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自20世纪80年代起，可持续生计已被广泛应用于贫困和农村发展研究中。然而因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目标不同，其对可持续生计的概念也有多种诠释，如Chambers和Conway（1992）指出生计是谋生的方式，包含谋生需要的能力、资产（包括物质和社会层面的资源）以及从事的生存活动。只有在面对胁迫和冲击时能够从中恢复，并在当前或未来维持或增强能力和资产，同时又不破坏自然资源基础的生计，才是可持续生计。Scoones（1998）提出，可持续生计作为一种生计状态，是指在多样化情境中，为了追求不同的生计策略组合而对生计资本进行排列组合的过程，其产出结果受正式和非正式组织或机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国外的一些组织机构和研究者依据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相继提出了多种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如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总结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DFID，1999），Bebbington（1999）提出的用于分析农户生存、农村生计和贫困的框架，Eills（2000）提出的生计多样化分析框架及美国非政府组织CARE提出的农户生计安全框架等。其中，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应用最广泛的框架之一，它不仅提供了一种系统的思维方法，总结了生计的主要影响因素，还清晰地展现了各因素之间的多重相互作用关系。从而在帮助人们提高对生计理解的同时，还能在大多数情境下使其优先关注关键的核心要素及影响过程。此外，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还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可以通过调整或修改某些概念使框架更有效果。因而，该框架除可用于规划新的生计发展活动外，还可评估已有生计发展活动（DFID，1999）。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如图2-1所示。

图2-1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图2-1中共包括五个与生计有关的核心概念：脆弱性、生计资本、结构和过程转变、生计策略及生计结果。按照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解释：脆弱性包含外部冲击、社会主要发展趋势和各种周期性因素。其中，外部冲击突发性较强，一旦发生会直接破坏生计资本。外部冲击包含人身健康、自然环境、经济、冲突、作物或家畜疫病冲击五个方面。与之相比较，虽然社会主要发展趋势比较容易预测，能够对生计策略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但一旦无法掌控，所造成的劣势将是长期的，很难扭转。社会主要发展趋势包含人口变化、资源变化、国内和国际经济、政府管理及技术发展趋势五个方面。周期性因素因具有循环特点，所以相较于前两者而言，其规律更容易被掌握。周期性因素包含价格、生产、健康和就业机会周期性四个方面。生计资本包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其中，人力资本是利用其他四种资本的前提条件，它取决于劳动力本身的量和质，主要包含健康、教育和技能三个方面。社会资本是指人类为了实现生计目标所利用的社会资源，它可以通过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和联系来增加存量，从而直接影响其他资本的变化，并对幸福感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社会资本包含参与社区组织状况，获得社会网络支持状况，社会关系状况及相互信任、互惠和交互关系状况四个方面。自然资本是用来维持生计的基础性资源，包含土地、森林、海洋/野生资源、水和空气质量五个方面。物质资本决定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它是通过人类生产过程所创造出来的资本，包含基础设施和生产资料两个方面。金融资本是指可支配和可筹措的资金（杨云彦、赵锋，2009），其作用最为广泛，不仅可以直接转为其他资本，还可以直接用来获得生计结果。结构和过程转变包含公共部门、私营部门、政策、法律、制度、文化和影响力关系。其中，公共部门依据所拥有的权力，在其管辖范围内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公共部门包含立法机构、执行机构、司法机构和政府部门四个方面。私营部门同样是影响生计的重要部门，它起着补充和替代政府部门的作用。私营部门包含商业组织、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政策为公共部门执行机构提供了行动的框架。政策包含宏观政策、部门政策、分配政策以及调控政策。法律较之政策，更具约束力。法律包含国际约定和国内法律两个方面。制度是指各部门在日常运作过程中应遵守的非正式约定。制度包含市场、规制资产流动和部门内部的“游戏规则”三个方面。文化经常通过一些客观存在因素来限制人的行为和机会。文化主要包含社会准则和信念。影响力关系通常是被内化于文化中的。影响力关系包含年龄、性别、种姓和阶层四个方面。生计策略包含生产活动、投资策略和再生产选择。其中，生产活动是为满足生活需要而进行的活动，包含农业生产、非农经济以及家务活动三个方面。投资策略主要是针对未来进行的生计活动，因为生计随时间而变化，主要包含资产投资。再生产选择是劳动力更替的基础选择，主要包含子女养育。生计结果包含更多的收入、幸福感的增加、脆弱性的降低、食物安全性的提高以及自然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其中，更多的收入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目标之一，是生计经济可持续的重要条件。更多的收入包含净收益和金钱数量更多两个方面。幸福感的增加主要是指非物质性感受和状态的增加。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包括自尊、控制和包容感、家庭成员的人身安全、健康状态以及服务的获得等多方面。脆弱性的降低能够增加全部生计的社会可持续性，因而有时降低脆弱性远比使生计结果最大化更值得优先考虑。脆弱性的降低包含外部冲击、社会主要发展趋势以及各种周期性因素影响程度的减少三个方面。食物是人类存活的基础，只有以安全的食物为保障，才有考虑可持续生计的可能。食物安全性包含饥饿和食物贫乏两个方面。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是人类世代延续的基本条件，包含土地、森林、海洋/野生资源、水以及空气质量可持续利用等（DFID，1999）。

目前，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已被广泛应用于失地农民（包括工程移民）、农户（特别是贫困地区和灾区农户）、流动人口等相关弱势群体的生计问题研究中，内容涵盖生计多样化（Simtowe，2010）、农户生计与扶贫（Ellis & Bahiigwa，2003）、土地利用与农户生计（卓仁贵，2010）、生计脆弱性（阎建忠等，2011）、生计安全（Singh & Hiremath，2010）、能源消费与农户生计（Cherni & Hill，2009）等多方面。农村留守妇女作为人口流动的遗留群体，是由家庭贫困、经济发展、政策、制度及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同时，农村留守妇女的“女性”特质，意味着其本身就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妻子留守既可能为其带来新的冲击和威胁，如劳动强度增加、心理压力增大、安全感低、子女教育困难、对丈夫的经济依赖性增强等（Roy & Nangia，2005；鲜开林、刘晓亮，2012），又可能会降低其脆弱性程度，增强风险抵御的能力，如汇款的接收会加大农村留守妇女的金融资本可用度等（Qin，2009）。由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可以使上述外部环境与内部因素共同置于统一的逻辑框架下，进而相互印证和分析，因而，近年来该框架也被逐渐应用于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研究。如罗丞（2014）借鉴该框架对生计策略的解释，将农村留守妇女的生计策略概括为再生产策略、生产策略及社区管理策略三种，并比较分析了农村留守妇女与准留守、非留守妇女在三类策略上的时间配置差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脆弱性环境与结构和过程转变是影响生计分析的外部环境，它们通过与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相互作用来影响生计结果的实现，而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则直接构成了生计分析的主体要素，直接显现了农户利用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追求某种生计结果的过程。因而，生计策略作为外部环境、生计资本等因素投入后的转换阶段，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将着重关注。同样，生计结果作为生计策略的产出和结果，在实现可持续生计的过程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它不仅是上一轮生计活动的考核依据，还影响下一轮生计活动的投入量，即生计资本。正如图2-1所示，生计资本的拥有状况与生计结果的实现情况是不断循环改变的。所以，生计结果也是本书的重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