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水浒》

《水浒传》是我国古代,也是世界文学罕有的一部描写农民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它的产生,跟我国文学史上许多家喻户晓、为人民喜爱的名著一样,是有进步思想的文人作者采取民间流传的群众创作,加工再创作而成的。

北宋末,本有“宋江三十六人”起义的史事。到了南宋,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持续剧烈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这些起义英雄为人民群众倾心爱慕,广泛流传,以至纷纷起而效尤。

我们知道,北宋腐朽政权面对严重“内忧外患”,一贯对外屈降,对内镇压。镇压了内部,才可以偷生苛安混下去。但这个政权“民穷、财匮、兵弱、士大夫无耻”,他们哪有力量“安内”?《宋史·侯蒙传》说宋江在京东起事,侯蒙给宋徽宗上书,建议“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徽宗对侯蒙的建议大加称赏,就要他照他的献策去办。可是侯蒙受命,在路上就死了,他的建议远没有成为事实。不久,北宋亡国了。南宋统治者是更加无耻的投降主义者,而当时南北广大人民群众对金统治者侵扰是坚决抗战的。他们一批批建立山寨水寨,对金反侵略、反扩张,对宋反投降、反压迫;与南宋统治者相对立,形成大是大非黑白分明的阵线。苟延残喘的南宋统治者处此局势,当年侯蒙的献策自然而然成为他们“安内”最好的政策,想方设法加以提倡和号召。

这其中,插手传闻传说,就是一个方面:“正史”“野史”及各种私家笔记,所记关于宋江三十六人受招安、征方腊的事,就由原来远未实现的主观愿望,俨然变成“真人真事”了。

利用当时受群众欢迎的所谓“瓦舍技艺”的“说话”,进行反动政策的宣传,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有史书记载,说宋高宗赵构在宫里喜欢听“说话”,有个内侍会说“小说”,搜集了据说在金兵渡江时受骗上当接受了招安的义军邵青的事,编成“小说”。赵构最爱听这种故事,极力赞美邵青手下有些将领的所谓忠义之气。“瓦舍”艺人到宫里表演也是常事,“说话”人很多有“待诏”“御前供奉”之类名衔。由此可知最高统治者亲自插手利用“说话”技艺来宣传他们罪恶政策的情况。

利用流行的画像题赞的方式来进行宣传提倡,是又一个方面。据宋末画像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所说的看来,为宋江三十六人作画赞,在当时统治阶层长时期来已经蔚成风气,他的先辈“高如李嵩辈”多次传写过。这李嵩,是出身贵族的南宋三朝画苑的著名画家。封建统治者的御用画苑,百般给他们所称为的“虎狼”“巨盗”塑造美术形象,意欲何为?用心难道还不明显!再看龚开的自述和赞语,他持封建统治者的观点,痛骂误国的奸臣贼子,比照之下,对巨盗宋江之流深表敬慕和赞赏;每人四句赞语,说他们“酒色粗人”“志在金宝”“酒色财气,更要杀人”,极尽歧视和污蔑,可对宋江却说:“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这四句就说到点子上:这是指所捏造的受招安、征方腊说的。

“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是南宋时流行的一句民谚。鲁迅说,“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当时统治者正是这样施展其阴谋以瓦解起义军的反抗的。受招安、征方腊、效忠于赵官家的宋江,就是他们精心树立的一个黑样板。这是事实,把它揭露出来,对我们研究《水浒》以至史事是有必要的。

我们知道三十六人,除宋江外,本无姓名,更不必说别号和性格了。龚开的赞里,每人都有了别号和姓名,而且隐约有了性格和故事。与此同时的《大宋宣和遗事》关于水浒故事部分,有花石纲、杨志卖刀、取生辰纲、晁盖落草、宋江杀惜上山以及受招安、征方腊、封节度使等段子,所记草率粗略。但人物故事发展起来了。这两种资料都产生在宋元时期,看来,这些都是从南宋百多年来所谓“街谈巷议”,其中主要是“瓦舍技艺”的“说话”等慢慢积累起来,而后被采取过来,填进,或拼凑到上述以宋江这个黑样板为主的最初的胚胎上来的。

宋元时代除“说话”外,还有“杂剧”不断由此取材。由于当时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反抗黑暗统治的要求,这种说英雄故事、演英雄戏的风气形成高潮。他们热烈向往那样一些传说中的英雄,水浒原来的人物故事就日益发展丰富起来。例如由三十六人,发展为七十二人,又发展为一百零八人等。但也都是单个的片段故事。

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当时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规模的发展而兴起的所谓市人或市民(亦即城市居民)以及被迫脱离土地和农村的劳动者、流浪者,实包括广泛的阶级阶层。他们的思想意识是很复杂的。他们的主体当然是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跟封建统治者必然存在着对立的一面,但同时,就是这些下层人民对封建统治又存在依赖性的一面。要这些人民群众不受封建统治思想的影响,应该说是不可能的。可是他们绝大多数毕竟还是下层被压迫者。因此,人民口头创作的人物故事,其思想内容和官方的要求往往不但不相符合,相反,绝大部分和官方的观点形成尖锐的对立。比如龚开画赞中的人物多是流氓盗贼的面目,但民间创作的则多是抑强扶弱、劫富济贫的英雄好汉。就拿宋江说,例如有人记一个篙师口述的宋江,说他“为人勇悍狂侠”。这个口述,看来也是一种传说,但这样风貌,跟他“横行齐魏”的行径就很相合。拿来跟统治者塑造的黑样板形象比一比,就成为鲜明的对照了。

如上所述,今存宋元时代的《大宋宣和遗事》,其中关于水浒的故事,才开始把几个零散故事编排在一起。梁山泊故事已成雏形,但远远谈不上有机的艺术整体。元末有个施耐庵,就在上述长期积累的群众创作基础上,用他自己的思想观点、斗争经验和文化涵养,写成这一部在封建时代可称“奇迹”的《水浒传》。

关于施耐庵的生平,我们所知极少。但从作品的内容看,我认为作者若没有相当的斗争实践,一个古代文人,尽管在元代统治下处于受压迫歧视的地位,而能具有作品里所表现的基本观点和爱憎感情,能够把那些英雄好汉写得有血有肉,激动人心,都是难于设想的。