子福晋、郡王福晋、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主、县主的朝服，均以五爪蟒[130]纹为章。皇孙福晋、皇曾孙福晋、皇元孙福晋、贝勒以下至文武七品官及贝勒夫人以下至七品命妇[131]和郡君以下至乡君的朝服，皆以四爪蟒为章。文武八、九品官及未入流官和举人、贡生、监生、生员的公服，虽无龙蟒纹饰，但有其特定的标志以证其身。帝后王公大臣的朝服分男朝服和女朝服。男朝服是皇帝、皇子、王公及文武百官在朝会、祭祀之时所穿的一种礼袍，其式为圆领[132]、马蹄袖、披领紧身窄袖右衽。君臣的朝服制也根据其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制度不一。皇帝、皇子、王公世子以下至文武四品官及奉恩将军、县君额驸的朝服有冬、夏两种；二等侍卫以下至文武九品官及未入流官的朝服，以及举人、贡生、监生、生员等的公服则不分冬、夏，冬、夏为一制。冬朝服只有皇帝、皇子及王公文武四品官、奉恩将军、县君额驸以上才有。其制有两种。一种是在阴历十一月初一日至次年正月十五日上元节期间举行嘉礼庆典及吉礼祭祀活动时穿用。具体形制为：披领及衣裳皆以紫貂为质料，袖端为薰貂皮做成。上衣皆织、绣成柿蒂形纹饰，在柿蒂形纹饰内再填以龙、蟒纹，中间无腰帷。衣下有襞积（打折）。皇帝的纹饰为袍上织、绣五爪金龙10条。其中，正龙4条，行龙6条。衣前后并列有十二章纹饰。衣下为襞积，其间饰以五色云蝠等纹。另一种冬朝服是在阴历十一月初一日以前和次年正月十五日上元节以后的秋、冬两季里在举行嘉礼庆典及吉礼祭祀活动时穿用。其形制为披领及袖皆为石青色，袍边俱镶石青片金加海龙皮缘。上衣皆织、绣成柿蒂形纹饰，在其柿蒂形纹饰内再填以龙、蟒纹饰。中有腰帷，腰帷下有襞积。其纹饰为上织、绣五爪金龙38条。其中有正龙9条，行龙11条，团龙18条。此袍列有十二章纹饰，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黼黻八章在衣，宗彝、藻、火、粉米四章在裳。周身间饰五色云蝠等纹饰。袍下幅为八宝平水、江山万代等纹饰。其余的王公大臣形制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织、绣的蟒龙数目不同而已。
图1-38 雍正用大红缎织彩云金龙纹皮朝袍[133]
图1-39 乾隆用月白缂丝彩云金龙纹单朝袍[134]
君臣的冬朝服，不仅因穿用的人身份和等级的不同，在袍上织、绣的花纹不同，而且袍的用色也根据身份的不同而各异。皇帝的冬朝服，用明黄、红、蓝三色各一种。皇子的冬朝服只有金黄色一种。亲王、亲王世子、郡王的冬朝服蓝和石青二色，随其所欲，若曾赐金黄色者，也可以穿用。贝勒、贝子、固伦额驸、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及皇孙等的冬朝服，其制皆同，除金黄色不能用之外，其余各色皆随其所欲。民、公、侯、伯下至文武四品官及奉恩将军、县君额驸的冬朝服，其用色皆同，蓝及石青等色随所用。
夏朝服是君臣在春、夏两季里举行嘉礼庆典和吉礼祭祀时所穿的礼袍。只有皇帝、皇子、王公及文武四品官、奉恩将军、县君额驸以上才有。其制皆为一种。从皇帝下至文武四品官、奉恩将军、县君额驸的夏朝服，披领及袖俱为石青色，并镶石青片金缘。至于夏朝服的形式、花纹及用色（除皇帝之外）皆与其各自的冬朝服制二相同。
皇帝的夏朝服用色有三种，即明黄、蓝、月白三色。皇帝在春、夏两季里，也根据活动的内容而更换夏朝服的颜色。“五月十三日，穿蓝芝地纱袍……”[135]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帝夏天御用的戳纱绣单朝服，衣长140厘米，两袖通长188厘米，胸围128厘米，下摆312厘米，袖口15.5厘米。系用一绞一的直径纱绣制，纱地经粗直径0.14毫米，纬粗直径0.3毫米，每厘米经纬密度为80∶20根，有均匀的芝麻形纱眼。花纹绣法是按纱眼用色丝戳纳而成。针法有短串、长串、打点三类。在清代，二等侍卫以下至文武九品官及未入流官的朝服，只有单、夹、棉、皮之别，而无有冬、夏之制之分，即冬、夏制同。
女朝服是后妃、福晋、夫人、淑人、公主以下至七品命妇，在朝会、祭祀之时所穿的礼袍，其形式为圆领、马蹄袖、披领右衽紧身窄袖。女朝服和男朝服一样也“尊卑有序，上下有别”，制度各异。冬朝服，只有皇太后、皇后、妃嫔及三品命妇、奉国将军淑人才有。皇太后、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的冬朝服，其制度皆为三种。基本形制为：披领及袖俱为石青色，袍边和肩上下袭朝褂处均镶片金加貂皮缘。其袍全为圆领、马蹄袖、上衣下裳相连属的右衽紧身窄袖直身袍。左右两开裾（开气）或左右后三开裾，两袖有接袖（在综袖上，只有女袍有，男袍没有，这是男袍和女袍的区别之一）。
图1-40 清早期香色绸织彩云金龙纹夹朝袍[136]
图1-41 贝勒夫人冬朝袍[137]
上至皇太后，下至三品命妇及奉国将军淑人的冬朝服，不仅袍的形式、花纹不同，其用色及领后垂绦也有等级区别。皇太后、皇后、皇贵妃的冬朝服，用色相同，均为明黄色，领后垂明黄绦。贵妃、妃的冬朝服，用色皆相同，全为金黄色，领后垂金黄色绦。嫔、皇子福晋、亲王福晋、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王福晋、亲王世子福晋、郡主、县主的冬朝服，用色相同，皆为香色，领后亦垂金黄色绦。皇孙福晋、贝勒夫人、贝子夫人、镇国公夫人、辅国公夫人、民公侯伯子男夫人、镇国将军夫人、辅国将军夫人、郡君、县君、乡君以下至三品命妇、奉国将军淑人的冬朝服，用色相同，均为蓝及石青诸色随所欲，领后垂石青色绦。夏朝服只有七品命妇、奉国将军淑人以上才有，其制有两种和一种之分。夏朝服基本形制为袍边及肩上下袭朝褂处均镶片金缘之外，余制皆如其各自的冬朝服制度。夏朝服有缎、绸、缂丝、也有纱，有单、有夹。春季用缎、绸、缂丝做成的夹朝服，夏季则用凉爽剔透的纱单朝服。
吉服袍，又名嘉服或龙袍、蟒袍。帝后大臣的吉服袍，不仅底色有一定的区别，而且袍上皆织、绣有符合其身份等级的图纹，以其底色、图纹来区分远近亲疏和等级。皇帝、皇太后、皇后、皇贵妃、皇太子的吉服袍，皆以龙为章，故称之为龙袍。贵妃、妃、嫔、皇子、亲王、亲王世子、郡王及其各位福晋、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主、县主的吉服袍，均以五爪蟒纹为章，故名之为蟒袍。贝勒以下至文武九品官及未入流官员和贝勒夫人以下至七品命妇的吉服袍，俱以四爪蟒纹为章，故也称之为蟒袍。帝后大臣的吉服袍分为男吉服袍和女吉服袍。
男吉服袍是指皇帝、皇子、王公文武百官在嘉礼及其吉礼、军礼活动时活所穿的一种袍服，其形制为圆领、马蹄袖、上衣下裳相连属的右衽窄袖紧身直身袍。宗室皆为前后左右四开气，其余文武官员均为前后两开气。男吉服袍皆无接袖，其制度皆为一种，不分冬、夏，只有单、夹、棉、裘之分。皇帝的吉服袍即龙袍，明黄色，领、袖皆石青色，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周身列十二章纹饰。间以五色云。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端正龙各一。下幅八宝立水，裾系四开，棉、夹、纱、裘，各惟其时。十二章纹，是我国古代天子或皇帝礼服和吉服上的一种装饰图案。据《尚书·虞书·益稷》记载，这十二章纹是日、月、星辰、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始于虞氏之时。自周朝以来，十二章纹用于皇帝的龙袍或冕服之上，其施于服饰上的含义和它的象征意义如下：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龙，能变化而取其神之意，象征人君的应机布教而善于变化。山，取其能云雨或说取其镇重的性格，象征王者镇重安静四方。华虫，雉属，取其有文章（文彩），也有说雉性有耿介的本质。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谓宗庙之郁鬯樽，虞夏以上取虎彝、蜼彝，虎取其猛，蜼取其智或说取其孝。以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水草之有文者，一说取其洁。象征冰清玉洁之意。火，取其明，火炎向上有率士群黎向归上命之女吉服袍是指皇太后、皇后、妃嫔以下福晋、夫人、淑人、恭人、公主及命妇等嘉礼、吉礼和军礼活动中所穿的一种袍服，其形制为圆领、马蹄袖、上衣下裳相连属的右衽窄袖紧身直身袍。为左、右两开气。女吉服袍有接袖，这是女吉服袍有别于男吉服袍的地方。因穿戴人的身份、地位的不同，制度各异。皇太后、皇后、皇贵妃的吉服袍即龙袍有三种形制，其色皆明黄色，领袖皆石青。一种形制为绣文金龙九，间以五色云，福寿文采惟宜。下幅八宝立水，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如朝袍，裾左右开；一种为绣文五爪金龙八团，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襟行龙四。下幅八宝立水；一种为下幅不施章采。皇贵妃以下的吉服袍为一种形制。上至皇太后，下至七品命妇的吉服袍，冬、夏制度相同。只是应其季节变换而更换不同质地的绸、缎、缂丝、纱及单、夹、棉、裘袍而已。
图1-42 清早期黄纱织八团金龙纹单龙袍[138]
图1-43 道光朝大红缂丝彩绘八团梅兰竹菊纹夹袍[139]
皇太后、皇后、皇贵妃的吉服袍，皆用明黄色。贵妃、妃的吉服袍，用色均为金黄色。嫔、贵人、皇子福晋、亲王福晋、亲王世子福晋、郡王福晋、固伦公主、和硕公主下至县主的吉服袍，皆为香色。皇孙福晋、皇曾孙福晋、皇元孙福晋的吉服袍，其红、绿两色各随所用，只是不许用金黄色和香色。贝勒夫人下至民公侯伯子男夫人、郡君下至乡君、奉国将军淑人、奉恩将军恭人及命妇的吉服袍，用蓝及石青等色。皇太后下至七品命妇的吉服袍，领袖俱为石青色，其袍边皆为石青片金缘，有棉、裘、单、夹四种。
常服袍是帝后君臣所穿的圆领，马蹄袖，上衣下裳相连属的右衽窄袖紧身直身袍。常服袍多以暗花织物为面料缝制而成，用色及花纹均在符合自己身份的范围内随其所欲。其袍式与吉服袍相同。有棉、夹、单、裘四种，根据季节的变化而更换。其袍裾[140]宗室为四开气，其余皆为两开气。
图1-44 康熙帝读书像[141]：戴凉帽、内穿常服袍、外罩常服褂
行服袍是君臣在及亲诣岳神庙、镇海渎、元圣周公庙、孟庙拈香和亲诣前代帝王陵寝奠洒冠服。行服袍是一种圆领、马蹄袖上衣下裳相连属的右衽紧身窄袖直身袍，是君臣在巡幸、大狩、出征等活动时所穿的一种大襟长袍。行服袍的形制与常服袍相似，只是比常服袍短十分之一。为了方便乘骑，此袍的右裾在一尺处被剪断，缝制好之后，再用三组纽袢把被剪下的右裾与袍的右裾相连接在一起，既可分又可合，故又称之为“缺襟袍”。这是常服袍的独到之处。皇帝的行服袍用色及花纹均随其所欲。皇子、亲王以下文武百官的行服袍，皆在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前提下随所欲。袍皆为前后左右四开气。行服袍有棉、夹、单、裘四种，随其时而更换。
端罩是清代满、汉官礼服之一，皇帝至文三品、武二品官员及一至三等侍卫专用服饰，是一个特殊的衣服品种，冬季罩在龙袍或蟒袍之外，以代补服。补服是皇帝及文三品、武二品官及三等侍卫以上大臣在春、夏、秋三季里所穿的朝褂和吉服褂，而端罩则是他们在冬季里所穿的朝褂和吉服褂，只是称呼不同而已，它和现代女士所穿的裘皮外套相似。其形制为宽松式对襟裘皮外褂，皮毛翻露于外，缎里，圆领、无领、平袖过肘，衣长及膝，左右各垂两条带子，下端宽而锐，色与里同。视品秩而别，不得僭越滥服。皇帝的端罩有两种，其余王公大臣皆为一种。皇帝端罩以黑狐、紫貂为之，十一月朔至上元用黑狐，皆为明黄缎里。皇子紫貂为之，金黄缎里。亲王、亲王世子、郡王、贝勒、贝子、固伦额驸的端罩，皆以青狐皮制成，月白缎做里，亲王端罩若赐金黄色里者，也可用之。贝勒、贝子、固伦额驸的端罩，皆以青狐皮制成，其里则为月白色缎。皇孙、皇曾孙等及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的端罩，皆以紫貂皮制成，其里为月白色缎。民、公、侯、伯下至文三品、武二品官及辅国将军、县主额驸、男和京堂翰詹科道等官，应用端罩者，皆以貂皮制成，以蓝色缎做里。一等侍卫的端罩，则用猞猁狲皮，并间以豹皮制成，其以月白色缎做里。二等侍卫的端罩，用红色豹皮做成，以素红色缎为里。三等侍卫及蓝翎侍卫的端罩，皆以黄色狐皮制成，以月白色缎为里。君臣的端罩，左右皆垂带各1条，其带均下宽而锐，带色皆与各自的端罩里的颜色相同。
衮服只有皇帝服用，穿的场所也不多，仅用于祭圆丘、祈谷、祈雨等。颜色用石青色，绣五爪正面金团龙四团，两肩前后各1团，左肩绣日、右肩绣月，前后篆文寿字并相间以五色云纹。有棉、夹、纱、绸之制，冬裘、夏纱适时穿用。此服是在汉族固有的衮服而加以改变的。
图1-45 黄色暗团龙纹江绸玄狐皮端罩[142]
图1-46 清五品文官像[143]
补服也叫作“补褂”，是清代的礼服。皇帝穿衮服、皇子穿吉服褂/龙褂时，王公大臣和百官穿补服相衬配，由于穿用场所和时间较多，是清代文武大臣和百官的重要官服。补服的基本形制为：均为石青色，前后各缀有一块补子，圆领、对襟、平袖、袖与肘齐，衣长至膝下（比袍短一尺许），门襟有5颗钮子的石青色宽松式外衣，因此有“外褂”或“外套”之称。补服主要的特点，是用装饰于前胸和后背的“补子”的不同纹饰来区别官位高低，即两块绣有文禽和猛兽的纹饰。
后金时期，努尔哈赤认为，只有众家贝勒穿着带披肩领的朝衣，远远不够，必须要有一种能标识身份和等级的服装，为日益增多的后金官员们所用。于是，努尔哈赤决定效仿明朝官员的补服之制，以辨等级。1621年7月，后金统治者制定了官员的补服制度，“诸贝勒服四爪蟒缎补服，都堂、总兵官、副将服麒麟补服，参将、游击服狮子补服，备御、千总服绣彪补服”[144]，这是满族贵族关于补服的最初定制，也是清朝补服的前身。顺治九年（1652）二月，“定诸王以下文武官民舆马服饰制”[145]，对补服制度进行了最后的定制，之后再没有大的变化，直到清末。
清代补子的纹样如下：亲王、亲王世子五爪金龙四团，郡王五爪行龙四团，贝勒四爪正蟒二团，贝子、固伦额驸四爪行蟒二团，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民、公、侯、伯四爪正蟒方补（前后各一）；文一品仙鹤方补（前后各一），文二品锦鸡方补，文三品孔雀方补，文四品云雁方补，文五品白鹏方补，文六品鹭鸶方补，文七品
方补、文八品鹌鹑方补，九品、未入流练雀方补，都御史、副都御史、给事中、御史、按察司各道獬豸方补；武一品、镇国将军、郡主额驸、子麒麟方补，武二品、辅国将军、县主额驸、男、狮子方补，武三品、奉国将军、郡君额驸、一等侍卫豹方补，武四品、奉恩将军、县君额驸、二等侍卫虎方补，武五品、乡君额驸、三等侍卫熊方补，武六品、蓝翎侍卫彪方补，武七、八品犀牛方补，武九品海马方补，从耕农官彩云捧日方补，神乐署文舞生袍用方襕，销金葵花，和声署乐生则绣黄鹂。
图1-47-2 清代武官补子[148]
图1-48 亲王圆蟒补[149]
图1-49 皇子衮服圆补[150]
清代补子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在直接承袭明朝官服补子的基础上修改而来，但尺寸比明代略有缩小，图案也不尽相同。明朝补子尺寸大的达40厘米，而清朝补子一般都在30厘米左右。由于清代补子是缝在对襟褂上的，与明朝织在大襟袍上有所不同，所以明代补子前后都是整块，而清朝补子的前片都在中间剖开，分成两个半块。这里展示的清朝补子实物图片都是后片。从色彩和纹样来看，明代补子以素色为多，底子大多为红色，上用金线盘成各种规定的图案，五彩绣补比较少见。清朝补子则大多用彩色，底子颜色很深，有绀色、黑色及深红。明朝补子的四围一般不用边饰，而清朝补子的周围则全部有花边。另外，明朝有些文官（如四品、五品、七品、八品）的补子常织绣一对禽鸟，而清朝的补子全部织绣单只。[151]通过上述内容的概述，我们可以看出清代的补服与明代的补服相比较，规定更加严格，工艺更加精细，图案更加华美。
雨服是清代男子特有的服饰，它是沿袭明代的雨衣制度而来，是君臣在朝会、祭祀、巡幸、大狩、出征等一切聚集活动时，遇雨雪所穿的一种用来防雨雪的服饰，所以叫雨服，由雨冠、雨衣、雨裳三部分组成。雨冠在前文已经介绍过，雨裳将在裙裳部分作以介绍。雨衣是指穿在上身的雨服，由于所穿人的身份、地位的不同，雨衣的形制也有所不同，主要在衣服的颜色、用料、款式结构上有所区分。皇帝的雨衣制度有六种，皇子以下文武百官凡有顶戴者的雨衣制度有两种。皇帝雨衣的基本形制以明黄色油绸、毡、羽缎制成，有加里和不加里之分。六种形制均加立领，这是立领在服饰大量应用的一个典型例证，也是立领在服装史中的开始。雨衣中的立领，首先是实用功能的体现，因为清代的朝服、吉服等服饰均是圆领，无领，外加硬领和披肩。立领可以阻挡雨雪从颈项处滴落进人的衣服里。后来立领在旗袍上的应用，是从美观角度考虑的。皇子、亲王以下至文武一品官员、御前侍卫及各省巡抚的雨衣，制度相同。其基本形制均为红色，袖端平，加有立领。其长皆如其袍。此形制的雨衣，有毡、羽纱和油绸三种。文武二品以下至军民等凡有顶戴人员的雨衣，制度皆相同。均为青色，除用色之外，余制皆与皇子的雨衣之制相同。皇子以下凡有顶戴人员的雨衣，有单、夹、毡、羽纱及油绸不同面料做成，根据气候的变化和活动的内容来更换穿着。
图1-50 康熙用大红水波纹羽纱单雨衣[152]
图1-51 清晚期石青色绸绵朝褂[153]
朝褂是后妃、宫眷下至七品命妇于朝会、祭祀之时套在朝袍外面穿的一种礼褂，唯女性所有。其形制为圆领、对襟、无袖大褂襺。其褂皆为石青色，镶片金缘，领后垂不同颜色的彩绦，主要有明黄色、金黄色和石青色之分。后、妃、嫔的朝褂制度皆为三种，其余均为一种。皇太后下至七品命妇的朝褂，皆以缎、绸、缂丝、纱等料做成，有单、夹、棉之分，春季穿绸缎缂丝做成的夹朝褂，夏季则穿纱做成的单朝褂，秋、冬穿绸缎等做成的棉朝褂。
吉服褂是穿在吉服袍外面或单穿的礼褂，又名龙褂和补褂。帝后大臣的吉服褂，皆为石青色，在石青色面料上织、绣符合其身份、地位的图象征识“补子”。补子有圆补和方补之分。皇帝、皇子、亲王、亲王世子、郡王、贝勒、贝子、固伦额驸及其皇太后下至七品命妇的吉服褂，皆为圆形补。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民公侯伯、都御史、付都御史、给事中、监察御史、按察使、镇国将军、郡主额驸、子、辅国将军、县主额驸、男及文武百官的吉服褂，皆为方形补。在圆形补和方形补中，因地位、身份不同，补纹各异。吉服褂的补纹有龙、蟒、夔龙、禽、兽、花卉几种。皇帝、皇太后、皇后、皇贵妃、皇子的吉服褂，则以龙为章，故称之为龙褂。除此之外的男吉服褂，均称为补褂，其章俱与各自的补服相同，见前一节补服。而女吉服褂，也称补服。贵妃至县主的吉服褂，以五爪蟒纹为章。贝勒夫人、郡君、贝子夫人、县君的吉服褂，皆以四爪蟒纹为章。帝后大臣的吉服褂，分为男吉服褂和女吉服褂，从底色到补纹均有着严格的规定。品级明显、严格而有序。男吉服褂是君臣套在吉服袍外面或单穿的圆领、对襟、平袖紧身窄袖的礼褂。其制上至皇帝，下至未入流的小官吏皆为一种，除未成年的皇孙、皇曾孙、皇玄孙之外，其用色及织、绣的花纹均如各自的补服。君臣的吉服褂，有棉、夹、单、裘四种，即春夹、夏单、秋棉、冬裘各随其时。
女吉服褂是套在吉服袍外面或单穿的一种圆领、对襟、平袖紧身窄袖的礼褂。由于穿戴人的身份、地位之不同，制度亦不同。皇太后、皇后的吉服褂，其制度皆为二种，其余人员的吉服褂，制度均为一种。补子，有八团、四团、两团不等。女吉服褂的补纹，多为平金、缂丝、妆花、彩绣等工艺方法精制而成，不仅有织，也有绣，品种繁多，美观大方。皇太后下至七品命妇的吉服褂，有棉、夹、单、皮四种。春季使用绸缎缂丝做成的夹吉服褂；夏季使用纱做成的单吉服褂；秋季使用绸缎缂丝做成的棉吉服褂；冬季则使用皮子做成的吉服褂，称为皮褂。随其季节的变化而更换不同质地的吉服褂。[154]
图1-52 石青色绸绣八团龙凤双喜龙褂[155]
图1-53 石青素缎夹行服褂[156]
常服褂是套在常服袍外面穿的圆领、平袖、对襟褂，其形式与吉服褂相同。君臣的常服褂，皆无补子，均以石青色暗花织物为面料缝制而成（即本色地，本色花，花地同色）。其花纹无具体的规定，在符合自己身份的前提下随心所欲。裾皆为左右两开气。褂也有棉、夹、单、裘四种，根据季节的变化，而更换不同质地的常服褂。行服褂是套在行服袍外面穿的短褂。行服褂的基本形制为圆领、对襟、平袖紧身窄袖素地短褂，长与坐齐，袖长及肘，胸前以纽扣或带子系结，有明黄、金黄、石青、白、红、蓝诸色，或以别色镶缘，以别等级与部属。有棉、夹、纱、裘，各唯其时。
朝裙是清代后妃下至七品命妇于朝会、祭祀之时穿在朝袍里面的礼裙，均以缎为面料。皇太后下至三品命妇及奉国将军淑人的朝裙，有冬、夏之制，四品命妇、奉恩将军恭人下至七品命妇的朝裙，则冬、夏之制度相同。冬朝裙只有后妃下至三品命妇及奉国将军淑人才有。其制皆为一种。根据朝裙的用料及织纹，可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是皇太后、皇后、皇贵妃的冬朝裙，制度皆相同，其朝裙上部均以红色织金寿字缎，下部均以石青色织五彩行龙妆花缎为之。第二等级是贵妃、妃、嫔的冬朝裙，制度相同，其朝裙上部也以红色织金寿字缎，下部皆以石青色织五彩五爪行蟒妆花缎为之。第三等级是皇子福晋、亲王福晋、亲王世子福晋、郡王福晋、固伦公主下至乡君的冬朝裙，制度皆相同，其朝裙上部均用红色素缎，下部也用石青色织五彩五爪行蟒妆花缎做成。第四等级是民公侯伯子男夫人下至三品命妇及奉国将军淑人的冬朝裙，制度均同，其朝裙上部皆用红色素缎，下部全用石青色织五彩四爪行蟒妆花缎做成。从皇太后下至三品命妇及奉国将军淑人的冬朝裙，皆沿片金加海龙皮缘。用料均为正幅，不偏、不斜、不杀，有襞积。
图1-54 咸丰朝石青缎织行龙纹夹朝裙[157]
图1-55 雍正用扫雪貂皮行裳[158]
夏朝裙也是皇太后下至三品命妇及奉国将军淑人才有。其制度为一种，按其身份可分为四个等级。皇太后下至三品命妇的夏朝裙，除裙边沿片金缘之外，余制皆与其各自的冬朝裙之制相同。四品命妇及奉恩将军恭人下至七品命妇的朝裙，制度相同，其朝裙上部皆用绿色素缎，下部均用石青色织五彩四爪行蟒妆花缎做成。其用料皆为正幅，有襞积。
行裳是系于行服外的一种类似围裙的护腿。系于腰上而垂于膝下。君臣形制皆为一种。均为左右各一幅，两幅皆不相连接，其前面平直，后面中丰而上下削。行裳质地有布、毡、皮共3种。夏季以横幅石青色布制成，春、秋则用毡，冬季用鹿皮或黑狐皮制成。行裳上有腰，用腰把左右两幅连在一起，腰皆以横幅布制作。腰中间宽而两端逐渐渐窄，形成了两条长长的带子，穿时用两条带子系于腰上即可，这是君臣行裳的共同之处。其不同者在于用色。皇帝的行裳颜色随其所御。亲王以下及文武百官的行裳使用蓝及石青等色。
雨裳是在穿雨衣时系在腰间而垂于膝前的一种护腿，类似围裙，相当于雨裤的雨具。以防雨水、雪水从雨衣的前襟或前裾流入内衣。其使用的质地要根据其活动内内容及时间来决定。雨裳不能单独使用，只有在穿雨衣时，才能系雨裳。皇帝的雨裳有两种形制，其余王公百官有顶戴之人皆为一种。皇帝的雨裳以明黄色油绸、毡、羽纱制成，均不加里，形制类似于行裳。[159]
3.佩饰
佩饰是指佩戴在人体各个部位的装饰品。它虽不是服饰的主体，也不以实用为目的，但却往往是一个民族、一个人服饰的精华所在，是人们审美心理、价值观念最直接、最重要的体现。因为它所用的材料多是人们所能得到的最珍贵，或在情感、意识上认为是最珍贵的东西，制作技艺上集中体现了人们的智慧，最大限度地反映了人们所拥有的工艺技术水平。特别是对社会发展程度、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来说，更是如此。
清代佩饰具有原料复杂的特点，有俯拾皆是的竹、木、藤，有羽毛、兽骨，有海贝、珊瑚等海生物，有皮毛、布帛和丝绸，还有金、银、铜、铁、玉石、珍珠、琥珀、玛瑙、翡翠等。清代佩饰主要包括头饰、项饰、胸腰饰、足饰4个部分。
头饰是指整个头部的装饰。它在各民族的首饰中又是最主要、最丰富的部分，同时也是最有特色的部分。清代头饰是区别于以往任何朝代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耳饰是头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满族服饰的标志之一。清代的耳饰主要包括耳坠、耳环。“以金属为主体材料制成的环形耳饰被称为耳环。耳坠是在耳环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一种饰物，它的上半部分是圆形耳环，耳环下再悬挂一枚或多组坠子。”[160]上至皇太后，下至七品命妇，皆左右耳各戴三具耳坠，俗称“一耳三钳”，所谓“一耳三钳”就是在每只耳朵由上至下扎三个耳眼。上至皇太后，下至七品命妇佩戴的耳饰，皆为三具纵向排列。清代官定的耳饰，以每具衔东珠的等级、每具的饰物为区别的标志。皇后、皇太后耳饰，左右各3具，每具金龙（饰金累丝龙头）衔一等东珠各2颗。皇贵妃耳饰用二等东珠，余同皇后。妃耳饰用三等东珠。嫔耳饰用四等东珠。皇子福晋耳饰不用金龙衔东珠，而用金云衔珠每具各2个。其余均与皇子福晋耳饰相同。东珠的等级按大小及光润度而分。但到了清朝中后期，这种“一耳三钳”的习俗出现了变化，形式由“一耳一钳”逐渐演变成“一耳一钳”或“一耳三环”，即在每只耳朵上扎一个耳眼，变化的部分在耳饰的形式上。乾隆帝曾说：“旗妇一耳带三钳，原系满洲旧风，断不可改饰”，但是任何人阻挡不了历史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从故宫旧藏绘画中可以看出满族耳饰发展变化的过程，究其原因是受明朝及其他民族风俗的影响。在历史上民族间的相互融合是顺应自然地产生和发展的。它是由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而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各民族的历史都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各民族的本身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它们都是受变化的法则所支配的。
图1-56 孝昭仁皇后[161]
图1-57 静妃[162]
金约是清代后妃至命妇穿朝服时佩戴在朝服冠下檐处的一种圆形类似发卡的装饰品，其上饰以不同数量的珠宝，以此作为区别身份、地位的标志。金约以镂金云的数目、其上的饰物，金约后系的结的不同规定来进行区分等级。皇后金约“镂金云十三，饰东珠各一，间以青金石，红片金里。后系金衔绿松石结，贯珠下垂，凡东珠三百二十四，五行三就，每行大珍珠一。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二，每具饰东珠、珍珠各八，末缀珊瑚”。[163]皇贵妃金约“镂金云十二，饰东珠各一，间以珊瑚，红片金里。后系金衔绿松石结，贯珠下垂，凡珍珠二百有四，三行三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二，每具饰东珠、珍珠各六，末缀珊瑚。”[164]不论是皇太后，还是七品命妇佩戴的金约，皆以红色片金织物为里，垂珠于颈后。
满八旗贵族妇女，平日梳旗头，穿朝服时戴朝冠，穿吉服时戴吉服冠，还有一种类似冠的头饰是在穿彩服的日子里戴的叫作钿子。钿子实际等于是一种珠翠为饰的彩冠。前如凤冠，后如簸箕形，上穹下广，以铁丝或藤作胎骨，制成骨架，网以皂纱、黑绸、线网，或以黑绒及缎条罩之。前后均以点翠珠石为饰，佐以绫绒、绢花和各类时令鲜花。戴在头上时顶往后倾斜。钿有凤钿、常服钿两种。凤钿材质有金、玉、红、蓝宝石、珍珠、珊瑚、琥珀、玛瑙、绿松石、翠羽等。钿花当时又称为面簪，形式有双龙戏珠、葵花、菊花、花卉蝴蝶、花卉蝙蝠、翔凤、如意云头等，常以点翠为底。有些钿子还用珍珠旒苏作成垂饰，前后衔一排或数排旒苏；前面的旒苏可垂至眼前，后面的可垂至背部，这种带旒苏的钿子就是“凤钿”。其他的均为常服钿子，满饰或半饰。钿子实为明代遗存的冠饰。
图1-58 点翠双凤牡丹钿花[165]
图1-59 金嵌青金石金约[166]
顶戴是清朝官服制度中特有的一种标志品序的方法，是清朝有别于以往任何朝代的佩饰之一。顶戴俗称“顶子，”是清朝有官爵者所戴冠顶镶嵌的宝石。按照清代服饰制度的规定，清朝从皇帝到各级官员，无论是穿礼服、吉服或是常服，都要在所戴朝冠或吉服冠的冠顶之上镶嵌各色宝石和素金，以表示出本人的品官等级，以辨等威。顶子的原料以宝石为主，颜色有红、蓝、白、金等。不同的材料和颜色是区别官职的重要标志。关于顶子的等级规定，在前面冠饰中已有阐述。
图1-60 清代三品文官：头戴蓝宝石顶子朝冠[167]
图1-61 铁保像：头戴顶戴花翎[168]
清代的翎子分为花翎和蓝翎，花翎是用孔雀的翎毛制成的，俗称孔雀翎，翎尾端有像眼睛而极灿烂鲜明的一圈斑纹，叫作眼。有单眼、双眼、三眼花翎之别，以三眼为最贵，没有眼的叫蓝翎。翎子插在翎管内，翎管长约两寸，是用白玉、珐琅或翡翠做的，借此安装翎子。贝子戴三眼孔雀翎；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戴二眼孔雀翎；内大臣，一等、二等、三等侍卫，前锋、护军统领，前锋、护军参领，诸王府长史，一等护卫戴一眼；贝勒府司仪长，王府、贝勤府二、三等护卫等戴染蓝翎等。各省驻防之将军，副都统并督抚，提镇蒙赐者只戴一眼花翎。所以能戴花翎者，一是有爵位所规定；二是接近于皇帝的近侍者和王府护卫人员；三是禁卫于京城内外的武职营官；四是有军功者；五是特赐者。如亲王、郡王、贝勒都不戴花翎，只有在领兵及随围时可以戴，但在正式典礼时仍不戴。在清朝初期，花翎极为贵重，很少有汉人和外任大臣插戴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凡有军功文绩的人，几乎都能得到赏赐戴花翎的待遇，如在后期的汉人中，李鸿章曾赏戴三眼花翎，并曾得赐服方龙补服。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也曾被赏戴双眼花翎。到了道光以后，这种礼仪不甚严格，与花钱捐官相适应，也可花钱捐买花翎蓝翎，甚至可以随意置戴。翎羽一物来自明朝。明清两朝的翎子差别主要在于它的装法：明朝是将翎子插在帽顶中间，呈直竖状，而清朝却将翎子拖在脑后。
项饰也称颈饰，是指挂在脖子上的装饰品。清代的项饰主要有挂珠、领约两种。清代的挂珠分为朝服珠、吉服珠、常服珠。朝服珠是清代帝后大臣在穿朝服时所佩戴的串珠，是中国古代王公贵族佩玉的沿袭。清代的朝珠渊源于佛教的数珠。朝珠多以东珠、蜜珀、珊瑚、绿松石、青金石、奇楠香、菩提子等料加工而成，其中以东珠为最贵，珊瑚次之。朝珠无论男女佩戴，每盘皆108颗珠，挂在颈上，垂于胸前。其上有4颗大珠叫“佛头”，又叫分珠，把108颗珠均分成四份，象征一年有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垂于颈后正中的那颗“佛头”之下，用绦子串着垂于背后的叫作“背云”。“背云”下为坠。朝珠两侧有3串小珠，每串各10颗小珠，名为“记念”，象征1个月有30天，为上中下三旬。每串代表一旬。
在清代什么人应佩戴朝珠、佩戴何种质地的朝珠及其朝珠的佩戴方法等均有着严格的规定。不论皇帝还是文武百官，男朝珠皆为1盘。“记念”皆为左二盘、右一盘。女朝珠的用法则不同，均为三盘；佩戴方法为左右斜交插各1盘，中间正挂一盘；“记念”与男子的相反，皆为右二盘，左一盘，以示区别。皇太后、皇后的朝珠，皆为东珠1串，珊瑚2串。中以三等东珠正挂，左右以珊瑚朝珠斜交插挂。其佛头、记念、背云及大小坠皆以珠宝为之。皇贵妃、贵妃、妃的朝珠，均为蜜珀1串，珊瑚2串。中间用三等蜜珀正挂，左右以珊瑚朝珠斜交插挂。其佛头、记念、背云及大小坠皆以珠宝为杂饰。嫔、亲王福晋、亲王世子福晋、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王福晋、郡主、县主及贝勒夫人以下至乡君的朝珠，皆为珊瑚l串，蜜珀2串。中为珊瑚正挂，左右为蜜珀斜交插挂。嫔的朝珠的佛头、记念、背云的大小坠也以珠宝为杂饰，余者均以杂饰为宜。民公侯伯夫人下至五品命妇的朝珠也为3盘，珊瑚、青金石、绿松石、蜜珀质地的朝珠随其所用。其佛头、记念、背云的大小坠全以杂饰为宜。在清代，不仅朝珠的质地因身份不同而各异，就连串珠用的绦，也因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绦的颜色主要有明黄色、金黄色和石青色之分。吉服珠是清代帝后王公大臣在穿吉服时所佩戴的串珠。其制度与朝服珠不同，男女皆为一串，为正中正挂。帝后大臣的吉服朝珠的用料及颗数，与各自的朝服珠相同。挂珠的绦所用的颜色分为明黄色、金黄色和石青色三种。常服珠是君臣在穿常服时所戴的素珠。君臣的常服珠，其制度皆与各自的吉服珠相同。
领约是清代后妃至命妇穿朝服之时，佩戴在朝袍披领之上的一种圆形类似项圈的装饰品，其上饰以不同的珠宝及垂不同颜色的绦以示区别。如皇贵妃领约“镂金为之，饰东珠七。间以珊瑚，两端垂明黄绦二，中各贯珊瑚，末缀珊瑚各二”[169]。佩戴领约时，不论是皇后，还是七品命妇，均两端朝后戴之，绦垂于颈后。
图1-62 嘉庆帝朝服像：胸前挂一串朝珠[170]
图1-63 孝定皇后朝服像：身挂三串朝珠[171]
图1-64 金点翠嵌珊瑚领约[172]
图1-65 蓝绸彩绣花蝶彩帨[173]
彩帨是清代后妃至命妇穿朝服之时挂在朝褂的第二个纽扣上垂于胸前的长条巾式饰物，是一种装饰品，长约1米上下，上窄下宽，上端有挂钩和东珠或玉环，挂钩可将彩帨挂在朝褂上，环的下面有丝绦数根，可以挂箴（针）管、縏袠即小袋子之类，下端呈尖角形的长条，它以色彩及有无纹绣来区分等级。彩帨是以不同颜色的绸做成，形状有些似领带。根据佩戴者的身份、地位的不同，上面有的绣制花纹，有的则不绣制花纹，用色及绦的颜色也不相同。
腰饰也是装饰部位之一，它是人体的中间部位，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腰饰本身就成为既实用又有装饰意义的服饰佩物，人们常要对其加以精心的制作装饰。另外，由于腰带所处的特殊位置，人们又往往把它作为一种工具，在上面悬挂生产生活中常用的器物和各种装饰品。清代，腰饰的实用功能已经消失，而是作为一种象征，一个符号，身份和地位、财富与职位的标志。清代的腰饰主要有朝服带、吉服带、常服带、行带之分。朝服带，是君臣穿朝服时所系的腰带。由于系带人的身份、地位不同，其所系朝带的制度也不尽相同，皇帝的朝带制度有两种，其余王公文武百官等的朝带制度皆为一种。君臣的朝带，其相同之处为佩帉皆下宽而尖，佩囊文绣，左锥右刀。不同之处在于朝带上的版、版饰及朝带的颜色及其饰件和绦的种类、颜色，以此来分等级、辨名分。吉服带，清代只有男子才有，是君臣在穿吉服时所系的腰带。不论是皇帝，还是文武百官，其制度皆为一种。但由于所系人的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其所系的吉服带的用色、饰版及版上所饰的珠宝等不尽相同。皇帝的吉服带，色用明黄，在明黄色腰带上饰镂金版4个，其版方圆随所欲，版上衔以珠玉杂宝等。腰带左右的佩帉均为纯白色，下直而齐。带帉上的中约金结，饰如版。皇子、亲王以下所有宗室人员的吉服带为金黄色，在金黄色腰带上饰以版饰，版饰方圆随所用。佩、绦之色亦如带色，带帉下直而齐。觉罗的吉服带为红色，在红色腰带上饰以版饰，佩、绦皆为石青色。和硕额驸以下各额驸及民公侯伯子文武百官的吉服带为石青色或蓝色，其上有版饰，其佩帉亦下直而齐。君臣的吉服带，除以上的规定之外，余制与各自的朝服带相同。常服带，是穿常服时所系的腰带。君臣的常服带，其制度皆与各自的吉服带相同。
行服带，是清代君臣在穿行服时所系的腰带。其制不论是皇帝，还是王公大臣，均为一种。皇帝的行服带有明黄色，左右用红香牛皮佩系，其上饰金花纹，各锓3银钚。佩帉以高丽布制成，比常服带佩帉微阔而短，中约以香牛色束之，上缀银花纹。佩囊也为明黄色。圆绦其上皆饰以珊瑚结。饰以削燧杂佩。亲王以下至文武百官的行服带，用色皆如其各自的吉服带，带上皆有版饰。其佩帉皆用素布作成，比常服带微阔而短。绦上均饰以圆结。佩囊之色视其吉服带，饰以削燧杂佩。行服带和其他腰带一样，不能独立使用。
图1-66 行服带[174]
清代足饰也是最有民族特色的服饰之一，因本章节主要研究清朝政府规定的服饰制度的内容，所以女旗鞋部分将放在第四章进行阐述，这里介绍的是清代男子官员的靴鞋。朝靴是清代君臣于朝会、祭祀、奏事等时所穿的长筒鞋。靴，本是胡履，原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所穿的便于乘骑跋涉的皮制履。天聪六年（1632）规定，平常人不准穿靴，其后则文武各官及士庶都可以穿，只有平民则仍不能穿，伶人、仆从等也例不能穿靴。明清两代的靴，已被朝廷规定为文武百官人朝奏事所必服的服饰，所以被称为“朝靴”。清代靴是为沿袭明制，靴为尖头式和方头式。靴之材料，夏秋用缎，冬则用绒，其上镶有绿色皮边。有三年丧者则用布。在清代，根据靴底的薄厚和穿着的灵便程度将朝靴分为官靴和官快靴两种。官靴底厚黝长，多为方形头，用于君臣朝会之时，取其行走安稳。官快靴则底薄靿短，尖头式居多，用于平时日常生活，取其行走灵便快捷。靴色有黄色和青色两种，皇帝用黄色和青色两种，皇子以下文武百官皆用青色一种。[175]
图1-67 皇太极皂靴：以皮制成[176]
图1-68 明黄色凤凰纹平金缎靴[177]
4.军事服装
满族的军事服装包括金代和清代的军事服装。女真在建立金朝之前，臣属于辽近二百年，早期服饰大都采用契丹服。后来入主中原，各方面吸收汉族的文化习俗，服饰也逐渐汉化，特别是官服和军服上基本采用宋制。女真早期只有兵器而无甲胄，后来从辽的叛兵那里得到五百具铁甲，从此开始有了铠甲装备。早期的铠甲只有半身，下面是护膝，在山西襄汾曾出土了两件陶俑，下身均不见腿裙，只在膝以上腿部塑造了四排甲片表示甲衣，这很可能就是护膝。他们的头盔很坚固，《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金贼兜鍪极坚，止露面目。”襄汾出土的陶武士俑和金完颜公墓前石刻像上的头盔，应就是这种“止露面目”的兜鍪，从其形制来看，还是北宋的式样。中期前后，铠甲很快趋于完备，山西金墓壁画和砖雕上的铠甲都有长而宽大的腿裙，其防护面积已与宋朝的相差无异，形制上也受到北宋铠甲的影响。在这些砖雕壁画中，尤以稷山马村金墓的刻划最为精细，其身甲的小型方甲片、腿裙上稍大的长方形甲片和编缀甲片的绳索，全都清晰可见。据《金史·仪卫志》记载，仪卫军人还常戴平巾帻，山西马村金墓出土的砖雕上，武将头上戴的冠从外形上看，很像隋唐时期的平巾帻，也可能就是金朝的平巾帻。金朝武官的官服一律为紫色，以服装面料上的花纹大小来区分品级，品级越高，花纹越大。戎服颜色有紫、绯、朱、黑等色，以朱为主，普通士兵的戎服用白色的比较多，将校军官的袍服上，胸前、肩袖处还用金线绣上花纹，卫士亲军一般都穿团花锦袍。腰带的带鞓用红、白、金、银等色。铠甲则以金、银色为主，穿联铁甲的丝带或皮条染成紫、黄、青等色，称作“紫茸”、“黄茸”、“青茸”，装备这种彩色组带编缀的铁甲军队，称“紫茸军”、“黄茸军”，是女真部队的主力。[178]
图1-69 山西金墓砖雕武士像[179]
图1-70 山西金墓砖雕士马交战中的将士戎装束裹[180]
图1-71 山西金墓砖雕士马交战中的将士戎装束裹[181]
崇尚武功是清朝初期的传统，作为倡导骑射之风的措施，清朝统治者确立了大阅、行围制度。皇太极始定大阅制度，顺治时确定每三年举行一次大检阅典礼，由皇帝全面检阅王朝的军事装备和军队的武功技艺，八旗军队各按旗分，披铠戴甲，依次在皇帝面前表演火炮、鸟枪、骑射、布阵、云梯等各种技艺。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起，康熙皇帝每年都用狩猎形式组织几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训练军队的实战本领，同时把围猎、大阅的礼仪、形式、地点、服装等都列入典章制度中。清朝皇帝和宗室大臣，凡参加这种活动的也都要穿盔甲。清朝的铠甲多数是以缎布为面，颜色较多。
图1-72 努尔哈赤时期的军服[182]
图1-73 努尔哈赤时期的军服[183]
八旗制度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于1615年创立，分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清入关后沿袭其制，八旗兵成为清朝统治全国最重要的武装力量。早期的八旗以红、白、橘黄、蓝为基本色，配上相互错开的四色镶边，组成八旗服色，且有冬夏之别。八旗兵所着服装为头戴牛皮质髹漆盔，身穿甲服，甲服由上衣、下裳、左右护肩、左右护腋前挡和左挡组成。八旗兵丁的服装与所在旗的颜色相对应，用黄、红、蓝、白色及镶边为标识区分旗属，甲衣正黄旗统身黄色，镶黄旗黄地红边，正白旗统身白色，镶白旗白地红边，正红旗统身红色，镶红旗红地白边，正蓝旗统身蓝色，镶蓝旗蓝地红边，全身一律镶有铜质泡钉。
图1-74 乾隆朝八旗棉甲胄[184]
据《清会典》记载，清朝的铠即甲有明甲、暗甲、绵甲、铁甲等几种。明甲和暗甲其实都是铁甲，甲片露于表面的称明甲，甲片缀于面里中间的称暗甲，也就是元、明时期的布面甲。铁甲则单指锁子甲，绵甲仍如明代，不用甲片，在面里中间敷棉为絮，表面钉甲泡制成。铠甲的基本形制为上衣下裳制，分甲衣和围裳。甲衣肩上装有护肩，护肩下有护腋；另在胸前和背后各佩一块金属的护心镜，镜下前襟的接缝处另佩一块梯形护腹，名叫“前挡”。腰间左劐佩“左挡”，右侧不佩挡，留作佩弓箭囊等用。围裳分成左、右两幅，穿时以带系于腰间。在两幅围裳之间正中接缝处，复有质料相同的虎头襞膝。以上这些配件除护肩用引带子联结外，其余均用纽扣相连。穿时从下而上，先穿围裳，再穿甲衣，佩上各种配件后，再戴盔帽。清代的盔帽，不论是用铁或用皮革制成，都在表面髹漆。盔帽前后左右各有一梁，额前正中突出一块遮眉、其上有舞擎及覆椀，碗上有形似酒盅的盔盘，盔盘中间竖有一根插缨枪、雕翎或獭尾用的铜或铁管。后垂石青等色的丝绸护领，颔下有护颈及垂于左右者叫护耳，上绣纹饰，并缀以铜或铁泡丁。乾隆年间两次由杭州织造局织造，达数万套，供大阅时穿用。在没有实施新军服之前，一般兵士还是穿短衣窄袖，紧身袄裤，加镶边的背心，如红褐背心、白褐背心、红边白褐背心或红、蓝、黄、白等色镶滚的背心。后背各作一圆圈，内书标明某省某队某营某哨或书兵、勇、亲兵等字样，如水兵则短衣窄袖，襟前缝某船等字样。
清军的军官一般穿靴，士兵穿双梁鞋或如意头鞋。靴有厚底和薄底两种，靴和鞋都是尖头，薄底靴为翘尖。士兵穿鞋时腿上要裹行缠，或用布带将裤口扎紧，有时士兵和将官还穿麻鞋、草鞋。清代的铠甲在前期还用于作战，中期以后纯粹变成了装饰摆设，只有在阅兵等典礼上有时还使用，作战时只穿戎服或绵甲，根本不穿铠甲。铠甲废弃不用以后，戎服成了军队的唯一服饰。清代的戎服都是满族衣装，武官有朝服、蟒服、补服、行袍等几种服饰。
（四）清代满族民间服饰
图1-75 清代武官绵甲[185]
图1-76 清代武将胄甲[186]
清代满族民间服饰主要是指清代的旗人服饰，论文中涉及和研究的是旗人服饰，其中包含一部分没有服饰制度之约的宫廷服饰。在清代，清统治者将其统治下的人们分为旗人和民人。旗人包括八旗满洲、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虽然原本不是满族，但是归入到八旗制度中受其统一管制，所以在服饰上应是统一的样式。因此本文所指的满族民间服饰指包括八旗满洲、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的服饰，是指官定服饰以外的日常所穿者，包括品官、低级的役使及普通百姓的便服服饰。下面将对清代具有代表性的几种旗人服饰进行阐述。清代满族民间服饰主要包括服装、佩饰及发式。
1.服装
马褂是清代男子常穿的服装之一，是一种时髦装束，各界人士均喜爱穿着。不仅男子穿，女子也穿，是穿在长衣袍衫之外，比外褂短，长仅及于脐，左右及后开褉的一种袍褂。马褂原为一种短袖、对襟的短上衣，长与坐齐，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骑马弯弓搭箭、狩猎之时穿在长袍外面的一种短褂，并因此而得名。清定鼎中原以后，马褂逐渐由朴实无华的实用型向求美的装饰型转化。此时的马褂，已不是昔日骑马射箭意义上所穿的马褂，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穿的常服。康熙以后，对襟圆领的马褂发展成为具有对襟、大襟、琵琶襟（即缺襟）立领或圆领多种形式的马褂，雍正时穿的人日益增多。在嘉庆年间，马褂往往用如意头镶缘，到咸丰、同治年间又作大镶大沿，光绪、宣统间尤其在南方把它减短到脐部之上，颜色用宝蓝、天青、库灰，面料用铁线纱、呢、缎等。马褂有长袖、短袖，宽袖、窄袖之分，袖口均平齐，不作马蹄式。马褂的颜色极为丰富，有明黄、鹅黄、天青、元青、石青、深蓝、宝蓝、品蓝、酱紫、绛色、品月、银灰、雪青、藕荷、桃红、绿色、茶色等颜色。在众多的色彩中，属黄色马褂最尊贵，非特赐者不得服用（帝后除外），其次是天青、元青、石青三色。此三种颜色的马褂是男子在平时较为正规场合所常穿的，带有礼节性，显得庄重、严肃。
图1-77 黄马褂[187]
图1-78 马褂与一字襟坎肩[188]
图1-79[189]-1 紫色绸绣百蝶纹绵马褂-后妃穿用
图1-79-2 绛紫色缎绣大洋花地景纹绵马褂
坎肩也叫作“背心”、“马甲”、“马夹”、“紧身”，与马褂相类似，无袖，穿在长衫外。马褂原为一种无袖紧身式的上衣，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服饰之一。据《释名·释衣服》记载，其最初形式为“其一当胸，其一当背”，故名
裆。《释名疏证补》又云：“当背当心，亦两当之义也，今俗谓之背心”。从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坎肩的最初形式只有两片，一片前片，一片后片。其前、后两片在肩部及腋下均钉数对丝绦或纽襻，穿时系之，使两片相连。在清代，穿着坎肩是一种时尚，款式丰富、做工精美坎肩，不管男女老幼、贫穷富贵均喜爱穿着。清代的坎肩一般都装有立领，长与腰齐，有对襟、大襟、琵琶襟、人字襟及一字襟几种款式。坎肩面料用绸、纱、缎等；颜色有宝蓝、天蓝、天青、酱色、元色、泥金色等。人们不仅注重坎肩的实用性，同时也非常注重坎肩的装饰效果，他们在坎肩的边缘，用织金缎和各种宽窄、颜色、花纹不同的花绦镶边加滚。尤其是女坎肩，镶边非常复杂、讲究，少则镶三道，多则镶五六道，绦边装饰繁复，反把其本身的衣料退居于极少的部分，使衣服出现了三分地七分绦的现象，形成了以绦为主，以地子为辅，几乎遮住了地子的现象，又叫“十八镶”。坎肩有棉、夹、单、皮4种，人们根据季节的变化，变换穿着。直至近日，坎肩也是当今社会人们喜爱的服饰之一。
图1-80 驼色缎镶边琵琶襟坎肩[190]
图1-81 一字襟坎肩[191]
衫、袍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旗袍，是满族服饰最具代表性的服装。这种袍式服装是清代男女老少、春夏秋冬都离不开的。它有单、夹、棉、皮之分，春、夏季穿用的称为衫，秋、冬季穿用的称为袍，当时并不叫作旗袍，是其他民族将满族（旗人）所穿的袍子称为旗袍。“民族名称的一般规律是从‘他称’转为‘自称’”。[192]旗袍的基本样式很简单：圆领、捻襟（大襟）、窄袖（有的带马蹄袖）、四面开气，有扣绊。旗袍是适应生活和生产环境而发展来的，它改变了一直以来中原服饰上衣下裳、宽袍大袖的服饰风格。它的最大优点就是适应满族骑射活动的需要。随着清朝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旗袍的式样、装饰性、功能性也发生了变化。清初期袍、衫尚长，顺治末减短及于膝，其后又加长至上，康熙中期，衣袍又渐短，而外套则渐加长。袍、衫在同治时期还比较宽大，袖子有一尺多宽，光绪初年也如此，至甲午、庚子之后，变成极短极紧之腰身和窄袖的式样。《京华竹枝词》有：“新式衣裳夸有根，极长极窄太难伦，详人着服图灵便，几见缠躬不可蹲。”因其式窄几缠身，长可覆足，袖仅容臂，形不掩臀偶然一蹲，动至破裂，此也是清末男子衫袍的时尚趋向。衫袍颜色大多为月白、湖色、枣红、雪青、蓝、灰诸色，一般都穿浅色的竹布长衫，单着或加罩于袍祅之外，形成上身深（指马褂、马甲的色）而下半截浅的色调。满族妇女的旗袍，很讲究装饰，在衣襟、领口、袖边等处，都要镶嵌几道花绦或“狗牙儿”（民间的叫法），且已多镶为美，甚至在京城里还出现了“十八镶”的叫法。另外，妇女的旗袍还时兴“大挽袖”，袖长过手，在袖里的下半截，彩绣以各种与袖面不相同颜色的花纹，然后将它挽出来，以显其别致和美观。这种长袍开始时极为宽大，辛亥革命前夕渐变为小腰身。清代男女穿旗袍时往往喜欢在上身加罩一件短的或者长至腰间的坎肩，其后更喜欢加短小而又绣花的坎肩。有的在腰间束以湖色、白色或浅淡色的长腰巾。旗袍的开气，入关后也有变化，从四开气变为两开气，或者不开气。四面开气的旗袍同箭袖一样，后来也是被作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衬衣是随着其服饰制度的逐渐确立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服装。这种新型的服装，起初是作为一种内衣、具有特殊用途而出现的，所以称为衬衣。清代衬衣的基本形制为圆领、右衽、直身、捻襟、平口、无裾（开气）的便袍。袖子形式有舒袖（袖长至腕）、半宽袖（短宽袖口加接二层袖头）两类，袖口内再另加饰袖头，以绒绣、纳纱、平金、织花的为主。在清代，有很多外衣都开裾，像男子的吉服袍、常服袍和行服袍等，女子的吉服袍、氅衣、大褂等。有的两开裾，有的四开裾。裾开得都比较长，有的长至腋下。在穿这些开裾的服装时，若不穿内衣，极不雅观，同时也是封建礼教所不准许的。为了避免行走之时露腿，就得做一种无开裾的内衣，穿在里面，作为内衣的衬衣就应运而生了。这种衬衣，起初不管男女款式用料、花纹都很朴实。一般为纱、罗、小绸子做成。尤其是男子的衬衣，一般为素地绸、纱、罗做成，做工简练、样式普通。即使是女子的衬衣，也只有很简单的装饰花纹，多为一般的织花。随着清代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审美观念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服装的装饰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对衬衣也开始不满足于其实用性。在氅衣未出现之前，女子的衬衣已逐渐由实用型向审美型转化（男士衬衣变化不太大），发展成为有舒袖、挽袖（半宽袖）两种款式的便袍。此时的衬衣，不仅是衣袖变化，衣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宽窄、颜色、花纹均不相同的花绦镶边加滚，花纹丰富，做工精细。面料有绸、缎、纱等。
图1-82 道光紫色缎绣折枝花卉纹夹衬衣[193]
图1-83 清晚期明黄缎绣兰桂齐芳纹夹氅衣[194]
氅衣是清代后期才出现的一种女式外衣，它的基本形制为圆领、右衽、直身、衣肥、袖宽平而高高挽起、左右开裾。它是由早期的袍演变而来，是旗袍的一种，也有人称之为旗袍。氅衣就其形式来讲与挽袖衬衣极为相似，且均为半宽袖，即“大挽袖”。氅衣和挽袖衬衣的最大区别是：氅衣左右开褉高至腋下，开褉的顶端必饰云头[195]；而挽袖衬衣则无裾。在氅衣的袖口内，都缀接纹饰华丽的袖头，加接的袖头上面也以花边、花绦子、狗牙儿加以镶滚，袖口内加接袖头之后，袖子就显得长了，而且看上去像是穿了好几件讲究的衣服，接的袖头磨脏了又可以更换新的，美观实用。氅衣的纹饰比较华丽，边饰的镶滚更为讲究，在领托、袖口、衣领至腋下相交处及侧摆、下摆都镶滚不同色彩、不同工艺、不同质料的花边、花绦、狗牙等，以多镶为美。咸丰、同治期间，京城贵族妇女衣饰镶滚花边的道数越来越多，有“十八镶”之称。这种以镶滚花边为服装主要装饰的风尚，一直到民国期间仍继续流行。氅衣是清代后妃们便服中规格最高、最富有装饰性的服饰，也是后妃们探亲访友、接待客人所穿的一种带有礼节性的便装。
套裤为满族特有的民族服饰之一，多为下层劳动人民所穿，一般为男子所用，满族妇女也穿用，主要用于御寒和保暖。套裤虽然叫裤子，但不是完整的裤子，仅有两条裤腿，没有普通裤子的上半段，而用两条带子所代替。有棉、夹、单之分，面料用缎、纱、绸、呢等。北方由于气候寒冷，大多把裤脚管用丝织成的扁而阔的扎脚带在近脚髁骨处扎起来，扎带末端有一流苏垂于脚髁之处。套裤不仅具有实用性，还起到了装饰性作用。
图1-84 清末穿套裤、戴便帽、梳辫发的男子[196]
图1-85 品月色缎绣福寿三多纹袷套裤[197]
领子古人叫领衣，是衣服上起保护颈项作用的部分。它是清代男女衣服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清代之前，中国服装史上的服装均无领子，直到清代，领子首先是在雨衣上应用。清代的衣服和领子都是单独存在的，这种领子俗称“假领”，即在颈项处附加一条领子，所以在传世的清代朝袍、褂等服饰上，我们很少发现领子。这种领子的产生，同样是和环境有关。圆领的袍衫在寒冷的北方冬季会通过颈项处灌风，而中原服饰又无领可参考，因此，满族人民创造了领子。这种领子以立领为最先出现，出现在雨衣中，实用性是它产生并开始用于服装的主要因素。同治、光绪时期，立领开始应用在坎肩、马褂等不同的服装上，但只限于民服，官服还不多见。直到清末，立领还不是被广泛应用。民国时期是立领流行的开始，各种立领款式的变化成为那时时尚的女装标志之一。直至今日，立领在各式服装中大量出现，其源头当属清代立领的贡献。
图1-86 男马褂领子[198]
图1-87 女氅衣领子[199]
披领又名披肩，是辽代之遗制。辽俗有一种服饰名曰“贾哈”，以锦貂为之，形制如箕，两端作尖锐状，围于肩背间。[200]清代的披领应是承袭辽制。披领是清代帝后、王公大臣、八旗命妇穿朝服时所穿用的一种服饰，是清代的定制。徐珂《清稗类钞·服饰类》云：“披肩为文武大小品官衣大礼服时所用，加于项，覆于肩，形如菱，上绣蟒。”[201]披领有冬夏两种，冬天用紫貂或用石青色加海龙缘边。夏天用石青加片金缘边。
图1-88 披领[202]
图1-89 咸丰帝戴披领朝服像[203]
马蹄袖也叫箭袖，满语“waha”，是满族袍褂中很有特点的一种衣袖，是满族服饰中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之一。马蹄袖是在平袖口前边，再接出一个半圆形的“袖头”，一般最长处直径为15厘米左右，形似马蹄，后来俗称为马蹄袖。马蹄袖的产生源于满族人民生活和生产的环境。入关前，满族一直以狩猎生活为主，为了适应在寒冷的冬季里打猎的需求，将马蹄袖覆盖在手上，无论是骑马还是射箭，均可保护手背使其不至于冻伤。进关之后，由于满族生活环境的变化，骑射之风已逐渐衰微，袍褂上的箭袖也不再起到原来的作用，而是作为一种礼节和身份的象征，平时将袖头挽起，遇到须行礼时，便将箭袖弹下来，以示庄重、守礼。在清代，马蹄袖在各种场合的袍服中均有体现。“80年代，这种形式在黑龙江省的农村中，特别是有些老年的‘车老板’衣袖上还可看到，有的虽身穿棉袄，但还特意接出个狗皮、狼皮或狍皮的‘袖头’以保护手背”[204]。直到今天，马蹄袖已经作为一种服饰元素应用在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笔者在2005年购买的一件夏季穿的衬衫，就是马蹄袖的一种变形设计。可以看出，凡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流传下来的。
图1-90 马蹄袖[205]
2.发式
发式是古代民族形象的标志。满族男子的发式，沿袭了金代的发式即辫发。辫发是中国东北少数民族常见的一种发式，但辫发的式样，因各民族不同则各有各的特点。金代女真人的发式“辫发垂肩与契丹异”、“留颅后发系以色丝。妇女辫发盘髻”，可看出满族先祖女真人时期男子的发式是半薙半留。所谓半薙半留就是从额角两端引一直线，将直线以外的头发全部薙去，只留颅后头发，再将它编结为辫，垂于脑后。清朝定鼎北京后，这一习俗在全国范围内以强制政策推行。从此举国上下，清朝男子不分满汉，一律都是薙发垂辫，直到辛亥革命清朝覆灭，这种发式才告结束。
图1-91 男子发式（背面）[206]
图1-92 男子发式（正面）[207]
除了服饰外，满族妇女的发饰也与汉族妇女不同。清代满族妇女的发式，与以往任何朝代都不相同，极具本民族的特点。清入主中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满族妇女的发型并没有马上发生变化。而是仍保持着传统的“辫发盘髻”式，不管贫富贵贱都是如此。但随着清代各方面礼仪制度的逐步确立，满族妇女的“辫发盘髻”式发型被一种新型的发型所代替，即“两把头”。满族女性幼年时同男孩一样，剃去头顶四周头发，只留颅后发，编成辫子垂于脑后，一直到成年方蓄发留辫。婚后则开始绾大盆头、鬅头、架子头、两把头等发髻，其中以两把头较为典型。两把头就是把头发束在头顶，分成两绺，各绾成一个发髻，然后再将后面的余发绾成一个“燕尾式”的长扁髻。平时，发髻上横插长30多厘米、宽2～3厘米的被称为“大扁方”的头簪，喜庆吉日或接待贵客等便要戴上旗头了。旗头是用青素缎、青绿或青纱蒙裹成的长约30多厘米、宽约10多厘米的发冠，佩戴时固定在发髻之上，上面还常绣图案、镶珠宝或摇饰各种花朵、缀挂长长的缨穗。此头饰多为满族上层妇女所用，一般民家女子结婚时方以为饰。“……太后换上莲花底满是珍珠的凤履，戴上两把头的凤冠，两旁缀上珍珠串的络子，戴上应时当令的宫花，披上彩凤的凤披。”[208]“两把头”是满族妇女最典型的发型。据《阅世编》里记载，“两把头”始于清顺治初年。“顺治初，见满装妇女辫发于额前，中分向后，缠头如汉装包头之制，而加饰其上，京师效之，外省则未也”。《旧京琐记》云：“旗下妇装，梳发为平髻曰一字头，又曰两把头。”《儿女英雄传》在描写安太太时写道：“头上梳着短短的两把头儿，扎着大壮的猩红头把儿，别着一枝大如意头的扁方儿，一对三道线儿的玉簪棒儿，一枝一丈青的小耳挖子……”[209]在康熙和乾隆时期，这种“两把头”很是盛行，从康熙和乾隆时期的《万寿盛典图》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发饰的形状。
最初的“两把头”，是为了适应新建立的礼仪制度而产生的新型发式，因此，实用性很强。随着清代政权的巩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妇女的发式也逐渐由实用型向装饰型发展。为了能使“两把头”撑得起较重的首饰。满族妇女将其进行了改革，这种改良后的“两把头”，前面可以戴几朵花卉及珠结，侧面可垂流苏，是一种既美观又实用的发型。咸丰以后，这种发型又逐渐增高，两边的角和“燕尾”也不断扩大，很快就演变成一种新的发型——“大拉翅”。“大拉翅”是一种似扁形的冠。“大拉翅”的下部是用铜丝缠绕而成的一个小帽形骨架，在帽形骨架上缠粗细不同的黑丝线和头发，上部为扇形翅，翅以黑色缎为表，月白色缎为里，叠成长方六边形扇面，扇面的上边平而直，下边为弧形，左右两侧为三角形。上缀各种花卉及金银珠宝等首饰。其上点缀的花卉，多以象征“富贵”的牡丹为主，也有象征“长寿”的菊花等。翅的左右两边有的垂丝线穗。其丝穗以红色为主，也有以珍珠为穗的。其穗有垂两个的，有垂一个的。清代的满族妇女梳上改良型“两把头”，戴上“大拉翅”扇形冠，上插五颜六色的花卉及琳琅满目的珠宝首饰，身穿时髦的氅衣，脚蹬高底鞋，既美观漂亮，又端庄大方，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显得沉稳文雅、庄重洒脱。[210]
图1-93 喜溢秋庭图（道光朝）[211]
图1-94 璇宫春霭图（道光朝）[212]
至清代后期，这种梳两把头，着长袍高底鞋，已成为清宫中的礼装。慈禧太后也常着此装束而宴见或在小礼时用之。慈禧的高底鞋约高三寸，便服即着淡黄色的长袍，袍上有绣花，外罩淡蓝色坎肩。在宫中遇有大典时，福晋及命妇穿蟒袍加外褂，但头上则戴钿子；姑娘们则梳两把头，两边挂有垂到两肩的大红穗子。宫中的宫女们，大都着红袄绿裙，常服只有蓝布衫或袍，上加丝绸的坎肩，梳着辫子，在耳旁戴上两朵花。
图1-95 慈禧与群妃[213]：头戴“大拉翅”，脚穿花盆底鞋
3.佩饰
簪、钗、步摇、耳挖簪、扁方是满族妇女佩戴在头上的几种饰物，它们均由簪首和挺两部分组成，在簪首以珠翠、宝石、点翠、累丝等工艺制成华美的花饰。清代的大扁方长簪是满族妇女头饰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首饰，一般为长方条形，有长有短，长的30～35厘米，短的12～15厘米，宽约7厘米，贯于发髻之中。扁方有白玉、铜镀金、沉香木、玳瑁或翠玉等质料之分。
图1-96 嵌珠翠花蝶耳挖钗[214]
图1-97 银点翠嵌珍珠蝙蝠簪[215]
图1-98 伊通银扁方[216]（作者拍摄）
清代帽饰的品种较多，可能跟清代男子的发式有关系。从历史存留下来的图片资料来看，清代男子绝大部分都有戴帽子的习惯。不论是《满洲实录》，还是康熙、乾隆《万寿盛典图》，不论是写实绘画，还是摄影照片，均反映了这一社会风俗。清代时期的帽饰主要包括小帽、毡帽、风帽、皮帽、凉帽、耳套等。
小帽即便帽，又叫作“秋帽”，俗称“西瓜皮帽”，沿袭明式的六合帽，是清代男子常戴的帽饰之一。帽作瓜棱形圆顶，后又作略近平顶形，下承以帽檐，为士大夫燕居时所戴。帽胎有软胎、硬胎，圆顶或略作平顶者都作硬胎，用黑缎、纱，或以马尾、藤竹丝编织成胎。帽檐有用锦沿，或用红、青锦线缘并以卧云纹。用红绒结为顶，顶后或垂红缦尺余。清末时帽顶结子小如豆大，且又用蓝色。至宣统时，帽檐有重叠多至七八道者。小帽内衬里大多用红布，如有丧者则小帽用黑或蓝布，帽顶结子用白色，轻丧者用蓝结子。
图1-99 瓜皮帽[217]
图1-100 戴毡帽、穿短衣的小贩[218]
毡帽沿袭前代，作为农民及市贩劳动者所戴的款式有如下几种：一是大半圆形；一是半圆形面顶略作平些的；一是四角有檐反折向上；一是反折向上作两耳式，在折下时可掩两耳；一是后檐向上反折而前檐遮阳式的；一是顶作带有锥状者。另外，士大夫们在燕居时所戴的便帽，则加金线蟠缀成各种花式，如四合如意、蟠龙、金线镶缘等几款。也有里面加以毛皮的，是北方及内蒙古等地所常戴式样。
风帽也叫作“风兜”，后来又称作“观音兜”，因与观音大士所戴的相似而得名，有夹的，也有中置棉花或用皮制的，多为年老及儿童蔽风寒所用。以紫、深蓝、深青色为多，一般都用黑色，因为红色为高官所用。到光绪间上海地区都戴红风兜，以绸缎或呢为料或加锦缘，戴时是加于小帽之上。老太太以及和尚、尼姑也戴，但都用黑色。
图1-101 蓝地棉风帽[219]
耳套又称“暖耳”、“护耳”，是冬季御寒、保护耳朵的一种饰物。用缎或布制成，或用毛皮做边饰，主要是保护双耳不受寒冷侵袭。
图1-102[220]-1 耳套
图1-102-2 耳套
4.鞋饰
在清代，汉族妇女仍穿着各种各样的弓鞋，而满族妇女则穿着用木制的平底或高底平头旗鞋。因这种鞋为旗人所穿，故称为旗鞋，是满族妇女特有的鞋饰。旗鞋，从底上分有两种，一种为平底，一种为高底。平底鞋的鞋底与朝靴相似，厚4～5厘米，前部高高翘起，翘的高度与鞋面齐平。此种平底鞋，多为方口，有夹、棉之分，样式除鞋底前部翘起之外，别处均和我们现在一些农村男子所穿的方口齐头布鞋一样。平底鞋鞋面上均绣有各种各样的精美纹饰。其中最典型的是慈禧做的明黄色凤头鞋了。此鞋的鞋帮两侧，绣五彩缤纷的凤尾，鞋脸两侧绣光彩夺目的凤翅，鞋面正中则是绣凤强壮而美丽的身躯及高高仰起的颈和头。绣工精致，用色鲜艳谐调，形象生动逼真，就像一只活灵活现的凤凰趴在鞋面上一样。
图1-103 凤头鞋[221]
高底鞋是清代最富民族特色的女鞋。其最大特点是在鞋底的中间，即脚心的部位有一个高10多厘米的底，高底均用纳好的几层细白布裱蒙。这种高底按其形状可分为马蹄、花盆、元宝三种。安上马蹄底，就叫马蹄底鞋；安上花盆底，就叫花盆底鞋；安上元宝底，就叫元宝底鞋。鞋的名称是根据鞋底的形状而叫的。高底鞋的鞋口多镶边，有的镶一道，有的镶两三道不等。鞋面多绣各种花卉及动物纹图案。制作方法是用各种手法的刺绣和堆绣（用各种彩绸剪成各种图案，用线把图案钉缝在鞋面上）的工艺。这种高底鞋有夹、有棉。夹鞋多为短脸敞口，棉鞋多为长脸紧口骆驼鞍式鞋，清代满族百姓家的妇女平时所穿着的旗鞋为平底鞋，在结婚或节日等庆典活动时才穿着高底鞋。这种高底鞋的优点，一是可以增加身高，使人显得挺拔；二是可以在雪地或泥泞处行走时保持鞋面绣花不受污损，缺点是行走不太便利，所以清灭亡后，这种鞋在百姓生活中就消失了，但在现代节日庆典中，它还作为满族传统服装的一部分来展示。清代女鞋还有一种形式为便鞋，有薄也称绣花鞋。底较旗鞋要薄，便于行走。用缎、绒、布制成，鞋面浅而窄，鞋帮有刺花或鞋头作如意头挖云式，鞋面作单梁或双梁。清代男子官员着靴，士庶穿黑布鞋，体力劳动者穿草鞋。[222]但到清末，这种区分也不是很严格，也有互相串穿现象存在。
图1-104 花盆底女旗鞋[223]
图1-105 绣花鞋[224]
5.挂饰
荷包又称香囊、香荷包、锦囊、香袋等，在汉代以前就有，盛行于唐代以后。满族的荷包经历了一个从实用到美观、面料上从皮革到绫罗绸缎的过程。荷包盛行起来是满族入关以后。按满族祖先女真人的传统生活习俗，外出行猎时都在腰间系挂“法都”（fadu），就是发展到清代时的荷包香囊。法都是用兽皮做成的皮囊，里面可装食物，囊口用皮条子将口抽紧，便于在远途中充饥，此时的荷包以实用为主，体积较大，这是满族荷包香囊的前身。后来女真人强大了，女真贵族与汉族频繁交往，仿效汉人用绫罗绸缎等丝织品制作荷包、香囊、褡裢、火镰袋、扇套等既实用又有装饰美化意义的小挂件，佩挂在腰带两侧，突出了荷包的装饰性，并成为定制。女子则把荷包、香囊等挂在大襟嘴上或旗袍领襟间的第二个纽扣上，年岁大的妇女也有在腋下与巾子挂在一起的。有清一代，上至皇帝下至奴仆，都喜欢戴荷包。宫中还设有专门机构制作荷包，每年承造若干交执事太监处收贮，预备赏赐。“衣库每年成造荷包二百对，交执事太监处收贮预备赏用”。[225]清代朝廷规定，每年岁暮，皇帝要例行行赏赐诸王大臣“岁岁平安”荷包；平时的四时八节，皇帝也要行赏以示恩宠。得到赏赐之后，将荷包挂在前胸的领襟间，候于宫门之外站班谢恩。乾隆三十年（1765）十一月，总管太监王成传旨，“年例交衣库做绣花大荷包五十对，……要求于年底做成交进”。[226]清代荷包花色品种之多，应用范围之广，朝野重视的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朝代。[227]清代的荷包形状繁多，有心形、桃形、葫芦形、书卷形等，荷包上大都绣有图案或文字，纹样主要是花鸟虫鱼，十二属相和祥禽瑞兽，以及戏曲故事、脸谱、风景、博古图等。文字多为吉祥用语和祝福的颂词。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生活的现代化，荷包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小，制作的人也越来越少，这是整个民族民间文化生态失衡和文化水土流失的一个表现。
图1-106 荷包[228]（作者拍摄）
褡裢原是搭在肩上或马背上盛物所用的一种佩饰，其形制为形状细长，中间开口，开口相对，两边有袋，大小相当。古代衣服上无口袋，因此褡裢起到了口袋的作用，也可说是口袋的雏形。到了清代褡裢已经成为一种挂在腰间的装饰品了。清代《都门竹枝词》记载：“口袋褡裢满满装，缩纱竹子杂槟榔。”钱袋子的实用和审美功能在清代同时并存，袋上绣有各式图案，各种寓意彰显其上。扇套是清代公子哥儿身上的装饰品，一般也都绣有精美的图案，有时还绣有一些诗句。清代晚期，各种随身小件绣品花样更加繁多，如眼镜盒、怀表套、烟袋、火石袋等。宫廷中常有活计一套九件，这九件挂饰为荷包、扇套、槟榔套、鞋拔子、眼镜套、扳指套、怀表套、褡裢、名片盒。[229]
（五）辛亥以后的满族服饰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改朝换代像一场大地震，从政治体制到经济体制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着变化，作为封建主义规章的衣冠之制也随之崩溃瓦解。在中国出现了不以等级定衣冠的新服制，这是中国服装史上划时代的巨变。服饰的等级制的打破，引起服装质地式样的多样化，引起了服饰的一场变革。每个民族的服饰都随着历史发展和文化变迁而不断产生变化。服饰的变化与其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不一样，它有独特的发展演化轨迹，即当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日趋丰富复杂的时候，服饰的演变却走着相反的道路，愈来愈变得简便、大方。纵观满族服饰近百年来的发展变化，我们可以看出服饰的发展脉络，即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从创新到再生的重塑。我们将这一阶段的满族服饰分为两个部分：一是1911～1949年满族服饰的发展和转型；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到现今满族服饰发生的变化。
中华民国的创立者孙中山是现代服装变革的创导者，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1912年10月，民国政府正式颁布男女礼服制度：男子礼服分为两种，一种为大礼服，一种为常礼服。大礼服即西方的礼服，有昼夜之分；常礼服为传统的长袍马褂，均为黑色，面料用丝、毛织品或棉、麻织品。女子礼服用长与膝齐的对襟长衫，有领，左右及后下端开衩，周身加以锦绣。下身着裙，前后中幅平，左右打裥，上缘两端用带。由此可以看出，民国期间，服装的演变趋势是中西并列、新旧杂陈。满族服饰在清代灭亡之后，官定服饰也随之消亡。但长袍、马褂、旗袍、坎肩等满族服饰，作为中国传统的服饰代表被保留了下来，并在民国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在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中与西装、中山装并行于当时社会服装时尚的主流。服饰的变化不再囿于图案色彩材料，而波及其他方面。服装造型由掩盖人体特征和差异渐渐变为有意识地去表现人体特征，由宽大渐渐变为合身；装饰由繁复变得较为简洁，面料由厚重变为轻薄，并注重悬垂性的提高。由于西方印染技术引入，也由于服饰审美观念的转变，印花成为在纺织品或服装面料上施加图案装饰的主要手段。同时民国时期的服饰尤其是旗袍，也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变得华丽。“1920～1939年被称为‘华丽时代’，时装达到第一个高潮，出现了世界第一个时装设计大师——夏奈尔（Chanel）……服装华贵、夸张、艳丽，不但在欧洲、美国成为时尚，甚至在亚洲，特别是中国的上海等地也风靡一时。”[230]
近代中国女装的典型服饰是旗袍，民国时期旗袍流行的时间最长。旗袍是由满族旗袍发展而来，1914年左右旗袍首先在上海流行开来，接着影响全国。旗袍流行开来是20世纪中国女性服装对男性服装的模仿和争取女权主义、人本主义的一个例证。“旗袍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勾勒与烘托了女性的曲线美，这在中国妇女服装的历史上可谓是一次重大的革命性转折。”[231]“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女性服装逐渐找到了现代理想。但是，它们仍带有明显的女性特征，性别本身使它们保持了传统的男女隔阂。刻意追求服装上的视觉效果这一古老的信念逐渐成为现代女性时装的主导思想。”[232]另一方面原因在于旗袍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它的生命力在于它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民国时期最初的旗袍仍然保留着原来满族旗袍的基本样式，宽大、平直，下长至足，面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袖、襟、裾都滚有宽阔的花边。辛亥革命之后的最初几年，妇女穿旗袍的人数较少，旗袍遭到人们的冷落。旗女不敢穿，汉女不屑穿，可能是因为当时反满情绪高涨的原因。20世纪20年代，女子旗袍的穿着与清代情况相近，袍内仍着长裤，稍后袍内不再着长裤，针织棉袜和丝袜逐渐出现，此时的旗袍略收腰身，袖作倒大形，与当时上衣相仿佛。袍身的装饰比清代大大减少。绣花的使用也大幅度地减少，一种极精细之线香滚却大行其道，传统的牙子花边或细绦仍常见。纽襻的变化增多，各种盘花纽扣争艳斗巧。发展到30年代，旗袍更加流行，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形式，而变成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妇女服装样式。造型更趋合身，装饰更简洁，面料时尚化。工艺上由腰省而及胸省，或加以归拔，或使用揿钮拉链，西式装袖替代了传统中式的接袖。20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改良旗袍，变化的部位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是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渐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而流行长的，长过手腕；时而流行短的，短至露肘。至于旗袍的长度，更有许多变化，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流行长的，走起路来无不衣边扫地。以后有改成短式，通常的时装长度都在膝盖以上。20世纪40年代是旗袍流行的黄金时代，式样趋向于取消袖子（夏季）即无袖旗袍、缩短长度和减低领高，并省去了烦琐的装饰，使其更加轻便、适体。自此以后海外华裔妇女所着的各种旗袍（如电影《花样年华》中所反映的60年代香港旗袍、《色戒》中所反映的40年代的旗袍），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出现的种种旗袍款式，都跳不出20世纪40年代旗袍之样式，水平也无出其右者。从旗袍外观的变化来看，除了色彩图案肌里外，主要表现在领的高低有无，袖的长短宽窄，开衩的高低，下摆的位置，与腰身的松紧合身。
民国时期的旗袍面料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着。清代旗袍的面料以锦或缎为主。锦、缎厚实，经得起多重的镶嵌滚绣。镶嵌滚绣的多，就会加重衣料的分量和厚度，所以清代女式旗袍就不可能沿着女性的曲线“顺流而下”，以致给人平直宽肥的感觉。而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海派旗袍讲究“透、露、瘦”。女子喜欢用镂空织物或半透明的丝绸，如绮、绫、纱等做成轮廓修长的紧身旗袍，以突出她们婀娜多姿的身材。
旗袍之所以能够赢得广大妇女的普遍喜爱，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便利。以前妇女从上到下一套服装，需要置办衣、裤、裙等许多服饰，而旗袍一袭就能代替。况且在用料、做工方面也能大大减少成本。二是美观适体。由于旗袍上下连属，合为一体，容易显现出妇女形体的曲线美，加上高跟鞋的衬托，更能体现出妇女的秀美身姿。在辛亥革命前后坎肩或马甲的变化没有旗袍的变化那么大。主要区别在清代坎肩面料多用织绣且加繁复缘饰，民国以来日趋简朴。清代颇为常见的长坎肩在民国时期也渐渐减少。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式的针织或棒针编结背心（以及开衫）流行日甚，罩在旗袍外穿着，逐步取代了传统坎肩。近代中国传统服饰并没有在1949年后销声匿迹。在海外华裔中服装的演化仍旧是一个舒缓自然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陆上的怀旧思绪慢慢高涨，到20世纪末忽然加速，种种被冠之以“唐装”、“中装”或“国服”的女装以及现代人穿的坎肩或马甲均是满族服饰的延续，只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这些改良后的传统服饰，工艺远逊于当年，其设计内涵和审美价值也要低得多。
以上阐述的是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中所着旗袍的情况。在更大范围的满族普通人民中，华丽高贵的面料是穿不起的。在地方志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1911～1949年满族服饰的状况。男子常服穿长袍、短褂。百姓普通衣服，只有布一种，着绸缎、呢绒者甚少，而以青、蓝、白色居多。单、夹、棉随时更换，在极暑极寒之期，也有用葛与裘者。面料用绸缎、呢绒、纱、罗、夏布及各种粗细布类，官绅、商富衣服多用纱、葛、缎、呢等料。冬天则穿皮裘，用狐，貉、羊羔、山狸，灰鼠之类的毛皮，貂皮，猞猁，水獭、海龙乃贵重品，一般人不用。帽子，夏天草帽，冬天皮帽，春秋缎制小帽。履，冬天用棉和毡，也有用革履的。至于农、工劳动者，无论何时，大都蓝布短衣，夏戴笠、赤足。冬戴毡质耳帽，足着牛皮靰鞡，内实细草，曰靰鞡草，行冰雪中，足不知寒。旗人妇女，身着长袍及踝，不系裙，不着长褂，有时着对襟短褂。其料毛织、丝织均可，常服则多用布类。民国初年，仕宦缙绅之家妇女，多着大礼服，青缎对襟，刺绣彩花八团，裙也刺绣或织金，状极华丽。乡村妇女，操作农事，四时只着粗布长衫，冬日则加棉祆短褂。至于首饰，名色繁多，金质、银质不等。旗人梳京头，又曰“京扁”。
（六）满族服饰的生存现状与发展（1949年至今）
到了现代社会，一提起满族服饰，人们自然想到的就是旗袍、坎肩，大拉翅、花盆底鞋。然而，在现实的当代社会中，满族民间服饰的生存现状究竟如何？历史上的满族服饰在今天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境遇？满族服饰传承下来的服饰又是怎样和当代的主流文化发展的趋势相结合的？为了寻找以上诸项的答案，笔者于2007年1月开始至今，走访了全国的11个满族自治县（辽宁省的岫岩满族自治县、本溪满族自治县、新宾满族自治县、清原满族自治县、宽甸满族自治县、桓仁满族自治县，吉林省的伊通满族自治县，河北省的宽城满族自治县、青龙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和丰宁满族自治县）和现已撤县建市的两个满族自治县（辽宁省的凤城市和北镇市），调查的主题是满族聚居区民间服饰现状，时间是从1949年至目前的状况。
满族民间服饰一直伴随着民族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着，即使是满族聚居地也会有地域的差异。有四种：旗袍（长袍）、马褂、坎肩和套裤。旗袍不分季节，男女老少均穿。一般分单、夹、棉三种。旗袍款式是：无领（后来习惯加一条假领）、窄袖、右衽、两面或四面开气。一般多穿灰色旗袍，家境好些的穿青色或蓝色。女人的旗袍形同男式，很讲究美观、大方，其长度可达脚面。领口、袖头、衣襟都镶有不同颜色的花边。随着时代的变化，男式旗袍已基本废弃，在新宾时，79岁的肇普维[233]说：“穿这种四布大衫（四开气），就是不错的了。”女式旗袍的样式也不断变化，由肥大改为瘦形，其长度改为过膝式；由直筒式改为曲线式，穿起来端庄大方。肇普维的老伴儿黄贵香[234]说：“男女不一样，能看出来，女的有掐腰。男的是直身，领、袖一样。棉袍外不套衣服，把面和里拆了洗，棉花拿出来。里面穿棉裤。结完婚就做的，冬天穿。手工做的。”
图1-107 肇普维和黄贵香两位老人身着传统服饰：棉袍和长衫（作者拍摄）
图1-108 暗香色缎面斜襟女短夹袄（作者拍摄）
图1-109 黑色斜襟女棉袍（作者拍摄）
图1-110 蓝色斜襟四开气男长袍（作者拍摄）
新宾的满族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仍穿长袍马褂，只是不带箭袖了。有身份者其衣料多为绸缎，最上等单衣用葛纱之类制作，颜色多为白。春、秋夹衣用呢、绸或布，冬用棉，穿皮衣为少数。农民多为棉麻布，多穿蓝布短衣。男女旗袍皆镶花边。男喜用蓝、灰等颜色，女喜用绿、粉、月白等颜色。满族妇女过去多穿肥大旗袍，后来，逐渐发生变化，变得更窄瘦了，并有长、短袖之分。一般样式为直领、窄袖，开右大襟，钉扣绊，紧腰身，长至膝下，两侧开叉。这种旗袍“结婚四五年之后就不穿这种大褂了（1955），穿短的了，不穿长的了，男女都不怎么穿了”，黄贵香老人说。在新宾腰站村，笔者遇到了回老家给丈夫下葬的高嫣玲老人，老人是沈阳市人，满族，1928年生，旗人。她说：“新中国成立前后，在沈阳，穿大褂，半袖。”而此时，新宾农村穿的是四布褂子、坎肩和马甲。沈阳叫大褂、新宾农村叫四布衫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长袍。
在新宾做调查的时候，笔者在腰站村见到了至今仍能做旗袍、夹袄并且仍然穿着的一位老人，老人名叫黄贵香，1950年嫁到这个村的。两位老人把他们压箱底的两件衣服拿了出来，黄贵香老人说：“一件是四布大衫，蓝色的，老头穿的。1950年结婚时做的，拜年时，回娘家时穿的。现在拿出来，孩子们都害怕。就穿了几次，借给他们（村里的其他人）结婚穿过几次，小时就会做。”另一件是女式棉袍，黄贵香老人穿的，“结婚时做的，1950年结的婚，自己做的。冬天怕灌风，里襟多出一块。里面穿衬衣、裤子。”这件衣服老人每年冬天的时候还拿出来穿。另外一件就是2005年黄贵香老人为自己做的一件短夹袄，斜襟、暗香色，至今还穿着。如今，老人也做不了了，因为眼睛看不见针脚。
图1-111 毛皮长袍（作者拍摄）
图1-112 穿对襟立领女褂的凤城秋木桩村82岁的妇女（作者拍摄）
套裤是无腰的棉裤筒，无裤裆，以两条背带固定，多为老年人秋冬季节穿着。套裤只起护腿作用，小腹及臀部不能覆盖。套裤与长袍配合，能发挥其灵便的特点。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满族生活水平的提高，薄棉裤、绒裤逐渐替代了套裤。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满族的服饰有很大的变化。岫岩男子穿套裤，扎裤脚。由于满族长期生活在寒冷的北方，又经常在草树茂盛的环境中活动，无论冬夏或男女老幼，穿长裤必系腿带。腿带长一尺四寸，宽寸余，两头有穗，在脚腕处将腿扎紧，再将剩余的穗头掖在腿带里。在新宾县腰站村，高嫣玲老人说：“11岁冬天穿过套裤，母亲给做的，是棉裤腿，像背带裤，有带，能系住。50年代中后期还穿呢”。
坎肩无袖，穿起来活动自如，还便于装饰。满族妇女也把它作为外套穿，并在坎肩上绣上花边。坎肩是女人的外套。老年妇女多为御寒用，色调和做工都比较简单，年轻妇女则讲究质地、颜色、花样。有时还在周边缝制成彩绦或胸前绣花。规格偏长至臀，显得体态修长苗条。中老年妇女喜爱的棉坎肩仍然流行。马褂是有身份地位的富裕男人在春秋季节或冬季穿着。
靰鞡鞋是满族传统的鞋，多为农村满族人民冬季穿用的一种皮革制作的鞋。它是很有特点的满族服饰之一，一直在东北农村穿用。底软，连帮而成，或牛皮，或鹿皮，或猪皮，缝纫极密，走荆棘泥淖中，不损不湿，而且耐冻耐久，男女皆穿。冬季穿时，内填靰鞡草。男人有地位者多穿牛皮靴，无地位者，多穿各种皮制靰鞡，里絮靰鞡草，既轻便又暖和。还有穿“淌头马”的（类似靰鞡，但比靰鞡精巧），里面也絮靰鞡草。后来穿“胶皮靰鞡”。这两种鞋，在新宾20世纪60年代尚有穿者，近二十年已无人穿用。男人的夹鞋（单鞋）为布底纳帮，鞋脸镶嵌双皮条的两道脸儿，俗称“傻鞋”。活动量较少的年迈的老人，穿高靿毡鞋；春季后，穿单皮脸或双皮脸式的鞋子，这种鞋用布或缎做成，鞋尖突出于鞋底的前方，侧面看去，好似小船。岫岩男子脚穿双鼻皮条布鞋，鞋尖突出鞋底之外，如船形。
图1-113 靰鞡鞋[235]（作者拍摄）
图1-114 赫图阿拉城内巨大的靰鞡鞋雕塑（作者拍摄）
女人夹鞋是上窄下宽，鞋脸尖端突出上翘，两侧绣花，形如小船的木底高桩鞋。满族妇女，天足，着木底绣花鞋，其式为两种：一为平木底，厚约一寸，外包以布，上面上鞋帮，多为中老年妇女穿着；另一种为高木底，也叫寸子，木底高约3寸，中间细，两头宽，方形，为鞋底长的二分之一，上于鞋底正中间，外包布或涂白漆，此为年青妇女穿着。年节喜庆之日多穿高跟木底鞋，鞋跟位于鞋底中央，高约三五寸，形似马蹄，又叫“寸子鞋”，穿这样的鞋叫“踩寸子”；女人棉鞋形如夹鞋，鞋脸并排嵌镶双皮条。中老年妇女习惯穿无靿的厚毡鞋，俗称“毡疙瘩”或“毡鞋”。岫岩老年人冬季穿毡窝。80岁的沈阳满族老人高鄢玲：“从农村来的穿大氅鞋。”男女袜相同，先用数层白布纳成袜底，厚如现在的鞋垫，再以双层白布做鞋靿。袜和鞋一样，都不分左右，双脚可随意穿着。鞋袜做工十分精细。结婚的满族妇女，都准备十几双甚至更多，装满鞋箱子。在满族妇女中，常以鞋袜的多少和式样新旧论高低。高嫣玲老人说：“袜子素色，当姑娘时自己做的。十五六岁穿布袜子，（白、蓝袜子），布是双层的，垫一层然后纳上。”一般的满族妇女不戴帽子。男帽分棉帽、夹帽和草帽。棉帽和夹帽分有顶和无顶两种。有顶的叫小帽，是以丝、棉等布帛六片缝制而成；无顶的叫帽头，是以绒毛制成。帽顶多为红缨和红珠。（本溪县帽头的整体是为球状，直径略大于头，将原球内侧重叠成半圆状）内层割成两片做耳扇，平时收在帽内，冬天拉出护耳。戴小帽者要服履整齐，一般多为富裕人家或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戴。戴帽头者多为劳动人民。草帽为夏季用帽，形如伞，多用芦苇和秫秸编制。岫岩的满族头戴圆顶帽。夏季戴草帽，冬戴皮帽，春秋戴缎制瓜皮帽。宽甸的满族则头戴大耳皮帽、毡帽头、瓜皮帽上粘红疙瘩等帽子。北镇满族人出门、会客时多戴礼帽。平时冬秋戴毡疙瘩。其他季节戴帽头，帽头由六瓣缝合而成。此外还有四喜帽、秋帽等。
图1-115 礼帽（作者拍摄）
在吉林伊通满族自治县，笔者采访了几位老人，他们的谈话可反映出吉林满族民间服饰的一个基本概况。吉林省的服饰以蓝布大褂、斜襟短袄为主，男女都穿。伊通文化馆原馆长张先生（1925年生，满族，镶红旗，从小居住在县城里）说：“以前穿大布衫子，蓝色的，马褂也穿过，黑的。8岁上学，就不穿大布衫子了。斜襟短棉袄穿过，七八岁时穿过。后来服装改革了，就不穿了。白袜子没穿过。母亲穿长袍，带绦子的。”“1946年结的婚，女方结婚时坐轿来的，蓝色的带绦子的大褂，丝绦镶边的。”1924年出生的满族人李静彬女士说：“大布衫子，穿过，旗袍也穿过。天蓝色的，旗袍是绿色的，镶豆绿色边，三分边”，“母亲穿蓝的大布衫，木头底鞋、大旗头，老姨穿过。”“小时候去姐姐家串门，在农村，看见穿大布衫子的多。”“现在（服装）又回来了，袖子很肥的。”萨满文化研究专家富裕光先生（满族，1933年生）说：“小的时候穿过大褂，说满语，大褂解放的时候还穿”，“自己的装老衣都做出来了，是长袍马褂。北方满族人做的。鞋没做，用花缎的。”帽子为六合帽，沿袭明代的六瓦帽。张先生说：“戴过疙瘩，六片瓦的。”穿“氅鞋，黑色的，靰鞡鞋没穿过，农民穿的。女的穿的这些。富裕光先生说：“旗鞋看过他们穿，劳动时不穿，节庆时、拜年时穿。”头饰是“梳京头，（即旗头，因北京流行，所以地方上称之为京头，并效仿）。富裕光先生说：“奶奶、妈妈在大的喜庆日子里戴旗头。”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满族民间服饰的民族特点在农村仍然很明显。80年代以后，原有的服饰形制就渐渐地消失了。在凤城市刘家河镇秋木庄村，93岁的李姓老人说：“我年轻的时候穿长袍，外面套着马褂，蓝色的，黄色的什么色的都有。”80岁的满族正黄旗张大娘告诉我，她年轻的时候看见母亲“穿大肥袖的衣服，后来就拆了。”自己也“穿大布衫，手工做的。”新宾满族自治县赫图阿拉城一位69岁的满族老人说：“饮食上还有满族的特色，立梭罗杆，吃粘火勺什么的。服装没有穿的了，”新宾满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李局长说：“服装没有穿的了。长袍，根本就没有了。”新宾县腰站村原村长肇玉砚（1954年生，右翼镶蓝旗）说：“60年代就没有穿四布大衫的了，胶皮靰鞡还穿，穿解放鞋了。袜子，穿过，布的，双层的。蓝褂子没穿过，看见母亲穿过，去拜年。平时不穿，干活没法穿。”高嫣玲老人说：“长袍穿过，大布衫没穿过，穿干部服。老婆婆在农村还穿。纽襻，系带子，旗头没有了。母亲梳过旗头。旗鞋没看见穿过。这些在60年代就基本没了，只是在农村还有。”目前，传统的满族服饰只是在特定的节日、旅游景区等特殊场合被展示出来，同时满族服饰元素也成为民俗作品（如剪纸、手工艺品等）的创作来源。[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